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国内开始谈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究竟何谓和谐社会，在今天已然市场化了的中国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对此类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而根据某些政府政策诠释者的说法，“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合作和宽容的社会，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一个秩序和法治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诚信的社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2]按照这些描述，和谐社会只能是一个理想社会，令人想起中国的“桃花源”，或西方的乌托邦，或者也许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蓝图?
不过，和谐社会既然只是一个理想社会，它就像大同世界一样，只是一个值得最求的目标，并非现实世界。承认它是个理想社会，也就等于承认现实世界距离它非常遥远，因此，对现实世界的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花多大力气描述这个理想社会，而在于找出现实世界的差距，采取何等措施，如何一步步朝这个方向迈进。
以上对和谐社会的描述使用的都是形容词，形容词通常不仅有比较级最高级，还有反义词，在描述现实社会的时候更是如此。脱离了程度的比较，脱离了与之对立的另一面，这些形容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例如，公平的对立面是不公平，没有后者，怎知前者?怎样才算公平，什么样的社会是公平社会?公平的程度如何，是百分之百公平，还是完全不公平，如何判断和看待两极之间的那些差别?和谐社会与什么社会相比，与本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如果是后者，又是哪些国家?由于和谐社会描述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或现象，没有涉及质的规定性，因此，在现实中不容易辨认。也许，心目中有和谐社会的样本?
相反，如果谈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就比较容易辨认，因为它们以社会制度划分，而制度本身使不同的社会具有一系列不同的本质特征。以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制度作为标准，人们不但不难对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国家进行分类，而且不难认识不同制度下产生的不同的社会特征或现象。没有这种划分，似乎很难言说社会的好坏。不出事情或少出事情的社会就是好社会吗?社会进步能否以社会和谐作为标准，它与生产力发展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那中国改革后一心追求GDP所为何来?如果有，那为什么不提建立“生产力发达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也出现过貌似和谐社会的时代，但是，那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的吗?由于缺乏制度特征，作为理想社会的所谓和谐社会，似乎更像是空中楼阁。
和谐社会不像GDP之类那样容易衡量，很难建立起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拿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描述来说，要说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困难。例如，一个多元的社会并不必然是合作和宽容的社会，一个秩序和法治的社会也不必然意味着公平，而安定有序的社会也许缺乏活力，一个诚信的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很可能没有必然联系。缺乏制度特征，似乎很难对不同国家或社会进行分类，例如，谁能说清，历史上，世界上是否曾经出现过和谐社会;尤其是，在当前，又有哪些或哪个国家可以被称为和谐社会，是几个依然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甚至最不发达国家;是所谓现代化国家，还是某些幸存的原始部落等。
如果说，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是不和谐社会，而后者必然表现为不稳定，其特点是动乱、冲突甚至战争或革命，那么，一个看似稳定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吗?引申开来，一个全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吗?这似乎与共产党人的道理不一致。共产党人相信，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取决于其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那就是造反有理，这就意味着打破表面和谐的局面;社会在矛盾中前进，矛盾就是斗争，而斗争很难被称作和谐;通过斗争解决矛盾，看似打破眼前的“和谐”局面，但大乱到大治，由此实现长期稳定，似乎更符合辩证法等。总之，表面的社会和谐未必总是一种更好的状态，而不惜代价维护这种和谐也不一定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相反，直面社会矛盾，采取可行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似乎是正确的选择。
不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也不管对上述问题给出何种答案，和谐社会表现为社会的“安定有序”应该不存在疑义，其中自然还有一个和谐程度的问题。前不久，笔者有机会再次访问印度，结合前两次访问的经历，对“和谐社会”生出一些感想，借此机会，比照印度的所见所闻，谈一些印象和观感。
1、所见所闻
