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年来，中国在海上，新的舰艇下水速度之快，快得像下饺子一样;空中，新飞机、新航天器上天之快，快得像放风筝一样;在陆上，中国高铁横跨辽阔的欧亚大陆，飞奔疾驰;此外，还有在其他的军工和高科技领域，也是突飞猛进(3);因此，西方媒体特为此惊艳亮丽的中国近代化奇观造了个新词，即「中国速度」。
西方人对此现象，目瞪口呆，不敢置信;国人则欢欣鼓舞，额手称庆，赞之曰：厉害了，我的国!
这种所谓的「中国速度」，扩而大之，何止是发生在近几十年来的国防军工和交通建设等高科技领域，即使回顾近现代中国各个方面的变化，莫不如此;例如在政治方面，由君主转型为民主;在经济方面，由农耕转型为工商业;在社会方面，由阶级差别的社会转型为平等的等级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由孔丘主义转型为社会主义;在国体政体方面，由天下的大帝国转型为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在国防方面，由陆权转向为海陆双栖，等等。
这些重大的转型甚至转轨，在古代中国一般都需要好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例如古代春秋战国时期，花了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封建王国转型为郡县帝国的变化;中世纪南北朝唐宋时期，也花了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门阀社会转型为士族社会的变化。而且这些转型转轨仅限于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像近现代，只花了短短的一两百年时间，就同时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全方位的转型转轨变化，这也正是「中国速度」的深层次的体现。国防军工和交通等领域的「中国速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显明彰著的范例而已。
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独特国情;一个新出现的新国情，有异于古代中国，也有异于欧美。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时间维度的特点，在思考中国近代化、中国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时;在制定国家的大针方针时;在解读评说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风云人物时(4)，必然会出现「似花还似非花」、「隔鞋瘙痒」、「削足适履」之类的误读误断、误国误民的言论。
这种「中国速度」的时间迫切感，掌舵领航的国家领导人的感受尤为深切;国民党的孙中山勉励敦促他的同志国人，要「迎头赶上」;共产党的毛泽东也勉励敦促他的同志和国人要「赶超」，要「大跃进」。他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更是活脱脱地道出了「中国速度」的神韵!
这个只有新中国才具有的厚积薄发的超高速「中国速度」的近代化进程的特殊国情，其来有自，主要是由于近现代的国人渴望尽快从炼狱般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不惜代价，越快越好（5）;其次是由于近现代的中西文明的时间差长达两三百年，从而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时间维度。
因此，尽快解脱这种炼狱般的苦难和赶超中西文明的巨大时间差，(6)遂成为近现代的时代向国人提出的刻不容缓的急迫时代要求、时代使命、时代军令状，不容违背抗拒。而前者又依附于后者，赶超了，不落后了，挨打的苦难魔咒就自然迎刃而解了。(7)由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主导下，形成了一整套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赶超西方文明的战略、谋略、策略、方法手段，非所愿也，实逼处此：
首先是大破大立：要想赶超，必须在关键的历史节点，无情地、毫不留恋地，以狂风暴雨、惊雷电击之势，砸烂清除一切妨碍赶超的障碍（8），不论是制度、观念、道德、价值、习俗、甚至人身（9），都在清除之列。唯有如此，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列车才能高速超速前进。
历史地看，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出现了一个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文明大断层的根本原因在此。例如，就政权而言，清民之交由帝制转向共和，打破了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和文明中兴civilization regenerating的传统模式，转采西方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nation building)和文明建设civilization building的崭新模式;这不仅是转型，而是更高层次的转轨。
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毛泽东的人民革命，都是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时代的使命而行之，康梁和袁世凯的君主立宪，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必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再就思想和文明而言，五四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吴宓、吴稚晖的打倒孔家店，胡适的文学革命，也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所以当时也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但不多久就被更超前赶超的陈独秀、李大钊所推动的主张「根本解决论」的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
