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陈永贵参政
十五、不知是成功的探索还是失败的探索
为这些事，陈永贵曾经坐在自己的高干楼公寓里，咽下了一口口苦涩的茶水，叹道：“那时候四面出击，我挡不住，现在引火烧身，我也挡不住。我那时候就有预料，总有一天会山穷水尽，这不应验了！”
从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至1978年，昔阳曾经由上级调出30多名老干部，推动全国的学大寨运动。对此，人们众说纷纭。不过最公正的还是历史。据传胡耀邦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以后，曾经在四川成都视察时和王谦进行过一次交谈。谈话中谈到了这件事。王谦从1974年起一直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对这事当然清楚。但又觉得这事不好说，再说就说到“老头”们的身上了。言外之意，当时形成这样的局面，还是出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
那时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把推广大寨经验作为农业的首要工作来抓。一次，周总理和陈永贵谈话提出，昔阳不仅要出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凡是好一点的基层支部书记都可以调出来。人才要不断发现，不断培养。以后，李先念第二次来昔阳，也提出昔阳输送人才的问题，临走时在车上和陈永贵谈了他的设想。领导人的美好愿望影响到各地，各地的迫切要求又牵动了昔阳，陈永贵就是在这种美好的愿望和迫切要求下拿出了经验，拿出了人才。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开过之后，著名劳动模范，寿阳县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攀华多次向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提出要求，请昔阳的同志来帮助工作。每逢召开劳模会议，他就要利用各种机会向领导提出，还谈了自己的一些设想。晋中地委书记贾俊也向陈永贵提出这样的要求。寿阳县有80万亩土地，等于昔阳土地的两倍，却打不下粮食，群众还饿着肚子。直到1973年，陈永贵才同意派人到寿阳。经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同意，派昔阳工作的老干部张怀英、王贵科、范喜凤、李艾虎等人前往寿阳县主持工作。张怀英到寿阳县就职以后，积极推广大寨精神，努力消除派性，在两年内把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团结在一起，都统一到学大寨方面来。他十分注意把昔阳学大寨的经验和寿阳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既开展了工作，又基本没有发生非正常死亡。由此，两年内寿阳的面貌大变，粮食产量由第一年的总产4000万斤到第二年的卖粮1亿斤，由吃供应变为卖粮县。为总结寿阳学昔阳的经验，农林部到寿阳县作过两个月的调查，华国锋先后六次讲到了寿阳，给予充分肯定。1975年9月15日在昔阳拖拉机厂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讲昔阳的时候也谈到了寿阳：“昔阳能够这样，还有一个寿阳县，两年翻身。那个地方我到过，那里过去同大寨一样，是个穷得不得了的地方。两年翻身，啊，有的三年翻身。”这就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寿阳工作的评价。
昔阳干部到寿阳打响了第一炮，中央一些领导也就对派出昔阳干部到外地推广大寨经验产生了一种诱惑力。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华国锋对昔阳各地进行了视察，当他看到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的新农村景象以后，华国锋对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棠说：“陈有棠，陈有名堂！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嘛！“经华国锋提议，得到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的同意，调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棠，县级干部凌世怀、陈美元到华国锋的老家交城县主持工作。他们到任以后，改变土地条件，大搞水利工程，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李锁寿到平定县任县委书记的历史。
1975年，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谦首先向陈永贵提出要求，调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到他的老家平定县帮助工作，没有得到陈永贵的同意。就在全农会召开之前，王谦在昔阳参加会议，又一次顺便和陈永贵再次洽谈调动李锁寿的事情。
在县革委招待所的小餐厅，陈永贵陪王谦吃饭，王谦借此机会向陈永贵诉说平定存在的困难，又摆了一大顿调动李锁寿的理由，总算说服了陈永贵，他点头答应了。席间，王谦斟起一杯酒，双手恭敬地向陈永贵敬过去：“谢谢陈副总理！”
陈永贵脸色变了：“什么！你称我什么？”
王谦一贯对陈永贵以“老陈”或陈永贵同志相称，这次称起了官衔，陈永贵也感到了其中的分量，但毕竟听起来别扭，便狠狠地“质问”他。
