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出了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的号召。
这不仅是针对当时干部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也是针对当时工农业发展的问题。但毛主席从不轻率地提出口号，发出号召，一旦有，绝不仅仅是从简单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更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的。
这次发出的学习辩证法也不例外。毛主席说，我们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就是要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具有最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最高的哲学思想水平的先进民族之一。
这就需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需要挖掘和继承发展我们中华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实现有机结合，真正让辩证法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改造人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要一讲哲学，就中国没有哲学，张口闭嘴就是古希腊云云。
毛主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1958年在我们的工作中，对立统一的学说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些都是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的统一。还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我们讲统一是对不统一而言的。统一和不统一是对立的统一。什么都要统一就不能统一。要有所统一，就要有不统一之处;大的统一，小的就可以不统一嘛。我们的集体经济，不知道什么人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体现了集体和自由的对立统一。至于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熟悉和应用,因而使我们的工作和精神状态显得比较生动活泼。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毛主席一般地都是会“泼冷水”也就是看到困难，看到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哪怕取得很大的成绩都是“万里成长第一步”。不能为此就骄傲自满。毕竟骄傲自满是人性使然。于是，毛主席便将学习辩证法，发展辩证法的问题提高到振兴中华民族哲学科学文化水平的高度，要求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做坚持不懈的努力，首先我们这一代就要做出个好样子。
这就是毛主席，永远看到光明，相信光明，但也永远看到困难，想到极限，又永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我们这一代要做出个学习发展辩证法的好样子，就需要党员先锋队讲哲学，要在我们党内形成风气。首先，中央、中央局、省这三级每次开会时，第一把手都要进一进哲学、进一讲辩证法，要结合当前工作讲，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讲，每次不要超过一小时，最好是半小时以内，讲长了就没人听了。这里就有必要看一段1942年2月1日毛主席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毛主席指出：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中国历来文化只有地主的文化，没有工农的文化。哲学作为时代文化的最高代表，又掌握在读书人手里，牢牢锁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并不真正掌握在工农群众手里，如此，工农劳动群众就无法真正在哲学思想上掌握主动，既有可能再次陷入“二遍苦”和“二茬罪”的境地。
因此，理论就永远不会掌握群众，反而成了少数人用理论来奴役群众的理论了。我们都知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而人本身，首先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本身，就是要研究他们的生活生产，研究他们的精神文化，指导他们改造世界，如此，理论才能彻底，理论也才有了生命力。
毛主席当时批评，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学哲学4年，读了很多哲学书，当然有一定的书本知识是必要的，但仅仅靠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能出哲学家?我不信。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我们的大学文科要改造，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料、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文科学生下农村、下工厂、下商店工作时，教员也跟着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到下面去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大学五年可不可以考虑，下去三年，然后读书两年。
在毛主席看来，哲学不是玩弄词句，故作高深，吓唬工农群众，而应该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工农群众实践的东西。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哲学在哪里？
来看一段当代哲学教科书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种田里有哲学，炼钢里也有哲学，什么都与哲学挂上了钩，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也能夸夸其谈地大讲哲学。今天反思起来，这种哲学的热潮恰恰是哲学的耻辱，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式的东西，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出粮食，多炼出钢铁，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
......哲学的狂热甚至比哲学的冷漠更加表现了哲学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那么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问，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这本书及其的学术地位，不可否认。但是里面的关于当时学习哲学，发展辩证法，指导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却语气中彰显着文人精英阶层偏见与傲慢。对于“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学习哲学，就是对哲学的“亵渎”，那哲学到底是干嘛的？这些文化精英在书斋里学习哲学目的为了什么？自娱自乐吗？那你们的吃穿住行又是谁创造的？是自己动手的吗？
难怪毛主席当时批评：“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这是多么有道理啊，多么深刻地洞见啊!
“没有普天下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赵本山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哲学是高度概括、抽象的的内容:“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另一方面，更重视哲学的根基是在于人民，人民自然也没有理由不配学习哲学，这就是标准的唯物史观:“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因此，毛主席才建议大学文科教学要走进工厂、田间地头等实际生活中去，而不是整天坐在教室里研究词句。这一点，不光是毛主席批评，鲁迅先生也批评过这些高高在上的臭文人:“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然后就开始教训人民群众，就开始思想奴役人民群众了。
难怪，毛主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思想的深邃，伟大的远见注定是孤独的。
毛主席让工农群众学习哲学，发展辩证法，的目的也不是“多产出粮食，多炼出钢铁”，这是文化运动的矮化，对毛主席的变相污蔑。真正学习的目的根源在于:“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归根结底是要打破旧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霸权，让工农群众真正的实现独立自主，当家做主，起来监督政府。
这就有了当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因为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而且应该掌握的，只有人民群众纷纷识了字、有了知识、懂了哲学、掌握了科学技术、学会了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局面。
那么，这些被文化人读书人瞧不起的“几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到底能不能学习且掌握哲学，发展辩证法呢？毛主席举了生动的例子。
例子一：“雷锋的日记我看了。他是懂得一点哲学的。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很好的辩证法的观点和语言。比那些死读哲学书的大学生的论文强多了。他的哲学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来的。他为群众办了那么多好事嘛!这一点是那些死读哲学书的大学生所无法比拟的。”
例子二：“他看过《哲学研究》1965年第六期上登载的工农兵哲学论文，如广东一位木工黄华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他发明夯墙机的体会的;还有山西的一位细纱挡车工解悦写的“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是讲她创造“新接头法”的认识过程的。这两篇文章都很好嘛。所以，你们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难，看得那么神秘。哲学要走出课堂到工农兵广大的天地中去。哲学是可以学到的。实际上三岁小孩就知逍妈妈是人不是狗，这就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说明妈妈同人是有同一性的，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因而是符合辩证法的。所以，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辩证法根本就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
总之，要普及和发展辩证法就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不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但，毛主席的生命是有限的，当工农群众学习掌握哲学初见成效时，他却永远离开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人民群众。于是，“妖雾重来”，哲学再次被一些知识分子束之高阁，并且玄学化、虚幻化，故意弄得晦涩难懂，让普通人民群众望而生畏，越来越讨厌。
这就像埃德加·斯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的:“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一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所以，不仅有响亮的口号：让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解放出来。
前面说了，毛主席从来不会简单地只顾眼前地提出口号，只要提出口号，必定有着高度的战略考量。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道路了，上面两句响亮的口号都是源自于领袖的指示:使哲学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主席说，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世界观都是讲的认识论。从物质到认识，再从认识到物质，总是如此反复。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也总是如此反复。几百年之后，阶级消灭了，马克思主义不要了。那时要什么?要别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东西，还是会保留的。如哲学将来会变，但是唯心与唯物，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还会保留的。因为这些自古有之，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我看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一个依靠谁的问题。因为那时阶级差别没了，但是总还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总还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分，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总而言之，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
更要组织工人农民学习哲学，掌握哲学，发展辩证法，才能真正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 的伟大局面。
“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领袖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要通过学习、进步、斗争去获得的。纵使历史有曲折、有倒退，这个终极目标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这点上看，“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口号，就知其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做主人的屠龙术。
伟大的口号，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断地去具体化、实践丰富它，进而最终实现它。
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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