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开始撰写陈永贵传记的时候，并没有采访张怀英的想法。因为我和他不熟悉，能不能找？好不好找？找到他接待不接待？我摸不清底细。有一天，我到县委大院里办事，遇上了县人大副主任刘谦和，他问起了我的写作情况。刘谦和早就和我熟悉，对我的写作比较关心。当初县里写农业合作化史，他竭力推荐我参加。尽管他的推荐没有成功，但也表达了他对我的真诚。那天，我向刘谦和表明了我为陈永贵撰书的打算，并告诉他湖南《茶馆》杂志已经发表了我的一个短篇。老刘对我说：“写陈永贵还是要找张怀英，有些事是他亲身经历的，是真是假，是长是短，他能说清楚，别人谁也说不清。你先拿发表的那一篇稿给他看看。”张怀英和刘谦和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之间不管领导与被领导都以名字相称，不是老张老刘之称，我作为他们的晚辈，出于尊重，见面就以“老刘”为尊称。刘谦和这么一提示，我就向他提问：“老刘，老张好找不好找？”老刘说：“好找”，于是在一天晚上，我手捧《茶馆》杂志敲开了张怀英家的大门。
我熟知张怀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在我面前也确实是那么一副威严的样子。他先问：“你是哪里人？”我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也倾吐了自己想写陈永贵的打算。张怀英当时已经是65岁的人，看东西比较困难，他戴起老花镜看完了这个作品，便又缓缓地放下。我等候着他有什么表情与看法，他却沉思了少许，仔细地问起了我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什么时间参加工作？写过一些什么东西等等。每提出一个问题之前，都要沉思少许，像在琢磨什么。我的本意，就是要他看过作品之后，征求他的意见，进而探探他的底，看他能不能向我提供一些有关陈永贵的材料。于是就问：“老张，你看写得怎么样？”张怀英皱皱眉，没有吭声。隔了少许，我又问道：“我想搜集一些有关陈永贵的材料，不知你能不能谈一谈？”他又沉思少许，说：“那个历史，你可不清楚！”他只回答了那么半句，究竟谈不谈，他依然不表态。我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但在张怀英面前，又不敢随意吐口，心里稍稍有点儿紧张。因为我早就听说过，他身边那些老干部对他既尊敬又畏惧。今天我初次和他接触，也从他那严峻的面孔中感到了他的威严。但是，既然见到了他，事情还得办，该说得话还是要说。于是就冒昧地问：“老张，我已经到大寨进行了采访，又查了档案，对陈永贵的材料掌握了一些，写了十多万字，你能否看看？”张怀英问我;“你的字写得清楚不清楚？”我说：“清楚，管你好认。”张说：“那就拿来看看。”隔了少许他又说：“陈永贵的材料要慎重，他有时代的特点，要对他有分析，有调查，要写出一定的力度。拿破仑这个人就很复杂，很典型，有关拿破仑的书，一本书一个看法，有点争议好！争来争去就能争出个是非来！”说罢，他又一次问道：“今年多大年龄了？”我说：“41岁”。“还小，还年轻嘛！徐悲鸿55岁出的名，老骥伏枥嘛！”
我首次和张怀英接触，就感到张怀英和别人非同一般。他在执政的历程中曾经几起几落，面临着政治上巨大的压力，但他的精力还如此充沛，怪不得他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威望。第二天，我就把刚刚落笔的“陈永贵传记”材料稍微整理了一下，送给张怀英。张看后，我又一次去征求他的意见，他既没有说写的如何，也没有说可以不可以写，只是提出，“写文章要表现出作品的主题，通过介绍材料要反映出的思想。”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社会上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要用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大寨精神的形成过程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遭受的夭折，要进行客观的分析。”我希望张怀英能给我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但他依然是画龙点睛地说上一句两句，就避而不谈了。直到我又一次去拜访他时，他却意外地提出：“你要为陈永贵写书，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就是河北省获鹿县（现在的鹿泉市）高迁东街有一个全国劳模，靠学大寨起家，经济发展很快，你去看不去看？你要去，我给你带一封信，他接待你。”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我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带上了张怀英写给河北省获鹿县高迁东街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银周的信，前往那里参观拜访。当我和张银周握手之后，由衷地感到了对方的热度。