《美在贵州》的旅游宣传上，“毕节之花”是一处幽美的景点。我没有去过毕节，却在媒体上读到毕节的“花朵”频遭摧残。日前，一家四个孩子服毒自杀的消息，更是震撼了中国。读到孩子写的遗书，更是催人泪下，含苞待放的心灵，对这个社会也感到悲观和绝望。
这不是一个家庭的惨剧，这关系着六千一百万留守儿童的命运，关系着数千万农村老人的命运，也关系着今日农村社会的命运。
让我们回首一下这“苦难的历程”。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唱着一首赞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彭丽媛唱得最动听。但曾几何时，这首歌逐渐被人淡忘。不是人们嫌弃了这美好的声音，而是“希望的田野”变成了“迷茫的乡村”。
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废除集体所有制开始的。想当初，“个体户”、“万元户”曾红极一时，雨后春笋般的乡村企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从希望的田野，开拓到大城市，一直闯荡到国际大市场。
新华社有位高级记者，名叫李锦，兴奋地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他把这一批人，称之为新阶层，说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光能治村，也要治县、治省、治国、治党。这本书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接见了他，当面夸奖道：“你有发言权。”
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里的“新阶层”人物，风光了不几年，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这些“万元户”、“乡镇企业明星”们，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新设立的乡村企业局，也纷纷摘牌。
接踵而至的是“孔雀东南飞”的“打工潮”。打工经济成为农村的支撑点，一些县、市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地域名片”——“月嫂之乡”“保姆之乡”“厨师之乡”“裁缝之乡”“建筑之乡”“豆腐之乡”“湘妹子”“土家妹子”……等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奥运工程的“鸟巢”、“水立方”、跨海大桥、高铁、石化、富士康、阿尔斯通、三星、通用、福特、大众、日产、本田、雪佛兰……无不是农民工的脊梁杠起，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的奇迹，可说是农民工血汗的积累。
可他们的家园呢？却一天比一天荒芜，“艾滋村”、“矽肺村”、“黄金村”（氰化物中毒）、“毒品村”、“卖血村”、“假药村”、“膺品村”、“盗卖文物村”“……”把传统的乡土文化、古老的农耕文明糟蹋得乌烟瘴气。无数工残者在这里挣扎呻吟。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写了一本《千人断指叹》的小册子，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地区农民工的悲惨故事。
农村怎样了？还是小岗村十四个农民按上血手印所憧憬的富裕之门么？就在总书记、总理、委员长们视察小岗村盛赞小岗之路时，一位历经农村改革当了八年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随即成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信石破天惊，揭开了“大包干”神话的盖子。“三农”这个词一下流行起来，党中央的文件中，不仅提出要做好“三农”工作，而且要把“三农”工作列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往后的中央一号文件，转而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什么样子？一些顶级经济学家出谋划策：从改革基础设施入手，改变村容村貌，村村通公路，户户进宽带，绿化、美化、香化，中组部还为每个村盖一座办公楼，卫生部门为每个村建卫生室……。但搞了好多年，只出了重点样版，普遍都流于形式，更没有得到村民的支持。
洪湖市的洪林村，是少有的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村子，洪林村早在上世纪未就城市化、现代化了，他们出钱出力出物帮周围村子建设新农村，党委书记叶昌保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建议建设新农村要从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打基础。他说：“你村长手里没有钱，没有物，你怎么修路、盖房、办教育卫生！？”
他这话让一些官员们听了不舒服，但的确灵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没几年也就熄火了，一些花大力气建成的样版，也慢慢褪色了。
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大样版”，“大包干”的小岗村出了一部悲壮剧——《永远的忠诚》，由省里下派到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的处级干部沈浩，没能走向南街式的集体经济之路，却醉死在招商引资的酒桌上，鞠躬尽瘁，遗憾终身。
从1982年以来，中央每年发一次一号文件，都是指导农村改革的，今日农村改成了什么样子呢？一些学者用了四个字——“农村凋敝”。一些“三农”学者用了一个术语——“空心化”。首先是家庭空心化：主要成员都外出打工了；引发的是村庄空心化，互不来往，村不成村，庄不成庄；随着的是政权空心化：政权管什么呀？党组织也空心化了，没党员了。
有人说，农村现在是“无政府状态”。此话也差不多远。不少村官不在村，住在城镇，不少村官由上面招聘委派，这还能叫做“自治性组织”么？
一家全国性的文摘刊物曾摘编了一批名作家、名学者写的“还乡记”，总题目是“故乡在哪里？”今年春节后，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还乡笔记》在网上流传。他写的大别山区的“L县”，我猜想一定是湖北省的罗田县，他写的“三里畈”，我也曾去过。因此，读起来特别亲切，那里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荒凉、寂寞，读后真是特别沮丧。
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他回乡的动机，因为在十一年前（2004年），他的导师王晓明教授就写了《L县见闻》：“王老师以我的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这次，他也踏上了还乡之路，结论是：“再看故乡，更为迷茫”。文中的一段话，读来心惊胆战。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他的这种感受，不应当是独特的，而是普遍的，最近，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要让人们记得往乡愁。”怎么才能留得住乡愁？
四个孩子的自杀，他们幼小的心灵，也发出了对这个社会绝望的呼喊。这还不足以唤醒“心肠变硬”的改革家们么！？这还不足以揭露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么？
每当读到留守儿童悲剧命运的报道，我总联想到南街的儿童、华西的儿童、官桥的儿童，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人“留守”，为什么他们不仅得到父母爷爷奶奶们的关爱，更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关爱。
南街幼儿园，是南街村最漂亮的建筑，像一座童话花园。南街幼儿园的教师，都是幼师专业院校毕业的，南街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费用是全免的。在毕节发生了孩子自杀的惨剧后，我问南街的朋友，南街幼儿园的近况怎样，她兴奋地说：南街幼儿园升级了，与县教育局合办，我开玩笑地说：合办的意思是，让县政府机关的孩子们，也可以进南街幼儿园了。我记得南街幼儿园大门两边写了两行大字：“南街的花朵”、“祖国的未来”。
南街和毕节，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儿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天壤之别？答案很简单：南街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村民是主人，儿童是未来的花朵，毕节实行的是让人“心肠变硬”的资本主义，村民，连同他们的家庭、家园，必然遭受资本的野蛮蹂躏，花朵必定遭践踏。
总理批示说：“悲剧不能再发生。”
财长说：“为避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农民工的工资不能增长，减少粮食全方位补贴，土地、农地、建设用地同等入市。”这就进一步逼得农民放弃土地和家园。
悲剧能不再发生么？总理的话刚一落音，一起又一起的悲剧又发生了，中国财长为农民设计了一个更大的陷阱。
老兵丑牛
2015年6月24日
武汉·东湖泽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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