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
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
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话说1945年9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王炳南陪同下，登门拜访了陈立夫。他的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非常惊异。他们奇怪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拜访那CC系头子。他们说，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毛泽东却说：
“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毛泽东想的是，越反动的头子越要去拜访他，越要去做工作，这样才越能显示出共产党和谈的诚意。王炳南心里暗暗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没想到毛泽东在会见陈立夫时，先以回忆的口气谈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实行剿共的错误政策，他说：
“10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的政策巧妙地进行了批评，同时又向陈立夫介绍了他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毛泽东的诚恳态度，使陈立夫不得不表示对这次国共谈判要“尽心效力”。
毛泽东从陈立夫官邸出来，又去看望了在大革命时期他的老对头叶楚伧。接着，他到上清寺程潜府上回访。
此前，程潜曾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既是礼节性的访谈，也是同乡和老相识的会见，二人相谈甚欢。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他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在第1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那时候，他和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都是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理事。程潜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因他主张和共产党联合抗日，与共产党有较多往来，遭到蒋介石的猜忌，1938年冬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此后又先后调任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西安行营主任、天水行营主任、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担任武汉行营主任。
且说程潜设宴热情款待毛泽东。毛泽东向程潜介绍了中共中央的政策与主张，他说：
“我们和国民党当局在谈判中，互相做了一些让步，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介石还要发动内战，那他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
“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
程潜说：
“我没有钱，竞选搞人家不赢。”
毛泽东说：
“你跟你的老部下商量，找他们想办法嘛！如果不成功，也没有什么，你就只要个湖南，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有一个地盘，掌握实权，就好活动。没有实力，官做得再大也没有用。”
后来程潜在1963年贺毛泽东70大寿时，写了12首祝寿诗，其中有句云：“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其中的“默契”之说，指的就是这次谈话。
毛泽东的话还真的对程潜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的劝告，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6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由此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便将他调离南京，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出席《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招待会。
报馆里一片喜气洋洋，职工们一齐动手，将院内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季鸾堂”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正楼前的花坪显得格外艳丽。
两辆小汽车先后开进报馆院内，首先走下汽车的大高个正在上台阶，只见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孔很慈祥，他就是毛泽东。跟在毛泽东后面的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王芸生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等人一一握手。他们乐呵呵地走进正门，步入了2楼的“季鸾堂”。
王芸生在新闻家、政论家、《大公报》前任主编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影响下，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期盼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他在《毛泽东先生来了》这篇社论中，对于国共和谈寄于很大希望，以为只要蒋介石能坐下来和毛泽东谈判就是大团圆了。席间，王芸生对毛泽东说：
“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笑呵呵地回答说：
“‘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人家的锅里是不许我们造饭呀！”
王芸生闻言，无言以对。在王芸生的要求下，毛泽东为《大公报》报社职工题了词，他写的是：“为人民服务”。
这天傍晚，毛泽东应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特邀赴其私邸出席晚宴。
贺耀祖，湖南省宁乡县贺石桥人，早年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毛泽东来重庆时，贺耀祖在机场和他一见如故，视为知己。他十分关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多次严令有关方面加强保安措施。
晚宴已毕，贺耀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慕，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湖南同乡会见”，原定只有十数人参加，没想到消息一传出，众多的湖南故旧都来了，竟然有二三百人之多，客厅里坐满了，院子里也坐着站着许多人。毛泽东对乡亲们说：
“两党共同领导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后应当继续合作。”
贺耀祖说：
“民同此心，国家有望。”
毛泽东又说：
“中国革命能取得这样的成果，社会各界和老百姓及诸君作了努力。”
贺耀祖笑了笑说：
“是的，广东人出钱，湖南人出命。”
毛泽东作了一个手势，也诙谐地说：
“是的，那些浙江人就做官了！”
众人闻言，哄堂大笑。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蒋介石把贺耀祖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他说：“湖南人团结非国家之福，乃国家之祸！”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其中说：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嘱：“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9月21日，国共双方因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决定休会5天。
