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文化县”的凯歌
二、文化县的形成
昔阳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的第一个文化县？究其原因，是张怀英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加强了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从而对文化县的建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张怀英对文化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他在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发现了中心工作需要文化工作的配合。根据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按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逐步把群众文化工作纳入议事日程，配合了中心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建国不久，毛主席提出组织起来发家致富的号召，群众并不理解。要做通这样的工作，除了艰苦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宣传鼓动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那时，县、区干部下乡宣传，有时会也很难开成。开一次会，总是村干部一个一个地叫，有的去了也不待听，在会上打瞌睡，说什么不要熬了我的眼，丢了我的脸。可是闹文化娱乐、唱戏、扭秧歌、演电影、放幻灯却抢着去看。下乡的县、区干部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一区干部范全义、董来籽在阎庄窝下乡时，恰遇有一天下了雨不能上地，群众要演戏（村里有业余剧团），村干部要开会，争执不下，结果群众干脆不听区干部的话，到戏台里去化妆。范全义和董来籽一人站东门，一人站西门，顶着不让演员出来，在台下想看戏的群众大骂要是不让演戏，今天不劳动，明天也不劳动。
这事反映到张怀英那里，却引起了他的深思。他并不简单地表态支持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而是一声不响地坐在办公桌前琢磨。他善于独立思考，为什么群众的娱乐情绪这么高，开会的情绪却不高了呢？不搞娱乐群众有意见，不开会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宣传落实，好像干部和群众闹成了两张皮。他领悟到，解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巨大变化，可现在大家不只是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恰恰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积极地领导文化工作，用文艺的形式反映党的路线政策，既可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又减少会议，达到完成中心工作的目的？这个思路证明，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全县出现了处处有歌声，村村有活动，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昔阳县的农村文化工作，尽管在抗日战争和土改时期有一定的基础，但轰轰烈烈的群众文化活动是从1956年才开始的。当时，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除了集中精力领导人民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生产外，还要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一是统一思想认识，摆正文化艺术的位置；二是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必须和生产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为政治生产服务；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培养社会主义文化队伍；四是发挥各系统职能部门的作用。
合作化以后，广大群众对于文化娱乐的情绪极为高涨，不仅过年过节要求看戏，在平时也要求闹娱乐。有的农民看了本村演戏和外村演戏，感觉不过瘾，还要自己说、自己唱，和本村的事实结合起来才行。其理由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合作化道路扎了根，心里的高兴说不尽，我要说说唱唱表心情。张怀英对群众自编自演的活动极为提倡，说县委只是领导生产满足群众的经济要求呢，还是要配合生产加强对农村文化工作的领导？用文化工作来推动生产的发展？经过县委一班人的讨论认识到：人们并不是吃好穿好就满足了的，还需要有精神食粮和文化生活。所以，他们提出必须在农村开展自编、自演、自唱、自乐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使县、乡、社党的负责人都成为既会领导生产，又会领导文化的能文能武领导人。
张怀英根据这个问题，通过会议等形式，总结了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等运动中，通过文化艺术活动贯彻党的政策，教育群众的实际情况，积极组织人员下乡开展文化工作。下思乐干部总结了自己通过幻灯方式，既活跃了群众的文化活动，又改造了一名屡教不改的懒汉，一个不讲卫生，众所公认不可改造的所谓“煤灰精”和“扫帚精”。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了文艺脱离政治，为文艺而文艺的错误思想。从而使广大干部认识到了文化工作、群众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系。如不重视文化工作，就是不关心群众生活的一种表现，就是不重视和不会作政治工作的表现。同时，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必须与生产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为政治生产服务。
创建文化县初期，在农忙季节和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文艺工作在组织上和方法上究竟如何具体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干部虽然认识到通过文艺是作好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可是在生产、中心工作繁忙的时候，就不管是什么政治工作不政治工作了，来一个干脆完成任务。认为政治工作没深浅，不做也塌不了天。根据这种情况，张怀英组织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提议：县委两个月研究一次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乡和各农业社党组织一个月研究一次。除此之外，从县到社都必须有一个人来负责管理这项工作。还责成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馆到重点俱乐部总结文化工作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具体经验。为了更加引深文化县的建设工作，张怀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进行了组织上的落实，提议县委要第一书记挂帅，书记处一名副书记专管这项工作，在每次布置和检查当前工作的同时，要研究总结群众文化工作。