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 3 8 年6月, 国民党官兵掘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 阻挡日军进攻步伐。
1938年6月9日, 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 使黄河水改道流向东南, 虽然暂时达到了阻挡日军进攻的目的, 却也给豫皖苏3省44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 故伎重演, 精心设计了一个“黄河战略”:将黄河水道归故, 水淹并割裂黄河故道两岸的广大解放区。中国共产党识破了蒋介石的这个二次“水兵计”, 围绕黄河归故问题与其展开激烈斗争, 最终使归故后的黄河安然入海, 保卫了沿黄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
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过中国军民八年的浴血奋战, 中国抗日战争终于在1945年8月取得了胜利, 正当举国欢庆之时, 蒋介石的脸上却难见笑颜。原来, 他正在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壮大而忧心忡忡。由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的武装力量在抗战期间得到很大发展, 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地区, 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这些解放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它们基本上连成一片, 横亘在华北、华东大地上, 切断了南京与华北、东北等地的陆路联系, 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展开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不久, 就调集重兵对中共军队“磨刀霍霍”, 并一手策划了多起对华北、华东等地中共军队的武装挑衅事件。然而, 国民党军队不仅在战场上没有占到便宜, 还受到国内外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声讨, 蒋介石被弄得灰头土脸, 心情更加焦躁。
1945年入冬后的一天, 蒋介石在军用地图前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郑州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两岸, 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赤化”, 中共的几个主要解放区几乎均在故道两岸范围内。他又想起抗战胜利后“黄泛区”一带民众有让花园口下游的黄河重归故道的呼声, “联总”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也有让黄河重归故道并给予资助的建议, 于是蒋心中一亮, 想出一个“以水代兵”的计策。
1 9 3 8 年6月9日后, 黄河洪水淹没了豫、皖、苏3省44县 (市) 广大地区。
“以水代兵”的策略,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 蒋介石就已经用了一回:1938年5月, 侵华日军的铁蹄踏进徐州, 逼近开封, 郑州告急, 武汉岌岌可危。蒋介石为了迟滞日军的进攻, 下令在郑州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6月9日, 黄河大堤花园口段被火炮轰然炸开, 黄河由此改道南流经运河、长江入海, 波及豫、皖、苏3省44县 (市) , 共计29万平方公里, 酿成1200万人受灾, 390万人流离失所, 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 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蒋介石的这出“水兵计”虽然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但有其一定的军事意义。
蒋介石为自己想出的计策欣喜不已, 立即着手秘密制订了一个所谓“能顶40万大军”的“黄河战略”计划, 中心内容就是堵塞花园口决堤口, 引黄河水回归故道, 既可以水淹解放区, 又能将几个连成一片的解放区用黄河割裂开来, 为发动内战后一举各个击破各解放区构筑了军事优势。随后, 蒋介石就以帮助“黄泛区”人民解除灾难为“幌子”, 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为救“黄泛区”人民于水火, 政府决定实施黄河归故计划。
“蒋委员长这次可真下了一招‘好棋’, 他‘顺应’民心是假, 再施‘水兵计’是真!”在延安的毛泽东一眼就洞穿了蒋介石内心的这一“小九九”。但是, 为了解除“黄泛区”人民的疾苦,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还是以大局为重, 同意让黄河归故。
蒋介石为让他的“黄河战略”尽快付诸实施, 在1946年2月特设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 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 负责对黄河花园口段的堵口工程。1946年3月1日, 在事先未与中共协商的情况下, 花园口黄河堵口工程正式动工, 并计划在1946年6月底前堵上花园口决口, 让黄河水重新流入故道。
该情况立即引起中共的高度关注, 并遭到解放区民主政府、民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当时的黄河故道早已大部分辟为田园, 村庄密布, 农粮丰盛, 居民已有40多万人。同时, 故道堤防年久失修, 残破不堪, 有些地段甚至踪影全无, 更谈不上抗御黄河洪水了。一旦黄河回归故道, 不仅危及故道中的40万生命, 两岸附近的700万民众也势必陷入新的“黄泛区”之中。黄河故道的这些实际情况, 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不知道, 却仍然一意孤行, 完全是只看到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