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同处亚洲，地域辽阔，文化多样，历史悠久，同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这几年有机会访问了首都新德里及其周边一些地方，走访了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些城镇和乡村(这个地区以超前的社会发展成就闻名)，最近又去了西南部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果阿，这是印度最小的邦，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境内唯一的葡萄牙殖民地。说实话，中国和印度虽然比邻而居，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似乎并不太多，正因为如此，一旦身临其境，观察到当地一些现象，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并且，也许由于同是发展中大国，往往不由自主地拿来与中国比较。
从中国到印度来的人，首先注意到的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之外，恐怕就是随处可遇的乞丐了，这可能由于他们在外国人出入较多的大饭店周围比较集中。那年在新德里开会，晚饭后出去散步，走出饭店不远，很快被几个讨要者拦住了去路，给了他们一些零钱之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涌出更多的人，把人团团围住，根本行走不得。因为言语不通(印度人远非都懂英语)，这些人纷纷把手伸到你面前，随后又不断放到嘴边做吃饭状，意思很清楚。这么多一群人，如何给的过来?处于包围之中又前行不得，不得不转身落荒而逃，干脆放弃外出散步的打算。后来与几个外国同行说起，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说三两人结伴也无法在饭店外的街道走出几十米远，因为应付不了如影随形的乞丐。一次乘车外出，在路边停车，想看看不远处一处古迹，下车后还没等站稳，马上冲过来两个抱小孩的妇女伸手讨要，大人孩子都显得瘦弱不堪，可能确实存在吃饭问题，似乎不像有些地方一样，把乞讨当成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
当然，也并非到处都是这样。笔者去过农村有些村子，那里倒几乎没遇见讨要的人。也许，只要能在村子里生存下来，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尚能让人维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乞丐的行为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去过的南部小城市，大白天，可以看到不少青壮年东倒西歪地躺在街道旁阴凉的地方，据说这些人也是以乞讨为生。他们看上去都瘦骨嶙峋，一幅病恹恹营养不良的样子。不过，就体质而言，街上的很多行人似乎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天气热，不少男人把传统的白色长袍挽到腰间，像是穿着白色的大灯笼短裤，下面露出的是麻杆一样的细腿，穿着拖鞋或光脚走路，这是常见的打扮。
寺庙前，或比较热闹、高档的餐馆门口更少不了乞讨者的身影。有人曾经描述说，到这样的餐馆吃饭，最先遇到考验的不是自己的胃，而是自己的心肠，因为首先需要勇气，能够面不改色地穿过两边林立的乞丐阵，才能进入餐馆。我虽然没经过这种阵势，但也见识过餐馆外数量不等的乞讨者，当时也不得不与众人一道，硬起心肠，对他们伸出来的手视而不见，像“上等人”似的赶紧走进餐馆。能在“清净的”地方用餐，把这群弱者隔在门外，真不知该庆幸自己属于另一个世界，还是该厌恶自己的铁石心肠，或者憎恨自己的无动于衷。
无家可归者也是常入眼帘的人群，他们属于到处流浪一族。在新德里市区的街边路旁，在城外公路两侧，在印度最富裕的果阿邦的小树丛中，都能看到一群群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地。临时搭建的住处各式各样，规模不一，有拥挤在一起的低矮篷帐，有纸板或其他材料搭成的窝棚。一次乘车经过一个较大的无家可归者棚户群，不顾印度司机的劝告，我和同伴决意到那里亲眼看上一看，甚至希望也许能和那里的住户谈上一谈，那知下车后朝那里没走几步，就见几个人从破烂的帐篷外，急急朝我们迎面走来，他们身后旋即涌现出更多的人随之跟上来，就像看到了能够施舍的救主一样。为了避免脱不了身的尴尬，我和同伴只好立即掉头逃回车上，赶紧开跑了。这位印度司机说，这些人期待得到帮助，如果不能提供帮助，跟你们这些不一样的人有什么好谈的，后果只能是双方都不愉快。他说的对。
无家可归者的生活自然非常不易。看到有人用路边下雨积下的肮脏水坑的水洗脸，用树枝之类的生火，用黑糊糊的什么容器做饭。不过，由于印度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气候，他们搭建的栖身之所可以简陋到完全不具备避寒功能，实在不行，还可以露天过夜，似乎也能生存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热带气候，也许算是对穷人的一点眷顾吧。不过，一旦哪个地方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人们必会听到有关冻死人的报道，例如2004年，北方邦有420人被冻死。无家可归者在印度究竟有多少人，可能没有确切数字，据说新德里超过15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过于保守。一种类型的人群，如果不用费力寻找而几乎随处可见，总人数恐怕相当可观。据联合国的数据，印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2%，绝对数量更是惊人。
另一方面，印度自然也存在一个与国际“接了轨”的上层，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般人可以借助各种传媒充分想象，却大多无缘亲见，因为两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此，人们似乎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从机场到会议所在地的国际中心及其他类似地方，马路两边随处可见电影银幕大小的广告牌，上面或是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现代绅士(在出售领带?手机?)，或是风景秀美的豪宅。笔者在一次行车途中顺手记下了一些广告牌，包括：售房广告：Dream Home, Easy Loans;满脸笑容的白人女子：Panasonic, “Hello, Goa”;正在打高尔夫的青年才俊：Trouser babiric for every mood;现代厨房，幸福的家庭主妇：Samsong Microwave;大概与手机有关，两个背靠背游戏并幸福着的青年男女：“Two years incoming free without charge”;着泳装的一对青年男女在海滩上仰天大笑：宣传旅游?广告牌上的这些景象和形象十分“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也无非如此。但在发达国家，这些东西至少有一些已成为大众可及的消费品，而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们离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极其遥远，几乎毫不搭界。