其次是飞跃式的赶超：大破大立，必然需要推动中国社会跨越历史阶段，跨越世代、世代，飞跃前进，也可称之为「大跃进」，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推动的革命，就是飞跃式的前进;反之，龟步式的前进，就不可能大破大立，必然是修修补补的点滴改良，例如像康梁的「君主立宪论」，胡适的「点滴改良论」，(10)都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论」、毛泽东的「只争朝夕」、孙中山的「迎头赶上」，都是这种飞跃式赶超的典型表述。但历史的实践证明，只有飞跃式的革命，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完成时代的任务，因而取得成功，成为主流;点滴式的改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最终为历史淘汰。胡适沦为时代和历史的弃儿，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剧。
三是先做学生、再做老师。虚心向先进的国家和文明取经学习，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一向以老师自居，何曾做过外国的学生，玄奘去印度取经，只是个人行为，不是国家和社会行为。但到了近现代，自曾国藩起深知文明落后，放下老师身段，虚心做欧美先进文明的学生，甚至甘做一向被中国鄙视但却得「欧美风气」之先的「小日本」的学生，因而在清末民初之交，形成一股留日风潮。新中国时期，这一留学风潮，有增无已，孙中山、李大钊分别举起向西方欧美和北方欧俄学习的大旗。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仍然遵循「做学生」的引进路线，但作了修正，就是之所以要做好学生，是必须取法乎上，是为了之后做好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同国民党及其治下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不但争做欧美文明的学生，还甘居人下，自认是软骨头，天生就不如人，做他们一辈子的学生。中共作为一个党派、一个执政党，承认自己落后并不可耻，如果不思进取，一直甘居人下才是可鄙可耻。
抑有进者，落后也有优势，在赶超时可以择优取经，引进先进的思想技术，省掉了许多摸索过程中的歧路弯路，大大缩短了赶超所需的时间精力财力，还可以绕道赶超。这是创造「中国速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国共斗争时，毛让蒋介石陪练，学会了战争;抗美援朝时，让美国人陪练，学会了打现代化战争。现在搞经济建设，邓让欧美国家陪练，学会了搞市场经济的窍门，到了习近平时代，则让美国陪练学习打一场高科技战争。这是中共在打天下、治天下创造的政治和经济奇迹的「中国速度」，从而成就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接下来的当是更辉煌的习近平时代。
四是化而统之，有容乃大。为了提速、加速，除了依靠本身的力量之外，还须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坏事变好事，化敌为友。在改革开放时代，有两股敌对势力，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一个是散居海外的反共华人。在经济挂帅的时代，就应去意识形态，化敌为友，从而可以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海外反共华人之长，转为己有，为己所用。因此，开放吸引欧美日的外资和华侨华人的外资，借鉴搞欧美和东亚各国包括台港的市场经济经验和模式（例如加工区），向欧美日大量派遣留学生，就成为加速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发展，就是打破冷战时代的敌对意识，与西方和台港开展文化交流，在大陆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热。一些以前国内外被批判、被打成右派的文人学者，敌对思潮，例如国内的有李泽厚、庞朴、王元化等；海外的有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夏志清、张爱玲、李欧梵、余光中等。现在转而成为座上宾，成为时髦的文化红人、风云人物。以致钓运期间崛起的一批台港海外的左翼文化人如陈映真、颜元叔等反而被边缘化了。这是被时代扭曲的光环，迟早必然褪色的。
但毋庸置疑，改开这四十年来，由于充分引进和转化西方和台港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也是在客观上形成「中国速度」的应当正视的一个方面。
但也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为此在道德精神文娱领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物质上虽富裕了，精神上却贫乏了。值此改开四十周年之际，应该对这一负面的文化思想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彻底的清理了，以利于进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五是发动政治运动，主动推动历史前进。根据动态历史学的历史力学，驱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与历史运动的主体的体量成正比;质言之，要驱动一个像中国一样的历史文明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古老国家跳跃式的飞速跃进，加上还要克服千疮百孔和和古老习俗的长期惯性形成的巨大阻力，没有相应的巨大驱动力，是绝对办不到的。(11)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找到了克服这重重困难的诀窍，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现的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运作的具体规律，以及根据毛泽东发现的中国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不断发起政治运动，不惜代价人为地推动渴求解放的中国社会迅猛前进。(12)