这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共产党要么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还要讨论。”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各党派、文化界、新闻界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了谈判停顿的原因。
据9月21日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这样记录：“当晚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9月22日上午，全国难民赈济委员会赈济专员、国家社会党重要领导成员蒋匀田到桂园会见毛泽东。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由一贯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张君劢和张东荪等在北平发起成立。国社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强调要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因此，国社党和青年党一样，既被共产党敌视，又被国民党打压。
且说蒋匀田在会见中问毛泽东：
“毛先生到渝20天了，谈判结果如何？”
毛泽东说：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
“20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的分配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如果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就是失败的。”
毛泽东坦率地回答了蒋匀田的问题，没想到蒋匀田却说：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
毛泽东闻言，已知他欲逞口舌之辩，便问道：
“你意何所指？”
蒋匀田面呈得意之色，说道：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
毛泽东又退了一步，问道：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
蒋匀田说：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贵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抓住蒋匀田的话反将了一军，接着步步进逼，他说：“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
毛泽东说的公开信是张君劢在1938年12月10日刊登在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上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
毛泽东接着说：
“在那封信里，他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翌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是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回答：
“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才能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毛泽东反问道：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
蒋匀田老老实实地说：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
毛泽东见蒋匀田已经举起了白旗，就再将他一军，说道：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
蒋匀田已经无言答对了，只有找话说：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毛泽东见他又撞到枪口上了，便笑着反问道：
“怎么？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了吗？”
蒋匀田一看毛泽东的势头，只得连忙收手道：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9月22日晚上，毛泽东在下榻处分批会见了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他在会见张恨水时问道：
“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
张恨水答道：
“还可以，谢谢！毛先生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
“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他说到这儿，将手中的烟蒂使劲摁灭，接着说：
“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的。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见张恨水频频点头，微微一笑，接着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事物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共双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携手，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奋斗。张先生编辑的《新民报》副刊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
张恨水说：
“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我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
毛泽东说：
“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
张恨水一向被文学圈内人士笑骂为“鸳鸯蝴蝶派”，没想到眼前的这位政治家竟会说出了一番不同凡响的文艺理论，就好像遇到了知己似的，兴奋得不住地点着头。毛泽东又笑问道：
“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其详。”
张恨水说：
“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是我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二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道：
“先生著作等身，堪可欣慰。李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例如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笔者注）。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清代湘军将领——笔者注）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就改名为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张恨水临别时，毛泽东赠给他一块儿灰色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儿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
张恨水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向家人叙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还对夫人说：
“毛先生不仅胆识过人，且知识渊博，见地不凡，确是当今豪杰。”
他吩咐夫人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让全家品尝。不久，他用延安的毛呢做了一套中山装，只待集会、接客时才舍得穿。后来衣服的颜色褪色了，他就改染成了藏青色。
