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逝世，官方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极高规格的待遇，甚至下半旗致哀。但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小岗村人对万里的态度。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万里与小岗村典型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公知任志强到了万里追悼会现场，并在自己微博发布了现场有人打起的条幅：“想吃米找万里，小岗人怀念您”。泰安晚报记者来到小岗村，专访了“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和村里的村民。严宏昌现场手写了一份唁电，称“如果没有当年万书记的鼎力支持，也没有今天的小岗村。”那么，今天的小岗村到底怎么样呢?
“分田单干”并非一“包”就灵
按照官方的宣传，人民公社时期，小岗村的懒是极其出名的，宁愿饿肚子讨饭、让土地荒芜，也不愿在公社出力，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如果全国大多数农村都像小岗村民这样懒惰，恐怕公知说的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的谣言就要变成事实了。然而，客观的事实却是国家能够拿出别的公社生产的粮食救济小岗。这就说明小岗只是那时少有的奇葩落后典型。与小岗同处安徽凤阳的白山凌生产队却成为了毛泽东时代晚期“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人民日报报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白山凌贫下中农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用自己的双手在历史上多灾低产的穷山沟里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水库塘坝紧相连，三年无雨保丰收，队里有了储备仓，家家户户有余粮。全村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六九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年以来粮食亩产跨《纲要》，棉花单产也有大幅度增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全队连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可见，万里为了搞包产到户可谓煞费苦心——找了小岗这么一个“典型”。
然而，小岗村自从被万里树为分田单干的农村改革典型，发展并不顺利。
据说，大包干后的最这初几年，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小岗村农民的日子还不错。但是没过几年，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粮食价格不升反降，农民开始出现卖粮难、种田不赚钱的问题。真是“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政府大力扶持扶不起小岗这个阿斗
国家从资金到政策方方面面给予小岗村大力扶持。例如，1993年2月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一次下拨1300多万元。省里还出资200多万元帮助小岗村修筑了一条柏油路，又帮助兴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当地政府在小岗村村头修建了巨大的牌楼。还有大量来自企业机构和社会的赠与。但是，小岗村仍然不能自主致富。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的电话，有些农户因为太穷从没打过;外界出钱捐助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与彩电，不少农户因为太穷从来不看，两口“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是除了拖拉机和每天一班的长途公交车外，平常基本没有汽车通过，落满了牛粪……
上级政府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援助，还在人员上提供支持。从1993年到沈浩之前，上级给小岗村先后派过3任书记，但都毫无起色，黯然离去。
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低于安徽省农民人均收入2127.5元， 也低于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622.2元。只比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6个偏远省区强点。村集体还欠债3万元，村里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人心涣散，贫富参差、房屋乱建、垃圾乱倒，更别提“精神文明”了。
靠造假维持改革典型的形象
由于小岗村的状况与中国改革典型的形象相差太远，以致上级来视察时不得不装门面。村民严立坤反映说： 1998年中央领导要来小岗村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另一方面，突击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当地政府在“友谊大道”两侧突击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甚至派人从外地把两卡车饲料拉到小岗村充数，等中央领导一走，又把饲料拉回去了。
一位大学生调查小岗村，当向一位中年村民问起道旁的蘑菇大棚时，这位中年农民描述了其中的玄机：原来这蘑菇大棚，并非如宣传的那样是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项目，而是官员们为了糊弄上级视察而专门搞出来的面子工程。只要上级一离开就停止。
在统计汇报时，也弄虚作假。例如，在计算分田单干前的产值产量时，计算的是小岗生产队的产值产量;在计算分田单干后的产值产量时，计算的却是原来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合并成了现在的小岗村)的产值产量之和。
扶持政策助长了小岗村人的懒惰与自私
当年分田单干、按红手印的18名发起人之一的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作为安徽省优秀年轻党员干部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挂职锻炼。
作为农村改革的典型，政府对小岗村的扶持是一贯的。沈浩也竭尽所能为小岗村争取资金，中心任务变成了接待上级考察与社会参观，应酬陪酒。争取到的款项不少：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争取到300万元，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争取到1200万元，修建了“小岗快速通道”……
沈浩让小岗转型的失败尝试