最后是时代世代的迅速更替。政治上，从清末的慈禧时代跳至袁世凯时代，再至北洋军阀时代，孙中山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思想上，从康梁时代到陈胡(适)李时代，三民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毛泽东主义时代。每个时代长则数十年短则数年如袁世凯时代，像电光火石一般迅速代谢轮替，以致一个领军的历史人物早年激进进取、独领风骚，晚年却保守反动，成为一个反面人物例如康有为，甚至遗臭万年例如汪精卫等。文革是个特例，毛在世时一大批党政军学界被定性为反面的人物，邓小平接班后又选择性地为之平反，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以及一大批被定性为右派的著名知识分子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毋庸赘述，在此从略。(13)
无需赘言，跃进式的发展速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特点而变化。到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代，由于国家立国的大经大法已在毛时代基本确立了，所以无需再像大革命时代的大破大立了。所以邓小平时代提出「改革」而不是「革命」，提出「韬光养晦」而不是「造反有理」。时代不同了，国家建设的重点不同了，国家发展的战略谋略策略手段也必须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
到了习近平时代，邓时代经济建设的大经大法也已确立，所以赶超的领域遂压缩到军工、科技、文化思想等领域;质言之，为了尽快拉近同欧美文明在军工、科技、文化思想特定领域所存在的一定差距，在这些特定领域的加速赶超仍将是时代的主旋律，时代的要求和任务，以致出现了上述科技、军工等领域的「中国速度」的一道亮丽时代景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总结而言，新中国这六七十年来，分别在毛邓核心的主导下，以「中国速度」，基本上完成了搬掉了妨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三座大山、创造了政治和经济奇迹，实现了告别落后、赶超欧美俄先进国家的目标，（14）从而兑现了中共当初对中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服务人民，富国强兵、振兴中华！
这是「中国速度」要实现的宏伟终极目标，而且一定能实现！
增补注释
1、如何解读评说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运动，取决于所采取的参考系的维度。本文根据量态史学的历史力学论，提出的一个一般易被近现代中外史家和党的理论家忽视的但却极其关键的维度，即速度。当然，自由主义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有各自解读评说中国近现代史的参考系和维度，但非本文重点，故略而不论。所谓独特，就是环顾古今中外各国的历史，以如此快的速度全方位崛起的，似乎只有新中国才能做到。这是本文论述的中心概念。
2、之所以说是增补而不是增订，是因为撰写原文时由于某种考虑而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所以意犹未尽，不吐不快；其次是因为完稿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资料，基于这两个考虑，需要增加补充，故曰增补，以便更能阐发原文的主旨。而增订只不过是订正原文中内容之失误，行文遣词之失当而已，是以本文谓之增补而非增订。
3、例如超级电脑、量子卫星、天眼、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和军工领域，也是日新月异，捷报频传。
4、就拿评说中国历史人物这点来说吧，由于没有从量态历史力学「速度」这个维度作为出发点，从而对历史的解读评说形成了一种「成寇败王」的扭曲现象;质言之，就是出于史家或学派的偏见成见，刻意拔高某些反历史潮流的人物如刘备，贬低某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如秦始皇、曹操。
再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海内外的自由主义史家，在书写解读中国近现代史时，将被中国历史主流边缘化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无限拔高，而对成为历史主流的社会主义的前驱李大钊却刻意贬低甚至抹杀。例如大陆出版的《大国士》(2016，北京现代出版社)，台湾出版的《五四论文集》(汪荣祖编，台北，1979年)，都是如此;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周阳山、杨献绍合编的《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台北, 1980年)中，有四篇专文讨论陈独秀，有一篇讨论瞿秋白, 却居然没有一篇讨论对五四思想启蒙及其后中国思想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海外华裔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例外，例如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台大历史系学长林毓生的英文著作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和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in Benjamin I.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 Symposium—《五四运动反思的论文集》;和一篇英文著作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中(《中国意识之危机》)，也有此病。
于此可见，高唱言论自由、以学术客观自许的台港和海外华人自由主义者都对李大钊这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史家存有严重的学术偏见，使人不能不怀疑他们的学术研究上所持的双重标准。近来坊间流行的所谓的「民国大师」一种说法，也是这种「成寇败王」的另一种体现。