高迁东街在过去是一个有名的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的穷村，他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靠大寨精神起家，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带领全村群众改造盐碱地，实行科学种田，使高迁东街很快走上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改革开放以来，张银周看到单靠经营粮食富裕不起来，便积极开辟多种经营的路子，把一个铁木加工厂发展为适销对路的钛铁企业，村民们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了小康标准。发展这么大的企业，耗费几十万元的资金，银行的账目上却没有一分钱的贷款。他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尝到了甜头。张银周告诉我，他曾邀请张怀英参观他的企业，张怀英看后深有感触地说：“看来，有些事情，我们过去认为是对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就错了。”他的意思是说，过去认为多打粮食是对的，农村办企业就是资本主义。看了高迁东街的发展路程，他认为过去的传统看法错了，应该发展多种经营。回到昔阳之后，我找到张怀英，向他汇报了参观东街村发展企业的情况。我很感慨地说：“高迁东街靠大寨精神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也靠大寨精神发展了多种经营，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张怀英点点头说：“看到这一点就对了，他是靠一个群体，不依赖国家。”我用张银周的话提到了他认识上的更新，问他那些问题过去认为是对的，现在看来错了？他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这话我说过，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是那样，其中有些问题，现在的认识仍然不变，比如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等。”我又说，“大寨和昔阳在七十年代，强调种粮方面多，而对有计划地发展社队工业方面还是重视不够。甚至在学理论那一段时期，昔阳把一些工副业搞得好的企业作为资本主义批了，这样就使昔阳的社队工业受到了限制。”张怀英说当时的大局就是粮食，因为粮食不过关，对粮食强调得多，吃饭是大问题，这是个路线政策问题。分手时，他又提醒我，还是要多找一些材料，作品才能写好。我希望它能够具体地谈一谈，但张怀英始终不开这个口。
打那以后，我和张怀英接触多了，再不像前几次那么拘束。他尽管不主动谈，但有些事情也能向他打问一下。张怀英针对有人插手帮我写作一事，特向我提出，你尽管写，我不参与。又有一次，他又明确地向我解释说：“我参与不好，因为我是事中人，参与太多会影响这本书的价值。”所以，我每次去拜访他，他并不说长道短。我也只是向他打问一些事，他帮我核实一些情况。
《黄河》杂志1989年第五期要发表我的《陈永贵沉浮录》，作品清样排印之后，主编周山湖把我叫去，他把清样拿给我说：“你把清样带回昔阳，请张怀英和陈明珠核实一下材料，然后再出刊。”我把清样送到张怀英眼前，张怀英用了几天的时间看完，对我说：“就这样吧，文笔比前几稿好了。”这期杂志出刊之后，我用稿费买了一百多本分别送给大寨和昔阳的有关当事人，想听一听他们的反映。有一次，张怀英对我说：“这个作品为陈永贵说了公道话，这就证实了作品的价值，但这里面有好几处地方还是有失实的情况。如果以后要出书，或者写其他东西，我就帮你核实一下。”谈到说公道话一类的舆论，我已经听到。至于有关失实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儿，也等待着他给我纠正。有关张怀英对我的作品不参与的态度，在昔阳老干部中间也有传闻。王富元、王拉文等老干部向我透讯说，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前几天来昔阳，见到张怀英谈到此事时对他说，这事你要主动参与积极帮助。隔了一段时间，张怀英和我约定了时间，开始谈起了陈永贵的情况，由赵焕科为他做录音工作。他所谈的是五十年代他任昔阳县委书记时有关陈永贵的情况，另一方面的内容是陈永贵弥留之际，陈永贵同他三次谈话的内容，其他方面的内容他一概不谈。有关这三次谈话，据说上层有许多人都在打问，他一直不向外界透露，当时是他第一次向我谈起。每次谈话大约都在一个小时左右，谈上一段时间，就听见他气喘吁吁，额头上冒着汗珠，再谈上一段，还得休息上几十分钟。当他的精力恢复之后，就叹一口气说：“这么费劲还行？没退下来之前，在大会上作报告，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当时他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他的记忆力还好，每天还有读书的习惯。为了向我谈材料，他还和身边的老干部多次交谈，回忆过去的往事，按照他的说法是‘尽可能把材料搞得准确一些。’他在前一段时期表示的“不参与”之说，在陶鲁笳的指示下，事实上已经参与了，绝对不参与也不可能。但他在参与时只是核实材料，或者纠正一些问题，至于文章怎么写，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张怀英从始至终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本人。他大约向我谈了有四次，实际上也就是四五个小时，所谈的往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是鲜为人知的，这些材料无疑为我的作品增加了厚度和价值。从那以后，昔阳的一些知情人总认为：秦怀录和张怀英的关系如何如何。但这种关系并不属于上下级之间或者其他方面的关系，还是那种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陈永贵沉浮录》发表之前，尽管我找他几次，张怀英既没有向我提供材料，又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当时我对此确实理解不了，后来我才悟出一个道理：张怀英确实不是一般的干部，也是一般干部不能相比的。
