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下半年起，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下称前苏东地区)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前导，先后走上了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道路。当时，人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改革制定者们相信，市场机制将引导这国家根除计划体制的弊病，迅速走出发展速度多年徘徊的低谷，进而很快地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之最终跻身于世界富国行列。前苏东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甚至广大公众都认为，向市场过渡的速度越快越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步跨越式”改革方针被各国普遍采纳，认为它更适合该地区社会-经济初始条件，对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实现体制的全面转轨不但是最佳选择，而且是唯一选择。
从那时列现在，7个年头过去了。在这期间，前苏东地区经济倒退之显著，社会后果之严重，及“阵痛”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从1989-1990年开始，前苏东地区各国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尤其在1991和1992年，经济形势最为严峻。在1992年，整个前苏东地区(除波兰外)经济全面下降，年下降幅度大多在两位数，有的高达40-50%。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专题研究报告(米拉诺维奇，1996：10-11)，在1989到1994年间，整个前苏东地的实际经济实力下降了至少1/4如果以美元衡量，下降幅度更大。1989年，前苏东地区按汇率计算的产值相当于西德的GDP，或3倍于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为3000美元。到1994年，这些国家的总产值(包括生产和服务)大约只相当于统一后德国GDP的4%或者只比中国多1/4，人均GDP下降为1700美元，几近一半。另据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的计算，以1989年为100，到1995年，整个前苏东地区的经济相当于1989年的66%，其中独联体较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更甚，实际GDP只相当于6年前的一半。
苏东地区经济衰退的幅度也是罕见的。这是自1929-1933年西方经济大危机以来和平时期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到1994-1995年，该地区经济全面下降的趋势有所和缓，部分国家甚至出现复苏迹象。预计1996年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将停止下滑，以1-7%的增长率回升。但是，由于前几年倒退幅度太大，以GDP衡量的经济总量锐减，一位数以内的增长率即使能维持下去，仍需假以相当的时日，方可恢复到过渡前的水平。
几年来经济的全面倒退无疑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文试图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就前苏东地区市场转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作一些分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从1990年开始，一年一度发布《人类发展报告》，确立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概念和指标。这些概念和指标已被普遍接受和广为采用。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涉及所有这些社会指标。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人类生存发展几个最基本的条件和标志，旨在提供一个粗略的真实图景。这些方面，主要包括收入分配、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以及人类潜能发展条件的变化。
一、收入分配与消费
从理论上说，一国GDP越高，人均份额越大。反之亦然。前苏东地区经济的大幅度萎缩自然带来人均收入的显著降低(见表1)。
上述资料显示，在经济转轨的头几年，前苏东各国的人均收入全面下降。虽然不同的统计方法提供的数据不一样，所有数据都表明，除少数几个东欧国家外，其他各国人均收入都急剧下降，其下降幅度，只有世界经济史上几次严重经济危机可与之相提并论。其中，根据家庭预算的调查，整个东欧地区实际人均收入减少了1/4，而其余地区减少的幅度接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由于前苏东地区短期内经历了如此剧烈的经济变动，单是人均收入指标还不能全面反映这变动对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资料表明，这一地区各国向市场过渡的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社会后果之一是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贫困人口的增加在整个地区是普遍现象，但骤增年份在各国有所不同。许多研究指出，这一现象与“一步跨越式”过渡措施实施的力度，尤其是价格自由化的快慢直接有关。例如，贫困人口增加最快最多的年份，在波兰是1990年，在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是1991年，在俄国和乌克兰是1992年。这些年份，都是各国所谓“休克疗法”实施最热烈的高峰时期。到1992年底大规模贫困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开始缓解，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在继续恶化。
以上根据家庭预算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上述国家贫困化发展最显著的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立陶宛和阿塞拜疆，其次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到1994年，这些国家中占总人口1/4到将近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过渡之初的1989年，贫困人口的比例多在1-2%之间，最高的不过为11%。此外，低收入人群也大大膨胀。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在以上各国(除匈牙利外)都上升到占总人口的1/4以上，多数国家高达一半以上，在阿塞拜疆甚至高达85%。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贫困化现象虽然不那么显著，但由于这几个国家的贫困率在过渡之前就相对较低，因而相对起点而言，其贫困率的增长幅度仍然相当可观。
