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2013年12月23日
回顾自己的一生，毛主席认为自己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另一件就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对此人们或有不同的解读。在笔者看来，这两件事可以解读为：第一件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二件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也就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不但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探索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上进行了伟大实践，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奇迹。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本文所说的“新中国”，特指1949-1978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无古人、迄今为止也还后无来者的崭新社会形态，同时又是一个处于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从而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形态，但无论怎样变化，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创新”。不走老路旧路，不断推陈出新，是毛泽东时代的鲜明特点。在我们这个时时处处强调“创新”的今天，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应能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中国曾经有过怎样了不起的创新发展历程;什么又是创新名义下的复旧，以至于“似曾相识燕归来”，重新陷入现存秩序似乎难以巩固和维系，不改变(改革)就死路一条的窘境。
新中国继承的既是一个大摊子，也是个烂摊子。中国历史久远，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但中国同时积贫积弱，多年战乱后更是满目疮痍。经济极其落后，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基础。毛主席曾指出，我们现在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台拖拉机都不能造。这种状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穷二白，诚如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刚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中国社会状况极为复杂，旧社会的遗迹无处不在。原有的阶级关系虽然被革命打破，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然极大影响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经济还是社会生活，都百废待兴。
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又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国度，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政权，有了人民军队，尤其是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歌曲东方红准确把握了这个关键所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新中国将是什么样子的?古今中外，出于对现实世界罪恶现象的厌恶和痛恨，人们总在勾画心目中的美好世界，在西方有伊甸园、理想国、乌托邦，在中国有桃花源、大同社会，虽然版本不同，这类想象中的社会美好之处却惊人相似：它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给自足，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是“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康有为《大同书》)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的社会;总之，它是美好的，因为它与已知的阶级社会完全不同，不再有这种社会里人们司空见惯的种种罪恶、丑陋、黑暗、不仁不义。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对人类发展未来的科学预测，但就现象特征而言，它与人们向往的这类美好社会基本相似。共产主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们各尽所能，产品按需分配，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得到充分保障，是一个人人有尊严的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
在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上，建设这样一个美好社会是可能的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遑论实现共产主义。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集腋为裘，滴水石穿，推动社会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发展，坚持不懈地不断消除社会之罪恶丑陋，同时不断扩大社会之美好，则不但是做得到的，而且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在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交出了一份极其出色的答卷。
早在延安时期，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曾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个当年在延安建立的新社会雏形，经过短短不到30年的艰苦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变成了现实。正像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时说：“我们新中国现在一穷二白，但穷也不是坏事，我们中国就像一片白纸，要在上面写上最精美的文字，要在上面画上最漂亮的图画。”他带领人民，让中国旧貌换新颜，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新面貌。
新中国具有怎样的新面貌?当年延安的十个没有，到毛主席去世时，在整个中国也基本上没有了。概括起来，至少有如下特征：
第一，新中国基本上没有贪官污吏。
毛主席领导建立的人民政府，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办事方式和工作作风上，都完全有别于之前的所有政权，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当然，政府工作并非十全十美，有失误，也有问题，但那时政府工作人员中却极少有贪官污吏，更没有大面积腐败。那时政府工作人员叫干部而不叫官员，意在强调分工不同，而不是身份地位不同。他们被教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走群众路线。干群之间在生活待遇甚至身份地位上尽管仍存在差距，也存在某些特权，但国家努力的方向一直在于推出种种新措施，努力缩小这些差距，而不是扩大差距，例如开展各种监督干部的政治运动，规定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劳动，干部下乡实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厂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是对各级政府和干部队伍最激进、最全面、最广泛、最严厉的检验。发动全国民众在全国范围全面揭发批判的结果表明，毛泽东时代干部队伍的问题主要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例如搞特殊化、脱离群众、多吃多占甚至个别人违法犯纪等，但就整体而言，却几乎没有贪官污吏，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大面积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损公自肥，越到后来越是如此。总之，整体而言，当时政府各级干部之清廉，在在之前和之后中国“官府”的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仇视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人从不打算尊重事实，他们振振有词地说，那时干部基本不贪污是由于中国太穷，没有什么好贪的。这个说法十分可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尽人皆知，此谚据说最早出现在宋朝，指的是地方官或一般官员敛财贪赃之普遍，即使是政声清廉的官员，也要捞上成千上万两银子，而贪官就更不用说了。它说出了一个道理：对贪官污吏而言，地方穷富不重要，当上“清知府”才重要。中国历史上，除了毛泽东时代，又有哪个时期不是如此，无论国家更穷还是更富?
