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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首90年代,中国是如何走出惊心动魄的?

丰兄 · 2024-02-03 · 来源:丰言疯话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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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我没看到,不如给自己编一个梦,告诉我们只能相信,相信未来会变好的,相信会再次起飞。

最近这几年,人们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会像日本90年代一样吗?从此走向平静期,再也没有波澜。

像不像日本不知道,但我认为,站在当下,遥望过去,如今的一切,像极了90年代的中国。

今年有两部热剧都把背景设定在90年代,当《再回首》的曲声响起,人们把目光汇聚到几十年前,似乎那才是一个黄金时代。

远在东北的桦林钢铁厂摇摇欲坠,而上海黄河路上的霓虹令人五迷三道,这不只是南北割裂下的中国,更是痛苦、迷茫中的中国人,该往什么地方走的问题。

尽管90年代距离现在并不远,而且有5.4亿人出生在1990年之后。

但比较吊诡的是,在各种影视小说,以及主流叙事的遮蔽下,90年代被打上了千奇百怪的滤镜,那种艰难越来越变得抽象缥缈,直接削弱了事实的复杂性。

事实无法被篡改,但记忆是会的,如果年轻人一味沉迷于恋恋过去的怀旧情绪,那么,当曾经的副歌如今再次重复时,现实主义一定会把浪漫主义打败到溃不成军。

大家好,我是丰兄,这期继续给大家聊聊90年代。

如果说90年代是“向钱看”的话,那么80年代就是“向前看”。

因为改革刚刚开始,整个社会朝气蓬勃,百废俱兴,老百姓也解决了初级的温饱问题,农村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几乎可以与城市工业分庭抗礼。

文艺上也比较开放,诞生了一批精品制作,从物质到精神,虽然还不够丰富,但人们在努力地汲取着营养。

然而,这种短暂的幸福,到了90年代,却戛然而止了。

这个时代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苏联轰然倒塌,在寒风中排队领面包的俄罗斯人,心情低沉阴郁,看不到未来,而美国的蓝星霸权地位前所未有地巩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统治。

在美国的主导下,世界的主题变成和平与发展,虽然不如战后三十年黄金时代,但美国用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这头猛虎放出了栅栏,为企业主与富豪阶层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获取最大利润的障碍。

这既造成了民众的贫困,同时也成就了经济的繁荣。

欧洲的高福利还在继续,比如在芬兰,很多人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基本不加班,医疗全是国家负担,三天内病假无需医生证明,这也就是北欧神话初次缔造的时间点。

而我们的周边,日本还处在昭和时代的余波中,尽管中文互联网喜欢不断打造90年代日本伤痛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至今还没达到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水准。

日本举国腾飞的岁月远去了,但并不是直接坠崖,而是走向波澜不惊。

1991年的《东京爱情故事》,夜色下车水马龙的东京,是所有亚洲观众共同羡慕的图景。

而翻唱的日文歌,不仅霸占了港台,还影响了内地,很多90后小时的童年记忆,就是各式各样的日本动漫。

而对岸就更不用说了,90年代,全国人依旧看同一部港台剧,人们在电视里看到了他们的繁荣,香港地位比较低的货柜车司机、泥水工等,经济景气时月入也有两三万港元。

这在深圳和东莞的打工妹看来,已经是很有实力的金主了。

和他们一比,我们不仅过得凄凄惨惨,甚至贫穷到绝望。

先说农村,很多农村人对90年代是有很大情绪的,而且负面情绪远大于正面情绪,这在一些城里人看来,可能不太理解。

在影视剧里,如果说城市的90年代是被滤镜遮蔽的,那么农村的90年代就干脆没有,人们的记忆好像被抽空,根本无法想象出那是怎样一幅画面。

90年代的农村,就一个字,苦,你可以看到那些常年劳作肢体走形的老人,营养不良面瘦肌黄的儿童,地上到处是鸡屎和饭渣,厕所是白花花的蛆虫,学生交不起学杂费,大人还要亲自送公粮,得了病就熬一熬,得了大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医疗方面,60年代,伟人一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村”的情形得到扭转。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总数的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

1982年以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就开始转向城市。在1982—2001年间,城镇医院床位从83.2万张增加到195.9万张,涨幅为135.5%,而农村医院床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大大下降了。

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又转化为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城乡在孕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都出现扩大。

8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正在迅速衰落,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到90年代已经名存实亡了。绝大多数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9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少到什么程度呢?1999年仅有3500万元,9亿农村居民平均每人0.038元。

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卫生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医疗费用上涨问题,反而刺激了医疗费用大幅上升。

改开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到1990年,下降到25%。

1993年5月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有关医疗领域市场化的辩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不符合国情,坚决反对医疗服务领域照搬市场机制。

他警告:“医疗改革要大胆,也要慎重。否则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是医政部门的失职,甚至犯罪。”

令人遗憾的是,殷大奎的表态在当时被认为是“思想保守,反对改革”,而他的担忧却不幸言中。

农民返贫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衰落。

前三十年在农村的投入,终于在80年代集中爆发,农村不仅获得了工业生产资料,而且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年轻的农民纷纷成为潜在产业工人。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支柱,同时,也成为这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最大亮点。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初步确立,国内市场逐步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 国际市场发生较大的动荡。

