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从政初始
二、破例选才
张怀英在昔阳一区任区委书记期间，处理过许多事情，也解决过许多问题，但经历过那些问题的人们不会忘记，从抗日战争到组织起来，从昔阳的三支花到大寨的脱颖而出，大寨的每一个变化都倾注着张怀英的心血，然而对于陈永贵入党这件事，在他的记忆中更是记忆犹新。而且在他的思想中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处理的恰到好处的事情。
那是在1948年秋天，区委秘书拿着几份各村的入党申请表送到张怀英办公室，请他审查批示。张怀英对报来的申请表逐一细细地翻阅着，突然发现一份申请表里填写的申请人是大寨的陈永贵，他眉头无意的稍稍皱了一下，就陷入深思。因为陈永贵这个名字在他的心目中印象很深，虽然只是一两次之交，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到这个人很有能力非同一般。他要申请入党，更加引起了张怀英的重视。但就在这时，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当时的党员发展有一个由松到紧的过程。从1947年7月到冬天，吸收新党员就比过去严格了许多。过去发展党员，只要基层支部发展，报区委备案就行。从这年7月开始，全党进行了一场整党，有人也叫“搬石头”，说发现了党内组织不纯的问题。后来又进行了纠偏，说不是组织不纯，而是思想不纯。在这期间，新党员的发展基本停止。贾进才向我介绍说，他就在那一时期介绍陈永贵入党，因为这个原因陈永贵就没有进入党内。到1948年7月以后，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又继续进行，但必须要有两个正式党员介绍，通过支部大会举手表决，报请区委批准，由区委书记签字以后才能生效。贾进才就又介绍陈永贵入党。但区委有人提出陈永贵历史上有问题，他曾当过伪代表和参加过兴亚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村里还挨过批斗，这样的人怎么能入党呢？像这样的情况，领导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把审批表放到一边就算了。
然而，张怀英面对陈永贵的这张申请表，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陈永贵在他的记忆之中，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张怀英记得，1946年春，他在一区当武委会主任的时候，离昔阳边境30里的平定县锁簧镇就驻着国民党军队，他防守得正是昔阳的北大门。毛主席提出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实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作战方针。他到大寨虎头山勘察地形时，就记住了陈永贵的名字，不仅谈到了作战，还谈到了太行老英雄张老太如何发展牧畜，总觉得这个人有头脑，后来经过40多天的正太战役，陈永贵在战斗中立了功，张怀英对他印象就更深了。特别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互助组，把一些老汉和娃娃组织起来比倒了好汉组的事情，对张怀英触动更大，他觉得这样的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那时毛主席号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但真正能把农民组织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区委会有一个干部叫阎维周常驻阎庄窝片，大寨就属于这个片。这个区的干部亲身体会到人们对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就住在那里不走，打定主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会上下达命令说，不认真组织起来就不散会。农民不敢和他硬抗，也有一套对付他的办法。你不散会我就睡觉。这个区干部白天调查、看报、看文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晚上就开会动员，也确实很疲劳。一整天得不到休息，确实很疲劳，有一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就用报纸盖着脸睡了一会，恰恰被人发现了，就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工作员，没球事，黑夜开长会，白天盖着报纸睡。其目的是说些坏话想把他赶走。
再看大寨，却是另一种情况。陈永贵和贾进才把村里的人们组织起来，是一种生产竞赛的场面。特别是陈永贵的老少组，开始人们笑话他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整修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县委就向张怀英汇报。他正在为“组织起来”大伤脑筋，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典型，而且又是在他的脑里挂了号的陈永贵，他便亲自到大寨进行察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张怀英到大寨以后，又找到陈永说：“老陈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给这些孩孩们和老汉们互助呢？”陈永贵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当响，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兰，立起一根黍桔桔，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张怀英听了陈永贵的这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对党的认识有积极的一面，他想得深，看得远啊！