人们曾经以为，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随后的新中国政权做到了如此清廉，因此，大面积腐败现象永不会再现。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毛泽东时代之后，干部重新变成了官员，虽然口头上仍然挂着为人民服务，却被人民讥为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三十多年来，人们不但见证了贪官污吏从重现江湖到迅速膨胀，从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到一人当官全家暴富，不断有人携带巨款外逃，涉及的财富数额之巨、贪官人数之多，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贪官队伍不断壮大，贪腐水平直线上升，腐败手段花样翻新，却刑法用遍久治不愈，贪腐在当代中国成了似乎无法治愈顽症，以至于“无官不贪”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而政府则被逼到“不反腐败等死，反腐败找死”的地步。
《京华时报》2013年11月5日报道，“5年来我国每天近百人涉嫌贪腐被查”。如此说来，每年被查的官员高达3、4万人，5年内总数超过18万。那么，整个改革时期，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又有多少呢?在没有详细统计的情况下，可以推想，改革以来，因贪污受贿等被判有期徒刑、死缓乃至死刑的人，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自杀身亡的政府官员，其人数之众，很可能远不是整个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期间)有同样遭际的干部人数可比。就此而言，改革对官员群体而言，也许才是名符其实的浩劫。
无论历史还是现在，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一个没有贪官污吏的社会都是民心所向。这个美好愿望，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时代才得以基本实现。
第二，新中国没有土豪劣绅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土豪劣绅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绝迹。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千百年来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和一切剥削阶级被一扫而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终结了极小一部分人鱼肉绝大部分人的历史。这是中国革命与之前所有革命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推翻并消灭了剥削阶级，从而极大降低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贫富差距。
土豪劣绅，一般解释为：土豪，指乡村里的豪强，即仗势欺人的地主;劣绅，则指地方上的恶霸或退职官僚中的恶劣者，整体上指旧社会有钱有势、横行乡里的人。更广义地，土豪劣绅可以指所有剥削阶级及其帮凶。新中国建立之前，他们一直是统治阶级，与之对立的劳动人民则受其压迫、剥削和统治。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土豪劣绅作为一个阶段被消灭，阶级对立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基础被彻底摧毁，社会成员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基本平等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
诚然，消灭剥削阶级即使提供了实现政治平等的条件，经济平等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不同，在新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主要与从事的职业、技能和工种有关，与资本和私有财产积累无关。正是由于这个根本性改变，中国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到改革前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特色，在新中国成为了历史。
只要看看中国后来的发展，看看世界各地，就能发现，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了不起。毛泽东时代之后，伴随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对立的阶级关系再次形成，字典中久已消失的称谓重新现身，一方面，劳动人民再次沦为资本的奴隶，新字眼中既有打工仔、农民工、童工、黑煤窑、下岗失业等，也有老板、大款、富豪，以及官二代、富二代等。如果说，资本家这个称谓迄今还羞羞答答不敢直接面人，不得不用“企业家”头衔加以遮掩的话，那么，“土豪”这个似乎更加“封建”的称谓，却堂而皇之地摇身一变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值得炫耀、值得追逐的新潮顶戴，剩下的，只差为土豪劣绅正名了。一边是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大款富豪，一边是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的“底层”民众，现象发生在当代，唱出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阶级社会的老调。
吊诡的是，新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阶级对立，政府却依然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甚至提出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生怕人民不了解阶级社会复辟的可能性。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出现剥削阶级和阶级对立，迄今为止却顾左右而言他，以“阶层”之说淡而化之，用“企业家”代称资本家，用“民营企业”代称私有企业，有些人似乎相信，依靠玩弄词句就能掩盖现实，就可以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社会也就能长生不老。只可惜，历史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新中国没有赌博、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
古今中外，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赌博嫖娼坑蒙拐骗的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理想国视为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国度。理想国好则好，却难得一见。但新中国却做到了这一点。就此而言，新中国堪称奇迹。
建国后，经过大范围治理，尤其是制度性治理，旧社会司空见惯的一系列社会丑恶现象从很快消退到基本不见了踪影。从1950年代北京改造娼妓聚集的八大胡同开始，党和政府带领群众，把坠入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有尊严的劳动者，第一次消除了妓女这个所谓最古老的职业。
中国的妇女自古以来就是附庸。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工作就业，推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提高妇女在各行各业中的比例，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等等，这一切，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很多研究表明，在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运动中，新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这是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经过短短20几年的精心治理，新中国成了一个没有赌博，没有高利贷，没有叫花子，没有吸毒贩毒，没有拐卖人口，没有黑社会的国度，就连性病也消失了，医院甚至没有了治疗性病的专家。人们常常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美好和谐的社会，而中国历史上达到或接近这种状态的唯有毛泽东时代。
