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房地产一去不复返
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要重启经济，就需要在基建外找到新的增长点。
从2023年的情况看，制造业出现了“新三大”增长动力——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
这一方面缓和了我国出口压力，另一方面也拉动了铜、锂等大宗商品的需求。
抛弃房地产，重归制造业，这也许会成为未来的主流。
《彭博社》最新文章认为，我国之所以没有如日本般衰败，正是因为我国及时找到了新的制造业增长点，虽然这个增长点还很小很脆弱。“到目前为止，该战略正在帮助中国避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美国在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溃时遭遇的经济衰退。”
《彭博社》报道说，“中国重新关注制造业的证据随处可见，从工业部门的银行贷款激增，到工业园区投资的蓬勃发展，以及从汽车、挖掘机到洗衣机等各种产品的出口增加。”
下图是各部们贷款，2020年以来，制造业贷款增速明显增加，并超过房地产和服务业，成为增速最快的部门。
我国制造业最明显的增长点是“新三化”产品。据统计，2023年前三季度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出口额同比增长42%。
央行前官员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向‘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
但是过渡并不容易，用制造业重启经济面临三方面约束。
02 新动能体量不足
第一个约束是新动能体量不足。
目前制造业的增长点集中在新能源等新动能领域，但是新动能还不能弥补旧动能退去后的空间。房地产产业链条非常长，对经济的拉动非常大，新能源行业还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指出，新旧动能转换之际，新产业整体还是偏低，弥补不了旧产业的缺口。且相当部分新动能是政府扶持的产物，扶持退出后面临冲击。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有类似表示，“新三化产业的快速增长将无法抵消房地产下滑和燃油汽车产量下降的影响。他们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将导致2023年至2027年期间经济增速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并损害城市就业。”
这是依靠制造业重启经济的第一个限制，即新增长点的体量还不足。
03 贫富分化和内需不足
以制造业重启经济还面临一个更直接的约束——内需不足。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日渐疲软。
之前有专家建议直接发钱刺激消费。但是我国考虑到这种方式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作用，还是没有采纳。
目前我国措施，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通过供应创造需求的方法。从逻辑上讲，这似乎是可行的，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工资。
但是，“这种逻辑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当制造变得更加自动化时。”因为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往往分配给较少的工人和富有的股东，他们的收入增加后，支出并不能增加多少。
从之前的情况看的确如此。1992-2011年我国高速发展时期：
（1）前1%的人收入占比从8.85%提高到14.67%。
（2）前10%人收入占比从32.71%提高到43.11%。
（3）后90%的人收入占比合计从67.29%下滑到56.89%。
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以制造业为核心重启经济，势必导致我国资本输出加剧，进而与发达国家产生越来越剧烈的竞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冲突不可避免。这构成了以制造业重启经济的第三个限制——全球贸易冲突。
04 资本输出和全球贸易冲突
我之前的文章反复讲过，贸易冲突的本质是资本的竞争。我国资本过剩势必导致输出，资本输出势必导致贸易冲突。
彭博资讯报道，“中国制成品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目前约为2%，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据估计，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不足，资本扩张迅速，因此中国约45%的制造业产出用于出口。”
庞大的过剩产能输出，势必和老牌帝国产生竞争。
2023年1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受保护行业的过剩产能正在涌入全球市场，并可能损害我们的工业基础。”
欧洲发起了一系列贸易调查，特别是针对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欧洲的行为，“导致中国上周对白兰地等欧盟酒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分析师认为此举针对的是法国，而法国是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行动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也加紧了对我国先进技术的限制措施。2024年又是美国大选之年，“这意味着抨击中国的季节到来了。”
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可能加剧保护主义政策。
日本也有类似的资本输出，但是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而我国不是。
05 美国的反华共识加剧了贸易冲突
如果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共识的话，反华可能就是他们最大的共识。
美国的反华情绪会加剧贸易冲突。
客观上讲，全球化以来美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受到剧烈影响，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民族矛盾，而在于阶级矛盾。
从1975年开始，美国无产阶级中最有力量的部分——产业工人——所占比例断崖式下滑，从21.97%下降至8.61%。
制造业流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被服务业吸收，而服务业多是小型企业，组织工会很困难。而美国工会本身在政府打压和内部腐败下也不断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美国工会入会率也断崖式下滑，企业部门入会率从17%左右下降至不足7%
全球化产业转移，使得美国部分制造业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工人力量下滑，进而导致美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进攻，最终造成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了，国内的矛盾更尖锐了。
美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削弱。
以罢工为例。罢工本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斗争工具之一，极具斗争性的美国无产阶级曾以罢工为后盾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但是随着无产阶级力量下滑，千人以上罢工大幅衰减，从70年代年均200+，下滑到2016年仅10余次。而工会官员更是敌视罢工，认为罢工损害了工会基金，进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力量变小进而导致美国工人工作异常不稳定。2015年美国审计署报告，40.4%的人是临时工，无社会保障。包括合同工、派遣工、兼职者、独立签署合同提供服务者。
这样的临时工，加剧了工人力量的分化，进一步导致工人的工资不断下滑。这个图是美国工人实际小时工资走势图，可见美国工人工资从1973年开始下滑，到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上升，但是直到现在都没达到1973年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长时间看并没有增长。
也就是说，美国无产阶级利益受损的本质，是美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导致无产阶级的利益被资产阶级剥夺。
但是，特朗普之流却把阶级矛盾引向民族矛盾，仿佛是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一般。这成了美国反华的社会基础。
因此，不论谁上台，美国都会继续执行限制我国的政策，而且是方方面面的限制。
06 西方联盟的限制
不仅仅是美国限制我们，他还会拉上老牌帝国和盟友一起限制。因为这些国家在我国猛烈的资本输出中，都受到损害。
尽管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强调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但特朗普等政客此后”一直试图利用发达国家制造业流失导致的失业，来制造公众愤怒。”
他们甚至在2016年发明了一个词——“中国冲击”。
当然，他们的反映有自身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国资本和他们的竞争。我国提出的“产业升级”，意味着我国资本要进军目前由最富裕国家主导的领域。这导致我国从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进口减少，也导致他们海外市场被蚕食。
为了缓和关系，我国不断强调我们欢迎外国公司。
比如，我们会明确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制造，而不一定是由中国公司制造（made in China, not necessarily made by Chinese companies）。我们还会强调，特斯拉公司就受到欢迎在中国生产，用于国内销售和出口。
然而，外国公司还是抱怨说，“中国市场对外国公司生产的商品越来越不开放，即使制造是在本地完成的。他们表示，一些行业仍然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政府越来越多地对商品实施购买中国产品的政策，比如医疗器械就是如此。”
在博弈中，肯定会有让步，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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