这时, 国共双方正处在军事调停阶段, 全面内战尚未爆发, 国民党深恐黄河事态扩大会引起舆论抨击, 对整个政治局势不利, 因此对于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响有所顾忌。于是, 国共双方经过协商, 决定通过谈判解决黄河归故问题。这样, 国、共两党围绕黄河归故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双方谈判一波三折
从1946年4月7日的“开封谈判”开始, 国共两党和“联总”等有关方面, 围绕黄河归故的堵口复堤时间、程序、工程粮款、河床居民迁移费等事宜, 先后进行了多轮艰难谈判, 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迟滞了花园口堵口进程, 为解放区赢得了一定的复堤时间, 并争取到了一批款项、物资。
1946年4月8日, 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谈判代表赵守钰和“联总”代表塔德等数人, 在解放区谈判代表赵明甫、成润的陪同下, 对黄河下游故道进行勘察, 于4月15日下午抵达山东菏泽。当天晚上, 在中共的要求下, 国共两党及“联总”三方代表举行会谈, 达成了《菏泽协议》。协议规定:先浚河修堤, 后合龙放水;切实救济沿河难胞, 每人发给十万元法币迁移费;治河机构由国民党、解放区双方代表共同组成。
1946年6月前的黄河花园口，封堵前的堤口
《菏泽协议》充分地考虑到了“黄泛区”和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如果照此执行, 在下游复堤、疏浚和迁移工作完成后, 再将黄河水牵回故道, 将是一个多赢的结局。这个结果自然与蒋介石的“水兵计”格格不入, 因而协议达成的第三天, 国民党方面就变卦了。他们首先在中央通讯社上发表了“黄河下游复堤工程两月内进行”的消息, 接着又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宣称“倘秋汛期不能完成堵复全部工程, 政府方面不能负其全责”。同时, 国民党行政院否决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于1946年12月底完成花园口堵口工程的意见, 再次电令工程局务必在7月1日前完工。显然, 国民党当局是想撕毁《菏泽协议》, 在大汛前的6月底完成花园口堵口放水, 配合其发动全面内战。
5 月5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此举“显系包含军事企图”, 是有意水淹冀鲁两省沿河人民, 提出“如当局不顾民命, 则老百姓势必起而自卫”。5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 呼吁立即停止花园口堵口工程, 坚决要求履行《菏泽协议》。
5月15日, 前往南京的解放区代表随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一起, 与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进行初步商谈。5月18日, 各方代表在南京进行了会谈, 会谈分别达成3项书面协议和6项口头协议, 通称《南京协议》。《南京协议》规定:下游复堤工程必须尽快完成, 争取于6月5日开工。所需器材、工粮由“行总” (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部署) 、“联总”优先供给, 所需工款由水利委员会充分筹拨, 所需动迁的河床居民救济费由国民党政府从速核定办理, 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堵口工程进度须视下游复堤工程进行情形, 经双方协商后决定, 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在南京谈判进行的同时, 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积极筹备复堤。《南京协议》一签订, 两解放区就于5月26日组织大批民工开始复堤工程。当时虽值麦收大忙季节, 两解放区仍分别动员23万和20万民工上堤, 奋战月余, 第一期复堤工程大部完成, 黄河故道大堤得到初步恢复。
6 月26日, 蒋介石调动30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 内战全面爆发。恰在这一天, 郑州附近下了一场大雨, 黄河水位猛涨, 国民党方面在花园口刚刚打好的四排桥桩被水冲走, 桥身被冲断, 这标志着他们6月底完成花园口堵口工程的失败, 被迫中止了汛前堵口的计划。国民党政府为此撤掉了赵守钰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在中共和解放区人民的强烈呼吁下, 国共两党和“联总”三方于7月中旬在上海又举行了两次谈判。7月22日, 三方签署《协定备忘录》 (又称《上海协定》) , 主要内容是:为修复解放区内黄河旧道堤坝, 解放区政府所支付全部工料款项由国民党政府支款付还;因黄河堵口而受影响的民众应受救济及善后扶助;被迫迁离河床的居民, 不论是解放区或是国统区的, 应一律平等;解放区遭受实际影响的居民得救济款总数为150亿元, 应于11月底以前分期拨付。
然而, 《上海协定》墨迹未干, 国民党军便于8月28日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党军置《上海协定》于不顾, 大肆抢掠和破坏解放区治河物资器材和工粮, 对解放区治河机关、员工、料厂进行疯狂扫射和轰炸, 国民党政府还以种种借口拖延治河工程款和移民救济粮款的支付, 迫使解放区复堤工程不得不停顿, 而花园口堵口工程却于10月5日再度开工, 并欲在50日内急速完成。蒋介石甚至不顾历次协议的约束, 接连下达了“宁停军运, 不停河运”、“限期完成, 不成则杀”的严令。国民党军政要员薛笃弼、陈诚、顾祝同等, 纷纷前往花园口工地督导。
蒋介石“以水代兵”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此严峻形势下, 周恩来于1946年11月2日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和“行总”署长霍宝树, 详述解放区复堤工程进度, 以及国民党当局军事进攻破坏复堤和“行总”拖延拨付工款、物资、救济费等情况, 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遵守菏泽、南京、上海协议, 在下游复堤工程未完成和河床居民未尽迁移的情况下, 应立即停止堵口工程;“联总”应督促政府依约迅速拨付物资款项;赔偿国民党军抢走之治河物资, 并保证以后黄河工程不受军事政治影响。“联总”虽承诺于1947年1月5日前拨付救济款100亿元, 但对停止堵口却予以回避。
