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初，在“柏露会议”的召开中，红军第四军主力决定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力求实现“围魏救赵”之效，从而解井冈山之围。
于是，红四军前委和军部率领主力3600余人、1500余支枪，分别从茨坪、小行州出发，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踏上进击赣南的征途。
在这漫长的征途中，红四军沿着赣粤边界的深山老林行进，风餐露宿，处境十分艰难。他们不仅要忍受自然环境的恶劣，还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敌军的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如同饿狼一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扑来，企图将红四军一举歼灭。
1月23日，红四军攻占大余县城，部队浩浩荡荡进入城区。当天上午，红四军前委在老城余西街北内路吕屋召开全军排以上干部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下午，毛泽东、朱德在中山桥下的河坝里召开军民大会，向贫苦群众散发了红四军布告及打土豪的财物。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西华山矿区有数十名青年矿工参加了红军。当晚，红四军前委在老城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
次日晨，正在集合早餐的红28团遭到国民党军第21旅李文彬部的突然袭击。战斗中，团长林彪欲组织全团后撤，团党代表何挺颖坚决反对撤退，亲自带领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击。很快，何挺颖就身负重伤，被战士从火线上抬了下来。当时陈毅正在大余城内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结果发现敌军连忙后撤，一直追到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当时军部只剩下毛主席和少数机关人员了。
千钧一发之际，正在31团的红4军军长朱德命令团长伍中豪率31团抢占了城郊东部的制高点东山岭，并迅速返回军部，指挥独立营出老城，从东门外沿小河支援28团，争夺天柱山高地。因国民党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独立营营长张威组织部队进行了五次冲锋，均未能奏效；又组织部队抢占惜母岭，也未能如愿。营长张威不幸中弹牺牲。31团在团长伍中豪率领下，则迅速淌过章江河，登上东山岭，控制了县城东南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河对面惜母岭高地的敌人扫射。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一直打到黄昏，红四军分散的部队陆续集中了起来。为保存实力，在东山岭红军的机枪掩护下，毛泽东、朱德组织军部机关从水口寺经棚下、大头庵等地渡过章江。毛泽东、朱德随31团撤退。
傍晚，部队会合于五羊滩，然后由当地群众黄学正、廖厚皮作向导，经岗头坑往广东南雄乌迳方向转移。
1月31日，红四军首次来到寻乌，经分水坳、高头、公平到菖蒲。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寻乌党组织和寻乌二十一纵队负责人古柏、钟锡镠、侯大风等，听取了他们对寻乌革命斗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就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红四军自离开井冈山后在大余、乌径、平顶坳、崇仙圩接连失利，前有袭扰、后有追兵，缺医少弹、困难重重，需要找一个地方休整、补给，古柏建议红四军去寻乌项山罗福嶂落脚发展。
罗福嶂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属于“三不管”地带，敌人力量薄弱；罗福嶂山区方圆近百里全是高山，山上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很适合部队休整；寻乌党组织早期在罗福嶂开展过革命活动，群众基础很好；在通往罗福嶂的路上，项山乡住有寻乌最大的地主潘明徵，可以给予困难中的红四军适当补给。综合以上几点理由，毛泽东采纳了古柏的建议。
2月1日清晨，红四军从菖蒲出发，经黄砂、廖坑排、余田、青龙、珠村、石排、双茶亭，一路急行军近90里。前锋部队于下午4时许抵达吉潭东南侧3华里的圳下村，考虑到项山罗福嶂还有很长距离，决定当晚在圳下村宿营。
圳下村地处一个较大的山窝子里，南北两边是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田塅，一条小河把它们分成两半。村中央有几个大围屋，住有百十户人家。因敌人一直在后面追击，从安全考虑，伍中豪任团长的红四军三十一团驻在村东边店子小组一带，当作部队前锋。林彪任团长的二十八团驻在大营岗一带，当作部队的后卫，同时兼任红四军前委和军部机关警卫。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机关和手枪班战士驻在村西边的文昌阁。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军部机关及军特务营、独立营驻在村中心恭安围和附近屋场。
晚上召开会议，商议第二天的行军事项，决定第二天凌晨3点前锋部队三十一团首先出发，紧接着每隔半小时一支部队出发，二十八团作为后卫部队殿后。
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按原定计划，伍中豪率领三十一团已经开拔，特务营也已出发。此时，有的部队已经出发，有的正在吃饭，有的还在做饭，毛主席因为工作到比较晚都还没有起床。就在这时，赣敌刘士毅旅前锋部队突然发动袭击，打了红四军一个措手不及。敌人突然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敌人知晓红四军行踪，抄近路赶上红四军，当晚就驻在吉潭镇调兵遣将；二是担任警戒任务的二十八团，在红四军两个指挥机关都没有安全撤离的情况下，提前撤哨且未通知，将两个指挥机关暴露在敌人面前。
