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两大异质文明猛烈碰撞的亮丽火花

　　——遥想清同治初年一闪即逝的中英联合舰队

　　龚忠武

　　2016年7月中旬

　　下篇(下)

　　(续前，全文完)

　　(增订)

　　分目录

　　结论--功罪评说

　　后提示性假设——路在何方

　　一、亘古奇变

　　二、路在何方

　　三、康庄大道

　　后记

　　正文

　　结论——功罪评说

　　毋庸置疑，这支在当时被英国的《泰晤士报》赞许为世界一流舰队的「中英联合舰队」，如果到达中国后被编入中国海军行列，不仅可以立即用于剿逆， 扫除沿海和内河的猖獗的盗贼，就长期而言，实现清廷师夷制夷、长驾远驭、观风外国，纵横海上的雄伟远景。更可带动中国新式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契机。但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却丧失了，引进近代舰队的努力不幸终于功败垂成，美梦远景顿成泡影，以致史家对此事件的功罪提出各种评说解读。

　　在上述各章节里，已经用了大量篇幅，分别从三个维度：中国方面购买船舰、英国方面代办购舰、中英双方的决策层和承办人，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个人私利的交叉互动，全面深入地分析论证了「中英联合舰队」的这出历史剧在宏阔历史场景下的揭幕、展开和谢幕的全过程，对于成败得失的功罪也有所评说论述。 所以，在结论部分，毋庸赘述，将集中讨论一个问题：这个历史事件的功罪。具体而言，就是指这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中方的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英方的布鲁斯、李泰国、赫德、阿思本。本文在上述的中、下篇的有关章节中已经有所评说，这里不打算逐一重述其功罪，而集中评说中方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和英方的 关键人物李泰国，作为范例。

　　先让我们看一下学院派自由主义者的评说。现以自由主义学院派的著名近代史家陈恭禄(1900-1966)对此事件的评说为代表，加以论述。在其「曾国藩舆海军」一文中，将舰队的遣散主要归咎于曾国藩：

　　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大臣。……小心谨慎，遇有军务及外交上之大事，往往征求曾国藩之意见，得其一言，即或作为决定政策之根据。奕訢购置军舰，用银一百余万，为中国最新之武器，后竟接受曾国藩等之意见，将其解散。……及中日台湾琉球交涉案起，朝廷再筹海防费购买兵船，前将兵船变卖，直为儿戏举动。 近代中国所缺乏者，无过于具有远见之政治家……曾国藩误国之罪，盖不能辞，其下更不足责矣。(1)

　　这段评说里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奕䜣「接受曾闢藩等之意见，将其解散….视同儿戏」，曾国藩犯了「误国之罪」;二是近代中国，应是指咸同的自强运动时期，缺乏「具有远见之政治家」。

　　对于第一点，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们最好让史实自己说话。

　　首先必须指出，恭亲王奕䜣和文祥之所以最后决心遣散兵轮，理所当然地听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的建言，但还不足以促使他们下了遣散的最后决心，真正促使他们作出这一最后决定的是舰队的主权和兵权的归属。 但纵然有千百条理由促成这只舰队亮丽的文明火花，一闪即逝，但单单就这一条就足以令其致命，令其亮丽的文明火花熄灭：即舰队的主权、兵权;换言之，舰队的存亡，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中英两国在联手合作时双方的底线、红线，即攸关国家利益的兵权。如若不信，请看中国的决策者恭亲王于1863年10月25日致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的照会：

　　1、核其(合同十叁款)所议，即如传奉谕旨，亦必由李总税务司转行谕之，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等条。据此则中国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

　　2、何以擅违谕旨，视同儿戏?贵大臣与威妥玛参赞尝言，中国兵权不可以假与外人，是中外道理相同。至今本爵稍喜贵大臣等识见之超卓，持论公允，不似该总税务税之意存挟制。(2)

　　一个星期后即11月2日，总署又致布鲁斯另一份照会，再次强调中国关于兵权之严正立场：

　　第四款(《李阿合同》), 查阿(思本)总兵并非李泰国属员，何以必由李泰国转谕，始能遵行。本爵原札李泰国文内祇云此船辨就驶赴上海听候拨用，并无该船总兵必归李泰国传谕，不准别人传谕之语。若照此办理，则中国为其束缚。本爵原札内并无此意，是以不能照办。 (3)

　　所谓「不能照办」，不就是中方斩钉截铁地表明，宁愿舍弃已经开到国门的舰队，也不能接受拱手交出兵权的《李阿合同》。两份照会三复斯言，舰队之兵权指挥权绝对不能「假与外人」，必须「操纵由我」。而且暗示布鲁斯背信弃义，玩弄外交辞令，欺骗狡诈，表面明言尊重中国兵权，诱骗中国委托英国购办船 炮，一旦中国做出决定，却暗里唆使丛恿李泰国、阿思本，夺取中国兵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试问，难道中国应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交出舰队的指挥权的政治代价，接受英国合作的条件? 文祥坚定的表示，清朝甚至不惜为此再打一仗，纵令败了退守关外，也绝不让步。难道文祥的这一坚定立场，也是受曾国藩的影响? 由此足证，这是中方上至总署的奕䜣、文祥，下至地方督抚曾、李，再三强调的、攸关国脉民命不容挑战的严正立场。(4)因此，不能说谁听了谁，而是看法完全一致。

　　再看一下英方的立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李泰国的自辩词。1864年5月28日(1863年11月1日正式决定遣散舰队、1863年11月16日决定将李泰国总税务司解职) 也即舰队遣散后的半年多后，总署收到英国翻译官柏卓安交来李泰国呈布鲁斯为自己辩护的禀呈的摘录，其中有关兵权的辩词有如下三点值得引述：