对那些在路边光着脚捡拾树枝的人，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食不果腹的人，那些处于最原始生存状态的底层民众来说，广告牌上展示的生活是“他们的”世界，与自己毫不相干，因为那是一个只能在他们想象中存在的世界，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世界。令人不无感叹的是，在印度，你过你的广告牌式的生活，我过我的贫民窟生活，天差地别的两个世界居然可以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就此而言，也许称得上“和谐”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几年前，笔者在做所谓田野调查的时候，去过云南穷乡僻壤中的一个村落。那里因为村村通工程，不少农家已经配上了电视机，每天有电视节目可看，这本身也许是好事。但进入这个农家，发现屋内空空荡荡，几近家徒四壁，最瞩目的就是泥土地面的中央有一口架起的铁锅，主妇正在那里烧柴火煮饭，室内烟熏火燎，此时，一旁的电视频幕上正在播放广告，一会儿是如何减肥，一会儿是如何让秀发飘逸，着装精美的所谓现代女性搔首弄姿，骄傲地展示她们的苗条身材和现代生活气息。电视中的影像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同样令人震撼。
在印度，上层人士不必多说，赤贫者本身似乎也比较平和，与外人接触，他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可怜状，而不是一副忿忿不平甚至充满仇恨的样子。于是，有人说，这与印度的民主法治不无关系。与中国相比，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他们愿上那就上那，“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像中国长安街一样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没有人以影响市容而象赶鸭子一样到处赶。印度也没有像中国一样到处打砸摊主的城管，为三轮车影响政府形象而被取缔。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这个说法，似乎也没有错。
印度的自由民主得到不少赞赏，还有人说，“印度没有户籍制度，农村的贫困导致农民大量进城，典型如孟买，1500万人的城市里有500万人住在贫民窟塑料布、锡板、简易铁皮搭成的贫民窟里，但那却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城堡!”按这种说法，印度的穷人尽管很穷，以至一个城市高达三分之一的几百万人口蜗居贫民窟，尽管那里到处是衣衫褴褛、无所事事的流浪者，周边环境脏乱差，但印度的社会制度却使他们活的有自由，有尊严，甚至有人格，人们在各自的世界各得其所，在有些人眼中，印度想必也算得上和谐社会吧。[3]
其实，就表面来看，印度的社会秩序似乎谈不上井然有序，尤其是交通秩序，大街上，常常可见行人、各种车辆和牛马羊象等混在一起，乱成一团，汽车喇叭自由鸣响，各种各样的杂货小摊挤做一堆，交通速度缓慢。不过，在这种人、畜、车的自主互动中，似乎倒也看不到发生多少交通事故。这种表面上的无序也许可以算作混沌中的秩序，而现存制度中森严的社会等级秩序及其思维定式，例如上智下愚、上尊下卑，可能正是支撑这种类型的和谐与稳定的基石。
2、所想所议
在印度，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大量赤贫者的存在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原因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太低?其实，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低，可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不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尽管人们并不富裕，也有很多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但是，在“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下，有限的资源能让更多的人分享(于是被有些人讥为“共同贫困”)，中国并没有出现像印度这种衣食无着一无所有的大规模赤贫人口，没有成堆结队常年乞讨的流浪人口。
说起来，印度独立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下，在大量赤贫人口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这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大国虽然小规模冲突不断，但社会各阶层大多时间内似乎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全国性大动荡，实在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可以算做一种社会“和谐”的成功案例。
印度毫无疑问是一个等级制的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在通常的阶级分野之外，或者说，在通常的阶级分野之中，印度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种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据说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贱民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他们低贱到甚至不能算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被正式废除，但其影响若隐若现，有助于维护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
印度社会从来不乏冲突和骚乱甚至武装斗争，但它能够在如此贫富鸿沟、等级森严的社会条件下大致安之若素，还是很有些值得思考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可以出现两种后果，一种是社会各阶层认可这种制度，尤其是底层群体认可自己的低下地位，对上层人充满向往和羡慕，对不如自己的更下层充满不屑与自我庆幸，从而把精力用于往上爬，以改变个人的命运，而一旦上升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认命顺从，安贫乐道，整个社会由此也可实现和谐。如此看来，猫和老鼠、狐狸和鸡、狼和羊之间和谐相处尽管违反自然规律和生物法则，在人类社会却并不是不可能。
