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运动的“山大王”毛泽东，以其敏锐的嗅觉，创新了农民运动的中国革命独特的理论。可是这篇真理却险些被扼杀在摇篮里。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如何诞生的呢?
1927年春，北伐形势一派大好，农民运动汹涌澎湃。然而，就在农民运动需要进一步扶持与深入开展之时，国内却出现了一片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之声，恶毒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动摇北伐军心”“破坏统一战线”等。总之一句话:就是“糟得很”，应当马上取缔。
在一片责难声中，作为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及其助手彭述之等人，不仅不领导全党坚决反击这股逆流，捍卫农民运动，反而附和这种“责难”，给农民运动泼冷水。
早在 1926年11月，陈独秀就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压制农民运动的错误决议。紧接着又在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公然抵制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应开展土地革命的决议，又极其错误地通过了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把迫在眉睫的土地革命问题荒谬地称为“研究室”的问题而束之高阁，不予重视。毛泽东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对陈独秀无端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幼稚”的右倾言论不以为然，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农民运动，要求执行国际决议。
眼见陈独秀如此反对农民运动，毛泽东忧心如焚。为了捍卫农民运动，捍卫革命，以事实击退党内外攻击农民运动的反动逆流，将中国革命推向深入，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各项工作，前往农民运动最发达的故乡湖南考察。
1927年1月4日，正是隆冬之季，毛泽东不畏严寒，身着蓝布长衫，斜背雨伞，脚蹬布鞋，迎着凛冽的寒风，下乡考察。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总共用了32天时间，跋山涉水，徒步行程1400多华里，先后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的农民运动。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各级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会、妇女、青年、商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的汇报。邀请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民运动领袖开调查会，并按事先列出的提纲，口问手记，展开同志式的讨论。考察中，他还广泛接触广大农民群众，并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不耻下问。同时，他还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27年2月5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的夫人杨开慧接过毛泽东带回的满满一网袋笔记本，一面翻阅，一面欣喜地听兴奋的毛泽东讲述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毛泽东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进行整理，杨开慧也不顾怀孕在身、分娩在即，满腔热忱地帮助抄写誊清。经过几天奋战，初稿终于拿出。一位客人来看望杨开慧，毛泽东当着客人的面，禁不住夸奖自己的妻子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呢!”
初稿出来后，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返回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2月16日，毛泽东首先写了《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严肃指出:“我这一次到湘潭等县作了32天的调查，所见所闻几乎与所在长沙的全相同，感到党过去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有相当的错误做法。”最后告诉中央，将在三四月份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达。随后，他一面从事日常的革命工作，一面从事文稿的修改定稿工作，有时忙到很晚才回来，常常饭都顾不上吃，就开始写作了，并且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杨开慧此时已临近分娩，身边又有两个幼儿需要照料，但看到丈夫忙碌异常，为了减少丈夫的劳累，让文稿早日问世，她也不知疲倦地日夜给他帮忙。文稿定稿后，她就用她那行云流水般的毛笔字，将其一笔一画地抄写在红线条的十行纸上。有时，长子小岸英跑到桌旁，拉着妈妈的手，要妈妈带他和弟弟出去玩，她就爱抚地摸摸岸英的头，和蔼地说:“等妈妈帮爸爸抄好文章后，就带你们去看长江。”
经过在长沙与武汉一个多月的紧张奋战，这篇凝结着毛泽东夫妇心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之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于1927年3月上旬诞生了。
《报告》共分8个部分，两万多字。报告本着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热情洋溢地报道和歌颂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壮举与光辉业绩，驳斥了种种攻击农民运动的言论，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严正警告社会各界，对于反动派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的理论，“都不应该跟着瞎说”:还以磅礴的革命气势，严正警告当时炙手可热的蒋介石及其同党张静江不得对湖南农民运动说三道四，否则，必将被几万万中国农民葬入坟墓。
《报告》写好后，毛泽东一面以此给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与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工人员训练班作讲课教材，武装大家的头脑;一面将其寄交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在武汉给学员们宣讲时，立即受到广大学员的热烈欢迎，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共鸣。陈独秀看了《报告》后，觉得处处与他的右倾思想相抵触，因而气不打一处来，大骂毛泽东年轻气盛、思想偏激。当场决定拒绝刊登，搁置不理。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毛泽东将《报告》同时寄送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也被禁止发表。
就在毛泽东为刊发《报告》屡屡受挫、一筹莫展时，192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由上海来到武汉，下榻于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一楼。瞿秋白自幼接触农民，深知农民之苦，参加革命后，一直重视农民问题。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时，他在他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就提出“不让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科学论断。1926年8月，他在黄埔军校演讲《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时，就指出当时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英雄所见略同。由于瞿秋白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看法不谋而合，所以，他在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全文时，很是兴奋，认为遇到了知音，因而对毛泽东的《报告》倍加赞赏。当他得知陈独秀不准全文发表《报告》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向导》上时，深表不满。又得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虽然登了，只是登了前两章。《汉口民国日报》也拒绝刊登时，更是气愤。他愤怒地说:“这样好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当即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前两章(《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182页;《毛泽东传》上卷，2004年版第132页)。不仅如此，他还决定由中共在武汉的出版机构从速排印，出版单行本，下发全党。瞿秋白对《报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在排版《报告》之前，他又以抱病之躯，于1927年4月11日深夜，特给《报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长达1500多字的序言。他在序言的结尾大声疾呼:“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的是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最后，他又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报告》的毛泽东，并向全党发出了认真学习毛泽东《报告》的号召。他写道:“中国革命者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中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瞿秋白的大力支持与亲自督促下，毛泽东的《报告》终于以单行本问世了，并下发给了党内同志。《报告》的公开出版，在武汉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江西农运领袖方志敏、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陈毅等均收到了《报告》单行本，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观点。《报告》单行本也很快被共产国际驻武汉的顾问和记者看到，并迅速传播到莫斯科，译成俄文，全文刊登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上以示推崇。
就在《报告》公开发表前，毛泽东因操劳过度，且忧心于当时危如累卵的革命形势，不幸病倒了。病中的毛泽东，手拿《报告》单行本，激动不已，疲惫的病躯当即感到轻松了许多，对瞿秋白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表达感谢，一天夜晚，病后初愈的毛泽东，从南岸武昌坐轮渡横渡长江来到位处北岸汉口的瞿秋白寓所，当面向瞿秋白致谢。瞿秋白见毛泽东到来，急忙放下一切，兴奋地请毛落座，并飞快地递上香烟一支，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瞿秋白关切地问:“润之，你不是病了吗?深夜跑这么远?”毛泽东真诚地答道:“我今天特为致谢而来，何敢言远?”瞿秋白不解地问:“啊呀，此话怎讲?”毛泽东感激地说:“我那本小册子，倘不蒙君大力相助，何能刊行印刷?”瞿秋白谦逊地说:“言重了!言重了!这是应该的!”毛泽东又赞扬说:“还有那篇序言写得真好，热情洋溢!”接着，他高声朗诵了其中的一段话:“中国革命者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中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哪有你这位湖南辣子来劲，‘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说罢，两位青年革命家同时大笑了起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曲曲折折，终于在革命军中刊发，唤起了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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