特别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打击,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镇,乡镇企业再也无力与城市工业竞争,短短几年就溃败。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大包干开始的,政策性的说法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宣传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据说农民为此欢欣鼓舞,迸发了很大的生产积极性,并在 1984 年迎来了第一个大丰收年。

但后来事情越来越复杂,土地发包给农民种,是需要交“承包费”的。这个承包费包括了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农业税就是公粮,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农村教育,还有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及修建乡村道路等。

在实际过程中,这些费用主要是三提五统,名目越来越多,农民苦不堪言,甚至后来根本没人说得清三提五统到底指哪些了。

90年代的农村很难,但城市也不好过。

90年代的城市,既不是《大江大河》,也不是《繁花》。《大江大河》里公私分明、任劳任怨一心只为工人的厂长,不能说没有,哪怕有也是凤毛麟角了,那是属于电视剧的神话,与历史无关。

真正靠近现实的人物,可能是杨巡这种老板,有点狡黠,有点心眼子,有点偷奸耍滑,但也不算完全昧良心,靠着能人手段,带着人们发家致富。

但是呢,在梁凡这种跨国与G僚资本面前,瞬间就没了脾气,灰头土脸,将手中的事业拱手让人。

至于《繁花》,那已经不是神话了,而是童话,是讲给小布尔乔亚听的睡前故事,有多少宝总一将功成,就有多少下岗工人万骨枯,这是上层人的黄河路,却是底层人的黄泉路。

在宝总投机倒把一掷千金时,城市的底层下岗职工人只能卖茶叶蛋、搞批发、撬锁摸包、回家啃老、管亲戚借钱给孩子凑学费、为了生计背井离乡。

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势头太猛,一下子震住了所有人,忧伤浓到化不开,以至于这种隐疾,多少年后再次复发,人们照样看得是惊心动魄。

1998年6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河南沁阳企业:差的送好的卖。”次日,领导人批示道:

“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庄严任务,简单化为‘卖企业’,而且是半送半卖,还美其名为‘改革’,这股风也不知是从哪里刮来的。要煞一煞才好,否则将直接干扰当前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

雪上加霜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以制裁为借口,取消了大批中低端消费品和原料的订单,同时停止了资本在中国投入。

结果就是内循环走不起来,企业产品销不出去,积压的货品又造成了资金成本上升,更缺钱,更还不了贷款。

经济困难,实业加剧,国企大面积崩溃,社会上进入了处处献Z状态。

东北流行“刨根儿党”,在天桥或者夜间十字路口,用锤子敲击人的后脑,然后搜集走身上所有的财物。广州流行飞车党,当时的广州火车站就像现在的叙利亚,飞车党骑着摩托车,抢走别人手里的包,如果受害者拉住包,那就一刀砍下去。

河南出现大范围卖血和艾滋病交叉感染,因为对这个病的陌生,出现大范围传播,几乎整村整村病死人。山西的矿区,各种男人被骗到矿区变成矿奴,很多还有智商受损的残疾人。

整个社会一片哀嚎,要想走出危机,只能甩掉包袱。

90年代面对的问题,就是保城市还是保农村,保国企还是保市场,保债务还是保存款,保东北还是保全国。所谓牺牲一批人,成就一批人。

相比对岸泡沫崩盘下的日本,简直是云泥之别。

从1991年到2000年,日本电子产业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2000年产值仍然突破新高,达到26万以上日元。直到2010年左右时,日本电子产业才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的确,日本人接受繁荣不再的事实,不再追求要当亚洲领袖,也不再沉湎于以国为单位的经济指标。

但日本毕竟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大门,我们还处在泥潭中。

那么,九十年代这场危机是怎么度过去的呢?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硬抗。

2003年初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让人们看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脆弱性。激发全民对前期医改进行反思,从而也催生新一轮医改,而阔别已久的合作医疗,终于再次回归农村。

1996 年,中国开始进行加入 WTO 谈判,涉及到了农产品问题,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然还在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这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参加国际市场竞争。

同时按世贸规则,中国可以向农民实施补贴的办法,这促使中国开始考虑对农业减免税收的政策。

2000年起,我国开始在江西安徽等地试点农村税费改革,从2006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

而自从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工厂”,创造了全球最火热的房地产销售纪录,最完善的高铁基建网络,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新的时代冉冉升起,漫长的季节终于告别。

但历史从来都不能一直高亢,经历了极速狂飙,就会迎来平静,接下来再次走向寒夜。

这一次,再也没有WTO的助攻,房车路的大潮也已经过去,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这漫长的季节,我们又该如何走出呢?

在原地踟蹰、前方模糊中,我们只好把目光转向过去。

《繁花》讲了一个纸醉金迷,十里洋场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不要紧,这次只是技术调整,我们还能再回高峰。

《大江大河》的筚路蓝缕,各路人马风风火火创业,告诉我们,没事的,大不了我们再来一次。

只有《漫长的季节》最现实,也最暖心,虽然搵食艰辛,生活很苦,但只要我们把滤镜调亮一点,普通人也能凑合着过,苦中作乐。

办法我没看到,不如给自己编一个梦,告诉我们只能相信,相信未来会变好的,相信会再次起飞。

而危机是一场洗礼,一定会有人经历阵痛,一定会有人被甩下车,时代的大风来临时,要记得抓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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