如果底层民众不认可这样的等级秩序，则社会和谐无望，因为他们会起而造反，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而这正是共产党所相信和所从事的。共产党号召民众觉醒，觉醒就是不安于现状，就是要摆脱奴隶地位，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消除不平等，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在社会平等基础上重建秩序。但这样一来，造反、革命必然发生，社会动荡在所难免，也就没有了“和谐”。
和谐社会可以有多种方法维持，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创造逆来顺受的文化，不反抗，不抱怨，要抱怨的话，就抱怨自己命不好，或者自己没本事，唯一的希望常常就是期盼出现奇迹，例如遇到一个富家子女看上自己，一下子时来运转，改变了命运。这也是许多印度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为那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4]被剥削的人们如果都能如此，剥削者则可安心剥削，被剥削者也能安心被剥削，彼此和谐相处大概就不是难事，但是，工农大众逆来顺受是值得称道的美德吗?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破除旧观念，倡导人人平等，尽管现实不尽如人意，但这种观念日益深入人心。1990年代初期，笔者到菲律宾马尼拉，一落地就受到很大触动。当地接待单位派车到机场接机，开车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对当时我这个中年妇女毕敬毕恭，一口一个“夫人”，开车门，取行李，弯腰俯首，极其谦恭，这令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笔者生长在社会主义中国，从小受的是人人平等的教育，一下子难以适应这种奴仆一般的服务。在印度，“下等人”对“上等人”大致也是这种态度。在那里，人们之间似乎没有平等相待的概念，要么地位高于你，要么地位不如你;要么比人优越，要么比人低劣;要么是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总之，没有平等可言，也就不可能平等相待。对习惯于这一文化的人来说，可能这是唯一的社会秩序，他们看不到世界还可以有所不同。
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要避免社会动荡，避免低层造反，从而保持社会稳定，需要一系列手段，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就是洗脑，即“说服”或者说“麻醉”底层民众。富人豪宅旁不远处就是一群群乞讨者，富人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因为穷人们“不敢”造次，他们甚至连想都想不到这样做，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被彻底打垮了。打垮他们的，是长期的殖民统治，是民主的迷魂药，是传统的种姓制度和现代社会结构，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
要维持等级社会的和谐，就要把认命不争的信念牢牢灌输到民众头脑中。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点在印度很突出，那里几乎全民信教，包括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其麻醉作用不容小觑。除宗教外，发挥这种作用的还有两个新工具，即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教育。
其实，民主对维持这样的和谐社会更是功不可没。大选民主一方面给民众一种虚幻的权利感，另一方面给统治者一个强大的借口，让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应对民众求变的要求：你已经行使了权力，还要怎样?这难道不是你投下的神圣一票所做的选择吗?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也是人民的鸦片，因为这类所谓投票权无非让穷人认命，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要接受权贵阶级建立的秩序，接受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这不禁令人联想，西方到处兜售民主，也许就是要让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成为印度这样的“和谐”社会?
那么，印度是否算得上一个和谐社会?在笃信西方大选民主的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是连西方也承认的。既然民主了，人人都能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而政府据说因此具备了民选、民享、民治的特征，应该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而民主法治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各阶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的确，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人得出这个结论。近几年，印度经济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显示出相对中国的某些优势，进行中印对比的人也多了起来。对比之中，印度在“和谐社会”这个指标上往往占了上风。一些人指出，从经济发展程度看，中国的GDP和人均GDP相当于印度的两倍，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印度，但是，印度即使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不如中国，作为一个民主大国，它的社会却是更加多元宽容，更加安定有序，因而，印度的发展潜力更大。事实真会如此?笔者深表怀疑。这一方面要看印度未来的发展，例如，这种和谐能否长久维持下去，而这要看种种鸦片的麻醉功效，即使能够维持一定时期，让民众处于麻醉状态也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继续抛弃自身原有制度的优越性，对印度那样的社会制度亦步亦趋，中国的优势只会越来越小。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应该追求阶级平等基础上的和谐，还是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和谐?世界各国的剥削阶级都欢迎并竭力维持后一种模式。
3、我们要怎样的和谐社会?