相应地，由于社会清平，毛泽东时代不必耗费巨资维持社会治安，即现在所说的“维稳”。那时的民警数量少之又少且不佩戴枪支，没有缉私缉毒，更没有荷枪实弹武装到牙齿的武警，人们不识警棍、警车为何物。相反，民众组成的民兵倒有机会参加持枪射击等训练。
毛泽东时代之后，所有这些丑恶现象无一不死灰复燃，赌博、高利贷、妓女、“小老婆”(现称小三或包二奶)一应俱全。一些妇女重操卖笑卖身生涯，中国的妓女数量据说达到了世界之最，医院也不得不重拾荒废已久的性病专科。不但如此，丑恶现象还“与时俱进”变本加厉，坑蒙拐骗花样百出，假冒伪劣层出不穷。拐卖妇女儿童在毛泽东时代闻所未闻，此时却严重到政府不得不成立所谓“打拐办”专门应对的程度。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此耳濡目染，即使深恶痛绝也似乎无计可施。相比之下，只有毛泽东时代不同。新中国让我们见识了，一个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新世界是多么可贵，又是多么来之不易。
第四，新中国首次实现全民生活保障
毛泽东时代开启了国家建设新纪元。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指导下，工业化获得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与此同时，为积累发展资源，为子孙后代着想，新中国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全国人民长期节衣缩食，没有高消费，更没有奢侈品消费，但即使如此，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有目共睹。如果说，工业化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那么，新中国工业化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无论是城市挣工资的，还是农村挣工分的，除了基本生活之外都没有多少剩余，个人和家庭的银行存款十分有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却基本上生存无忧，既不担忧眼下生活，也不为未来的生存恐慌。这种全民生存安全感何来?它来自国家建立的全民生活保障制度。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一次做到了幼有所依，少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无论城市和农村，即使最无助的人群也得到了切实的生活和生存保障。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五保户制度，为那些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提供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新中国实现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理想，这是何等辉煌的成就，何等仁义、人道的社会!
生活在新中国的中国人收入虽然不高，但人人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民众不担心看不起病，没有人为看病而倾家荡产。人们也不担心上不起学，甚至不操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因为毕业即失业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被新中国彻底翻了过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全民保障体系，中国劳动者虽然收入不高，却没有生存困难;家庭虽然少有积蓄，却没有后顾之忧;生活用品虽不那么丰富，却没有朝不保夕的恐慌。在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首次解决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历史性难题，为全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生存安全。
改革后，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与此同时，生存安全逐渐丧失，在基本需求上甚至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教育、医疗、住房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尤其是，医疗卫生关系人们生死，丧失了医疗保障的工农民众成为看病难、看病贵的最大受害者，凄惨遭遇层出不穷，竟然出现诸如无钱医疗自己截肢、农村老人无钱看病自杀了断等等越来越匪夷所思的事件。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一边是高楼大厦成群，一边是一房难求，造就了“蜗居”、“蚁族”这类新人群。这类新(实为旧)现象在此难以尽言，只想指出，词语虽新，这类民不聊生的现象却久远而陈旧。总之，在中国经济总量据说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由毛泽东时代大致实现了的现实，再次变成了普通民众的诉求，变成了政府信誓旦旦许诺实现的目标，甚至变成了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第五，新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凝聚力
新中国时期，中国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的社会共同体，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引发强大向心力的中央领导核心，它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戴。在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社会实践中，毛主席领导的党和军队不但用语言，更是用行动，包括艰苦不懈的长期奋斗及其巨大的自我牺牲，证明他们代表占人口95%以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除此之外别无私利。正因为如此，全国人民才能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党的指挥，把个人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洪流之中。“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实践证明，与物质条件相比，这种无形的力量往往更强大，毛主席就这样说过，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常言说，人多力量大。但人多本身却不等于有力量，人口多、人心齐才真正有力量。中国早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19世纪被迫与西方打交道以来，屡遭入侵，受尽凌辱，而政府组织的有限反抗也是屡战屡败，无不以丧权辱国告终，写下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历史。一个国家，如果充斥着“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吃摩擦饭”，“发国难财”，精英高高在上，下层庸庸碌碌，国难当头各奔东西，必然内斗不止，外战外行，为一己私利甚至不惜叛国投敌，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再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国家再富也不过是任人宰割的肥猪。这正是旧中国的写照。
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才彻底结束了百年耻辱，建立起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新中国努力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素质，大力倡导团结互助，使全国人心凝聚，形成昂扬向上的社会风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上下一心，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有难，全国则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建国后，从抗美援朝开始，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完全改写了此前面对外敌屡战屡败的历史，让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
