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沈志华学派关于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提出谈判说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兼评沈志华学派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正义性之 十二
张 兴 德
一个违背世界公认事实的谬说
朝鲜停战谈判由谁先提出的,这本不是一个争论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外国一些研究者包括杜鲁门、艾奇逊等当年美国的决策者也没有否认。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寻求以体面的停战结束战争的途径。先后通过多种途径寻求同中国沟通。最后通过前驻苏联外交官凯南找到苏联的马立克,才同中、朝方沟通上。上述情况,已有多方史料证明。但是,我国近年以沈志华学派却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以下简称“解密档案”)为据,提出了“新论”,一会说是斯大林不想打了,主动找到美国联络谈判问题;一会说是 毛泽东后来打不过了(甚至说彭德怀打不过李奇微了),想谈判停战,但自己又不好出面,只好求助斯大林帮助,等等。(注 : 见 沈志华著: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2016 第 218页 ) 上述所谓以“档案”为据的新说,在我国影响很大。 我们现在的一些有关的教科书和出版物,也跟着这样说 (注 见 张颖 潘敬国 著 《高端决策---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哈尔滨 第39页 : 夏莉萍等人著《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年第 51页 )并且通过各种新媒体在 群众中广为流传。
无疑,这种理论的直接指向和其客观的其“潜台词”,不言自明。 为此,有必要对此谬说做些辨证、评析。
斯大林:从“解密档案”的记载中无法得出他首先提出“不想打”的结论
提出“斯大林首先不想打了,找到美国沟通”说的根据是“档案”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解密档案”中的相关记载:
此前据相关文献记载,美国找马立克“透风”是在5月31 日,苏联立即将此消息分别传给朝鲜和北京。为此,6月3日金日成专程到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据 “档案”第三册第 293、294页载, 斯大林在5月29日看过毛泽东5月27日转给他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 作战指示”后, 专门谈了他对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应该注意的战略战术问题。并未有只字提出“停战”问题。1951年6月5日 斯大林在回复毛泽东6月4日的电报《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的电报中又 明确地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第302页)这 很清楚地说明,此时斯大林尚没有想到停战的问题。
应中国要求,斯大林于6月 11日,专门接见了金日成和高岗,“解密档案”没有记述他们的谈话具体内容。但是,作为现场翻译的师哲,有这样的明确记述(摘要):
……,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我也同行。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后, 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研究朝鲜前线的实际状况,并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句话,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下,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
这时,朝中两方谈话的人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和解)、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于是斯大林要求先弄清各种概念涵义,他说:不澄清一下,我们就不能明确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
斯大林接着说“我想问、想弄明白的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即你们所期望、所要达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时朝中方面回答说:我们的愿望是停战。
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作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作的调整)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
会谈完了后,斯大林关心地问: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
( 《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 九州出版社 363-- 364页)
师哲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斯大林同金日成、高岗的谈话表明,斯大林对朝鲜战场情况并不太了解,对是否停战问题当时尚无定见,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这次谈话先是了解朝鲜战场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中、朝方对战争的态度,按中朝态度进行指导(中朝都弄不请几个基本名词)。据“档案”记载,斯大林事后(6月13日)给毛泽东回电说“关于停战。我们认为,停战是件好事”。
上述“档案”资料表明,斯大林在此前后的活动证明,斯大林并没有想不想“打”和“停”的问题,是完全尊重朝、中方的意见。斯大林是在美国提出试探、又在了解了朝、中方的态度后。才说“停战是件好事”,这句话的一般语境是一个旁观者言。如果斯大林此前就“不想打了”并找到了美国,那么这次见面就不会那样详细地了解战场情况,了解朝、中方的态度是什么,并同中、朝方讨论、明确关于“停战”“停火”等的概念问题 。而会直接给他们讲为什么要停战,停战的好处等问题。他也不会在几天前还提出关于坚持持久作战的战略战术等一些问题。
毛泽东: 从“解密档案”中看,他及时敏锐地抓住世界舆论和美军动向,适时改变战略目标,谨慎地回应美国提出停战的意向
有人说,毛泽东是“打不过了才想去和谈的”,或者说,毛泽东首先提出“停战”得到美国的响应。事实是怎样的呢?