张怀英虽然多年不在岗位上工作了，但他确实做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记得他在我的作品召开讨论会期间和《黄河》主编周山湖谈话时说：“究竟社会主义能不能成功，我从合作化开始的时候就注意看，一直看到1959年。”可以说，那个时期涉及到农业集体化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转变，张怀英也对有关农业问题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探讨。当时与其说是周山湖一行去看望张怀英，还不如说是周山湖对他的采访。临去看望张怀英之前，周山湖事先把准备好的录音机装进了口袋里，对他的谈话进行了录音。晋中文联主席刘思奇则进行了记录。他们谈到了中午，周山湖和刘思奇请张怀英到招待所就餐，张怀英问有没有别的领导？他们告诉他说没有，张怀英才随他们前去。
有一天，他到北南沟村参观，听了支部书记吴珍珠介绍村里在农业体制上采取了统分结合的办法以后就又一次肯定地说：“究竟是集体化好还是单干好，这要看什么样的领导。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集体比单干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集体就不如单干。过去的问题是一统就死，现在的问题是一活就散。这也不怪。往往是左右两个极端。如何能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散呢，这就看路线、政策和领导人的素质了。”他赞成北南沟村搞田间管理时产量到户，责任到人，而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又集中治理，这样就解决了统和分的关系了。他在总结大寨经验时就总结了集体化的优越性。他每逢听到外地学大寨的消息和为大寨说公道话的文章就感到高兴。1988年春，广州《现代人报》记者刘丹发表了一篇《从火红的年代到葱绿的现实》的纪实文章，张怀英把这篇文章复印下来送给了我，说这篇文章也是按当时的调子写的，但她第一次为大寨说了公道话，提出了舆论导向的问题，写得有分量。刘丹的文章针对《山西日报》刊登的《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文章，批驳了所谓大寨卖一斤粮食，国家倒贴两毛二分六的不公正评价，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1991年夏天，张怀英从《经济日报》上看到该报在1991年4月25日登载了一篇《房干村前说扬弃》的报道，报道了房干村谈他们的人均收入为什么能达到3800元时，群众说出了一句惊人之语：“这里学大寨没有停步。”他立即把这张报纸珍藏起来，并复印了若干份送给前来看望他的人们。他对大寨精神坚信不疑，对一些人看待大寨的不公行为表示愤慨。当时，《光明日报》曾把批判大寨极左路线的过火行为比作是“连脏水待小孩一起泼出去了。”张怀英不止一次说，这就说准了问题的要害。
《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这篇长篇报道1980年10月15日刊登在《山西日报》上，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坏性的影响。我在大寨采访时听到了大寨人的反应以后，就下决心找到了有关当事人，并在县农机公司查阅了有关农机试点的账目，把事情的真相整理成文，分别送给郭凤莲、陈明珠和张怀英，向他们通报。那一天晚上，氮肥厂厂长李玉虎安排他的司机把我送到大寨旅行社，说老张叫你去一下。我见到了张怀英，原以为有什么事，他说那篇文章我早就看过，但我没有具体的核实。你把这个工作做了，就要做的扎实一些。他把我写得文章拿出来说：“我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把你调查的情况来反驳一下，看能驳倒驳不倒。”
于是，他就对我写的文章一条一条地反驳，最终没能把我驳倒。他笑了，我也笑了。他当即又对我说，你敢不敢到《山西日报》找到李国庆和杨玉印，说大寨人要告你们，叫你们去大寨核实材料。我说用不着，他们自己就感到心虚。
怪的是，此后不久，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孙启泰、熊志勇的书，叫《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这本书完全依照《大寨人背离了大寨精神》的调子，根本不加调查，不仅歪曲事实，连大寨精神也彻底否定了。张怀英看过此书，更是不以为然，他常常对人说：是红是黑，往后看嘛！10年、20年、30年，总有黑白分明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