有人会说，这种全民凝聚力依靠的是社会的高度政治化，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或许。但是，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问题在于能否根据特定历史条件做出最合理的抉择，即以维护和提高国家和全民利益为目标，最终惠及包括每个人在内的全体民众，而不是为某特定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以及是否有决心有能力推动并实现这一抉择。在新中国，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人民由不同阶层、团体和民族构成，他们的利益高度一致，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抉择，尽管短时内可能受益程度不均，但符合包括所有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尤其在较长时期内，这也正是人民能够跟随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来，中国再次出现阶级分化，且愈演愈烈，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争斗，说到底，无不与维护和争取本阶级最大利益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择手段，各为自身利益而战，有权的以权谋利，有钱的以钱谋权，一心惦记如何切到最大一块蛋糕，以致“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吃摩擦饭”，“发国难财”再现，而不少无权无钱的劳动者为讨回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甚至需要以命相拼，还不一定成功。如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能成为奢谈，甚至是笑谈。面对未来，尤其是一旦面临严重挑战，这种全民凝聚力大幅下降的后果难以预料。
第六，新中国崇尚新思想新道德
思想改造，往往比社会制度的改造需时更长。建立新政权，并不表示新思想就会自动产生。相反，实践证明，破除旧观念，建立新思想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新中国建立以来，思想领域破旧立新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毛主席在英雄迟暮之年还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希望摧毁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旧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即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上破旧立新。
思想文化的破旧立新涉及每个人的头脑，就其性质而言无异于一场最激进的革命，这场革命却绝无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改造思想的大战役也一样。它必须依靠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这场思想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毛主席大力倡导和言传身教，则成为思想革命不可或缺的主要推动力。短短不到三十年，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道德上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精神风貌。当然，这种历史进步不是线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再次堕落人们有目共睹，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彰显毛泽东时代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建树之难能可贵和来之不易。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勉励大家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新中国建立后，思想文化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思想教育一直被当作大事来抓，为此动员了各种资源，从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学校教育、文化宣传，到个人层面的道德自省与互助(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帮一一对红，全民学雷锋办好事，倡导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力求把中国建成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崭新国度。
事实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也确实变成了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的地方。那时，不做坏事，不损人利己成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操守，进一步的追求是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做好事。社会倡导的是不计名利，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倡导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个人奋斗，提倡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进而为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而工作生活。
今天，有些人会指责那个时代“洗脑”、“缺乏个人自由”等，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远远好于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时期，则是不争的事实。毛主席号召大家要学好，要坚守公平、正义，要做高尚、纯粹、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关心国家大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在那种社会氛围下，思想道德的要求已经不限于不做坏事，而是提高到人人做好事的高度，“独善其身”还不够，还应“兼济天下”，只有这样，才不会良心不安。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思想道德对社会成员的精神风貌具有引领作用。只要对比一下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就能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个道理。今天，公开倡导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即可以不择手段，无视道德与公正，只要实现目的就是成功，就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最高赞赏。那么，这样的社会楷模要实现什么目的呢?结合改革以来另一个公开盛行的思想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为自己，谋私利。这个口号，不要说这与毛泽东时代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即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极少公然倡导，因为他们或许还祈望保留一丝道德的伪善，还不想以这种全然无耻的小人面目公开示人。
