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成钢”是中国人随口而出的成语，但是，真正炼出一块好钢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在1958年全民炼钢全民跃进的年代，陈永贵已经是社会公认的劳动模范，但是，在那一年的熔炉里，陈永贵究竟炼得如何，历史已经对他进行了考验。
陈永贵出名以后，“公有制”在他的头脑里久占不衰，时时盼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每出现一个新鲜事，他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一般的报纸和文件都可以看得下来，有些字不认识，请几个先生一指点，就解决了问题。每当干活抽烟时间，陈永贵也爱看看报纸议论形势，或者晚上开会之前，他也读一读报纸上的新闻。按陈永贵当时解释的话就是：“耕地看砣头，不看砣头就耕不好地。”
那一天晚上，陈永贵抓起一张《人民日报》，报上一条醒目的消息就是报道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新乡地区七里营的情况。每当报纸上出现“毛主席”三个字，陈永贵是抓住不放的。因此，他抓住了这张报纸，拼命地往下读。
报纸上介绍说：1958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到那里视察，看到那里办起了人民公社，就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还说：“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陈永贵多次到县党校学习，党课的内容多是讲共产主义。尤其“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这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座右铭。这次又从毛主席的口里听到，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心里更是兴奋不已。第二天他就去武家坪传递消息，鼓动几个邻村支部书记创办人民公社。他的活动真是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一两天时间就干成了。可是他这一步棋在大寨算是走背了。不仅社员不同意，连一些干部也想不通，据说是担心共产。大寨的家底一亮，还不是自找亏吃？陈永贵好容易作通了工作，串通了七个村的几十个代表，要求办人民公社。这事得到县里批准，七个村组成的昔阳县第一家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就在武家坪的锣鼓声中成立了。
但是，有些问题，在他认不准的时候，陈永贵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只要看清楚这条路子走不通，他是一步也不会走下去的。反浮夸的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1958年搞大跃进，在大寨并不是跟着形势炼钢，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扎扎实实地干了一年农业。秋后粮食亩产达到了540斤，按当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作为山西省特等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却上不了北京，参加不了全国劳模会议。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浮夸风作怪。
那一年秋后，陈永贵出席了省城太原召开的“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昔阳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著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此外还有刀把口信用社工作人员，后来搬迁到河北省获鹿县高迁东街村，现在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张银周等，由县委分管农业方面的副书记田根栋带队。在那次会上，陈永贵和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每次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在会议讨论的时候，不少人都在谈论如何炼钢，亩产放多大卫星，这就引起了陈永贵的反感。甚至和一些人面对面地辩论。据参加会议的人们回忆说，陈永贵那时叼着旱烟袋，翘起二郎腿，脸上似笑不笑地和人辩论说：“亩产一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亩产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吃“拉面”，这在当时的昔阳来说，是一种待客的好饭，陈永贵请他们吃拉面，无疑是表达了他的不满之情。