敌人从村子西边和北面两个方向杀过来，迅速把部队切割为几部分，紧急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等各自突围。据江华回忆，他和前委委员谭震林当时正在吃糯米酒酿，突然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因接近年关（农历12月22日），开始以为是群众放鞭炮，后来声音越来越紧密，才知是枪声，马上叫警卫员去通知毛主席。毛主席在杨梅生手枪班的掩护下，从后门突围，跨过小溪，跑到山上。贺子珍的回忆则更加凶险，听到动静后，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门缝往外看，敌人来得突然，已经越过他们住的文昌阁，正往村子中心猛冲，敌人没有想到，村西边一座孤零零的破庙会住有红军且还是最重要的领导。被枪声惊醒的毛泽东，在杨梅生任班长的手枪班掩护下从后门突围出去。村中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桥，桥上桥下挤满了争相过桥的红军战士，一片混乱。毛泽东飞快上前，朝挤在桥头的红军大喊：“不要跑，要抵抗敌人！”但声音太小，无人理睬。这时，贺子珍赶到，毛泽东向贺子珍要过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大喊道：“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贺子珍也和着毛泽东的声音大喊。警卫班跟了上来，大家齐声大喊：“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警卫班依托河沿向追来的敌军射击，这时混乱的战士们纷纷加入抵抗的行列。敌人被顶住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由警卫班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
在突围中，敌人已经冲到政治部主任陈毅身边，想抓活的，从后面伸手一把抓住陈毅的棉大衣，棉大衣比较宽大，穿在身上，没有扣扣子，陈毅顺势把大衣往后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他快跑得以脱身。
恭安围，是村子中的大围屋，房屋高大，目标也大，是敌人重兵来袭的主要目标。红四军军长朱德带着机枪排从里往外冲，一直往东突围。突围中，朱德发现，怎么敌人越打越多？原来狡猾的敌人看到哪里火力猛就认定哪里有大官，追得更凶。非常时刻，朱德只身带一警卫员与机枪排分两路突围，得以安全脱险。走在前面的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听到后面有枪声迅速回援，朱德指挥他们立即阻击敌人。
从恭安围往外突围时，朱德率领机枪排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军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曾志领导的妇女小组的女红军，也包括他的夫人伍若兰。当时天还没亮，只能朦胧看清影子，朱德人长得高大，穿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大家就把朱德的影子作为参照物跟着跑。跑了一段时间，因为穿了大衣笨重，跑不快。朱德身边的警卫员说：“军长军长，快把大衣脱了。”呢子大衣太珍贵，开始朱德舍不得脱，情况非常紧急时，不得已又脱掉了。朱德大衣一脱，且又和机枪排分开走，后面跟着的红军战士的参照目标消失，没了目标就只好各自突围。据曾志回忆，“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手提机枪声也停了。此时天还没亮，看不清四周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着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地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回头一看，我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
因为怀有四个月身孕，伍若兰因跑得慢且腿部受伤被俘。敌人发现抓到红军军长夫人，大喜过望，想从她嘴里得到有用的情报，把她押解到赣州，先是对她进行利益引诱，被伍若兰严词拒绝后，又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
问：“朱德、毛泽东在哪里？”
答：“在红军里，在人民心里！”
又问：“你为什么当土匪？”
又答：“真正的土匪是你们！”
敌人无计可施，想出一个阴毒的计谋，只要她写一个声明，登报宣布她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这样她就自由了。伍若兰坚定地说：“要我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除非赣江水倒流，太阳从西边出来！”铮铮话语，气壮山河。
1929年2月12日，年仅23岁的伍若兰被杀害于赣州卫府里，凶残的敌人还将她的头颅割下，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想到她是湖南耒阳人，又把她的头颅在长沙城再次示众。
朱德听到自己夫人被俘后又被杀的消息，非常难过，长久地怀念着她。1937年，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谈到伍若兰时，朱德深情地介绍说：“她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是一个又会搞宣传、又会打仗，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难得女子。”
1962年，朱德重上井冈山，来到大小五井，来到他和伍若兰共同战斗生活的地方，看到他们当年住过的房子，睹物思人，感慨万千，老泪纵横。朱德离开井冈山时，只带了一盆兰花，吟诗一首：“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红四军来到圳下，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圳下战斗，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最困难时打的一场关键战斗，战斗中，敌人来得非常突然，将红四军切割成几块，把部队整个冲散。
战斗非常激烈，敌人一度把毛泽东和朱德住的房屋围困，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生命危险一度受到冲击。战斗非常惊险，但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红四军广大官兵英勇顽强抵抗下，红四军虽有折损但成功脱险，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中国革命保住了火种，保存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安全突围，为后来开辟中央苏区乃至中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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