“啊，错了，我称你老陈。”
王谦笑了。陈永贵也笑了。
事后，陈永贵陪中央领导到南垴大队参观，临走时陈永贵私下给李锁寿留下一句话：“你准备当县官吧！“这句话使李锁寿莫名其妙，心里很不放心，晚上又跑到大寨问陈永贵。陈永贵说：”这话还有假？“
不几天，省委向李锁寿下了调令，由中共晋中地委书记贾俊找李锁寿正式谈话，办理有关组织手续。
李锁寿就这样担任了平定县县委书记。平定县有24万人口，30万亩土地，人多地少，多年来农业又上不去。李锁寿到平定以后，在上届县委领导郭存华、乔素祥工作的基础上，和留任的县委副书记乔素祥一道，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在平定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一面狠抓农业，提倡苦干实干，大搞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变，由平定的吃返销变为卖粮。另一面，他没有限制平定的工副业生产，而是因势利导，发展社队企业，增加群众的收入。同时还根据缺水的严重状况，大搞了东水西调水利工程，使平定县多年来没有实现的愿望实现了。平定的面貌得到了改变，李锁寿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第二次全农会期间，叫李锁寿上台介绍经验，原来是别人为他写好了稿子，李先念表态说：“你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就实打实说吧！”李锁寿脱开稿子讲，以生动的事例介绍了他在平定的工作情况，在会上引起了反响。会后，李先念又亲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到平定县为李锁寿采写文章。这就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人民日报》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从那以后，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了一个多月生活，甚至吃饭开会都形影不离，写出了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即后来的获奖电影作品《泪痕》。
批判了大寨的极左以后，李锁寿也调离了平定，还因为一些具体问题受到了质疑。
1976年前后，晋中地委书记贾俊、副书记李韩锁、连荣德专程来昔阳向陈永贵汇报，榆次县的班子瘫痪了，换了一个班子还不行，只有昔阳派人去才能打开局面。他们提出，请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到榆次挂帅。李七毛担任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搞劈山改河工程在全国名声大震，引起了陈永贵的重视。派李七毛到榆次工作，陈永贵也不反对。
之后，李七毛到榆次县工作。榆次的工作本来复杂，各种思想较为混乱。李七毛到任以后，曾亲身带头劳动，还担起担子进厕所掏过茅粪。但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对榆次工作的难度认识不足，加上工作作风简单一些，身体也有病，工作做得不太显著。
直到1978年，昔阳外调干部的事情又收到中央的重视。开始，是由叶剑英副主席提出来的。他针对大庆和大寨的关系，说地上有大寨，地下有大庆，能不能变成大庆有大寨，大寨有大庆呢？
这一论题的提出，也在其他中央首长身上有了反应。有一次，主持昔阳日常工作的李喜慎上北京开会，李先念邀请他和陈永贵晚上到他的住所看电影。李喜慎应邀前去。李先念正和几个中央首长谈论昔阳派干部的事情。李喜慎一登门，李先念一边招呼一边说：“这不，李喜慎来啦，你们那个陈永贵啊，他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纪登奎也插上了嘴：”陈永贵是个保守派，顽固派！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陈永贵笑了：“我不能垮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此时的语气温和：“你讲点风格嘛！“
他们伸手要人，还是由各地伸手要人引起的。大寨经验还得由大寨县的人来推广！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潮流。
陈永贵任副总理的那一段时间，正是所谓“北京派”和“上海派”，也就是老干部和“四人帮”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陈永贵受周总理的影响，属于北京派的人。那时候，这些老干部和陈永贵比较亲近，也喜欢吃吃昔阳的特产——拉面，免不了到交道口陈永贵的住所换换口味。做这种饭是昔阳炊事员的拿手戏。合面的时候，要碱面，要食盐，面要和的不软不硬，攥一把面拿在手里，左右手开弓一拉，面条一伸好长好长，吃起来挺有滋味儿。陈永贵不仅带着昔阳厨师，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做饭炒菜的好把式。因为他少年时代打烧饼卖饭就有基础。纪登奎在吃拉面之前还喜欢和陈永贵抿上几口，碰杯对盏之中，也常常“刺”他一下，说你就不让昔阳人帮助外地，还使用着一种激将法：“来，给老保守干杯！”