但是，当时的浮夸风不是一个陈永贵能够挡得住的。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央曾经在西安召开了会议，就是如何提高粮食产量问题，有八位副总理讲了话。那次西安会议对各省市压力很大，山西也是如此。所以，一位省委领导从西安回到太原，就在小组会上摸底。他先问李顺达：“你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对浮夸风也是极为不满，他已经看出好多地方报上来的粮食产量超过了西沟，但为了实事求是，他宁肯把劳模丢掉，因此就回答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这位省委领导同志又问陈永贵：“你的产量还能不能上？”陈永贵笑了，说：“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这位领导在形势的压力下也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于是说，看来你们是落后了。会后，这两位劳模也进行过商议，两人达成了协议，不能为了进京而作假，产量不变。陈永贵回到宾馆，也把这事与带队的领导田根栋和参加会议的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由此，陈永贵进京参加劳模会的资格被取消了。李顺达进京的资格也被取消了。陈永贵没有进京，但心里却十分痛快。因为那一年的全国劳模会开的使人很不理解。
这次劳模会是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不少人都是“卫星式劳模”，“坐火箭的典型”。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省孝感县一位十九岁的女社长。她在一些人的指使下发了誓言：亩产不上万斤，她就不结婚。这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来了敏感性强的记者，排成队对她采访。这事终于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在作报告时列举这件事，对当时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他说，“根据我国现在的土地状况和科学程度，我断定你这辈子结不了婚！”这么一说，就等于为全国农业发展指明了道路。自然，这位女社长的话也就失去了作用。记者也由此走得不见踪影。
可是，当时的浮夸风已经铺满了中华大地，不可能因周总理的一句话就立即收场。陈永贵出席太原会议期间，大寨也在形势的压力下大搞刨穴窝竞赛，就是把穴窝挖出来，装进切碎的秸秆，再把穴窝埋好。为了活跃起场面来，村于村之间有一面流动红旗。如果哪一个村搞竞赛输了，就主动敲锣打鼓把红旗送给赢的一家。
这事对大寨的压力很大。他们已经预感到，很可能在三天之内把红旗输给别人。鉴于陈永贵还在省里开会，村干部都很着急，万一输了，老陈回来怎么交待？听说陈永贵从太原回到了阳泉办事，村里就派大队团支部书记贾害和特地到阳泉澡堂旅馆找陈永贵汇报。
贾害和找见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刚吃了饭，准备上街为村里办事。贾害和在这里露面也使陈永贵感到惊奇，一听贾害和的汇报，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早几天就对这些事有看法。因此明确地表示态度，说先不要考虑谁输谁赢，你回去以后，先告诉大家，眼下的工作，第一是搞土地的里切外垫，把走时定下的那些地块整修好；第二，组织劳动力把秸秆切碎沤肥。至于说第三天之后送红旗的事，那是我考虑的。一杆红旗我也不是扛不动，也用不着敲锣打鼓。在三天之内我肯定能回去，你先回去照我的话传达就是了。
陈永贵原打算在阳泉多住一天，就因为怕误了送红旗，只住了两天，留下一件事没有办，就提前回村。当时从阳泉到昔阳刚通了公共汽车，陈永贵坐在车上，路过阳泉，平定，只要往公路两旁看一眼，就能看见两边的地里天女撒花般地铺满了刨穴窝的人群。他越看越生气，这种形式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没好处呀！可你有什么办法？
陈永贵回大寨以后，没进家门就先上山，看见男女劳力都在地里搞土地加工，或者切秸秆沤肥，他的心里总算踏实了。当贾进才、贾成富、梁便良向他汇报的时候，他首先问：“误了送红旗没有？”那几个笑着说：“还不到哩，明天！”陈永贵说：“误不了就行。穴窝是我不叫你们刨，红旗由我扛着送！”
陈永贵说话算数。第二天一早，他亲自扛上红旗，徒步十多里把红旗给厚庄送去了。
对于大寨的功过和陈永贵的成长，那时社会上就有所争议。当大寨出名以后，不少人又热心研究大寨高产的背景，倾向性的看法是：大寨的高产是化肥喂起来的。
对于这个事，在当年的地委书记王成旺身上曾得到过回答。当王成旺书记得知大寨高产的消息以后，他便亲自来到大寨，和大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地头劳动中，陈永贵向他讲述了夺取高产的诀窍。他问陈永贵：“就按你现在的生产条件，你的产量还能不能再提高一点？”陈永贵低头沉思起来，这次的回答和上次在太原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要向地委书记吐出真心话：“潜力也还是有的。如果上边再多供一点化肥，还可以提高。”于是这位地委书记就又具体了解大寨施用化肥的情况。为这事，他专门把县委书记张怀英找来，向他提出问题：“怀英啊，大寨的粮食单产幅度提高得这么快，对国家贡献这么大，可是化肥供应还不太多嘛！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你能不能在化肥上多给他们吃点偏饭？”张怀英说：“化肥供应，全县都是按上边的政策供应的，大寨卖粮多，当然也比其他地方多供。但是超出政策范围就不多给了。不仅大寨，我对刀把口、白羊峪也是这样。”王成旺说：“为把大寨的产量再上一上，是否超供一点？”张怀英笑了：“我多给，别人服气不服气，反倒对大寨不好。”王成旺点点头：“你考虑的周到。这些说法我也听到过。现在看来完全不是，按大寨的贡献，化肥供得还得还有点少。陈永贵不错啊！那个宋立英也不错，撑起了半边天！大寨就是有人才！”
后来陶鲁笳来大寨，也针对化肥的事和张怀英、陈永贵进行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说要保持大寨自力更生的特点，对大寨要多一点政治上的帮助，少一点经济上的扶植。因此，县里对陈永贵多是具体指导，不特殊照顾东西。在公开场合下，经常讲陈永贵的先进事迹，但发现问题，往往通过个别交谈去纠正。
