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主席一生很少请人吃饭，招呼他的老部下也常常是清茶一杯。但是在他七十一岁的生日里，他却特意宴请了从太行山的深谷幽沟里走出来的陈永贵。谈到毛主席宴请陈永贵一事，还需要从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说起。
在三届人大召开之前，陈永贵作为山西代表，和山西的名人李顺达，赵树理、丁果仙、郭兰英一道，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万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这次人代会，陈永贵的声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陈永贵在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坐，还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过会议。从这个会上也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体系。在体现毛泽东“农业学大寨”号召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它所作的媒介。
陈永贵出席了这次人代会，这是他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也是他又一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周总理在报告中会对大寨树得这么高，提得这么响，与大庆和解放军并列。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到中国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作了具体分析。
当时刚刚渡过三年过渡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的农业受到严重的损失，又面临着国际上的挑战。在经济困难时期，我国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我国已经向苏方提出，用64年对苏货易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50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20万吨。其余的30万吨，提前在1965年全部还清。那几年我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已经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国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到1964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亿7000万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亿5000万元，占53%。
当我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苏联和各国反动派，形成了反华大合唱。苏联撤走专家，美国和日本不断派特务来中国破坏，蒋介石叫嚣窜返大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力更生。
在当时，没有自力更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出路，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出路，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出路。
为此，周总理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依然精神振奋，气魄宏大。报告的第一部分就慎重地宣布：“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渠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万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周总理讲到这里，便对大寨精神作了精辟的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一概括就对过去在大寨经验的提法上统一起来，在学大寨时期反复宣传。就是大寨从“天上”回到人间以后，周总理所提的这三条也没有任何人否定，事实上也不可能否定的。
接着，周总理对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大庆石油大会战作了高度评价，说大庆是靠“两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挂帅，彻底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的。评价之后，周总理又说：“当然，上面所说的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谈了大寨、大庆以后，周总理又具体介绍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国防建设的成就。他做了归纳性的总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集中地表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自力更生力量的强大。大学解放军，大搞群众运动，并且搞得更深入，更扎实，更细致，使生产建设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和大寨大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周总理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一部分时提到：“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展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中，形成了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的热潮。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总理的报告对这三个典型，从文字上看，在大寨问题上提得较多。在大会专门安排陈永贵的典型发言时，会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摄影者不知寻找多少角度拍摄他的镜头，也不知有多少人带着录音机录制他的声音。一个扎着白手巾的山里人成了人代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周总理也几次参加山西的小组讨论会，也多次讲到大寨和陈永贵，号召大家发扬大寨精神，争取农业上有一个更好的收成。经过周总理的提倡和号召，大寨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陈永贵也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就在人代会期间，代表们看着陈永贵头扎白手巾，身穿中式对襟袱的形象，都有一种眼馋的感觉。在山西的代表中，李顺达和其他几个劳模对陈永贵也更加亲密，经常到一块探讨一些问题。文艺界的赵树理、丁果仙、郭兰英过去和他不惯，在会上也相互进行了接触，偶尔还开些玩笑。笔者曾经看过陈永贵和郭兰英在一起的合影留念，说明他们之问尽管行业不同，却也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
周总理对大赛精神的提倡事实上是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导思想。一个伟大口号出于毛泽东之口是十分不容易的。然而，领袖非凡的举动已经决定了一个潮流的到来。
在这次人代会期间，毛主席给予陈永贵一种特殊的待遇。1964年12月26日下午，当人代会在人民大会堂散会以后，代表们陆续走出会场。陈永贵正在前面走着，忽听后面有人叫道：“永贵同志！”扭头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向他打招呼。
周总理满腔热情地对陈永贵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
去哪儿？陈永贵还不知道，也没敢问，随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主席的住处。他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泪水从那双深邃的眼眶中溢了出来，眼前的现实使他明白了：毛主席要亲自接待他。