和谐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描述，根据汉语解释(“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它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谐观的基本观点。”)，也可理解为不同或甚至对立事物之间相安无事甚至一团和气的共存状态。同时，和谐还有程度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程度，也许可以说，社会差别越大，就越难实现社会的和谐，或者说和谐程度就越低。
由此可见，阶级社会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和天然对立。阶级分化越严重，阶级对立越尖锐，和谐社会也就越遥远。
但现实是复杂的。在印度这样一个社会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的国度，其社会和谐程度之高不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不无诧异。如果说，阶级分化是社会不和谐的病根，那么，在病根未除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存在阶级分化甚至阶级分化严重的情况下，达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和谐，似乎并非全无可能。
历史上，统治阶级和绝大多数执政当局无不把维持社会安定作为头等目标，惯用的手段是：首先以高压震慑社会，即利用国家机器，平时主要依靠警察力量，必要时出动军队，对各类有碍安定的行为严惩不贷，并随时保持高压态势;第二以妥协换取民心，必要时在利益上略作让步，通过国家再分配，让社会下层维持最低程度的生存条件，使之稍安勿躁，避免起而造反;第三以洗脑遏止觉醒，建立上尊下卑的文化霸权，使社会下层认命守法，安贫乐道，同时不断制造虚幻的梦想，例如渲染个别人咸鱼翻身的所谓“成功”，从而把社会下层求平等的斗争转变为个人向上爬的动力。这些手段相铺相成，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情况下，手段的优先选择或不同组合，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实际效果。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以两极分化为特征，世界各国的社会安定或“和谐”程度却存在巨大差异，秘密很可能就在这里。作为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印度社会的相对和谐自有各种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外，可能还与“不抵抗”、“不合作”、“非暴力”的甘地主义传统有关。
但是，难道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建立和谐社会是美好的愿望，但更重要、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或者说，在怎样的社会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
从总体上说，这里有治本和治标两条道路。治本之路在于从根本上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从而消除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使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历史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不可否认，在这种制度下依然存在社会差别，存在社会矛盾，也存在种种不和谐因素，但它与阶级对立的社会有着本质不同。
治标之路就是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让人们认可和接受这样的社会秩序，即富人理应得到仰视和尊敬，穷人理应遭受鄙视和屈辱，如此，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认其命，各司其职，相安无事，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香车宝马视无睹，流浪乞讨寻常事，其最高境界可能就是穷人安贫乐道，富人乐善好施。以这个标准衡量，印度可以算做得不错，但是，在目前已有的生产力条件下，如果大量劳动者依靠诚实劳动尚不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慈善事业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社会。
如果中国继续与这样的世界全面接轨，社会结构必然会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加速固化，而完全改变原有社会制度所换来的，也不过是像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的生存状态。不过，由于缺乏类似印度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条件，中国要想维持印度那样的社会和谐，恐怕并非易事。
说到底，只有消灭阶级，人人平等，才能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和谐，而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立真正的平等自由，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仁人志士长期寻找并曾经一度踏上的道路。
【完】
[1] 胡锦涛强调：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0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news/789914.htm
[2]俞可平：现代民主治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文汇报》，人民网2005年02月2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6/3207472.html
[3] 网上可找到不少有关“印度穷人不仇富”的描述和观感，例如，“印度穷人穷得‘滴血’ 但却并无‘仇富’心态”，2006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据说为原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黄军军。还可参阅 袁南生 著：《感受印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4]印度的电影世界闻名，与美国好莱坞有得一拼，号称“宝莱坞”，每年出产几百部电影。新中国成立后，看过的印度电影印象深刻的是“拉兹之歌”，故事是关于英俊的穷小子最终得到富家女的爱情，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个故事的基本套路延续至今。笔者在印度时，回酒店打开电视，四十个台中有二十七、八个是那种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节目，听起来调门差不多，打情骂俏，恩恩爱爱。看多了难免令人疑惑，这种无聊的老套路怎么会如此长演不衰，观众如何能持久地乐此不疲。也许，希望遇上一个富家女或公子哥，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对大量绝望者而言，就是能想一想看一看也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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