　　1、之所以要阿思本总兵专听我转谕，因免中国将轮船用于不应用之处，且免阿总兵有违两国条约、万国条例之事;如有阿总兵不能照办之事，我亦不便转谕。

　　2、若将我合同稍减数处，一则本国不准，一则难于延请妥适可靠之带兵官弁，是以恭王必须按照札子所开施行方妥。据总署云，我若肯令阿总兵听候各省大吏调遣，恭王必将所立合同允准。我答以势必不能，我君王准阿总兵与中国出力，只听大皇帝旨派，不能听大吏驱使。

　　3、我等为野蛮之君作战，若令一旦有触犯我国家利益之命令，则何从避免，不致参与此行动?  (5)

　　李泰国所谓的 「因免中国将轮船用于不应用之处」，「本国不准」、「一旦有触犯我国家利益之命令，则何从避免」，就是在忠实执行英国政府要求「予以善意保证」(6)和皇家海军的「应保证应募人员只在英籍官佐指挥下服役」(7)的硬性前提条件，这样才能保证舰队的兵权牢牢掌控在英国人的手里，为英国的帝国利益服务，而非为中国的「师夷制夷」的反英政策服务。李泰国，讲了实话，他是在奉行英国政府的训令，不是在奉行他代理的中国政府的训令。否则，组建舰队的工作寸步难行，「最好 毋令其实现」(8)

　　于此可见，英国政府和军方向李泰国和阿思本下了死命令，不得损害英国的帝国利益，这是底线。越过底线，一切免谈;而这个底线同中国接受舰队的底 线，南辕北辙，根本没有妥协余地，以致舰队除了遣散之外，别无他途，舰队在地球东方的地平线上发出的亮丽的火花，岂能不迅即消失在历史的长空?

　　综上所述，于此可见，英国处心积虑要控制这支舰队的兵权，进而控制中国的海军和陆军的兵权，丧失军权的中国，无异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此足见，一个素以治史严谨详实的著名史家陈恭禄，竟然忘了治史者核查历史档案的基本功夫，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梳理分析;更严重的是对舰队的兵权主权、英国的野心图谋这样关键的问题，只字不提，一心只想到「为了近代化而近代化」，信之不移，奉为圭皋，即贸然轻率地作出想当然尔的评说论断，实不可取!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从第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判断。本文已经在上篇的明于理、迫于势、逼于事三节中详细申论，在此从略，仅引述容闳(1828-1911)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曾国藩的评说作为参考：

　　1867年(同治6年)……就任两江总督。……而尤注意者，则其亲创之江南製造局也。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歷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復劝其于厂旁立一工兵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习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之机械工程师矣。

　　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樑，无论若何，无此损失鉅也。时预备学校开学纔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钖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之事业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文正之遗泽，勿忘所 自来矣!

　　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峯Mount Everest独耸于喜马拉雅诸峯之上, 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竞其未竟之志云。(9)

　　容闳者(10)为中国留美第一人(1847-1854)，西学学养深厚，涉猎西洋文明颇深，回国后亲身参与洋务运动，对引进西洋文明，多所建 树。以此背景评说曾国藩，高度推崇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和派遣留学生的先进事业，应该有相当高的权威性，远非一般泛泛之论、学究之陈言高论者可比。此外， 持论平正的清史大家萧一山也高度赞许曾为提倡近代化，採仿西洋文明之第一人。(11)于此足证，陈恭禄所谓的曾国藩犯有「误国之罪」的评说是言重了，难以成立; 至于谓其非「具有远见之政治家」的论断，当然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考虑到他的时代局限性，阶级利益的制约，更有文明层次先天严重的局限性，他对洋务的认识和作为，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头，已属难能可贵了，不可苛责于前人古人。(12)

　　就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言，革命范式对曾国藩的评说所定的基调是：既犯了「误国之罪」，更犯了「祸民之罪」; 引进先进炮舰，先进科技，对革命范 式而言，具有双重性，既是肯定的，即如果用于制夷攘夷，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富国强兵，这样的近代化，当然是肯定的; 但又是否定的，即如果有助于延长一个腐朽落后的专制帝制政权，以致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所以犯了「误国之罪」。就本文而言，组建舰队直接原因和驱动力，是用来平定洪杨之乱，绞杀洪杨的农民革命，因此是犯了「祸民之罪」，这个罪状，就革命范式而言，史实昭彰，不容否认。至于最后舰队遣散，对革命范式而言，既有乐见的一面，也有遗憾的一面。

　　于此可见，学院派的自由主义者范式与革命范式，虽然都是认为曾国藩犯了「误国之罪」，但此罪与彼罪不同;革命范式的评说主要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自由派范式的评说则是从中国的近代化本身出发，不问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进行近代化。清廷之所以急于购办舰炮，直接的原因是平逆，就是镇压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而这正是革命范式激烈批判谴责的。但坚甲利兵这种近代的先进军事科技，却又是必须引进的，所以革命范式处理中国近代史常常碰到的一个难关就是历史事件的两面性、双重性，既是进步的又是反动的，辩证地糅合在一起。(13)所以，革命范式对引进近代军事科技的努力整体上是肯定的，但批判其引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延长其腐朽的统治权、镇压农民革命;自然也将舰队的遣散、中英第一次合作之失败，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野心，也是应有之义。

　　以上是中国史学界的评说，此外外国的近代中国史学者专家的评说也值得参考。例如当时在同文馆任教、后来一直任该馆总教习达几十年的美国传教士，著名的洋中国通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舰队遣散这一事件发了一番感慨性的评说：    .