1月8日, 周恩来在延安再次发表严正声明, 对国民党政府1938年决堤放水犯下的滔天罪行, 以及1946年以来利用引黄归故, 妄图水淹解放区以达其军事目的的罪恶阴谋进行揭露;对“联总”违背其善后救济公平分配之主旨, 偏袒国民党当局堵口放水的所作所为提出严重抗议。声明紧急呼吁:“数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决定其存亡于今后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内, 望全国同胞、全国舆论共起呼吁、急起挽救。”
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呼吁下, 1月11日、17日, 国共两党及“联总”三方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谈。由于“联总”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坚持不停止堵口工程, 会谈无果。2月1日, 中共代表在上海再度与“联总”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交涉, 国民党方面为敷衍国际、国内舆论, 被迫同意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堵口工程已被冲毁的部分继续进行;加紧进行下游复堤工程和救济河床居民, 水利委员会拨付总40亿元转中共为复堤工程费;合龙日期需视下游复堤及堵口工程进度, 由水利委员会、行总、“联总”与中共方面共同会商确定。会谈结束后, 国民党政府一面将40亿元工款及150亿元救济费陆续拨付解放区, 一面日夜加紧堵口。但同时, 仍对解放区复堤工程加紧扫射、轰炸破坏。
3月15日晨3时50分, 国民党当局在解放区复堤工程尚有37处险工未完成、堤防60多公里未修复的情况下, 单方在花园口堵口合龙, 放水归故。据当时不完全统计, 仅冀鲁豫解放区沿河10个县的滩区, 被淹村庄即达237个, 淹没耕地27万多亩, 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1946年6月，民夫们正在填补黄河决口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当局水淹解放区的阴谋, 冀鲁豫解放区紧急号召全区人民“一手拿枪, 一手拿锹, 用血汗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4月份开始, 出动30万民工组成的治黄大军日夜奋战在长达300多公里的大堤上。经过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 一条人工筑成的大堤屹立在黄河的两岸, 使解放区安全渡过了黄河回归故道后的第一次大汛。黄河的安全归故, 使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出现大的人员伤亡。否则, 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势必成为一片汪洋泽国, 700万军民的生命势必毁于一旦。
“黄河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攻防。黄河归故后, 滔滔黄水犹如在几大解放区之间开掘的天堑, 增加了相互联系呼应的困难。以此地理形势为依托, 蒋介石调整了其军事部署:依靠黄河天险, 在自风陵渡到济南约千余公里的正面, 以少数兵力沿河布防, 对退守黄河以北的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守势, 调重兵于陕北、山东两端, 实施重点进攻。
黄河帮了蒋介石的忙, 但也暴露出其战略弱点。他以水当兵, 认为黄河天险抵得上“40万大军”, 在千余公里的黄河防线上只部署了24个旅, 且中原和江南纵深亦少机动兵力, 十分空虚。这种“腰细腹空”的哑铃式战略, 无疑给机动中的刘邓部队留了一个可乘之机。
中共中央也看准并紧紧抓住了蒋介石的这一弱点, 调整全盘部署:令山东、陕北两端部队全力引诱国民党向两端伸展, 充分突出其中间的弱点;同时令刘邓部队加紧休整准备, 伺机突破黄河, 砍断“哑铃把”。至1947年6月底, 背负沉重压力的山东、陕北两端解放区军队已诱使国民党军成两臂尽展之势, 时机成熟了。于是, 1947年6月30日, 刘邓大军4个纵队12万多人在东起张秋镇、西至临濮集150多公里的宽大江面多路出击, 一举突破黄河防线, 挺进鲁西南,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自吹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 一夜之间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这是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万万没有料到的。这样, 中共军队在国民党重点进攻之初, 因黄河归故而造成的解放区被分裂开来的被动态势迅速改观, 形成我东、中、西三线呼应, 反陷国民党军队于三点难顾之境的局面。此后, 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 在约1个月的时间内, 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多人, 由此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一战役, 迫使国民党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抽调7个整编师17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 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同时也标志着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黄河战略”的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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