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遭到全面肯定的评价，也不可能人人都喜欢。因为，人是有其阶级属性的，也就有左中右的立场区分。
对于一个普通个人的评价好坏，无外乎关于个人声誉乃至家族声誉。
但是对于毛主席这样的新中国缔造者的人民领袖的评价，却直接关乎着社会主义道路合法性、为人民服务正义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胜败的大问题。
不同时期，关于毛主席的谣言、“脏水”就从未停止过。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屁股坐在人民大众立场的人，一定是拥护和热爱毛主席的，也一定能够清醒地辨识关于毛主席的谣言，擦拭清除泼给老人家的污泥浊水。
综合那些造谣的、泼脏水的我们可以看到集中于这几类人：
第一，贪污腐败分子。因为毛主席要他们的脑袋。
第二，反动公知恨。因为毛主席要知识分子参加劳动，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而不是享受小资产阶级情调。
第三，汉奸买办怕。因为毛主席反帝反侵略最彻底。
第四，黑恶势力、保护伞、老鸨们。因为毛主席要彻底地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
第五，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因为毛主席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不忘阶级斗争。
第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纸老虎。因为这些人在毛主席时代就没成功果，于是扶植培养“第五纵队”，大肆诋毁，侮辱毛主席，实现非毛化。
第六，地主阶级、富裕阶层、曾经被革命的对象、被改造的对象及其后代们。因为他们有怨气，想维持剥削、寄生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澄清几个当前在一些网站乃至我的账号私信里诋毁毛主席的人还经常挂在嘴边的几个谣言。
2013年《人民论坛》第12期(下)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的文章说，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主席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认为应该正视历史，正面回应，正确评价毛主席。摘登如下。
谣言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求我国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300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谣言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x被处死，连质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毛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军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三五九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的老领导的说法。
谣言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3000万，所谓毛主席发动“大跃进”饿死 3000 万，这“两个3000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3000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主席发动‘大跃进’饿死3000万的‘事实’”。孙经先：驳“官方首次承认饿死3860万”。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1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这里将反驳得文章主要数据和结论做出整理）
编造“饿死3860万”这一数字的使用的两个基本数据：
关于两个基本数据
基本数据（1）：1958年和1959年我国人口增加了2560万人；
基本数据（2）：1960年和1961年我国人口减少了1300万人。
根据这两个数据，该文编造了“饿死3860万人”。
为了揭露这一谣言，我们需要指出，这两个基本数据都是错误的。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期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随后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又在1988年公布了这一期间我国更完整人口统计数据）。按照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这一期间每年人口增加的数字。
这一期间每一年的人口增加的数字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计算：
第一种方法：用这一年的岁末人口减去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数；
第二种方法：用这一年的出生人数减去这一年的死亡人数。
制造这一谣言的首先计算了我国1958、1959、1960、1961年的人口增长的数字。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计算这些数字可以由两种方法。用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计算这几年人口增长数的数字分别见下面的表1和表2中的第二列（“第一组数字”）和第三列（“第二组数字”）
这两组数字之差见第四列。作为严肃的学者，要研究这一期间的人口变动， 就应当实事求是的同时列出这两组数据，并且对这两组数据之间为什么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但该故意向读者隐瞒了第二组数据（而只给出第一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隐瞒了这两组数据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回避了对下面这两个关键问题做出回答：（1）这两组数据为什么存在巨大差异？（2）这两组数据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结论1 在1954—1959年（主要是1956—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迁移重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为止这类人口的数量约为1,162万人。其中在1958年和1959年产生的这类“迁移重报户籍人口”的数量分别为217万人和536万人，合计753万（即表1中最后一列的数字。）按照《首次承认》一文的方法，这753万人被计算到饿死人数的数字之中了。
结论2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这是两次户籍整顿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上述结论1中的1,162万迁移重报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年到1964年这一期间被注销了（这种情况我们称为“迁移重报注销”）。
结论3 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2,3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
结论4由于上述结论2和结论3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统计数据减少2644万人，其中1960减少696万人，1961年减少597万人，合计减少1293万人（即表2中最后一列的数字）。按照该谣言的方法，这1293万人也被计算到饿死人数的数字之中了。
由此可以知道，在表1和表2的两组数据中，第一组数据是错误，而第二组数据是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谣言的所得到的“饿死3860万人”这一数字中，包括了
（1）1958年和1959年产生的迁移重报人口753万人；
（2） 1960年和1961年出现的迁移重报注销人口和迁移漏报人口1293万人；
（3）1960年和1961年的少出生人口974万人。
这三方面的人口合计3020万。由此他把这一期间的“饿死人数”夸大了3020万人。
一句话，人民领袖毛主席本没有私敌。一切反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切仇恨共产主义理论、仇视正义、仇视人民、仇视新中国的剥削者、统治者及其在现当代中国的代理人：西奴美特、汉奸卖国贼、分裂分子、复辟分子、颠覆分子、贪污官吏、腐败分子、走资派、反动公知、黑心奸商……之所以仇恨这位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也被外国许多有良知的有识之士深深崇拜的东方巨人，是因为作为人民、特别是穷人的保护神，毛主席成了在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逾越的最大障碍，成了在中国要恢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私有化，阻碍共同富裕的社会的不可跨越的鸿沟，成了外国资本家要奴役中国人民的无法超越更无法撼动的珠穆朗玛峰！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由于自己曾经在毛主席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国后毛主席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对于生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毛主席时代为“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懒鬼”，就否认毛主席当年为新中国其中包括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
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主席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
做人不能这样，不能信口雌黄，还是有空得多读读历史，更不能道听途说，煽风点火，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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