由于缺乏相应的家庭收支调查资料，对其他前苏东国家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国、乌克兰以及阿尔巴尼亚的贫困化状况尚没有类似的准确计算。不过，其他一些资料来源表明，这些国家的贫困化问题至少同样重。
总起来说，除中亚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以及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前苏东地区，也就是说，在1993-1994年间，中欧总人口的8%和其余上述地区总人的3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约有1.1亿人口沦为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普遍下降引起生活条件的全面恶化，而对这些骤然增加的贫困和低收入人群来说，谋求生存成为务之急。典当铺在许多国家迅速涌现并生意兴隆。在保加利亚，接受社会救济的人口在1989-1993年间增加了30倍，这些举措虽然可救一时之燃眉，但靠此脱贫却完全是不可能的。
贫人口在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存在的，主要涉及人口较多或单亲家庭、伤残者、部分少数民族、拿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等等。而新增贫困人口的结构却很不一样，其中包含了大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无法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失业者、退休的非熟练工人、部分农民、相当一部分虽有工作但收入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薪阶层，即所谓的“有工作的穷人”以及大量涌现的移民和难民。
人们通常认为，向市场过渡过程中受贫困化影响最大的是靠养老金过生活的老年人，而事实上，首当其冲的是儿童、失业者和有工作的穷人。例如，在俄国，在1992年7-9月间，15岁以下儿童中有46%属于贫困人口，在36-60岁的人口中这一比例为35%，而在男性领取退体金的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22%(姆罗盛和波甫金，1994年)。儿童贫困化现象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很突出。这一现象，与失业率增加及失业救济标准降低，低酬就业人口增加，以及社会福利尤其是子女补贴的削减有直接关系。即使在子女补贴等福利尚未受到根本冲击的匈牙利和捷克，儿童贫困化问题也比成年人和老年人严重。1992年，匈牙利儿童贫困化率比成年人高1.5倍，比老年人高2.7倍(拉卡托斯，引自联合国儿童基金国际儿童发展中心)。究其原因，主要是家长失业率增加以及低报酬工作的扩展。
前苏东地区出现的这种“市场过渡贫困化”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贫困人口比例在市场过渡的前一、两年迅速增加后渐趋稳定，仅在很小的范围内上下被动，甚至在有些国家，例如波兰，在经济已经停止衰退并有所回升时，贫困率仍大致稳定在经济转轨初期出现的较高的水平上。只有捷克和爱沙尼亚的贫困率在1990-1992年骤增后有所下降。第二，前苏东地区的贫国化属“浅度”贫困化，贫困度比一般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要低。但与此同时，该地区处于低收入和贫困边缘的家庭数量亦有相当大，也就是说，幅度不大(例如10%)的人均收入增减就足以引起入贫或脱贫比例的著变化。第三，尽管贫困率在这些国家增长很快，永久性赤贫人群似乎尚未形成。例如，在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居民家庭的数量在入贫脱贫之间以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变化都较大。这表明，大面积贫困化在这一地区可能仍属于过渡现象，是经济大幅度骤然衰退的直接后果。
但是，大规模经济衰退决不是市场过渡贫困化的唯一原因。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发展。在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各国普遍出现收入分配两极化趋势日益成为贫困化的重要根源。因此，可以预料，当这一地区经济恢复增长后，大面积贫困化现象会相应有所缓解，但由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困化却会继续存在。波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倒。总之，这些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能否解决贫困化问题其前景至少是不很明朗的。
二、人口变化
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前苏东国家中，除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几国外，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1989-1994年间都下降了。这一趋势在俄国最明显，下降幅度为6年，致使俄国男性预期寿命缩短到不足60岁。其次是波罗地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男性平均寿命分别下降了4.7年、4.3年和4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下降幅度为3年多。这一变化，是经济转轨前人均寿命上升的发展趋势的逆转。
女性人口预期寿命的恶化总的来说不如男性显著。女性预期寿命在波罗地海三国和摩尔达维亚缩短了0.8-1.3年，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缩短了2-3年。前苏东地区大部分国家男女寿命的差别原本就较大，由于过渡时期寿命变动的不平衡，男性寿命在本来就短得多的基础上又显著下降，使男女寿命差距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上述国家中，除捷克和波兰两国外，其他国家男女寿命差距都扩大了。1994年，这一差别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地海三国都在10年以上，其中俄罗斯更高达13.2年。这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例如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单亲家庭增加等等。
