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在今天！
思念，在心里！
著名作家臧克家在一首名诗《有的人》中，用一种艺术辩证法论证了人的生与死在社会上得到的价值。当陈永贵长眠在虎头山以后，他不仅没有被人淡忘，反而更体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价值。一种思念之情不仅萦绕于大寨人的脑际，而且也萦绕于社会上各个面各个系统。往往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就使人们掉下泪滴。
陈永贵的骨灰安葬后的第三天，按照民间传统习惯，要为死者服丧。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陈明善，女儿陈明花，媳妇贾成棠、张润明臂戴黑纱，痛哭流涕地走上虎头山，要为父亲扫墓。和陈永贵滚打了几十年的老乡们也被一把泪水涌上了虎头山，来到了陈永贵墓前。看看他们献过的花圈，看看他们点过的炮竹，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陈永贵在会上滔滔不绝的讲演。
每到年终，陈永贵往往要对大寨的干部和党员进行集中整顿。这时候，他的一句名言也经常在党员们的耳边回响：“只有富不起来的群众，没有富不起来的领导。群众有了，一家给你一碗你还吃不了哩！”正由于这句话成了大寨党员干部的座右铭，才出现了贾承让这样的“万笔清会计”，才出现了贾进才、宋立英、梁便良这样的清廉干部。而陈永贵对待自己就更为严格。在扫墓期间，宋立英就向陈永贵的子女们谈起了他谢绝补助的事情：
有一年冬天，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向社员们公布年终结算兑现情况。公布到陈永贵的名单时，会计念了陈永贵的劳动日分红，分粮和扣除情况，同时宣布：经大队支委会研究决定，老陈外出花销很大，发给他40元补助费，作为他的外出费用。在主席台旁边一条方凳上就坐的陈永贵一听便生气了：“给我什么补助费？”
在场的几个支委们说：“你经常下乡，花销比较大，给你40元也不算多，这是大队决定。”
“那可不行，”陈永贵抿抿将要掐灭的烟头，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补助只要一头嘛，不管哪里，只要给了我，就再也不能要第二份！”
多年来，陈永贵在中央、省、地、县兼职很多，各级领导也都考虑到他的补助问题。陈永贵—开始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慎重地提出他的补助只要一头。因为他的户口还在农村，有关分配问题和兑现问题都在大寨的账目上落实、有关外面的经济负担只是中央按副总理给一些补助和省里按对待劳模的规定发给一笔补助，其余的一律不要。陈永贵一听这笔额外补助心里就不高兴了：“我不能当地主，不能白捞！我外出有花销，有地方给我补起来，不贴本钱就行嘛！你们给我这些干甚？”会场上出现了七言八语的安慰声，劝他领了算了，这么一点小意思。又说你平时客人多，纸烟也多抽几盒，大队考虑到你的难处。陈永贵还是坚持说：“不行！不管你们怎么解释，这笔钱我不能要！我不能当新地主！你们把这钱拿出来啦，就抽了烟算了！不抽，好！不抽我就烧了狗日的！“说着，他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要说陈永贵的难处，还是不少的。平时来往客人太多，就凭他在大队分到的口粮，连客人们所吃的白面也解决不了。为此，一次支委会散会之前，陈永贵就向支委们提出：“我有一点个人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把我的劳动日分粮变成小麦，不用给我玉菱了。我家里客人多，白面不够吃，把劳动日分的那几十斤照顾给我，我就不用求人买白面了。要求就这么一点，小意思。”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不知支委们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陈永贵的劳动粮照样分的是玉米。墓前的子女们听到大寨人的这一段回忆，轻轻地叹一口气：“爹呀，就凭你在外面的权力和声誉，只要向粮食局使一个眼色，有多少白面送不到家里？”这话也许长眠于地下的陈永贵能够听到，或许再也听不到了！