这种史观，除了反共的意识形态作祟之外，儒家「成寇败王」的传统道德史观，也可能对之产生某种影响，例如正史的《春秋》、野史的《三国演义》，都是美化反历史潮流的帝王将相，丑化顺应历史潮流的风流人物的代表作。
反而他们的洋大人倒是说了符合当时历史客观发展的真话实话，例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Maurice Meisner迈斯纳撰写的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起》(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对李给予远超出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高度评价：“Among the intellectuals prominent in the period prior to the May Fourth Incident，no one had done more than Li Ta-chao to foreshadow and inspire the lat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tendencies."( 在五四前期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就预示和启发其后的思潮和政治走向而言，李大钊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
5、关于这点，海外华人学术界的一件旧闻，对此颇有启发。已故史家何炳棣分别于1959和1963年出版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中国人口问题研究,1368-1953》和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帝制中国成功的阶梯：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1368-1911》(一般译为《明清社会史论》)两本经典英文著作（参看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2004，香港），「佳评如潮」，甚至惊动了英国权威的《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的编辑部于1960年2月12日特发社论，赞扬备至；其中有一段评论揭示了与本文的题旨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中国近现代深重苦难与中国发展速度」之间的密切关系，摘译如下：
……抚今思昔，这真是个苦难的世纪，这些残存下来的或记忆犹新的恐怖记忆，对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
当我们读到农民对公社、对粮食配给、对失去自由、对要忍受一个一心要迅速革命的政府带来的其他压力不满时，毋庸置疑，确有其事。但如果我们连中国从其中拼搏出来的血泪交织的苦难也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种不满情绪的深刻意义想歪了(该报主笔的言下之意是：中国人愿意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忍受现行体制，而不是要造现行体制的反)。过去十年来强制实现和平与纪律的那些人，正是亲眼目睹农村灾难的人，他们对不平不义和深重苦难义愤填膺，现在正以狂热的心情急欲实现一个难以迅登斯民于极乐之乡的千禧年宏愿。【It is a terrible century to look back over. How much is China today affected by memories passed on or by living memory of this frightfulness? When we read of peasant discontent over the communes, over food rationing, over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the other pressures which they suffer from a Government intent on speedy revolution there is no cause to doubt such complaining. But its significance will be mistaken if the welter of blood and suffering from which China has emerged is not also comprehended. The very men who have imposed peace and discipline in the past decade are those who saw the catastrophe of the countryside, were incensed by injustice and suffering, and now drive on feverishly towards an unattainable millennium. ( London Times, February 12, 1960)】
这篇社论发表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大灾之际，西方正期盼中国因此将陷于动乱不安，起来造反，推翻现政权，然而他们失望了，中国人反而是与天斗，干!干!干，克服自然灾难!。西方人困惑了，要问个为什么？这篇社论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质言之，西方人对为什么意识形态和施政措施都十分激烈的新中国，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深感困惑。该报主笔读了何老的著作以后，得到了答案：就是一百多年来苦难深重—谓之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炼狱之中也不为过--的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解放，过上富足安乐的日子，而这正是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期许人民的革命终极目标和内政外交施政的总方向。所以就是再苦再难的日子，只要是向着这个大目标、大方向前进，都将全心全意的支持。