　　遣退舰队，为一项退步的措施。既然阿思本舰队能够为科学的研究提供广阔的前景，那么它的被解散就是一种「倒退行为」，因为这次购买船砲，实在可以被看做是进步和希望的象征。这件事的举行，势将迫使中国开发各种矿藏，建立研习自然科学的学校。……

　　遣退舰队实在是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利器怀有敌意的一种例证。中国人对轮船与电线铁路，有同等的看法。前此一两年，英商创建了一条由上海到吴淞的电线，就因为官吏们深恐英国人势力伸张，而纵容暴民加以破坏。后此一两年，英商藉一项货车轨道的许可，在上海兴筑起第一条铁路，中国官吏无法阻止这一项新的设施，便加以收买而立即拆毁。

　　但所有这一类西方文明的产物，后来都因为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战争的压力，復被中国所迅速採用……除非因事势所驱使，中国人不愿採用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新器物，也不愿仿效使用(14).

　　他的立论，有两点值得突出，一是中国对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是被动的，必须为重大的事势所逼迫，才肯接受;二是中国人对西方的先进科技，深怀敌意，具有一种先天的排斥倾向。丁的论点，提高到了文明的层次，与本文题旨十分契合，但其论点充分反映洋人一向「自以为是」的偏见，「传布福音」的宗教信念，丝毫没有触及英国人在此事件上隐藏的损人利己的动机和利益考量。至于「坚船利砲」，对洋务派而言，可以说心向往之，接受还唯恐不及，怎么会怀有敌意? 就购办炮舰而言，当时的保守派(清流派尚未出现)并未反对，民间也未闻有反对的行为，大概由于舰队是在海上或内河航行，没有破坏风水，毁损农田房舍，断了祖宗龙脉之故。

　　恭王、文祥、曾、李后来之所以要拒绝《李阿合同》，反对轮船章程，主要是在于维护国家权益。《李阿合同》既然已经暴露出祸患和隐忧， 李泰国的狂妄与成见又显然受到英国官方支持，侵略和船砲、密相连结，使中国无法单独选择，既不能使英国改变态度，又想要免除后患，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才接受了退回船砲的下策。怎么能将遣散舰队完全归因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怀有敌意?

　　当然，丁也的确有旁观者清之处，就是他指出只有在战争的压力下，中国才能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长处，才主张引进。李泰国在他的自辩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这点正是本文所谓的近代化的驱动力不是中国文明内在的自发的要求，而是在外力压迫下，亦步亦趋的被动反应的佐证。这点李泰国在他的自辩中也着重强调了，详见下文后提示性假设。

　　丁是19世纪传教士福音式的中国通，20世纪学院派的费正清大弟子芮玛丽教授，对此事件的评说，忠于史料，应该说较之丁氏的评说，远为公正持平。芮玛丽在她的经典之作《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用了两三页的篇幅对丁的评说作了令人信服的评论,并且直率地称其为一种「十分肤浅 unpenetrating」的结论。(15)

　　很明显，中国朝廷和地方官员之所以「遣散舰队」，不是因为它是令人憎恶的外国工具，而是因为令人憎恶的外国人想要保留对它的控制权(16)。

　　接着，芮玛丽进一步申论中国在中英合作政策下，只准备暂时地和不太情愿地接受这种军援，而且划了明确的底线：虽然为了挽救王朝，决定引进先进的科技，但绝不能以卖国为代价。芮玛丽指出，清廷在一份又一份的“上谕”中反复强调这个底线，(17);尽管在孤悬于一隅的上海借助外国军队例如常胜军，但主要还必须依赖于中国的军队，而且常胜军必须听从中国督抚的节制调派。

　　同上文陈恭禄的评说密切相关的是，芮玛丽对曾国藩在这点上的历史功罪提出了同陈恭禄截然相反的评说：

　　就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是曾国藩就接受外国军援可能冒的风险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1860年12月他上奏说：「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他坚决反对在收复苏州、杭州和南京的战斗中使用外国军队;并且相信，这种使用所引起的长期的政治风险将很容易地超过它在军事上所得到的好处。(18)

　　曾国藩的关切，可以引申到中英联合舰队，清廷的本意就是要借助英国的海军来攻打南京，这样的政治关切是完全合理的。陈恭禄是个十足的书生之见，完全不顾政治上的考量。

　　事实上这次购买船砲的撤退，英国政府应该负相当的责任，而这一件事的后果，不仅对中国打击深重，对英国也有不利。现在引述1868年1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 ford Alcock)写给英外相斯坦利(Lord Stanley)勋爵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束。阿礼国说：

　　我们对阿思本舰队案的处理，已经在中国一般官员的脑海中遗留下非常沮丧的影响，使总理衙门和内阁中一般进步的大臣们力量大为减弱。………特别是在要外国人员推行的进步与改革方面……这个大失败的整个责任，遂落在总理衙门和一般进步派，特别是这项计划的发起者文祥身上。所有这些结果，虽然是终难避免，但也确够可悲了。(19)

　　必须承认，英国人的蛮横骄狂，的确对中国朝野的进步力量，带来负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显然也影响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的愿望和热诚，从而推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再看看作为当时上海洋人喉舌的《北华捷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遣散阿思本舰队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但它又遗憾地认为，中国人的行为「看来是对当时的外国干涉的一个打击」(20)

　　信哉斯言!诚哉斯言!