据研究，死亡的上升可能是导致前苏东国家人口预期寿命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市场过渡的最初几年，中欧和东欧地区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死亡率普遍大幅度上升现象。联合国儿童基金国际儿童发展中心根据掌握的大量资料，较早报道了这一发展趋势。据该中心的资料(1993年、1994年)前苏东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基本为三种类型。第一、在经济转轨的最初几年，死亡率在所有这些国家都上升了，只是上升的幅度有所不同。有些国家，死亡率不久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倒如，回归正常水平的年份在捷克为1991年，在斯洛伐克为1992年，在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为1994年。这是第一类型。第二种类型以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代表。其特征为，这些国家在过渡初期出现的死亡上升现象虽然较为和缓，但直到1994年死亡率仍维持在上升后的水平上而没有什么改善。第三种类型是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地海三国1989年之后，这些国家死亡率上升幅度最大并且在随后几年中继续恶化。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死亡率在其余各国直到1994年仍在继续七升，尽管上升幅度比前几年有所减少。
以1994年与1989年相比，俄罗斯以及前苏联西部地区的死亡率增加最为显著，其增长率俄罗斯为46%，拉脱维亚为34%，波罗地海、斯拉夫国家和摩尔达维亚为20-25%。俄罗斯是人口受死亡率上升影响最大的国家。从绝对数上看，由于死亡率上升，俄国在1990-1994年期间新增加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70万，其中2/3即130万是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引起的。波罗地海三国以及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的情况只比俄国稍好一点而已。
到1995年，前苏东地区，包括俄罗斯和波罗地海三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趋势普遍有所缓和。但即使如此，在这一年，16个东欧国家中有12国男性预期寿命仍低于1989年的水平。在1994年，俄国男性预期寿命仅为57.6岁，不仅低于该国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而且大大低于2/3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前苏东地区市场过渡初期人口寿命和死亡率的剧烈变动堪称为一次“死亡率危机”。人们通常以为，非战争因素引起的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受害者是所谓生理脆弱人口，即婴幼儿、孕期和哺乳妇女以及老人。但前苏东地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受死亡率危机打击最重的是劳动人口，尤其是男性青壮年，即20-39岁的男性。妇女不同年龄段死亡率变动情况与男性人口有相似的地方，但变化程度远不如男性那样显著。而且，在20-39岁和40-59岁两个年龄段之间相对变化程度在各国有所不同，年轻妇女死亡率攀升的趋势远不如男性那样普遍和明显(见表2)。
从统计资料上看，婴儿死亡率只在前苏联几个地区和保加利亚有所上升，而这部分还是受到分类标准和统计方法的变动的影响。到1994-1995年，婴儿死亡率在各国都低于1989年的水平。
什么原因引起劳动人口死亡率如此大幅度的上升?联合国儿童基金国际儿童发展中心的统计和研究表明(1993、1994、1995年)，大约有30-80%的超正常死亡可归因于心血管病发病率增加。另外，外部因素，包括中毒、各类事故自杀和他杀等等，也是前苏联各国以及匈牙利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与过渡阶段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心理-社会压力有关。政治、经济体制短时间内产生急剧变动，对人们生理、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不管愿意不愿意，每个人都被迫进行全方位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对许多人来说进行这个骤然调整是痛苦的。但他们既无力把握社会变动又无法逃避现实，因此，失落感、危机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茫然应运而生。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健康和行为方式。此外，原有的一些不利因素，如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而过渡时期出现的急剧贫困比、卫生标准降低、医疗服务体系的衰落甚至暂时解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死亡率危机”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人类潜能发展条件
这只讨论就业与收入问题，其他如教育、医疗和生存环境等留待以后讨论。经济转轨开始之后，登记失业率在所有中欧和东南欧各国都增加了，只有捷克是个例外。但是在前苏联大多数国家尽管生产大幅度下降，登记失业的人数却没有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大量涌现。在俄罗斯，登记失业率在1994年仅为3-4%。不过，登记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之间往往存在很大距离。由于失业救济标准低，失业登记处帮助再就业的机会不大，许多失业人口不愿前去登记。按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俄国失业率大约在6-7%。如果把非自愿减少工时减少工资以及不带薪暂时离职的人统计在内，俄国失业率将上升至12%。
1993年之后，部分前苏东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失业状况却未见明显改善。失业率大多保持在上升后的水平上甚至略有增加。在经济回升较好的斯洛文尼亚和波兰，1994和1995年初的失业率仍分别维持在14%和15%的水平上。