在陈永贵墓前，出现了一位往日的友人，他就是在陈永贵眼皮下成长起来的李喜慎。七十年代初，李喜慎还在武家坪担任支部书记。有一年武家坪试种了一批水稻，获得了大丰收。每个社员分了20斤大米。李喜慎带着向陈永贵报喜的心情，向陈永贵赠送了20斤大米。陈永贵亲眼看见武家坪的黄土地里长出了水稻，心里十分高兴。但对李喜慎赠送的礼物，他执意不收：“你们种出水稻来，走在了大寨前边，大寨也准备种！那20斤大米，你还是拿回去吧！你20斤，他20斤，我不成了地主啦！”陈永贵执意不收，李喜慎也执意不往回拿，连连解释这是村里特意提出来的，只是叫你尝一尝咱自己的大米是什么味道？那次，李喜慎硬是把大米留下了，可事后陈永贵又托人把大米送出武家坪，并转告李喜慎说，他留了一点，吃一吃就是了，其余的全部退回去。事情虽然不大，至今还留在李喜慎的思念之中。坟墓前的李喜慎向陈永贵的墓上恭恭敬敬地献上一支香烟，自言自语地说“老陈呀，你是当过副总理的人，富到什么程度？看着人家现在的一些干部，当个十几个人的公司经理，就坐上了豪华汽车，抽起了阿诗玛香烟！”
陈永贵在世时烟瘾很大，但像阿诗玛一类香烟，对他来说是十分生疏的。陈永贵在京任职期间，张银昌既是他的警卫，又是他的公务员。在张银昌的生活账单上，经常出现陈永贵购买三七烟的单据，当时这种烟一盒还不到四角钱，因为他手里的钱实在有限，照顾不过来。按照中央的规定，像他这一类的补贴制干部，每天只给他1.2元生活补助费。他每天吃饭、喝茶、洗衣服，都要花钱，生活也是很紧张的。陈永贵无论是北京还是外出检查工作，吃饭住宿都要按规定办理。
为这事，陈永贵每到一地，都要向张银昌交代一番：“该给人家算的账一定要算！按规定办，不能因为是副总理就搞特殊。现在吃上消化不了，到将来消化就难了！”有一次，陈永贵到贵州视察，临上飞机的时候，贵州省委的领导提前往飞机上装了一箱茅台酒，并告诉张银昌：给陈副总理这点礼物，现在不要对他讲，回北京再告诉他。回北京一下飞机，张银昌把这一箱茅台酒向陈永贵一说，陈永贵生气了：“怎么能这样？既然带了回来，得给人家付一笔钱！”在陈永贵催促下，张银昌向贵州付了钱才算了事。
一个生活中的人，并不像神话中的人物那样完美、纯洁。在他生活中的每一个脚印上不免会有泥土粘在他的鞋底上。在陈永贵的一生中，谁也没有绝对地认为他滴水不沾，有时出于人情和礼节，他也曾收过一些简单的礼品。但对于外宾赠送的礼品，大部分都要由他缴给接待部门和外事部门。他始终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是特殊情况，他是不收东西的。就是在他隐居北京的高干楼以后，老乡们去看望他，他也总是拒绝别人的礼品。有一次，大寨糠醛厂厂长李吉祥去看望他，顺便带去几斤麻油。麻油是昔阳的特产，在市场上很不容易买到。
陈永贵对这事不满意，说：“以后你们来就是了，再也不准带这带那。现在中央开了十二大，用三年时间大整党，听说要超过延安整风。我一辈子没有经济问题，到死的时候落一个收礼的坏名，那时候就把我害啦！还是我过去说过的，让领导富很容易，让群众都富，可难啊！”
这就是老一代共产党员廉洁奉公的具体体现。假如中国共产党当初也和旧社会的官僚一样，贪污腐败，脱离群众，怎么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怎么能唱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呢？
陈永贵的脸庞和身影不会再现于人间了，但陈永贵留在人间的故事还不会在人间消失，它像一股小风，时而吹拂着人们的回忆和思念，时而在一些人的梦中浮现。越是这样，就越是勾起了大寨人和昔阳人民心里的不安，就越来越使人们回顾过去，反思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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