　　这类危害践踏中国主权的外国蛮横干涉行径，此后有增无减，从而对激发近现代中国人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又是陈恭禄之类的学院派书生，为近代化范式的关切所障目，视而不见或有意低估的。

　　注释：

　　1、 陈恭禄，《曾国藩舆海军》，原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4期。

　　2、《海防档》，号265, 1863年10月25日，页257。

　　3、同上，号269, 1863年11月2日，页258。

　　4、1863年10月4日曾国藩致函总署，再申中国早在1861年9月在「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的大气候之下，决定购船「据为己物」(主权)(《海防档》，号19,1861年9月11日,页19)之本意：

　　「购物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带中国师船，则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

　　(《海防档》，号254，1863年10月4日，页245)

　　李鸿章也于1863年11月23日致函总署称：

　　每思所以约束铃制之法，求如明谕能使永为中国自有之船，不致转而为李泰国霸据之船，即缓急亦不无可恃。而事势处此，毫无把握，彷徨莫释，……。(同上，号286，，1863年11月12日，页273)

　　由此足证，从恭亲王、文祥之所谓「权柄」，到曾国藩、李鸿章之所谓「斯船之主」、「约束铃制」，都是争的舰队的主权、兵权。

　　5、《海防档》，号405, 1864年5月28日，页436;S.F. Wright, Hart and Chinese Customs, p.244。

　　6、S.F. Wright, Hart and Chinese Customs, p.229.

　　7、同上。.

　　8、同上, p.227: We must have our plan approved of, and actively and openly supported by our government or we have better not attempt to carry it out.我们的计划，必须得到我们(英国)政府的允许，和公开而积极之支持，否则最好毋令其实现。

　　9、容闳, 《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New York)是容闳的英文自传，后由徐凤石、恽鉄樵译成中文。

　　10、容闳,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毕业于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后考入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 生。后回国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1863年(同治二年)，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选派幼童出洋留 学，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启动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开中美文化交流先河。(参见高岩Timothy T.Kao编译，勒法格着，《中国幼童留美史》 China’s First Hundred by Thomas E.La Fargue，1942)。

　　(11)萧一山，《请代通史》，卷下，第二篇，页870-871。

　　(12)但真正的原因，就这点而言，绝不是陈氏所谓的曾国藩缺乏远见，相反的，正是曾国藩是此事中方的的始作俑者，带头推动购买甚至自制炮舰。史实昭昭，毋庸置疑。详情请参见上文(中下篇)中有关章节。

　　如果单从政治谋略而言，毋庸置疑，咸同世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师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在「自强中兴运动」的激励下，一般都承认技不如人，所以要师夷，要兴办洋务，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军工业;作为中兴的首席名臣，自强运动的中坚核心人物，曾国藩在洋务运动方面，以言教开风气之先，「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海防档》，号19，页20，1861年9月11日);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见《曾国藩全集·日 记》(二)，第748页。1862年6月3日);「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勦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变洋轮为己有，指挥由心，操纵在我，进而设厂仿造，求永久之利，乘驾出洋，观风外国，为纵横海上之计」。(《海防档》，号19，1861年9月11日，页20;同上，号133,1862 年11月20日，页115;同上，号135，1862年11月20日，页117)，并且身体力行。以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实践，怎么能引申评说曾国藩因缺乏政治远见以致犯了遣散这支舰队的「误国之罪」?

　　实际上，咸同世代的洋务倡导者和推动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对于西洋兵器，赞不绝口，无一不梦想早日据为中国所有，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怎么会到了家门口，如非万般无奈，权衡得失后发现失远大于利，岂能忍心将之遣散?

　　所以一再催促清廷购买舰炮，而且称之为救时要务，刻不容缓。后来之所以改变立场，反对向英国引进这批炮舰，绝非由于曾国藩、恭亲王等，缺乏远见，而是英国要借此不但要控制这支舰队，进而还要控制中国陆军、海军。纵令曾国藩不反对，尽量委曲求全，清廷岂能按照丧权辱国的《李阿合同十叁款》，接受这支舰队? 抑有进者，曾国藩等为了委曲求全，准备在按照收回主权兵权的《轮船五条章程》的基础上，接受这支舰队，但英方的阿思本、李泰国，还有他背后的布鲁斯，坚决反对， 以致使中国引进先进的近代化舰队的努力，功败垂成。

　　令人失望的是，作为一个言必有据的严谨史家，陈恭禄竟然仅凭想象臆测就断定清廷是听了曾国藩的意见才决定遣散监督及的。陈氏的文章中完全没有涉及遣散舰队的兵权、指挥权。难道陈氏认为，为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丧失对舰队的主权和兵权，也在所不惜?这样的近代化显然是国人不能接受的。

　　13、这里触及到评价中国近代史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个十分吊诡的双重性问题;质言之，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是进步的、先见的，又是退步的、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治史者如何评说便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问题。这种二重性，又见于当代史的研究，兹引述张海鹏对现代化范式(即本文所谓的学院派自 由主义范式)和革命范式间二重性的矛盾的叙述，以资佐证：

　　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再是反帝反封建了，而是现代化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阶级斗争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革命甚至改革了，当然也不再去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的反侵略了。在这种史观下，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在这种 史观下，强调的是第一　　家外资怎样进入的，第一个电灯何时安装的，第一条马路何时修的，第一条铁路何时建的，第一家银行何时开的…… 。

　　总之，在现代化史观下，我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中外史家基本上认同的以革命为基调的中国，面目全非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页24)