且说毛泽东送走了张恨水，又和冯雪峰进行了亲切会谈。冯雪峰是最早获悉蒋介石蓄意利用和谈机会将毛泽东长期软禁情报的，当即报告了周恩来，这样就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时制定了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来去的措施。
毛泽东在谈话中称赞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和市风》与《真实之歌》。毛泽东曾在紧张的谈判之余，阅读了冯雪峰的新作《奴隶与奴隶主义》。他说：
“《奴隶与奴隶主义》是几年来很少看到的好文章，它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奴化人民思想的罪恶。”
9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对外称出访友好故旧。
原来在9月下旬，江青带着女儿李讷秘密飞抵重庆，悄悄地进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抱着女儿，亲着她说：
“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啊，好想我的娃娃哩。”
江青打量着毛泽东的面孔，说：
“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们扣留起来，我实在是不放心呀。”
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把带来的材料拿了出来，她说：
“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大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来不及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泽东看罢材料，对江青说：
“你既然来了，还是不要暴露身份的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看病回去吧。”
江青说：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去。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它的安全问题还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说：
“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和我党的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
江青听从毛泽东的安排，和李讷看完病后就秘密地返回了延安。
毛泽东根据江青带来的材料，了解到国民党集中了50万大军，在日伪的掩护和配合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向平津、张家口和东北急进。他指示刘少奇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彻底破坏铁路、公路，迟滞蒋军的行动。他在指示中还说：“迟滞蒋军的行动是当前的战略任务。”
9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起草了《关于目前的宣传方针问题致中央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为配合目前情形，我们主张在宣传上采取以下方针：
一、继续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批评其违犯民主的各种措施。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重选国大代表，释放政治犯。又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批评的态度暂时不要太尖锐。
二、坚决要求政府：反对敌伪汉奸在签降后仍继续进攻中国解放区及在其他各地屠杀人民，反对任何利用敌伪、联合敌伪的政策。
三、坚决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以实践政府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的诺言。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与民主化的模范，民主的军队，是民主的政府之必要部分，不可分离的。这暗示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虽已作到仁至义尽之重大让步，但因国民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但必须避免发表谈判具体内容。
四、希望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
以上各项，请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经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特别是反对利用敌伪汉奸继续进攻一项，希望材料尽量详细、具体、确实，并尽量供给重庆。
9月26日，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主动提出恢复谈判。
毛泽东决定率先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他提出，中共中央仅要求军队数目达到全国军队的六分之一，即国民党现在263个师，共产党方面应编有48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缩编，共产党军队亦按上述比例递减，如国民党军队编120个师，共产党军队应有20个师；国民党军队编为60个师，共产党军队可减至10个师。在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共产党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黄河以南的8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周恩来、王若飞在谈判中提出了这一让步的新方案。国民党代表则说：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以提出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报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央。
共产党方面自然不同意这个方案，僵局仍然没有打破。此时双方的让步，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各自拟定的底线。
9月27日，《新华日报》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刊登出了甘贝尔撰写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全文如下：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指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笔者注），这个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指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笔者注）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 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笔者注）。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9月27日这一天，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去度假。在飞机上，他看到刚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
“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蒋介石多日来郁积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便在这天的日记（指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在2007年开放的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中写道：