本来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侵朝伊始,中国政府以及苏联等一些国家政府,就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然而,美国当局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不但不撤出其侵朝军队,而且扩大朝鲜战争,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直犯鸭绿江,迫使中国出兵 。中国在决策出兵过程中,始终把同美国谈判达到解决朝鲜问题作为出兵朝鲜的战略目标之一。 在志愿军刚刚出国,第一次战役正待展开之时,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3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对战局新的变化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预想和在各种情况下的作战原则,指出:“如果我能利于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 12月3日,志愿军初战告捷,正在胜利地进行第二战役。金日成在北京同毛泽东商谈协调作战等相关问题时,又对金日成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 ”。“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想。”朝鲜方面应 “准备自力更生、长期作战”。 (注 见《毛泽东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254页)
毛泽东以其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敏锐地判断力,正确地 坚持并提出了“停战”的相关原则和恰当时机。因此,当对1950年1月的联合国的三国“停火”方案所以反对,就是美军虽然处于暂时的被动,但是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 打击,所谓“停火”不过是取得喘息时间,“停火”是不可靠的欺骗。后来经过四次、五次战役的较量,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左右,美国在内外压力下,主动想通过 谈判停战,并释放相应的谈判信号。 先后通过 巴黎 的美国官员查尔斯·波伦找到 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 ;又通过瑞典联系莫斯科,希望获得与中国直接对话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回信。 万般无奈,又由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奔赴香港,希望直接制造会谈机会,但仍毫无结果。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公开的信息:《纽约时报》爆出爆炸性新闻,新闻说,在联合国,美国官员格罗斯和科里在与苏联官员马立克和查拉普金的非正式谈话中透露了停火意愿。 几名官员的私下谈话,是否是真的沟通?是否真有实效?而由媒体公布出来,“假亦真时真亦假”,理所当然地遭到苏联的 否认和抗议。这种情况正如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政府在当时的急追与紧张心情:“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善于静观世界风云的毛泽东及时抓住上述那些“起于青萍之末”的信息 。特别是知道了5月31日从苏联转来的马立克同 凯南会面的消息。毛泽东敏锐地感到,这次美国释放的停战谈判信息的真实性可能很大,于是立即抓住这一机会,首先是中央开会统一认识,决定朝鲜战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争取和谈,以打促谈的方针。然后将金日成请到北京商谈如何回应美方停战谈判的意愿及相关对策。
毛泽东这次为什么要积极回应美国政府的谈判意向?在六月初,他接见即将入朝的第21兵团领导的谈话, 全面阐述了他的战略目标和为达到这个战略目标指导下的关于“战”与“和”的原则:
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
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
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
战果。入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
(注 见《毛泽东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一册 356---357页 )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虽然想和谈,但不能首先提出来—-关键在于对方是否真有和谈的诚意。就是敌人提出“和谈”也要警惕其是否是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一厢情愿。
这样,才有马立克6月5日的再同 凯南 再会面和6月23日的在联合国上的停战呼吁。 可见,从这些“解密档案”披露出一系列事件的时间顺序看,毛泽东这一切做法, 均发生于5月31日之后。“毛泽东打不过了,想停战”或“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得到美方的相应”等说法,不能成立。
杜鲁门: 早在1951年3月19日就有停战的表示,不过被麦克阿瑟给搅黄了。不久,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2曰至16日作出的通过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的决议。
我们再从美军方面考查一下,究竟是谁先提出停战谈判的:
朝鲜战争爆发到1951年6月初,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予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约二十三万人,其中美军十一万五千余人,比太平洋战争第一年美军损失的五万八千余人还多了一倍左右。敌人物资消耗平均每月大约八十五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集团一年半的数量。《美国与世界报道》周刊曾惊呼:“朝鲜的‘小战争’使美国损失的人员和金钱比1942年对日本进行的‘大战争’还多。”李奇微则唉叹:它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在侵朝战争中,却使用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还动员了英、法等国家的一部分军队。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主次颠倒,同它的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即使这样,也仍感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战略预备队只有在日本的美国两个师和伪军三个师,美国国内仅剩下六个半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美国国防部部长马歇尔供认:他把“陆军增加到十八个师和十八个团的战斗部队”是“目前所能匆忙地准备的全部数目”,即使把这“全部数目”的兵力投入侵朝战争中,对受到重大打击、士气不高的侵略军,也不会有更大的补益;