　　张海鹏的上述陈述点出了治史者的老大难的问题，也点出了黑白二分逻辑跳跃式思维的问题;可以这样的公式来表达，既是A，又是B。这不是既是A又不是A的二律背反，而是一体的两面，如铜币一样，一体两面;黑白二分的跳跃式的推理，从一端跳向另一端，忽略了中间的转化过程，这是违背矛盾对立转化的规律的。如以历史人物而言，曾国藩这个体，既有「误国之罪」、「祸民之罪」的一面，这是革命范式的评说;但又有引进先进科技的先行者，「功在国家」、「造福后世」的一面，这是现代化范式的评说，两种属性，进步的、退步的，纠缠在一起。这是就历史人物而言，就复杂的历史进程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李世岳就将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

　　历史转入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往往被单纯地描绘为向下滑动，不断没落的悲惨过程，即所谓「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1981年和1984年，我曾两度提出异议，指出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是向下沉沦，而从封建变为半封建社会则是向上发展。后来，为回答「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不可分割」的质问，我强调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了国家主权，自然是沉沦;半封建指社会形态，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是进步。……实际上，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李世岳， 《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65)

　　如果站在一边来评说，用这边来否定另一边，也即两者不能并存，但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是并存的, 也即习近平告诫中国学界和理论界的，不要以建国前期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当然也不要以后者否定前者;也就是李世岳所谓的两者「分不开」的意思。所以，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斥之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斥之为极左、教条、极端主义。治史者的基本职业守则就是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例如当在处理毛邓的问题时，我没有刻意选边，不是站边来进行论证的，而是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这个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纲，然后看毛邓二人这两个面，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起的互动作用，而不是将二人视为截然不同互不相容的对抗性矛盾。这正是现在毛派和邓派相互纠缠、攻讦问难的症结所在。

　　事物是矛盾存在的，肯定一面而完全否定另一面，则违背了反者道之动的基本规律了。

　　这种矛盾，在自然界也属常见，例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即光波既具有波动特性，又具有粒子特性，也即光波的二重性，既有波动的一面，也有粒子的一面;但在波动的情况下，则按波动规律解释;在粒子线动的情况下，则按粒子线动规律解释。所以，研究历史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质言之，即按照历史力学或动态历史学的基本原理，考虑各种力之间的互动综合产生的作用，作为评说的标准。如此，或可解决历史事件或人物二重性或二象性的矛盾。例如就洋务运动而言，既有镇压农民革命祸国害民的面象，也有促进科学技术富国强兵、造福民生的面象。按照历史的事实，还其本来面目。

　　14、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pp.232-233(丁韪良，《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232—233页)

　　15、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页218.(参见房德邻等译中文本，《同治中兴》，页268)

　　16、John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页86;Stanley F. Wright, 在Hart and Chinese Customs，第九章中也同意此种观点。

　　17、1862年1月26日「上谕」.《清史稿·本纪》，卷21，第4页;1862年1月28日「上谕」，《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4，第47b页;1862年2月7日「上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页，等。

　　18、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页218。

　　19、Frederick Wells Wwilliams, Anson BurI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p.42，Note引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5(1871), p114.

　　20、分别参见1863年12月17日的《北华捷报》和1864年3月12日的《北华捷报》。

　　后提示性假设——路在何方

　　一、亘古奇变

　　本文的题旨固然在论述「中英联合舰队」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但更意在舰队所象征的独领时代风骚的制海利器，炮舰。如果将英国和西方比喻为虎狼，那炮舰只不过是伤人吃人的牙齿而已，那支撑虎狼牙齿的虎狼全貌，也即那支撑舰炮的西方文明全貌，尚远远未曾进入国人视野。

　　就历史力学而言，力，就本文的题旨而言，特指战斗力;就中国和东亚史场而言，古代汉人的刀剑，中世纪胡人的金戈铁马，均曾独领风骚，主导国运、世运。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炮舰取代胡人的铁骑，支撑西方国家在中华大地恣意横行，予取予携，胡作非为，并将其文明强加于国人。

　　英国和西方的炮舰，自1840、1860年以来，在中华大地激起的滔天巨浪，何止千层万层!为祸之烈，远胜于五胡和蒙元之乱华!

　　这种源于中西两大异质文明板块的猛烈碰撞迸发的一系列连锁变化，其深度广度，均为国史所未见。李鸿章喻之曰数千来来或亘古未有之奇变!

　　诚哉斯言!大哉斯言!

　　对于这种国史上的奇变，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解读，其中以李泽厚之描述比较深刻全面，切中要害，道出实情，值得详细引录如下：

　　……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 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常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

　　那么，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了。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中去了。因此，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 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也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关系十分直接。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是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如前所说，思想与人民、国家、民族的主要课题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缺点则是由于政治掩盖、渗透、压倒和替代了一切，各个领域或学科的独立性格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发挥，深入的理论思辨(例如哲学)和生动的个性形式 (例如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长足发展，缺乏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哲学作品和艺术作品。(1)

　　上述引文突出了救亡图存的世代的主旋律，还突出了时间的急迫性，间接揭示了中西文明的时间差或时代差。毛泽东以诗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梁任公曰「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这种急迫心情的最好表述。

　　这种奇变中，犹有甚者，就是西方的科技甚至颠覆了华夏文明自有生民以来赖以存立滋长繁荣壮大的物质基础，靠土吃土的大陆型农耕经济的自然生态。

　　质言之，此时的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乱世，不是国史上一般意义的大乱世，而是变天变道的亘古大乱世;概而喻之为挨打、挨饿、挨骂三挨，其痛其耻，其烈其苦，较之春秋战国、五胡乱华之乱世，犹有过之!谓之炼狱，毫不为过!

　　要而言之，自道咸同光起直至1950的抗美援朝战争为止的一百多年来，先后在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英美两国主导下，在炮舰驱动下的欧风美雨，间杂以东洋大和民族的神风幽灵，在中华大地，刮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全面撕裂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格局，进而斩断了华夏文明赖以存立的 政统道统。谓之为华族亘古未有之危机挑战，毫不为过。

　　二、路在何方

　　如何救民生于水火炼狱?国家民族如何走出亘古困境?