下边伸手，领导的动员，陈永贵也急于推广大寨经验，这一次又生米做成了熟饭。经中共中央决策层里的一纸调令，由昔阳调往山西省任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由昔阳调往寿阳县任县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李艾虎、范喜凤，在昔阳提拔起来的年青公社书记郭润棠被黑龙江的一双双手迎到了长白山麓，松花江畔。这几位新鲜的血液输进黑龙江的血管里以后，确实振奋了黑龙江的身躯。范喜凤到嫩江地区上任以后，看到那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措施，回省里向省委书记杨易辰作了详细汇报，深受杨易辰的好评；李艾虎是一位年青的地委书记，他的工作每走一步，都可发现他的统率才华。
昔阳干部外调，按常规都要由陈永贵见他们一面。在外调干部的那盘录音磁带里，至今还保留着陈永贵一席负有抱负的语言：“都把昔阳的人调走啦，说好事可也是一件坏事。有朝一日人家要撵你昔阳人，该不会说我陈永贵手长，到处捞权嘛？说权，我不小啦，副总理嘛！可到那时候就成了罪啦！你们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撵回来。我对你们放心，可又实在不放心。我怕得是人家把你们撵回来！”
事出有巧。陈永贵的话真得在后来发生了效应。外调昔阳干部，缩弱了昔阳的骨干力量，使昔阳的工作遭到了损失，而外调的干部也遭受过一些不清不白的非议。
现在，历史的潮头变了，由昔阳派往外地的一批强有力的干部也被这股势不可挡的潮头卷回了昔阳，成了一批出口转内销的廉价品。一时间，有人嘲笑，也有人指责，还有人同情，更有人叹息。历史证明，他们的升降浮沉是随着陈永贵的起伏弯曲而变化的，他们的声誉也和陈永贵是同样的命运。他们的是非功过只有在大潮落下之后才能沉淀出来，他们培育出来的鲜红果实只能随着人们的口味而鉴赏。有人说它甜，有人说它苦。而甜和苦之间，实在划不出什么明显的标记。
谈到陈永贵的探索，还有一件事就是前几年批判过的穷过渡问题。
在陈永贵的一生中，一大二公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想共产主义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目标，所以，他对过渡特别感兴趣。
从五十年代起，昔阳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合作社，核算单位就由各个自然村组成。实际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队核算。中央下达农村六十条规定以后，核算单位划小，变成生产队核算。但是在全县下放核算单位的时候，大寨由山西省政府批准，作为留在腰上的大队继续坚持大队核算。1965年春，县委书记原耀先提出搞大寨联社，实行政治上的统一领导，经济上的各自分配。大寨就和武家坪、高家岭、金石坡、井沟合为联社，成立总支委员会，陈永贵任总支部书记。1967年,陈永贵主持昔阳县的日常工作以后，也有不少人提出全县过渡到大队核算。一次，陈永贵到王寨乡社解决派性问题，务种大队和南泉大队就有一些人提出了过渡问题。陈永贵坐在一个土墙上和他们一起吧哒旱烟一边谈心，他劝告他们：“过渡得需要条件。现在全县粮食产量还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解决不了，干活饿着肚子，全县借着国家两千万斤粮食，这个经济基础怎么过渡。”经过一年的苦干，全县粮食产量提高了40%,陈永贵向全县各级领导征求意见以后，宣布全县社员的借粮一类免去，全部过渡为大队核算。
实行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过渡，难度就大了。在七十年代初，先由城关公社合并工副业生产。因为扯皮的事情太多，连一辆小平车也得由公社来自找活，又逐步下放回各大队管理。陈永贵既然想着共产主义，体现毛主席倡导的一大二公思想，就要在实践中检验一下。1975年9月,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农会上的报告提到过渡问题。陈永贵在1975年写了一个由生产队换算过渡到大队核算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立即批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十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设施，因“四人帮”在会上发难而没有讨论。1976年，为推广南斯拉夫农工商一条龙的经验，陈永贵提出是否在昔阳试行一下公社核算，确定先在条件较好的大寨公社进行。1976年和1977年进行了两年的准备,1978年正式试行。在农业上基本不打破原有的分配方式，但所有财产要作价，一切开支要由公社统一批准。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单看粮食产量也很难分析哪种核算方式对提高产量有利，因为过渡后每年都有一些预料不到的灾害，再加上过渡前产量有虚报成份。从土地基本建设看，土地集中对农田基本建设十分有利。五十年代初，大寨有一部分土地展于武家坪，正是搞联社把武家坪的那一部分土地调换给大寨，大寨才有条件治理狼窝掌。但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各村的积极性，看一场电影也要经公社批准，使基层失去了主动。从工副业发展的情况看，正是那时的过渡为乡镇企业奠定了基础。三年中人均收入提高了34元。那几年陈永贵也感到不搞社队企业（即现在的乡镇企业）不行，利用当地的玉米芯筹建了整厂，现在成为全省有名的大寨乡化工群。
这是一种农民意识，又是一种农民的理想，农民的追求。从批判穷过渡到今天大寨乡出现的乡镇企业联合体，笔者不知该怎么评价这次过渡，究竟是一种成功的探索，还是一次失败的探索？历史是这样走过来了。过渡的现实也这么客现地反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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