张怀英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从不斤斤计较，却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分焦虑。记得还是在郭凤莲回大寨任书记之前，有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茂林来大寨视察，张怀英就与王茂林通电话说：“我想和你见一面。”据说张怀英与王茂林见面后，就大寨的领导班子，大寨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谈到了当时的时局问题，唯独没谈他的个人问题。我曾问他：“怎么不谈谈你的事”，他说：“不能给人家出难题，我的问题不是他现在能解决的。但大寨的问题还是得谈”。他最痛恨贪官，他说历史上平反冤假错案从来不赦贪官，他对当今的贪官们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党内出了贪官，党就变质了，领导干部如果腐败就什么事也干不好了。
也许是张怀英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年代，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仍然锐气不减。他不仅每日要坚持看书学习，还要做大量的社会工作。他曾经主持整理许多县的历史资料，还写出了2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书稿。他的《聊天录》出版之后，我本人连续拜读了三次之多。每次读来，都如食甘饴，增加不少新的体会。由此也挥起手中的三寸狼毫，写出了两首抒情诗：“百树在眼前，唯爱梅儿鲜，冰雪寒霜埋不住，愈寒愈冒尖。鲜有独到处，爱有深情缘，祝愿梅中再生梅，播撒新人间。”在这部书初稿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县委一位领导同志在忙碌之中特地送给我张怀英临终前写的一本书《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我仅用了几天时间将他读完，读后更是爱不释手，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珍藏起来。
对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我只是一般地知道，并不清楚具体内容，因为帮助他整理校对的是文宏斌。我只是每次看望他的时候，他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者站在桌子前，嘴里说一句话，由他的保姆小姑娘往稿子上写一句。因为他当时不仅年事已高，而且眼力也不好。张怀英从写《聊天录》开始，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年逾古稀的人要攻下两部长篇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其意志是多么的坚强，其记意力与思维的敏捷也非常人可比。
《聊天录》一书是以张怀英读书谈书从理论上聊天，对人对事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则是他在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任职期间在支持、推动大寨崛起时的亲身体验和经历，特别是陈永贵由农民到副总理这个过程中与他的相处相依，都一一跃然纸上。书中通过“初期交往”，“崭露头角”到“病中的陈永贵”，“千古话题”等九个篇章，不仅介绍了陈永贵一生的成长和波折，也对大寨的崛起在中国农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评述。通过张怀英的回忆和思考，读者对大寨的情况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对大寨的内涵和深层的秘密有了更为透彻的探索。可以说，这本书对研究大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资料。
《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对社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还不敢论及。单从书前几位要人笔下的题字亦可掂量出其中的分量。原山西省省委书记、中共华北局书记、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在2007年12月的题字是“提起张怀英，就想到大寨”，这是个很平凡的字眼，究竟有多么深的内涵，恐怕是很难嚼通的。谁都知道，大寨红旗是在中国人民处于饿肚子的危机时期，毛主席为农业发展树立起来的旗帜，“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民，大寨精神已成为历史性的话题，而陶鲁笳用“提起张怀英，就想到大寨”这十个字来评价张怀英，可见张怀英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从中可以理解为：没有张怀英，就没有今天的大寨，也就没有当年的学大寨运动。原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候补书记、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卫生部长黄志刚对张怀英的题字是：“张怀英同志，钻研毛泽东思想，勤奋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这样的评价无疑对张怀英是一个正名，还了张怀英的本来面目。更使我内心发生感慨的是当代著名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书魏巍在2007年7月1日对张怀英的题字“路线分明追毛君，百折不回世人钦。大寨花开千万里，难忘当年育苗人！”从这一段题字里概括了前两位领导人题字的全部内容，是对张怀英的一生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不仅体现了张怀英一生“追毛君”，还是“大寨花开”的“育苗人”。这样的评价出自一个著名作家之口，可见其影响和语言的力度。