　　路在何方?

　　路，漫漫修远，极其崎岖坎坷，纵令起中华先贤圣哲，周、孔、孟、老、庄、韩、朱、陆、王等于地下，也会瞠目结舌，哲学智慧之贫困，一至于此!

　　这已不是国史上习见的改朝换代的小循环之重演，更不是孟子所谓的「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农耕文明本身生灭循环的自我调适，而是人类文明史上两大异质文明板块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超大碰撞，其起因、其过程、其后续，含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数和变数，绝非如黑格尔内在历史的神秘逻辑理路展现的内核，可以求 得答案，唯有而且唯有通过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的唯物辩证理路，血与火的历史实践，才能窥见其奥秘，从亘古未见的迷津中找到出路。

　　早自嘉道世代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继而道咸同光世代、民国世代，终于新中国的世代的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救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之境。

　　林龚魏，指出了师夷长技的道路。

　　恭亲王、文祥、曾胡左李，指出了洋务中兴的道路。

　　洪杨，指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

　　张之洞，指出了中体西用的道路。

　　康梁，指出了君主立宪的道路。

　　孙中山，指出了共和革命的道路。

　　三、康庄大道

　　这些道路，都在历史的进程中逐一实践过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国难民瘼，不但未见缓解，反而更为深重，国家和文明，均已到了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地步!

　　就在1919年己未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正当国人浩叹山穷水尽疑无路，前途一片茫然之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却从域外的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哪里发现了一条康庄大道，指明了一条足以使国家再造、民族振兴文明新生的与世界接轨、人类文明接榫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这是一般性的论断，具体体现于下列十二条具有基本提示性的假设：

　　一是由于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中国社会内在发展的要求，而是迫于域外的强大压力，所以按照挑战与回应的模式，挑战是A则应之以A，是B则应 之以B，依此类推。循此历史的内在理路，接续师夷之长技，必然接着是师夷长法、长智、长学、长政……日益层层深入，直至引进、消化、内化为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后止。

　　二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逆向而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规定的那样，下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下而上，像晚清张謇、梁启超等倡导的那样走实业富国救国的道路;而是必须逆向而行，由上而下，先确定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再造、文明新生的方向、道路，然后再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经济基础，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变革。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按照这个路向引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三是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巨大现代化工程，质言之，就是将华夏农耕文明的体质，脱胎换骨，转化为现代的农工商兼具的现代化国家和文明，必须不断从域外的先进国家社会，引进有关现代化的整套和配套的知识、机制、经验等;由于农耕文明的强大惯性，起初必然是非自愿的，而是被迫在炮舰的强制下不得不引进、接受、磨合、适应;但日益认识到实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从而自愿甚至迫切渴望拜在名师们下学习，早日走上现代化道路，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历史进程接轨并轨，然后青出于蓝，自成一格。「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过程，中方流露的这种心态，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是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居住在西方的广大华人，激于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民族大义，发挥引进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桥梁媒婆的中介作用。所以在国史上，近现代华人、华侨、留学生，对母国母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从各方面，均起着远较古代玄奘、法显等引进佛教思想所作的远为重大的作用和贡献。

　　五是清王朝的君权，除了循生灭论的自然衰微走向灭亡之外，西方的炮舰，在此进程中有力地打击削弱君权的守护者蒙古马队和满洲八旗的战斗力，从而加速使至高无上的君权丧失其神圣性和威严;道光、咸丰二帝之早逝，固然原因非止一端，但丧权失地辱国，危及祖宗江山，因而羞愧忧愤，可能是促其早逝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是由于蒙古马队、满洲八旗，以及后起的汉人乡勇，面对西方的炮舰利器，日益丧失历来捍卫外王政统的战斗力，儒道国名存实亡，走入历史。随之行之数千年的家天下于焉结束，代之以选贤与能的公天下，返祖复归于中华文明《礼运大同篇》奉为终极追求的王道理想。继外王政统颠覆后，道统失其庇护也于 1919年己未革命走入历史;相伴发生的是人伦废弛，纲纪荡然，政治失序，社会失序，进入漫长的大破大立的重构进程。

　　七是道咸以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文明在近现代的世界中，重新寻找国家、民族、文明的认同、定位，被迫从宗法朝贡体制的天朝天下，纳入西方主导的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制体系」，成为世界民族国家的一员。抑有甚者，道咸同光以后，西方强权还在炮舰支撑下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华大地建立租界飞地，划分势力范围，形成国中之国，使中国日益沦为孙中山所谓的「次殖民地」，国已不国，而后军阀混战，自成独立王国，更是不堪，及至八年抗战，日本全面侵华，国运跌至谷底。就中华帝国而言，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何其不堪!