“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120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7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此后，外间便纷纷传言，说是“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两天后，蒋介石又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对于扣押毛泽东的后果，他首先想到了美苏两国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也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因此，蒋介石在第二天又犹豫起来，最终打消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这个心理变化反映在10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他还在日记中很自负地写道：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尽管蒋介石已经改变了主意，但传言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应。毛泽东在和章士钊谈话中，问他对时局作何分析。章士钊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没有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迅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也分别给蒋介石打电话说：
“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竟有微词，说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于和谈有碍。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
蒋介石一听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故作镇静地说：
“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9月29日，周恩来奉命去看望张治中，他说：
“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一点签订协定好不好？”
张治中问：
“预定哪一天回去？”
周恩来说：
“预定10月1日。”
张治中思忖了一下，说：
“让毛先生一个人回去不好，我们不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还是应该由我护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需要向蒋委员长请示。毛先生离渝日期，最好稍晚一些，以便安排，要10月10日以后才行。”
周恩来闻言大喜，当即表示感谢。
此时，八路军办事处从美军人员嘴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王炳南深夜把毛泽东叫醒，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毛泽东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你们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将情况报告我。
龙云是张澜秘密发展的民盟成员，对民盟和民主运动贡献殊多。
9月29日晚，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饶张、罗黎、刘邓、聂萧、贺李、宋杨苏（指饶漱石、张云逸，罗荣桓、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贺龙、李井泉，宋任穷、杨得志、苏振华——笔者注）：
蒋军数十师分经津浦、平汉、同蒲北进，美军已公布在秦皇岛、塘沽、天津、青岛登陆，助蒋争夺华北、东北。我为争取时间，扩大解放区，发展东北，整编主力，必须迟滞蒋军行动。军委前已数电破坏铁道、公路，并尽量控制其一段。有些区域已在认真执行，如晋冀鲁豫区已破坏与控制沙河安邑段，但仍有许多铁道畅通无阻，对打击与迟滞蒋军行动、争取时间的当前战略任务认识不深，兹再规定如下：
一、津浦路之徐州浦口段，饶、张须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徐州、济南、沧州段，由罗、黎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二、正太路、石家庄至北平之平汉路、平津段、塘沽至唐山、通州至密云、北平至南口统由聂、萧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三、同蒲路之太谷以南，由刘、邓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及控制二三段。太原以北至大同，仍归贺、李负责，破坏控制。
以上之铁道、公路，必须坚决顽强进行破坏，愈彻底愈好，并必须掘毁路基，使难修复。在顽军通过前控制以阻顽前进，在顽军通过后，控制断绝其后方接济，牵制其前进，以及广泛使用地雷、炸弹，普遍袭击、截击，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两师主力。如此做法才能打落蒋顽气势，争取时间，争取胜利。
军委 9月29日
9月30日，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青年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曾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与教授会面。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录：毛泽东“与中央大学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风采，是可为一国之领袖’。”
据王炳南回忆说：“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1945年10月1日，张澜得知蒋介石命杜聿明以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权力。骤闻之下，不胜震惊。
原来在9月30日凌晨5时，受命解除龙云部武装的杜聿明率部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龙云各部猝不及防，仅50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张澜由此联想到了毛泽东的安全，立刻派人来见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
10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成都市各校学生代表和四川大学的吴殿康等。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第10份文号为“警政渝字第4453号”的报告，记录了成都市各校学生选派代表到重庆会晤毛泽东的情况：“成都各校之……学生，推选川大学生吴殿康为全市学生总代表，于本月2日乘车来渝面晤毛泽东。”
10月2日晚，柳亚子应邀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毛泽东。
原来柳亚子把他准备与画家尹瘦石举办诗画联展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完全支持，并亲笔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特刊”题写了刊头，并约他一叙。柳亚子行前，对尹瘦石说：
“今天，毛先生约我去谈话，你何不同往？应该为他画一张像。”
尹瘦石闻之，精神为之一振，兴奋地说：
“啊，这太好了！我非常想见毛先生一面，如果能为他画像，更是三生有幸！只是怕他太忙，恐怕无暇为我作‘模特儿’。”
柳亚子一拍胸脯说：
“包在我身上了。我们是老朋友，老交情。到时候，你不必说，由我提出来好了。”
