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与世长辞了。
和中国多少名人志士一样，陈永贵的逝世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少人在打听，多少人在思念，又有多少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和死者最后见一面。新华社也向国内外发表消息，称他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对陈永贵的一生作了较高的评价。
按照陈永贵生前的遗愿，在他逝世之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大型的活动，他的遗体火化之后，由他的子女护送回大寨安葬。但不要埋在狼窝掌。他脱不开农民的传统观念，说那里很不吉利。但现实却不会按照陈永贵摆好的模式去行动，为了和他的遗体告别，出现了中央机关的一些领导，出现了大寨、昔阳的有关领导，出现了东郊农场的代表，连港澳的报刊也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就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即将进行遗体告别的时候，一个被人们估料不到的人物出现了：华国锋也坐专车前来参加仪式。当天上午，华国锋就向陈永贵的家属打去电话，问他们告别仪式有没有中央的重要人物参加？得到消息以后，他就主动前去。在告别仪式上，由中直管理局，国务院管理局的领导，有大寨、昔阳的代表，有东郊农场的领导，还有山西著名作家马烽。第一次把大寨的事迹通报给中央决策层的李一清，因行走不方便，他的夫人陆青也泪流满面地参加了告别仪式。这次的告别仪式上还出现了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
正气贯长虹悲泪祭忠灵
名贤谢世去青史照后生
这副挽联不仅在场人关注，而且还拍成照片在香港的刊物上登载。它的韩守文是解放军后勤学院的离休老干部，和陈永贵有很深的交情。为了表达对陈永贵的哀思，他曾经几夜未合眼，依据郑板桥所作的“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幕古贤人”的诗文改编成这样一副挽联。可以说，这副挽联是泪水写出来的。
1986年4月4日，是昔阳县和大寨村又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清晨，在阳泉至昔阳的二级公路上，沿线的农民就串通着，打问着，全神贯注地在公路两旁的责任田里关照着，思念着，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当过副总理的农民。
他的骨灰将要回归故土了。
昔阳县和大寨村一早就自觉地打开了它们的“大门”，以极其难以忍受的悲痛，迎接曾经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陈永贵的魂。
给陈永贵开车的汤师傅，眼角上挂着串串“珍珠”，驾驶着他那辆披着黑纱的小轿车，碾着一路上的泪滴，缓缓地爬进了大寨村。在这些日子里，汤师傅的情绪极其低落，为防止万一，车队还为他配备了助手。
没有登报，没有广播，也没有下达文件，人们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信息，确切地肯定，陈永贵今天要回村。
这条二级公路上，出现了围观的人群，各种各样的车辆，五彩缤纷的花圈，挖掘热门题材的记者和摄影师的镁光灯。
为陈永贵送行的一串串鞭炮，从昔阳的界牌岭就发出了粗犷、沉重、豪放的乒乓声，震动了天空、山川和交通枢纽。据大寨人说，他们仅买鞭炮一项就花了三、四百元。
从留庄口至大寨村挤满了思念的人群、抽泣声拌随着哀悼声，哀悼声又配合着抽泣声！
这是一次自发的行动。
大寨人为悼念陈永贵早一天就搭起了灵棚，但不知什么原因又默默地拆掉，因此，又换来了大寨人那种有口难言的恸哭声。
大寨村干部和中央、省、地、县乡的各级领导护送着陈永贵的骨灰在拥挤的人群中迈着沉重的步子进了村。他的骨灰由儿子陈明珠捧着走遍了大寨的每一户人家，每一个角落，每一片土地，在大寨艺校的吹奏声和乒乓不止的鞭炮声中领出来，牵上了安放他的坟茔，走进了虎头山为他安排好的墓穴地。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一部分骨灰和他的前妻李虎妮合葬了。
陈永贵的骨灰进村之前，大寨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梁便良主持会议，高玉良按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内容致了悼词。新华社的消息是由中央领导通过的，这个评价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公认。追悼会后，梁便良，高玉良就随着人群上山，为陈永贵安葬。不知什么时候，悲痛的吹奏声中冲出了梁便良一句带哭的气话：“不要吹了，烦死人了，烦死人了！”话只说了半截，就见他挣扎了一下，甩在地下不省人事了。他休克了。直到第二天经过医生的治疗才醒来，笔者对梁便良曾进行了采访，问他为什么造成休克？老梁坐在厨房的木墩子上，叹儿气说：“唉，那时候咱办事难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气人，接骨灰，连个车还用不上……”据老梁的介绍，笔者作出了这么个推理。在台上时大家都捧，到台下时大家都推！正像俗话说的：人在人情在，人走两分开！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
整个骨灰的安葬过程就这么简单，又如此复杂。安葬完毕，拥挤的人群消失了，悲痛的吹奏声和带泪的炮竹声消失了，数不清的叹息和痛哭声消失了，但那无数的花圈还存在，覆盖在坟茔上的炮竹屑沫还存在，刻在大寨土地上的一个个艰难的脚印还存在，它们身上记载着陈永贵对安葬者的谢意。也记录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思念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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