从当时朝鲜战场看,从第三次战役开始,战争即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形成了反复拉锯的局面。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仅用8天时间,就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并歼敌1.9万余人。而“联合国军”发动反扑后,从1月25日到4月21日,用了87天时间,才将战线从三七线推回到三八线附近,并且付出了7.8万余人的伤亡(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5.3万)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不用说再打到鸭绿江边,就是从三七线向三八线每推进一步都十分困难,并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在3月中旬李奇微进占汉城后,“联合国军”又一次面临着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对此,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互相推诿扯皮,下不了决心。前线的李奇微也下不了决心。而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英法等国,早在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八线时.就对朝鲜战局形势表示忧虑,担心把力量陷在朝鲜会削弱欧洲的力量。现在战线回到三八线,英法等国极为关注。 认为“联合国军”不应当超出这条线 去作胜负难定的战斗。 英法等国认为这时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心理时机”,主张实现事实上的停火。从美国来说,如果再次跨越这条线,不但大大增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美国把军事资源耗费在亚洲的非决定性作战中,而且还会大大增加引起苏联干涉的可能及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也开始考虑,是否调整1950年9月27日以来“联合国军”所执行的占领全朝鲜的军事战略目标,是否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在三八线一带停止战斗,这样敌对双方似都可接受。因为由联合国出面作的两次尝试都失败了,而美国总统还从未公开建议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此,这个新的途径是由美国总统而不再是由联合国发表一项公开声明,美国国务院起草了这个声明的草稿,3月19日,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这个声明的草稿,3月20日将声明要点发往东京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与此同时,国务院还征求了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有关各国的意见。这个声明草稿中说:现在战线又回到三八线,“这里有一个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应该是一切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能接受的。…联合国统一指挥部准备履行能终止战争并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部署。这种部署能为解决朝鲜问题开辟更宽阔的道路,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发表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而愿意采取和平解决的提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然而,此事被目空一切、一再抱怨华盛顿当局对他在战场上的行动进行限制的麦克阿瑟给搅黄了。 3月24日,他公开发表了一个与拟议中的总统声明内容背道而驰、对中国欲扩大战争威胁的声明。他在声明中 威胁说:“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这个欲扩大战争威胁的声明,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谴责。连杜鲁门都认为:“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④ 这使美国当局的精心计议和全部努力因此而付诸东流。由此引起了美国与其盟国内部的混乱和愤怒。盟国纷纷询问美国:这是什么意思,拟议中的美国政策是否发生了改变。杜鲁门更是大为恼火, 认为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这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⑤ 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破坏了美国当局关于考虑谈判问题的努力 。4月1 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而由马修·李奇微接替了他的一切职务。美国当局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它的客观作用是,一方面表明美国以这种方式承认了在战场上的失败,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为调整在朝鲜的政策,寻求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准备了一个台阶。
4月22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了第五次战役,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投入兵员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至4月29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又把战线中西部的“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汉城及汉江一线。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美国陷在这场战争中将是一个无底洞,没有胜利的希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2曰至16日,研究后向杜鲁门提出: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杜鲁门批准了这个停战谈判的建议之后,才发生前文提到的让腊斯克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求谈判途径的种种事件。
从上述美军方面的史实看,“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无力回到鸭绿江,又不能扩大战争的情况下。才首先考虑谈判解决问题。时间如果从杜鲁门想发表谈话而被麦克阿瑟破坏算起,是在2月中旬到4月初。这是“联合国军”从三七线推回到三八线的时间,也即是第四次战役期间的事。这时候的斯大林并不知道美军已迅速恢复战斗力,还在期望中朝军队的胜利南进呢。而毛泽东、彭德怀正在精心的组织五次战役之际。从上述双方的“时间表”证明,是美国在内外压力下,打不胜了,无可奈何地提出谈判停战问题。
有关美军将领、外国记者对此问题的认知和表述
朝鲜停战谈判,事情的真实情况是美军在战场上,取胜无望,美国政府在国内外一片反战声中,被迫主动提出来的。以寻求所谓“体面的停战”。对这个问题, 许多中外政要、学者都有客观的叙述和认知。让我们选录几则:
李奇微在他的《李奇微回忆录 北纬三十八度线 》一书中,一方面自吹,可以再回鸭绿江边,一方面又说,得死亡 100万人的代价。他在第八集团军的任上,给麦克阿瑟的信中,无可奈何的说,“对歭的局面在所难免。” “。。。。每次都要 非常小心,不能。。。。。不顾后果的追击,以至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我们可以投入的兵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奉命向鸭绿江—图们江一线推进,当然这两种情况没有可能。”(第 145页 )