毛和新中国之所以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主义进行的激烈革命正是为了满足人民这种愿望，因而由此衍生了中国发展的神奇速度，即「中国速度」。
6、详见拙文，《我行故我在、民族魂和中国的崛起》，载于网、红歌会网。
7、同上。
8、要被扫除的是可变的东西，但当然也有不可变的东西，那就是必须坚决维护捍卫、不容扫除的东西。诚如苏东坡《赤壁赋》所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是说世界有变与不变的两面，变是相对的，不变是绝对的。就本文的题旨而言，变的意思好理解，不变的绝对的意思需要阐述；质言之，就是再怎么求变赶超，再怎么强调速度，但有一点绝不能变，那就是毛核心为中共确立的革命初衷：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原则、目标、方向；否则中共就不是马毛主义的党了，而是蒋介石版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了。这个理解不仅适用于对国共两党斗争历史的解读评说，也适用于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历史的解读评说。
9、关于这一点，是解读评说毛和中共历史的中外自由主义历史学者专家常易犯的一个致命弱点；质言之，就是当解读毛和中共的政治运动时，总是假定他们犯有天生的权力饥渴症，为了恋栈权力，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择手段，追求满足一己之权力欲，完全漠视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千年大计，即党的权力交接、世代交替、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时代任务等关键的维度来解读，从而走进了死胡同。
抑有进者，毛精通中国历史，当然最了解中国国情，所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识到在政治领域，每当一个大朝代初创时，开国君王都碰到一个十分棘手的大难题，就是当天下大定，要从战争年代走向和平年代时，从金戈铁马走向和平解甲建设年代时，如何安排一大批在打天下时功勋卓著、手握重兵、但在治天下时却已不合时宜沦为过气落伍人物的将帅。
综观中国历史，处理这个问题的范例就是汉朝刘邦，宋朝的赵匡胤、明朝的朱元璋树立的。在这个历史的大背景下，毛晚年面临的正是这三位开国君主晚年面临的问题，那么毛，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如何作出抉择，是采取刘邦、朱元璋的暴力漠视，还是赵匡胤的暴力模式？
赵宋的权力来自黄袍加身的宫廷政变，依据的是古代帝王的和平禅让传统。而刘汉和朱明的天下则是用刀把子的暴力打出来的，所以将帅权力的根基深厚，功高震主。这同中共的得天下模式相近，所以五大野战军的根基深厚，特别是彭总的一野和林帅的四野。当然，在二十世纪公天下的时代，他们不再是功高震主，而是功高震党震国。也就是说，当要从打天下转入治天下，当要从政治建设转入经济建设时期，他们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当然聂帅、刘帅已经转型成为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了），所有如果不让这批人靠边站，让权放权必要时夺权，国家就无法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代。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风险的权力转移工程，而新中国的权力转移不是靠西方的民主票箱制，而是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专政，而其精髓就是党的核心说了算，不是虚假的民意说了算。作为党的核心、具有崇高声望的毛泽东，深知这些手中握有枪杆子的将帅，如果采用赵匡胤和平模式要他们自愿主动交权，在当时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显然不现实，所以不得不冒动大手术的风险而采用刘邦、朱元璋的暴力交权模式，根据马列的民主专政制，发动文革，天下大乱，一次性地解决五大野战军枪杆子交权的问题，为搞经济建设的笔杆子的文人、文职人员上岗全面铺路。
另详情，请参看下文注12。
10、1917至1919年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李大钊和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胡适挑起的，1917年 7月，在他主持的《中国评论》中发表的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攻击李大钊主张的「根本解决论」(参看拙文《李大钊对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及其对孔丘主义的初步改造》，、红色文化网)的社会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胡适，《胡适文选》，第 40页)
简言之，李主张的「根本解决论」是绕过无数的枝节问题，直追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从整体看待问题，因此与胡适的「点滴改良论」，针锋相对;质言之，一个主张「大破大立」的革命观、革命路线;一个主张「小修小补」的温和改革观、改革路线。
谁是谁非，由于从理论上、文字上都能自圆其说，难下判断，而应通过历史实践来证明，也即本文提出的速度的维度这个维度来下判断。胡适的「点滴改良论」鼓吹的牛步龟行的速度，果如此，则脱出民族苦难的诉求和赶超欧美文明的迫切时代任务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才能实现，而且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和邻国日本，也不会给中国这样等待的时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有尊严的中国人实在等不及了，只有响应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强烈诉求呼吁，快快快，追追追，刻不容缓，这就是时代要求的速度，现在世人正在领教的「中国速度」!