　　八是中国要进入现代化国家之林，必须从以根深蒂固的农立国的传统农耕经济体制，转型到以现代农工商互补并存的经济体制;从「依陆轻海」的传统大陆型经济，转型为「坐陆依海」的陆海双栖的现代化经济。从而首先必须化解缓和农商的传统的天敌矛盾关系，彻底改变轻视工商观念。但这种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工商阶级历来一直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权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所以要摆脱强大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控制和为其服务的儒家治国理念的约束，必须得到与其气类相投的强大外力之助，始能竞其全功，何况儒道国的体制又植根于深厚的靠土吃土的天然生态环境。风云际会，蒙元时期，在金戈铁马的支撑下，商人获得相当大的自由，政治社会地位得以短暂上升;继而在近现代西方强大的炮舰和科技支撑的西方资产阶级大力扶持下，再一次从重农轻商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最初蜕变为买办阶级，然后再转化为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工商业者、资本家;并相伴催生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推动中国社会加速摆脱农耕经济的社会，转型为现代化社会。

　　九是在一个历史悠久、具有深厚农耕经济传统的中国，一个政治势力或政权之能否得天下，治天下，主要在于能否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质言之，就是必须彻底打破「土地兼并—失业流民--农民革命」这个中国朝代循环的怪圈，不要让农民异化于土地，成为唯利是视的高利贷商人的奴隶，金融货币的臣仆。(2) 孙中山当然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但他和他的继承人蒋介石，一直未能付诸实施，流于纸上谈兵，所以虽然侥幸 得了天下，但最终还是失了天下。反观站在他们肩膀上的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汲取孙蒋的经验，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得天下和治天下的诀窍，并认真地付诸实施，所以既得了天下，也治了天下。

　　十是中国的历史昭示，每逢乱世，必须出一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清圣祖一类不世出的、雄才大略的伟人，以及由他们领导的坚强集体，才能拨乱反治，救民水火、再造国家、振兴民族。否则为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必将归于失败。而且在地广人众的古老落后的农耕文明的中国，这位开国领袖，最好是一位来自农村，对农民具有深厚感情，并与农民呼吸与共，同甘共苦，有共同语言，了解熟悉农村情况、农民生活的农民的儿子; 决不能是一位死读洋文经典、脱离中国社会实际、不知国情的东西洋留学生。充分满足这个条件的不世出的伟人，就是公认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义的创始人，毛泽东。

　　十一是中国在哪里跌倒，必须在哪里站起来。中国既败于海上的利器炮舰，就必须战胜炮舰。然而以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有限的科技和经济实力，似乎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来自农村的农民儿子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以一介书生，在百废待举，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竟然在1950-52年的朝鲜战争和1966-76年的越战中，在同富甲天下、兵威正盛、君临海洋文明的世界霸主美国的较量下办到了; 但不是以武器对武器，科技对科技，而是在依靠深厚的陆权传统、独创的人民战争和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的指导下，战胜了美国的坚甲利兵，两战而成为世界公认的军事和政治强国，从此昂然挺立于世界大国强国之林。这两次战争，标志西方引以自豪、赖以呼风唤雨的海权和海上利器炮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于是中国昔日惨败于炮舰，今日却战胜了炮舰;「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的庄严誓言，终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办到了。从此，中国在东方崛起，改变了世界权力的均衡和世界格局。所以，单就中国崛起而言，朝鲜战争和越战所 起的巨大作用，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对毛泽东的评说，怎么高度推崇，也不为过。

　　十二是准此，中国未来不再挨打之路怎么走，路在何方。这条路，有近路，有远路，就本文题旨昭示的近路已有所论述;至于远路，即针对未来的世纪， 可得两条，一是文武合一、充实国力的富国裕民之路;二是高科技的强国强军之路。未来战场的决胜利器，将不再是炮舰，也不是核武器(纸老虎，不敢用，形同摆设)，而是以国家实力和高科技为支撑的蓝天利器--天剑或天箭，使曾经独领风骚近一两百年的海上的炮舰成为它们的活靶子。钱学森就是这条体现文武合一、天剑(箭)强军的经典指路人。他，人民科学家、科学圣人钱学 森，指明了中国未来永不挨打的建军强兵之路!

　　以上同本文题旨有关的十二条提示性假设，只是择其荦荦大端者而言。对上述假设的详细论证，虽属引申的应有之意，但因已超出本文题旨范围，姑仅以提示性假设概述大要，敬供有识有心之士探索参考。(3)

　　注释：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北京，2008年，页485。

　　2、这样的史例，中国历史上多不胜举，现在就以离我们最近的明代中叶张居正(1525一1582)推行的「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为例，以资佐证。

　　「一条鞭法」，主要是将当时不下千余种的赋和役，先按每粮一石编银若干(赋)，每丁审银若干(役)合并，然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农民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也即用货币，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按此改革，国家和农民现在只对货币负责，本来是以土地为中介的直接关系，现在成为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关系，于是农民被放到货币金融市场，服从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规律。换言之，由于农民必须以货币缴纳赋税，一旦缺钱，交不起赋税，就不得不求助于发放利息高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商人，以致农民沦为高利贷商人的奴仆，任由宰割。

　　质言之，这项改革，与其说从国家中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中的金融力量, 让金融脱离生产，并反客为主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因为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 ，更退而为「生息资本」。

　　换言之，就是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没有再投资于发展生产力的高利贷者，无异于将农民交给贪得无厌的吸血魔鬼，吸允民脂民膏的怪兽。

　　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此也有更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主义)。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 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3卷，页674～675、 688、678)

　　再者，土地不仅可以放贷生息，而且还可以保值，于是囤积大量货币的高利贷商人，争相抢购农民因无力偿还利息，被迫卖掉的大量土地。土地兼并一旦成风，必然导致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无业流民。于是，农民揭竿起义，造成朝代更替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无所底止。

　　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提出「上下交争利而则国危矣」警言的大背景，也是在古代中国形成农商天敌关系的根本原因，近现代中西异质文明势同水火的现象，也源于此。

　　我们不妨将这个金融货币比喻为一头吃人的怪兽，一条鞭法的金融改革，固然解决了暂时的问题，农民称便，政府简政放权，但就长期而言，则是不啻火上浇油，让农民更受煎熬。这头怪兽，在中国历史生态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论是商业性的或工业性的，不但无力驯服，还大大助长其吸血性、吃人性。

　　总结而言，要消除这种农商天敌矛盾，杜塞农业经济积累的资本不再变成高利贷剥削资本之源，转而成为再生产的资本之源，创造就业机会，不再制造流民，造成农村社会破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路在何方?