不一会儿，毛泽东派来接柳亚子的汽车就到了，尹瘦石连回去换衣服都来不及了，便匆匆陪同前往。汽车开进化龙桥，在一幢黛青色的建筑物前停下来。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将二人迎入客厅。须臾，从楼梯上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毛泽东健步走下来，陪同他的是王若飞。尹瘦石举目望去，只见毛泽东年约50余岁，体态伟岸壮硕，上身穿黑色中山装，下着灰色长裤，布鞋。面庞方中带圆，隆准、高颧、广额；眉毛很淡，但一双眼睛深沉有神；蓄长发，中分，好像很久未剪，不修边幅；下巴上一颗显眼的小痣，略略偏右。尹瘦石正凝神观察着，又见毛泽东微笑着招呼柳亚子说：
“亚子兄，我在此恭候大驾光临哩！”
“我今天为你带来一位新朋友。”柳亚子一面和毛泽东搭着话，一面转身对尹瘦石说：“这是毛先生。”
“欢迎，欢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毛泽东说着向尹瘦石伸出手来，尹瘦石连忙握着他那厚实绵软的大手说：
“毛先生，久仰，久仰！”
柳亚子对毛泽东介绍说：
“这是青年画家尹瘦石先生。”
毛泽东把紧握着尹瘦石的手摇了几摇，说道：
“喔，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是极为重要的！延安有一所鲁艺，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不过，那里的艺术家都是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噢。”
尹瘦石忙说：
“我也是土包子，没有留过洋。”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是彼此彼此了。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不过，我对于美术却研究甚少。记得小时候，最不耐烦的是图画，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先生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这是李白的诗意，‘半壁见海日’！”
说罢，他先自朗声大笑起来。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潇洒豁达，立刻使尹瘦石消除了拘谨心理。柳亚子说：
“尹先生是我多年的知交，虽然年纪轻轻，却极富才华。端木蕻良说他‘龙蟠蠖曲谁家笔’，‘勾勒直寻吴道子’！”
毛泽东笑道：
“好嘛！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后继有人，将来，‘土包子’一定能胜过‘洋包子’。中华民族随着政治的独立崛起，一定会迎来文艺的复兴！”
柳亚子说：
“我和尹先生正在筹备一个诗画联展，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毛泽东问：
“‘东风’者何？”
柳亚子答：
“独缺润之兄一幅画像。今天我请尹先生来，就是想为你写真，你要为他做‘模特儿’噢！”
尹瘦石见柳亚子切入正题，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位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有没有余暇，肯不肯配合？没想到毛泽东竟满口答应了，连声说：
“可以，可以。”
他回头问王若飞：
“你安排一下时间，哪一天好啊？”
王若飞有些为难，谈判期间时间紧得很，这画像之举又节外生枝，还颇费时间。他马上查了一下预定的工作日程，说：
“那么，只有5号下午了。”
毛泽东说：
“一言为定。”
王若飞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上几个字：“5号下午送尹先生到红岩嘴。”写罢，递给尹瘦石说：
“届时请先生持此到张公馆，有车子送你过来。”
尹瘦石起身告辞，毛泽东即请柳亚子上楼叙话。柳亚子向毛泽东提出了迁居延安的想法，毛泽东说：
“亚子先生在国统区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更大的作用。亚子先生，我们不久就会要见面的。”
柳亚子听了毛泽东的意见，连连点头，决定回到他的老根据地上海。毛泽东认为这蛮好。
10月4日，毛泽东获悉柳亚子的妻子郑佩宜因盲肠炎住重庆市立医院开刀，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慰问，他写道：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致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盛情万分感激，又写了两首诗，其中有：“驰笺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他还在另一首诗里写道：“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
10月5日，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曾家岩蒋介石侍从室会谈。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方面宣布：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定于周内返回延安。
10月5日下午2时许，尹瘦石携带着笔、墨、纸、砚到了上清寺桂园，随周恩来登上了等候在门前的汽车，前往红岩嘴。同行的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
3时许，车子到了红岩嘴，周恩来陪同尹瘦石进了客厅，吩咐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陪同尹瘦石，等候毛泽东下楼来画像，他自去忙他的事务了。
这间客厅极为简朴，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而已。尹瘦石作画心切，短短的等待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他想，毛先生手头的工作可能没有处理完，也许毛先生还要梳洗一番，准备一下。尹瘦石正在猜测和等待之时，毛泽东突然出现了！他未做任何“化妆”，依然是上次见面时的装束，只是因天气转寒多加了一件黑色大衣，长发依然未加修剪，甚至连唇边长出的短髭也听之任之。尹瘦石心想这样更好，这才是真实的‘天然去雕饰’的毛泽东。
“噢，你来了。”毛泽东步下楼梯，亲切地和尹瘦石打招呼，仿佛是老朋友了。尹瘦石站起身，还未及说话，毛泽东又问道：“你看怎么画？我听你的，我坐在哪里？”
尹瘦石心中的一些精神准备和隐约的顾虑都被冲散了。毛泽东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更没有“限制”或“指令”。他把桌子移开，留出挥毫的余地。在距离桌子两三米远的地方摆一张藤椅，目测了一下角度，然后说：
“毛先生就坐在藤椅上吧。我作画的时候，先生尽可以随便讲话，吸烟，完全放松，但请动作不要太大，也不要走动。”
毛泽东在藤椅上坐下，微微点头，表示“照办”。时间是珍贵的，尹瘦石立即进入了亢奋的创作状态，吮笔抚纸，据案写生。手中的画笔，仿佛有千钧之重，40分钟过去了，他仔细地审视着刚刚完成的作品，看看是否还需要加工或修改。当他觉得已经的体现了所要表现的一切时，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放下画笔，说：
“毛先生，好了！”
“噢？”毛泽东从沉思中被惊醒了，从容走向画案，仔细观看画中的那个毛泽东，又回头笑问钱之光：“你看，画得像不像啊？”
钱之光一直在画案旁边凝神观看写生过程，他连声说：
“像！像！”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尹瘦石大功告成，非常兴奋，竟然忘了让毛泽东在画上签个名，这成为他一生中一件追悔莫及的事情。
第二天，柳亚子在毛泽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诗云：
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
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
欲知毛泽东和柳亚子的友谊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本章所录9月27日《新华日报》为配合重庆谈判刊登的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2个问题的原文，比任何一部有关的史书或其它历史资料的概括或引述内容都有趣得多。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就会发现毛泽东在斯时斯地对那位老外的回答，无不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特别是笔者划为黑体的那些文字，其用意着实妙不可言！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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