沈浩对小岗村病根认识很清楚：“单靠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小岗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当年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参观了坚持走集体共富道路的大寨、红旗渠、南街村等。参观结束后，沈浩在南街村档案馆留言簿上写道：“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其他到访的小岗村人也一致表示：南街村之行让他们大开眼界，要向南街村学习，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沈浩曾对大寨的郭凤莲说：“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而我们小岗村却是‘按’出来的。”确实，分田单干的做法并没有让小岗村富裕起来，小岗村今日的富裕是因为享受着“改革第一村”的招牌带来的种种好处。严俊昌说：“小岗村更需要造血。小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这棵摇钱树。”也就是说小岗村一直以来靠外部“输血”维持着富裕的表象的，维持着改革的典型。
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全体村民召开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可“合地入股”、年底分红;不愿入股的，村里以每亩地每年500元租他的地，本人安排进厂工作。严俊昌等村民予以了热情的支持。严俊昌说“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
但却遭到严宏昌等人的强烈反对：“这岂不是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回到大集体时代会没有饭吃”等等。
严宏昌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照着领导的意思讲话”(严俊昌语)，作为“大包干”带头人，成了省里的人大代表，曾三次面见万里。万里甚至还带着严宏昌逛了中南海。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老师为学生开设了一门《社会学论文写作》课程，他们后来到小岗进行了社会调查，学期结束时学生写了一些论文。陈老师认为一篇篇都非常棒，令她兴奋和骄傲。她推荐了几篇给大家读，其中陈媛媛在她的《小岗调查手记》中披露了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贪污10万元的事实。北京某集团曾捐给小岗村10万元钱，严宏昌打下收条后没有将钱用来搞建设。严俊昌到省里反映，省里称：“老严啊，你也不要再折腾了。你和严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我哪个都惹不起。他拿了十万块，你心里不舒服。你拿了，我们也不会去找你的。”对于这位大包干带头人，沈浩这个正牌的村委书记、省里派来的干部也不得不屈服。严宏昌不把沈浩放在眼里，据说他的儿子还动手打过沈浩肚子，沈浩只能吃哑巴亏。
2010年，北京某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组赴小岗村做暑期社会调查，发现小岗村的富裕也不是普遍的，贫富差距很大。有个采访者走进一家村民家里发现，虽然房子很新、墙面洁净(显然是村里统一粉刷的)，但是家中却没有什么家具。在村子深处，还隐藏着一些低矮、破败、屋顶盖着塑料布的小屋。而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家则是天蓝色的三层阔气欧式建筑，在小岗村显得格外惹眼，装修十分豪华，柱子上还盘着几条金灿灿的飞龙。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专门接待访客。条几上放满了和国家最高或高级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各种改革开放带头人的荣誉证书。
走集体化道路不仅遭到严宏昌明地里的反对，暗地里也有人阻挠。严宏昌说他曾接到一个外省人的电话，对方对严宏昌说：“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不管是真的还是严宏昌杜撰的，都说明反对走集体道路的，不仅是出于严宏昌个人的利益，也是一股看不见的势力竭力要维护的红线，哪怕这对小岗村的发展有利。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合作社的事情不了了之。
沈浩曾在自己的日记里抱怨与自己对着干的严宏昌“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是不是指严宏昌三次面见的万里我们不得而知。然而，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万里又岂能容忍小小的沈浩在自己亲手树立的典型头上动土呢？
沈浩悲剧
2006年11月，沈浩任职到期。98名小岗村村民摁手印挽留沈浩。他们还到安徽省委选派办和省财政厅，请求将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而组织这次“留人行动”的恰恰是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的严宏昌的儿子。村民的理由很简单，他背后有个“大财神爷”做靠山，对小岗村有好处。
由于长期的陪酒过度和工作苦闷，沈浩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短短六年，原本满头的乌发变成了灰白色。就在沈浩第二个任期将满之时，他在小岗村离开了人世。有人称沈浩就是被严宏昌气死的。
沈浩身后留下的小岗村，由于改革典型的名气，长期得到国家扶持、社会捐赠，走上了一第畸形的发展道路。村民“等、靠、要”惯了，根本没想过要自主致富，形成了惰性。上面说到的暑期调查团的高校学生看到有的村民家里一片脏乱，主妇也懒得打理。人们都很自私，村民之间关系冷漠，很少走动来往。大包干的两个带头人严宏昌与严俊昌之间也充满矛盾，一个主“分”一个主“合”。严俊昌曾对采访他的大学生评价严宏昌说“那是小岗村发展的绊脚石”“他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远”。
对于为小岗一心操劳、殒命岗位的沈浩，某些大包干带头人非但不感激，反而向学生调查团给沈浩泼脏水，称沈浩“修路贪污”、在小岗“包养情妇”……沈浩九泉之下又该是何等寒心。
多余的话
当年小岗人被人当枪使，成了瓦解人民公社的罪人，30多年的政策扶持让他们不用再出去乞讨。而今，瓦解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符合资本集团的需要，土地流转成为新的潮流。新潮之下，小岗由当初的改革先锋摇身一变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受害者，2013年，严宏昌等人再按血印拒绝土地流转。
沈浩走了，安徽省又给小岗村派来了一位财政厅的干部当“财神爷”。如今万里走了，阻挡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严宏昌们又该去哪里找救星呢?小岗人为何怀念万里，先富起来的严宏昌自然是心知肚明。然而当小岗人集体沦为新一轮改革的绊脚石，即便万里在世还能救的了吗?会不会救都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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