张怀英和大寨的关系也从大寨人自己的口中得到验证。张怀英逝世以后，大寨村党总支、大寨村民委员会在悼词中写道：“惊悉张怀英同志与世长辞之噩耗，我们万分悲痛，顿足捶胸。老张一生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严于律己，刚正不阿，为我们完成宏图大业实现崇高理想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大寨的成长倾注着张怀英同志的心血，大寨的史册永远留住张怀英同志的功德，他心胸宽阔，高风亮节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的。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建设小康大寨而努力奋斗。”
我们仅从三位要人的题字及大寨村党总支的悼词就掂量出张怀英这个人对大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量等级，也可以预测到《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这本书会给社会和后人带来什么。我记得他在世时说过的一句话，“这本书我在世出不了，死后再说吧！”在他逝世之后，这本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如果说，《聊天录》是张怀英一生读书的体会，那么《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的问世就是张怀英一生工作的重要部分总结。这两本书可以基本概括张怀英的人生，对昔阳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一笔。
我和张怀英接触多年，逐步认识到他不但具备很高的领导才能，而且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的知识库。他对历史、社会、自然、科技、文化各科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哪一个门类也略知一二。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发现他的茶几上放着一本弗洛依德的著作，这就使我感到奇怪。有人说张怀英的观念比较陈旧，哪为什么这一类现代派的书籍对他还有这么强的吸引力？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弗洛依德的理论是要体现人自身的本能，观点偏激，却有市场。”我听后，对他更是钦佩，没想到他对现代如此流行的新观点还了解的这么透彻。
张怀英读书读到了精湛的程度，经得起任何人的驳斥。《聊天录》中曾经有“五员到过太行山”之说，一位名字叫眭凤鸣的人写出了小册子，说这话失实。张怀英说眭凤鸣不学无术，书还没有读过，怎么能教训人？他找出了《吕氏春秋》278页叫我看，看到“五员亡，并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广而民多，知其主恪主也，不是与举，去郑而之许。”他当时找这段话并没费劲，只把书翻了几下就找出来送给我。我当时还说，你写文章时把《吕氏春秋》的页码公布了吧，他说用不着，看他读过书没有？如果不是把书读到了精湛的程度，眭凤鸣的话还真不好反驳。
人的知识是反映在各个层面的，三教九流，天文地理都应该懂一点。即使我不信佛，不钟情于基督，也应该对他有所了解才好。在这一点上，张怀英更是我的楷模。我经常遇到他和客人们谈话，就扯开了广泛的话题。比如，人死后灵魂究竟还存在不存在？算卦是科学还是迷信？谈起来话题也十分广泛。有一次，有四五个身穿佛衣的和尚登门拜访，他在和他们谈话中说到，“你们是僧人，要讲普度众生，我是共产主义者，是讲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上，我们的所向还是一致的。”僧人们也十分赞同。他也非常注重实际。我每次去看望他，他总要问问我村里的粮食收成，年景好坏。还问到现在农民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生活和过去比较又怎么样？劳动强度高不高？经济来源多不多？凡能打听到的事，他都要打听。