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到鸭绿江边,也不标志战争胜利了。因为鸭绿江对岸的中国东北尚有几百万大军,随时可过江。美国统治集团看到了严峻的形势,认识到 “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才于5月2曰至16日,研究后向杜鲁门提出: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对此,李奇微在他的《李奇微回忆录 北纬三十八度线 》一书中,有更直接的叙述:
“ 当然,还是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推进,把中国人从朝鲜完全彻底地扫荡干净,不过范。弗里特(按:当时接替他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即朝鲜战场的具体指挥官)不在其中。对当时战局有着清醒认识的人,谁也不会相信就凭我们手中可以支配的这点儿有限兵力能赢得什么全面胜利。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兵力充足,不仅能挡住我们的进攻.而且还总能小有斩获。想要彻底击败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陆军师,还有更多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必须要打破我们强加给自己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避难所的禁令。”也许还要加上下面的内容:打破这道禁令,日本就会处在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显著扩大。在当时没有哪个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能够让美国公众同意这种作法。(第 190---191页)
(美) 约瑟夫 。 古尔登《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一书的记载: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政治上对杜鲁门政府打算从这场战争中脱身一事很是敏感。他在1952年3月1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冗长电报中详述了他 的理由,实际上把今后剩下的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做了一番概括。李奇微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朝鲜,一场以大规模消灭敌方人员和物资为目标的重大地面攻势,将要求我们接受敌军进行成功反攻的严重风险,这可能会给我方部队造成重大的物资和人员损失。
即使我方行动成功,而且敌方的反攻(如果能发起的话)遭到失败.这些行动仍将需要美国付出重大战斗伤亡。 动用所有……现有力量来实现这一努力,即使行动大告成功,至多只能给共产党部队造成痛击……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军事失败。在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增援的情况下,一场重大的地面攻势所带来的成功机会过于渺茫,不足以证明它是可行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李奇微的评估,其中一个有力的新因素是敌人方面的实力急剧增强了。4月份在五角大楼传阅的一份情报估计材料指出.从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共产党已把他们的兵力从大约50万人增加至86万人以上,另外在装甲部队、火炮和单位火力方面也有了重大改善。长时间的战事停顿使敌方得以改进其补给路线(尽管联合国军一直在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达到开战以来最佳状况。情报处的估计也指出,远东还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包括360万中国正规军,以及大约33个苏联师,即33万人。联合军总共有部队54、71万人——25.9名美国人、25万名韩国人和3、77万名来自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 ”( 注 《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美) 约瑟夫 。 古尔登 著 于滨 等 译 第693—694页)
《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一书的,在本书的结尾处,以“个人的观察”为题目,写下了如下的话:
“ 朝鲜战争不了了之的结果。可想而知地让许多朝鲜人(指南朝鲜——引者注),尤其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明显地不高兴,因为美国没有实现它曾经一度宣称的统一朝鲜的目标。如前所述,要实现这目标,就要承担政治和军事的代价,这是两届美国政府都不愿意付出的。 (注《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第727页 ” )
当时就有一位外国记者,为李奇微算了一笔帐,从37度线将志愿军推到38线附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平均日进10公里,每公里死伤90人,如果推进的鸭绿江边,得21年,死伤人数 可能要过百万。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承受的代价。 媒体当时传到北京, 毛泽东知道了对他的朋友说:“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 余论:沈志华学派为什么制造一个没有任何史料支持的谬说?
上述多方面的资料,其中 既包括美国官方和当时高级将领们的资料,也包括“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资料,共同证明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想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首先是美军在打不赢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它及时得到了朝中方的呼应。
现在回到文前,沈志华学派制造的所谓斯大林、毛泽东不想打了,就找美国沟通,这本是没有史实根据的说法。却说是以“解密档案”为据的新观点。遗憾的是我们正是从对“解密档案”的条分缕析中,证实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当时都没有首先提出停战谈判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作为沈志华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外国那些公开的论著,难道你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去翻翻看看呢?这不显得你们太无知了么?这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这些人有意地无意地“创造”了这种说法并使其流行呢?如果细细品读这种说法 的“潜台词”,不难理解其要害问题:一是想证明,是斯大林在操纵朝鲜战争 ,他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二是想证明,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即对1951年一月的联合国三国的“先停战、后谈判”提案没有接受是个大错误,“当时条件优厚,而现在什么条件也没有了。” 其最终目的则是否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
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同是这些人,在另外一个问题上— 朝鲜停战谈判为什么谈了两年多没有签字?这些人则说是斯大林不想停,还想打,他若不逝世,不知战争要拖多久。——一会说是斯大林想停,一会说斯大林想打,这样矛盾的说法同出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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