正由于上级党委对陈永贵的关心和爱护，陈永贵的路子走的很畅通，步子迈得很扎实。尽管1958年丢了进京出席劳模会的机会，但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这位头扎白羊肚手巾的人却是昂首挺胸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一块对于北方农村来说的普普通通的白羊肚手巾，在大都市的人流中却分外显眼耀目。陈永贵戴着它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出现，似乎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渴望已久的愿望实现了。陈永贵心里惦念的毛主席出现了！毛主席招着手健步向这边走来，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乐曲。陈永贵激动地把那块白羊肚手巾从头上摘下来，用手高高地举过头顶，也和山西其它劳模一样挥动着，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在拥挤的人群中不由自主地把脚步移向了前边。他一面呼喊着口号，一面偷偷地用白手巾擦一下滚下来的泪花儿。
住进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陈永贵的心里是十分舒畅的。他知道这一次进京是多么不容易，这是在那块黄土地上奋斗的结果。这些天来，他随集体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出席了晚会和各种招待会，这是他一生想不到的事情。那一次，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劳模们的住处接见他们，要他们一一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也和来京的其他劳模一样，很恭敬地报出“我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新胜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周总理也和对待其他劳模一样，只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过去了。但在陈永贵心里却刻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记。
陈永贵赴京之前，在他这个小小的山村里并没引起什么强烈反响。因为大寨出名后，村民们对出出进进的事习以为常，那些一头扎在地里的农民也不可能对这次进京有什么预期。所以在陈永贵走的时候，那些支委，党员和社员们只是一般地登门看望，没有什么隆重的举动。但是，陈永贵这次可比较敏感，他从县里找他填表，谈话的迹象中感到，这次进京非同一般。他曾经嘱咐老伴李虎妮将这块毛巾洗了又洗。虽然当时国家缺少肥皂，但就是白干皂陈永贵也甘心多费几块。山里生，山里长，如果不是共产党为他铺出这条路，且不说登进祖国的京城，就是村里的地主老财也不会让你随便登门。陈永贵是那样想的，事后对人也是那样讲的。不过他当时并不把情绪随意流露出来，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就在他启程以后，在阳泉等待山西进京的代表团时，他还是保持着农民那种固有的朴素作风，不住高级旅馆，还是住在他走熟了的澡堂。正是他多年来坚持着这么一种朴素的作风和奋斗的精神，才把一个穷山恶水的旧大寨变成五谷丰登的新农村，粮食亩产比土改前提高五倍，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逐年增加，一块白手巾成了时代的风流。所以，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以后，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挥起白手巾，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永贵在十年大庆的热流里，也曾经想起了临走时县里同志恭贺他的话，希望他见了毛主席能握一握他老人家的手，向他老人家问个好！陈永贵把这些嘱托默默地记在心里。当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以后，也希望毛主席能走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是，这一切希望，一切寄托，在这一次还不能满足。观礼台离城楼还很远，他没有得到向毛主席问好和握手的机会。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大寨人看来，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是他们大寨今古几千年来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因此当陈永贵从北京凯旋归来的时候，大寨的深山野沟里响起了震天锣鼓，男女老少在村口夹道欢迎。当陈永贵的笑脸和他们相遇以后，这些蒙白手巾穿粗夹衣的大寨支委们忙迎上前去，左一个“老陈”，右一个“金哥”称呼着，都想从他的口里得到一些毛主席如何接见他，周总理说了些什么话的消息。陈永贵尽管没有以夸张的语言对这次进京加以渲染，但他那几句气人鼓舞的话也使大寨的山村野民们心里满足，甚至落下了热泪，好像前进的马达又注进了几滴新油。他们再苦再累也甘心情愿。陈永贵更觉得这就是希望的兆头。
陈永贵这块“钢”就是在这样的熔炉里接受冶炼，又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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