我在为陈永贵的书稿奔忙时，得到了张怀英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记得《黄河》发表了我写的《陈永贵沉浮录》之后，昔阳许多老干部都想看一看，却买不到书。他就和老干部商议决定，由田根栋牵头，把发表后的《陈永贵沉浮录》重印成单行本，送给老干部，这个单行本印出之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他又向与大寨有关联的相关人士投寄各地，使这些关注大寨的高干们对大寨和陈永贵有了更深的了解。打那以后，《陈永贵沉浮录》在原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宣部长张平化介绍下，在《中国老年报》进行了转载。接着，《华北民兵》也要进行转载，一位姓武的主编专程来到昔阳，等着我修改。后来，好多人都向他反映，秦怀录这个作品只在杂志上发表还不够，应该出书。当时中央党校的教授赵玉瑾联系了党校出版社要为我出书。同时张怀英决定带我去一次北京，找他原来的老上级沟通一下，临行前他又安排我，我去北京安排好，再通知你去。他走后两天就向氮肥厂厂长李玉虎打了电话，叫我去地安门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找他。我到北京后见到他，接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原陈永贵的警卫参谋张银昌，一个是县二轻局的赵焕科。张怀英决定我先见一见中央党校的教授赵玉瑾，说：你先去找他，我后去。这一次在北京，他先看了几位老人，据说谈事时也谈到了出书。在中央党校，他就是专为出书而来的。接着，中央党校六位领导和编辑为我这本书的出版问题亲自到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大寨征求意见，了解我和陈永贵之间有没有牵连。在大寨期间，他们曾邀请我到大寨和他们座谈。张怀英也很慎重地对待此事，有天下午曾把我叫去对我说，你回去告诉玉虎，叫他给党校的同志吃顿饭。李玉虎是我们厂的厂长，这样做我觉得合适。我的书稿一直找不到出路，张怀英为此费了不少心血，有一次《山西日报》的张海生去看望他，他就又向张海生提出此事，张海生便答应说，我可以到出版部门试一试，最后终于促成了《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的出版。出版需要经费，凭我的能力是无法解决的，张怀英又为此操起心来。有一天，帮我出书的记者张海生突然把我叫到城里，说钱已经有了，准备出书吧。我不太相信，是谁能把这钱拿出来？后来才知道，是张怀英想的办法，他一辈子是不抓钱的，这次却亲自出面解决此事，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陈永贵和大寨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张怀英不仅对陈永贵和大寨感情深厚，平时对人对事也很重情重义，特别是对与他一起战斗牺牲的烈士他始终不忘，每次回到老家丁峪村他都要看看烈士的家人，尽力从生活上给予帮助。在他生病住院弥留之际，还特意交代他的儿子说：“等你有条件了，给丁峪村的烈士们立个碑，他们有的和我一起打过仗，有的是我亲自送去参的军，都牺牲了！咱们共和国的江山不就是靠烈士的白骨堆起来的吗！可不能忘记他们呀！”可见他是一位多么重情重义、可敬可尊的老人。他去世后，其子在丁峪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支持下，自费为丁峪村23位烈士立碑、修路、栽树，成为了人们缅怀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每到清明，烈士碑前都摆满了鲜花……。
我与张怀英直接交往15年，他虽然走了，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报纸上还在刊登他的廉政论章，人们也在不断地谈论着他，社会也在关注着他，关注着他的政治命运与前途，关注着他的功过与是非，关注着对他的评说与议论，这就是张怀英的人格魅力。可以预见，他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探讨，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领导干部一心为民、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典型代表。张怀英、陈永贵主政下昔阳县所走过的30余年，从互助组到文化县，从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安定团结搞生产，不正是毛主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忠实践行者与试验田吗？试问从1958年后，全国那个县能有昔阳县如此的成就及对全国的影响？张怀英，一个工农干部，从创建全国首个文化县到树立昔阳县农、林、牧三枝花及培育大寨典型；从践行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到文革动乱中在寿阳安定团结、粮食两年翻番；从运城引黄工程“从未见过的高速度”到全区各县大建化肥厂，试问全国解放后能有几个县/地委书记有如此实实在在的业绩？又能有几人受到毛主席、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表扬？他虽然官不算大，但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教育、干部廉政实践与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综合成就又能有几人可比？诗人藏克家有句名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很耐人回味，张怀英不正是人虽然走了，但“还活着”的人吗？这才是真正心怀天下、不谋私利，在三晋大地叱咤风云“独领一方风骚”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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