11、就一个一穷二白的近现代中国而言，主要的历史驱动力，归根结蒂，来自华夏民族固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即民族魂。(参见拙文，《我行故我在，民族魂与中国之崛起》，、红歌会等网站，2018年1至4月)
12、人所周知，毛泽东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诗词、哲学、军事、政治、革命理论等方面的成就，无一不能成一家之言，让人心服口服，特别是军事方面，中华千古一人。如果他只是一个文人诗人，无疑必可成名成家，为后人传诵。但主要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新中国的舵手，为了赶超欧美，推动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乘风破浪，因而要不断发动吃力不讨好的政治运动，为此触动伤害了中国社会上和党内反历史或时代潮流的既得利益的个人、其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而被他们丑化、甚至妖魔化;近年来，此风有增无已。西方人更无例外，编造各种说法，甚至是编造下流的色情谣言，加以妖魔化，搞人格谋杀。关于此点，请参看注9、
这里再顺便再多谈一下政治运动与妖魔化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欧美的中国通和台港海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政治运动，只是为了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扯上私人恩怨，更是扯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文革，在他们的眼里，毛之所以要打到刘少奇、林彪，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真是这样的吗?除了权力斗争这个维度之外，还有其他更趋近历史真相的维度吗?有的，那就是时代任务、时代要求、时代使命。当时高龄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的舵手，面对的紧迫的时不我与的时代任务时，例如抗美援越、打破冷战的美苏二元国际格局、联美抗苏、党内矛盾，特别是将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搞政治运动转向搞经济建设，打天下转向治天下，并为此目的，必须无情地淘汰拉下一大批已经过时过气、建有开国殊勋的党政军的领导人，好为实现此新的时代任务—经济建设--的年轻接班人让路接班。这根本与私人恩怨风马牛不相及，但西方的中国通和海内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却老爱在这一点上炒作，喋喋不休。
必须再次强调，权力斗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质言之，文革是毛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发动的一场多目的、影响深远的大革命。但刻意妖魔化毛泽东的中外学者专家，却将手段视为目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总是似花还似非花，隔鞋瘙痒，以致毛晚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一向颐指气使、好为人师的「中国通」哀叹他们竟然变成了「中国不通」;原因无他，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是从「权力斗争」这个单一维度来解读评说中国历史的进程了，遂有此严重失误。(详情请参看拙文，《历史的毛泽东，现在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刊载于等网站)
试问: 这岂是单从权力斗争这一狭隘的、别有用心的维度来解读评说文革和毛晚年史功过的学者专家所能理解的？套句古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而且，笔者深深怀疑，如果没有毛晚年发动的这场高瞻远瞩、多目的文革，借鉴刘邦和朱元璋模式，清除人事上的障碍，而为邓接班、主导搞经济建设的新时代的人才铺路，邓的改革开放能否成为可能，以及近一二十年来是否可以在各个领域取得井喷式的「中国速度」的高速发展，是个大问号。毛谋国之忠、之深、之远，国史上罕有其匹!当然，我们也为在时代的祭坛上付出生命代价的一大批中共的元老元勋们，刘主席、彭帅、林帅、贺帅……深深抱憾!历史的车轮本来就是血迹斑斑!
这是本文的一个甘冒国人诟病、学者专家冷嘲热讽的大胆假设，当然有待历史证明。
13、详情参见拙文，《历史的毛泽东、现在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
14、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最近一位俄国的东方学家列昂尼德·姆列钦，鉴于「中国速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建议俄国走中国的道路，也就是向中国学习。这不正是应验了毛所说的「先做学生再做老师」的金言的神准预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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