“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请来……”周总理只向他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当时陈永贵还不知道毛主席很少请客的特点。但他已经意味到，今天的待遇不是随意就能得到的。因为周总理和他谈了，主席的孩子们一年也难得见他几次，更难论及在一起吃饭了。他肚里有多少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后来也曾对人说过，他那时就想到过各级领导对他的关照，比如山西省委、华北局委的领导，尤其对他刚去世的妻子李虎妮的关心和照顾，他对此是感恩不尽的。他却想也想不到毛主席、周总理要亲自接待他。他这时也不知该说不该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周总理又向他介绍，今天应邀参加赴宴的还有大庆工人代表王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
赴宴前，席面的一切还没有就绪。周总理还领着他们去刘少奇那里走了走。刚刚从人大会场上归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正批转着一份刚转来的社教运动材料。周总理向刘少奇介绍了陈永贵、王铁人、钱学森和其他成员。
从刘少奇的住处出来，周总理把陈永贵领回毛主席的任处。这时毛主席也正在等待他们。
“永贵好啊！”陈永贵刚刚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毛主席便迎了上来，首先握住了陈永贵的手，然后又和他们一一握过去。毛主席和他们一一说了话以后，招呼他们坐下，操着满口湖南话对陈永贵说：“你是庄稼专家！”
陈永贵并没有听得懂毛主席的话，一边“嗯”一边向毛主席点头。毛主席又一次评价他是“庄稼专家”以后，周总理向他解释了毛主席这句话，陈永贵才省悟过来，红着脸说：“不不，我不是庄稼专家。”
毛主席笑了，周总理笑了，钱学森他们也笑了，豪爽的笑声弥漫了整个会客室，陈永贵越发显得拘谨。
陈永贵的思绪稳定下来以后，他也冷静地打量了一下领袖住处的这个环境。原来毛主席的住所也这么简单，差不多是用书来“武装”，并不是他所想象中的“金銮殿”，就连吃饭会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设施。他又特地打量着这位几亿人口的统帅人物：他高大魁梧，神采奕奕，平易近人中又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气质。这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气质，他实在琢磨不透。于是，他想到两千年前的秦始皇、汉刘邦。
毛泽东主席把他们领到了人大（人民大会堂）小餐厅，他和周总理陪陈永贵、王铁人、钱学森、邢燕子和董加耕坐了一桌，刘少奇陪其他人坐了另一桌。据传董加耕坐毛主席右边，邢燕子坐毛主席左边，陈永贵坐邢燕子旁边，王铁人坐董加耕旁边，再过去是周总理和钱学森。毛主席热情地招呼大家抽烟、吃糖。面对餐桌上的美酒丰肴，毛主席举杯站了起来，首先提议为大家干杯！大家也同为主席的长寿干杯！
毛主席不喜欢喝酒，杯里的葡萄酒也是沾沾唇边，但却老是招呼大家，“你们喝，你们喝嘛！”推杯换盏，酒过三巡。毛主席见陈永贵有些拘谨，便说：“永贵，吃菜，吃菜嘛！”
“嗯嗯，”陈永贵应着，下意识地夹起一口菜，慌慌乱乱地放入口中。吃上一口，又放下了筷子，眼睛老看毛主席。事后，他竟然也说不出那是几样什么样的菜。
见陈永贵这股尴尬劲，毛主席笑了笑，随手将一盘菜端到他面前，又招呼道：“这个菜好吃，吃这个。”
陈永贵点点头，依然不动筷子。这些年他倒是吃过一些山珍海味。可是和领袖在一个桌上吃饭，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就是后来坐上了国家副总理的交椅，也没有享受这种待遇。他怀着深情望望毛主席，心下思忖，如果这个菜好，我便更不能吃。好叫毛主席吃上，能够健康长寿。中国人民就能多享受毛主席给予的恩泽。
“永贵，吃菜嘛！”毛主席又催他。
“永贵同志，别客气！”周总理也在催他。陈永贵憨憨一笑，下意识地动动筷子又放下。还是周总理会出题目，他斟起两杯酒，要和陈永贵碰一杯，又提议叫陈永贵和王铁人、钱学森互相碰一杯。据陈永贵回大寨后介绍说，他本来就有喝酒的习惯，那时候总理要求喝，就是喝多少也醉不了，偏偏总理叫碰了几杯以后又再不提议了，老催着他吃菜。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能够和毛主席一起进餐，似乎是一个神话，但这样的“神话”恰恰又出现在人间。
毛主席又同王铁人、钱学森、邢燕子和董加耕交谈了一顿，扭过头来，亲切地问陈永贵：“永贵，你几年几岁了？”
陈永贵回答：“五十岁。”
“噢，五十而知天命喽！”
陈永贵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名言，更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只咧着嘴笑。
席间，毛泽东主席和陈永贵谈了好多，提到大寨村里的几个人，毛主席感慨地说：“贾进才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陈永贵就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党支部的情况，毛主席鼓励他继续努力，说你作一点不要翘，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
毛泽东主席对这次相会也感到十分满意。宴会之后，中央政治局还要求高中毕业的董加耕把这次活动整理成材料。这一史料对后人无疑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建国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苦苦思索着，并付诸于艰苦的实践。这位伟人曾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大跃进的热潮。然而，浮夸风把中国经济引入歧路。1958年，毛主席到湖北农村考察时，鼓励大家讲真话。听到有的地方亩产十万斤水稻的消息，听着听着便流下了眼泪：“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的意见。600亿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党中央主席。”今天，他终于找到这么一位脚踏实地的农业典型。
热衷于研究大寨问题的人们常常打问：“大寨是怎么被毛主席发现的？”以上的情况就是大寨红旗的成长和毛主席树立这面红旗的基本过程。总之，出于国际国内的特殊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大寨和大庆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共和国的上层领导人对此都有一种迫切的要求和希望，陈永贵便成为一段时期中国农民的楷模。随着形势的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大寨红旗不断地改变提法。开始的提法是：“大寨是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接着又是这样提出：“大寨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到了学大寨高潮时，便明确地提出：“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也经常不断地在报纸和广播上出现，成为毛主席语录去学习和应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原来所提的“大庆和大寨是学习解放军的榜样”的提法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成为“学大庆、学大寨，学习解放军”。这和中国农业的特殊地位有密切的关系。
陈永贵被毛泽东主席宴请，也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大寨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种压力。回到大寨以后，他感慨地向大寨的干部群众介绍自己经历的这一切。为了使他自己的压力变成全体大寨人的巨大动力，他在一次会上还向群众朗诵了他的一首也是他终生唯一的一首抒情诗：
下山容易上山难，
上得山来景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
更有高峰在前边。
他朗诵的时候感情是激动的，表情也很活跃，所以会场上的气氛也很热烈。他读完诗以后，还向在场的人解释了几句，说“你们不要笑，你们说上山以后景不宽？我看不是。这和咱们所喊出来的‘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一样嘛，站在虎头山能不能看见天安门，这是一种愿望！我们正是有这种崇高的愿望才有了大寨的今天！”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陈永贵享受了当时中国农民的最高荣誉，而大寨的干部却被笼罩在最难拨得开的迷雾之中，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四清运动又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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