在失业问题上，长期失业对失业人口及其家庭的生活以及社会心理健康的损害比短期失业要严重得多，是更难治愈的社会痼疾。在前苏东地区所有国家中，长期失业人口在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呈增加趋势。这一比例，在匈牙利由1992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40%，在捷克由15%上升到20%。在波兰和保加利亚长期失业比例在1994年分别达到27%和60%。
对靠工资为生的人来说，失业使收入锐减，生活水平骤降。而失业时间越长，重新就业的机会就越渺茫。对西方发达国家失业问题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失业保障相当完备的条件下，长期失业对失业者本人及其家庭子女在社会交往、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也远远超过物质收入变化的范围。前苏东地区各国的失业保障尚不健全，在这种条件下，不断增加的长期失业人口的危害显然更重。
前苏东地区劳动力配置方面出现的另一个新现象为就业率的下降大大超过失业率的上升(见表3)。
就业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差距在青年、妇女和仍然工作的退休者中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就业率一直较高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更是如此。这个差距主要是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上表中只有在波兰就业率与失业率大致相同。有理由相信，由于失业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就业率的变动应该更能反映一国劳动力失业的真实状况。
如果说，失业导致的收入下降主要影响失业人口及其家庭，那么，现有工资水平的变动则影响到大量就业人口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经济转轨开始以来，平均实际工资在所有前苏东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只是最近一、二年，下降势头在中欧国家才有所减缓。1989-1994年间实际工资在捷克下降了20%，在前苏联一些国家和罗马尼亚下降了40%。实际工资下降的幅度在失业率较低的国家更明显，这是由于这些国家通过削减工资的方式来避免大幅度裁员。
与此同时，工资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无论从净收入还是税前收入来看都是如此。
在前苏东各国中，前苏联的斯拉夫地区、波罗地海三国和保加利亚工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最为明显，而中欧国家中除波兰以外，工资收入差距则相对较小。从前苏东各国目前的劳工市场、税收、社会保障政策的取向上来判断，工资收入的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扩大。
四、简短的结论
大量统计数据、社会信息和研究报告表明，前苏东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付出了相当沉重的社会代价。在过渡开始的前几年中，由于社会生产大幅度萎缩，人均收入水平全面下降，相当数量的人口骤然陷于贫困，有些人沦为赤贫直接危及人们生存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战乱、动荡以及犯罪、酗酒等社会问题都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由于公共开支减少和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原先主要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发展支出逐渐转移到公民个人头上。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收入降低，大批工薪人口用于社会发展的经济能力十分有限，许多社会发展指标相对恶化。当然，在分析这一发展过程的同时也要指出：第一，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受到同样或同等程度的影响。有些人的状况相对好于其他人，更有少数人的经济条件比过渡前要好得多。因此，这部分人可用货币购买力衡量的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提高了。第二，并非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全部出现倒退。有些方面，例如小学入学率、洁净饮水率、生活能源消费等等维持了原有水平甚至有所改善。第三，前苏东地区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即使在经济衰退同样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发展指标的变化在不同国家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历史、社会结构、体制、具体社会政策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着这一进程。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恶化时间长短不一，随耆经济转轨的深入，有些社会发展指标有所改善，但另一些则没有好转的迹象。现在还难以断定，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建立必然会带来社会发展指标全面好转。
在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死亡率的变化。最能反映人类贫困状态的是缩短的寿命、痛苦的生存和过早的死亡。在一定生活条件下，生命的长短构成了生存的价值。正是因为如此，著名经济学家赛恩把死亡率看作衡量发展成功和失败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前苏东地区经济转轨的社会代价首先莫大于“人的代价”。
总之，前苏东地区一些国家在90年代七半期经历的死亡率上升危机不亚于甚至超过本世纪几次主要经济危机，而由此引起的“超正常”死亡人数只能与大规模政治变革时期或战争时期相比。目前，由于该地区仍处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全面评价转型初期的社会后果，尤其是这些后果对各国社会经济时期发展影响，在目前来说似乎尚为时过早。多年之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他们也许能更清楚地回答以下问题：究竟如何来衡量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历史意义?向市场过渡的方向、道路、战略乃至政策措施是否是历史留给这些国家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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