　　孙中山曾经为了驯服这个怪兽，指出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之路，但终因受阻于同资本主义密切挂钩的强大的军阀、地主和买办势力，而流于空谈。然而，李大钊、毛泽东世代的共产党人，却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认清了这头怪兽吸血的天性，并结合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特殊国情，从中学到了十分有效的驯兽方法。

　　简言之，其答案就是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走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

　　(3)实际上，这些年来，围绕上述前、后提示性的假设，撰写了不少文章，散见各大网站，有意者不妨上网查阅参考。

　　后记

　　本文完稿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同本文题旨有关的变化，归结为下列两点，特附于文后，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是中英所谓的「黄金时代」蒙上不确定的阴影：英国近期的小动作，例如英女王对习总访英期间中方随行外交官员礼仪的评论、对南海问题的言行，英国军舰在南海与美国军舰一道巡航，很不友善。中方最近也基于国家利益，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申索。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英国脱欧的公投，英国首相卡梅隆辞职谢过，致使他提出的「中英黄金十年」的承诺和他要催生的「中欧黄金时代」的意愿，很可能成为漂亮外交辞令的空谈。

　　由此看来，中英两国共同构筑未来的黄金时代的意愿和前途，现在已经蒙上了层层不确定的浓厚阴影或变数。遥想150年前，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为了推行中英合作的政策，在下议院极尽美言之能事，但在其他场合又恶意丑化鄙视中国，非要狠狠揍打中国不可，而为英国的侵华行为张目助势。令人不得不对英国这个老牌帝国所作的承诺，心存疑虑，谨慎行事，听其言，更要察其行。

　　二是习总在构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昭示国人和海内外华人，今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最优先的工作，应该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构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史的话语体系，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在近代世界定性定位，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这不啻为全世界华人在本世纪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中，一批台港的老保钓，包括在内，早已经沿此方向，多少作出了一些初步尝试性的努力。但后来由于邓小平大力推行向西方取经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嘎然终止。本文未敢忘保钓认同祖国、回归祖国历史文化之初心，愿以微薄之力，谨以此文，支持习总高瞻远瞩的呼吁，继续完成在这方面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最后，须向编者、读者交代和致歉者，乃本节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大致完成初稿，但因老龄电脑「猝死」，不是故障，而是报废。事发突然，本已草好的草 稿，来不及存储，以致前功尽弃。接下来要在美东的一个乡下小镇，忙着购买电脑、安装电脑的硬软件，特别是书写、扫描的中文软件，加上电脑行的洋老板不懂中 文，实非易事，是以大费周章。如此这般，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得以恢复常态。于是凭记忆重写此节续稿，以致迟迟传上续稿，实在情非得已。

　　再者，由于时间匆促，急于完成续稿，加上新电脑的磨合需要时间，难以一时运用裕如，以致文句不顺、错字失误随处可见。为了向读者负责，均在此稿内尽力一一订正。特此声明，深盼宽宥，并致诚挚歉意。

　　附录：

　　附上全文总目录，备供参考

　　近代中西两大异质文明勐烈碰撞的亮丽火花

　　——遥想清同治初年一闪即逝的中英联合舰队

　　龚忠武

　　2016年5月-7月

　　摘要

　　本文试图从中西或中英两大文明碰撞的高度或侧面，探索150年前的同治初期，中英首次合作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及 其对后世造成的深远影响。2015年习近平访英开启中英新一轮的合作，时移世易，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值得人们深思其间的异同。

　　总目录

　　壹、序论

　　一、引言

　　二、前提示性假设(十条)

　　注释

　　贰、论证

　　上篇：两大文明板块的碰撞

　　一、导论

　　1、历史的巧合--今有黄金时代(2015起的年代)、昔有合作时代(1860年代)

　　注释

　　2、体现近现代中国国运的四字真言—坐陆依海

　　3、初步面向海洋的壮举—-近代化海军舰队之梦

　　注释(2、3节合并)

　　二、中英王霸相会于承德避暑山庄—初度礼上文斗

　　注释

　　中篇(上)：亮丽的火花

　　中国方面

　　叁、挨打后朝野的反思—自强首在师夷强兵

　　1、明于理

　　注释

　　2、迫于势

　　注释

　　3、逼于事

　　注释

　　4、成于时

　　注释

　　中篇(下)

　　英国方面

　　四、中英联合舰队之组建—同船异梦

　　1、英国毛遂自荐、中国师法乎上

　　注释

　　2、英国掀起中国舰队旋风，举世瞩目

　　注释

　　3、谁的舰队?

　　注释

　　下篇 (上)：一闪而逝

　　五、舰队的布防和编制

　　1、布防

　　注释

　　2、编制

　　注释

　　3、李泰国、赫德的同族异类

　　注释

　　六、遣散舰队、美梦破灭--来去匆匆—

　　1、启航来华

　　2、李泰国在华狂态毕露

　　注释(1 、2两节合并)

　　3、李阿合同在华掀起政治风暴

　　注释

　　4、格于情：势难磨合

　　5、时过境迁、兵轮可有可无

　　注释

　　6、阿思本成了舰队送终的刽子手

　　7、窝囊的礼仪之邦—驱逐恶客李泰国、礼送同伙阿思本

　　注释(6 、7两节合并)

　　下篇(下)

　　结论 ：功罪评说

　　后提示性假设(十二条)：路在何方

　　后记

　　附录：全文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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