基于陈永贵在张怀英脑海里这一连串印象，他觉得对陈永贵的入党不能简单从事，抱着对党组织负责，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张怀英决心要把他的相关历史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就派区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进行调查，特地安排他必须要把真实情况弄清楚。阎维周走后不几天，陈永贵又到区委找到张怀英，谈起了他的心酸事。他说：“张书记，我的老家是巴洲石山村，我七岁时候母亲被卖掉，父亲后来也因为生活不下去逼得上了吊。我在大寨本来也是外乡人，逃荒由父亲担到了大寨。在抗战最残酷的时候，村里人没人敢当伪代表，他们欺侮我是外乡人，硬逼着我干。我曾准备往解放区跑，恰好有一个卖布的人化名老曹，他找到我对我说，“让你干你就干，你表面上给日本人送情报，实际上给八路军干事情，这不也是抗日吗？”我问他到哪里去找八路军，他说，“你跟我联系就行了。”我一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感到亲热，共产党不是爱穷人吗？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我就有参军的打算，所以我就满口答应了。我们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地点，每次给日本人送的情报都是老曹给写的。我被捕出来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老曹。”
张怀英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又讲出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时候党内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方的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为的是防止特勤叛变。
陈永贵离开区委以后，张怀英又在琢磨，陈永贵如果真的是我们的特勤，直接的证明人难以找见，但是总可以找到旁证。他就亲自到共产党独立营常驻的后龙凤垴村去调查，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显模也证明了陈永贵当伪代表的具体情况，说老曹和永贵的情况我清楚，因为每次给日本人写假情报我都知道。他证实了独立营住在这个村的时候，他就见到陈永贵那一次是和老曹在哪里接头，哪一次又如何递送情报。他又访问了后龙凤垴的邻村阎庄窝村，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证实了这一点。还有，当时在昔阳一区任区委书记的孙家吉也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还把陈永贵在被捕以后如何参加兴亚会的情况也进行了证实。新亚会开始确实是日本人的外围组织，后来参加的人多了，每个村都有那么一大批人，这批人就被共产党和八路军掌控，明为日本人服务，实际上是为我递送情报，和敌人周旋的我方地下联络组织。阎维周了解的情况，与张怀英掌握的情况基本相同。
张怀英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就在区委会上提出如何对待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在这期间，那个反对陈永贵入党的区干部又一次提出了陈永贵当伪代表和参加兴亚会的问题。张怀英就逐一加以解释，并拿出了相关的证明，并问他：“你参加过没有？你不也参加过吗？问题是看有没有变节行为，办过坏事没有？”原来那个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也曾当过伪代表，他也就不吭声了。区委会上对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基本统一意见后，张怀英认真地在陈永贵的入党审批表上签了字。
张怀英批准陈永贵入党是陈永贵成长的关键一步。没有张怀英的签字，就没有陈永贵后来的辉煌。这也同战国时的鲍叔牙同管仲一样，没有鲍叔牙的热情举荐，就没有管仲的成功业绩。这是已经被历史定论的事实。反过来说，张怀英当时绝没想到他的笔下会批出一个国务院副总理，他只是慧眼识才，看出陈永贵是个能干事的人，把他吸收进党内来对大寨的工作有好处。几十年的实践证实了张怀英的用人之道，不管陈永贵身上有多少光环或不足，都能检验出张怀英的那对慧眼，他用的都是有能力之人。
几十年的实践证实，张怀英和陈永贵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文革期间，由于历史的原因，陈永贵头上没有辫子却也被人揪住了头发。那是党的九大召开之前，山西省审查九大代表的时候，陈永贵的那一历史又被人抓住不放。当时负责审查代表的领导人是军队代表。据说，这个军代表晓得陈永贵的这一情况后就立即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随意扩撒，影印件要送中央。其事实是，中央接到这个上报材料之后，就展开了调查。张怀英出示了证明，说明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才没有影响陈永贵的九大代表资格，否则，陈永贵的政治前途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
这一历史表明，张怀英为工作结识了陈永贵，也为陈永贵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陈永贵为张怀英的经历也增添了精彩一笔，他两人之间非凡的经历，也成为了后来难忘的心酸往事。每当一场惊涛骇浪把他们卷进去，张怀英牵着陈永贵，陈永贵也牵着张怀英，他们谁也扯不脱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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