三十多年来，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出现思想大倒退，道德大滑坡，正像网上一篇文章所说，“他们在每个社会个体的心理布下的不是一个晴朗的天空，而是一个灰暗的阴霾。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的内心深处都缺乏阳光，都充满阴冷。当人们看到病人杀医生、小贩杀城管、亲人互相残杀的时候，当人们吃着毒奶粉、毒鸭蛋、毒大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人心为什么会这样?而当他们终于一起呼吸着阴霾中的粉尘颗粒的时候，他们也许能够醒悟：倾巢之下，没有完卵。”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思想道德要求大幅下降到：不要说做好事或“兼济天下”，只要不做甚至少做坏事，只要还没堕落到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地步，只要尚能“独善其身”，就已经算得上道德高尚，也似乎可以良心得安了。
总之，改革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转向以复旧和西化为主导，与毛泽东时代努力并切实创建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乍舌。
新中国的新面貌呈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以上谈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人们可以不喜欢毛泽东时代，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
新中国之所以新，关键在于制度，即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篇幅所限，这里只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例如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除此之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具体运作中，还有明显的独特之处，包括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着重说服教育和思想改造;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群众路线，干部做人民的小学生和勤务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等。
社会现象与制度密切相关。在毛泽东时代，不可能出现也确实没有改革期间层出不穷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例如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卷款外逃、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吸毒贩毒、暴力拆迁、聚众赌博、跳楼讨薪、留守妇女儿童、患者杀医生、妇产科医生转手倒卖新生儿、传销团伙、非法集资、土豪劣绅等等，道理很简单，因为，新中国计划经济下，个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从而不存在依靠剥削别人劳动而发财致富的条件;因为生产目的不是利润，伪劣产品即使能降低成本也不会为生产者带来额外的收益;因为国家统一管理商业流通领域，基本不存在个人或团伙传销或销售伪劣产品的空间;因为在按劳分配的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巨富“土豪”，从而不可能出现权钱交易以致产生巨富官员，再加上国家严格管理对外贸易和人员流通，携带赃款潜逃国外享福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由于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个人与工作单位(农村的公社，城市的工厂等)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单位既提供生老病死的保障，也发挥相互帮助以及相互监督的功能，从而能够化解矛盾，遏制不良现象的产生;总之，正如目前一句强调动物保护的口号所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同理，没有利润追逐，就没有丛林法则，也就没有不择手段的弱肉强食。
有人批评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强调集体为重，因而较少个人自由，包括选择商品、居住地和职业的自由，导致社会流动性较低。这似乎不错。但要看到，这种城乡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形式以及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离不开特定的国内外大环境。回头来看，尽管付出了个人自由度较低等代价，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建设成就和社会进步空前绝后，全国人民获得了生存安全，有了生老病死的保障，同时创造了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民主权利不断完善的条件。今天，中国人的个人自由似乎增加了，可供选择的商品、居住地和职业似乎也多了，但究竟有多少人拥有能够自由选择的条件?为生活所迫的所谓选择那不叫自由，而叫奴役。对比今天，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理由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道路和最优模式。
有史以来，人们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乌托邦，是桃花源，是天下大同，似乎还没有人把弱肉强食的人类丛里看作理想社会。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更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但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最终建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可以说，迄今为止，毛主席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最接近这一状态。诚然，新中国并非桃花源，也不是乌托邦，因为它远非完美无缺(人们想象中的乌托邦、桃花源甚至天堂，难道完美无缺吗?)。新中国存在种种不足，也一直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正是毛主席穷毕生精力，带领中国人民在建国后依然艰苦奋斗、不断继续革命的原因。
毛主席曾这样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历史已经而且必将继续宣告，建设新中国正是这样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而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则当之无愧地代表了迄今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中国自然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重回毛泽东时代。但毛主席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生产不为利润支配，人类不为金钱摆布，行为不为私利左右、社会不为罪恶充斥的世界是可能的。从历史发展长河来看，新中国的历史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归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期的。但这却不是确定的。这个前景的实现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精神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新中国的后来人，作为毛主席珍贵遗产的直接继承者，我们对实现这个目标负有不可推卸的特殊责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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