各公社党委都有一个副书记挂帅，管理区党支部也要抽出一个副书记负责，每个生产队都要配备一个专管文化工作的队长负责，管理区党支部书记或者主任担任俱乐部主任。这个提议在会上通过以后，就作为县委的正式文件下发到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且有督查措施。各乡、社的负责人都要亲自摸一摸结合的方法，集中与生产相结合，舞台与田间相结合，大型与小型相结合的方法，使农村的文化活动活跃起来，推动了生产和各项工作。比如里安阳沟采取做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的方法，1956年春在广泛宣传教育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针对部分青年想流入城市，不安心农村生产的思想，编演了《农村好风光》，《建设新农村》等广场剧，放映了自己绘制的幻灯《农村远景十大变》，赵长锁等13个不安心农业生产的青年看了后，懂得了农村前途，写了安心农业生产的决心书，保证不再流入城市。张怀英和县委一班人看到，越是生产繁忙，群众的劳动强度越增加，就越需要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活跃的文化生活。怎样使政治工作和文化活动渗透到各个角落呢？这就需要开展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生产到哪里，群众到哪里，文艺活动就跟着到哪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小型多样的文艺活动才能适应。全县各种文艺活动的形式有40多种，赵壁管理区除了假日和节日给农民演剧和演幻灯外，还以队为单位建立了美术、歌咏、快板、创作等文艺组织进行活动，贯彻党的政策，鼓励了农民的生产情绪。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单靠职业剧团和专业人员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群众来举办。几年来昔阳县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依托文化馆，通过训炼会演，组织参观等方法进行培养。在发展过程中，部分懒汉钻到文艺队伍中，有些人虽然有一定的演唱艺术，但不劳动，政治品德不好，有的有意把文化活动和政治工作截然分开，引起群众的反对；另一方面，大量的优秀的能文能武的积极分子出现了。群众对前者很反对，对后者很欢迎。里安阳沟群众用这样的说法来赞扬他们的文化活动和文艺积极分子：一队有个林翠凤，二队的改凤和兰英，上台都是好演员，下地劳动干得凶。为了在农村建立一支强大的文艺队伍，张怀英规定了农村业余文化队伍的标准，必须是文武双全，既是文艺积极分子，又是生产积极分子。按这一标准，及时对文艺队伍进行整顿，对那些经过教育没有改造，群众反对的人及一部分坏分子要清洗出文艺队伍。同时，县委还始终保持了抗日战争时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娱乐的传统，每到过节时，干部都要亲自编秧歌、快板和群众在一起表演。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全县培养了12000人的一支文艺大军，其中60%是生产中的积极分子，30%是群众公认的会唱、会创、会舞、会編的文艺骨干。广大群众回忆说，过去是说说顺口溜，排演外地舞，唱着本村事，配着外地谱，现在是編演小歌剧，自配新曲谱，评论新作品，编写成套书。
初创文化县的时候，党政干部普遍加强了领导，可是其它专业系统的干部，忙着完成自已的工作，中心工作不容挤掉，文化工作搞不搞无关紧要。因而文化工作与各系统工作在时间上、人员上不时发生互相拥挤，互相打架的现象。1956年，东冶头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文化馆干部要搞俱乐部；技术推广站要搞传授技术培训召开副社长会议；卫生所要抽俱乐部积极分子开保健员会议。三家一扯皮，闹得哪一家也没有开成会。张怀英听说了这种情况，就召开了相关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着手解决各系统互相协作的问题，把农村所有文化宣传工具和力量通过俱乐部统起来，吸收青年、工会、妇女、武装有关部门参加俱乐部领导，文化馆和俱乐部干部都要抽一定时间学习和了解各系统的业务工作，储蓄、兵役法、税收、商品、治安、农业技术、保健卫生等，通过文艺活动进行宣传，这样就能使俱乐部活动顺利进行，同时也保证了各系统工作的及时完成。各系统对文化工作也重视了。比如，推广技术的技术推广站要俱乐部合办人工授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展览，卫生所帮助文化馆找模型、派干部当说明员；团县委帮助文化馆合办系统工作快报，小学教育帮俱乐部编演秧歌、写黑板报、教音乐。南川教师一年就帮助俱乐部培养了8个音乐人才，形成了文化工作为各系统服务，各系统干部做文化工作，互相协作，互相统一的整体，一切不协调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干部都说这种协调是九连环，一环套一环，环环不掉队的工作方法。
文化工作大普及，广大农民积极性要求提高艺术水平，需要辅导，供给演唱材料，文化馆的作用不可低估。
张怀英一方面吸收文化馆的负责人参加必要的县委会议，使他们及时了解县委的意图，明确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另一方面把文化馆的干部稳定在专业岗位上。他在一次会议上板着指头算起来：“文化馆总共才有10个干部，其中工作七年半的两个，六年半至七年的六个，两年半一个，两年一个。”张怀英对他们的方针是，工作再忙，县委不能抽调他们干其它工作，而是要通过他们的业务来为中心工作服务。县委书记处书记郝世民通过参加馆内会议，对文化馆的干部进行了教育，提高了文化馆干部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在业务上做到各专一长。张怀英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内和文化馆的干部接触一次，听听文化活动的进度，问问他们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也等于是给他们吹吹风，打打气，给他们一点温暖。人们当时看到，他无论是在数九隆冬还是酷热的夏季，一次一次地向文化馆走去，也标志着只要有他，文化工作就干得出色。
张怀英不仅会抓整体性的文化工作，对文化工作的细节也都注意到了。有一次他在下乡劳动时，发现一面墙上的一幅大标语不仅字大，字迹的艺术性与美感也很到位，就问是谁写的？当他得知此人叫杨武振时，就要求当地干部创造条件对他进行重点培养。1957年俱乐部需要图书却没钱购书，张怀英就以县委的名义发动全体干部捐书10700本，输送给全县各个俱乐部。张怀英责成县委三位负责宣传文化的领导下乡帮助文化馆搜集展览物品，副书记郝世民还下乡亲自帮助编小调，快板，宣传部长帮助写总结、订计划。县委在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时候，张怀英亲自提议给文化馆留下一定的工作时间，因而充分发挥了文化馆对文化工作辅导的作用。几年时间，全县集中训练了一千多个业务人员。在供应群众演唱材料方面，仅1957年就达到18000多件，创造和推广各种宣传形式40余种，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工作的提高和发展。
文化馆成立后，首先以县城为中心，开展了文化宣传活动。每逢节日、庙会、物资交流等县城人员聚集的时候，文化馆主动组织县级机关，各学校及附近村庄的文艺团体到县城进行文艺活动。每个周末文化馆也经常放映幻灯，演出小节目或组织各机关、学校跳舞，说唱演出等多种文艺晚会。平时文化馆根据各个时期的进展，政治活动与中心工作经常写街头黑板，画宣传画，写标语，这样就活跃了城关的文化工作。一进县城，到处可以感受到生动形象的政治思想教育。此外，文化馆还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举办展览馆。如“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为了总结运动的成效，举办了“三反”，“五反”展览馆，在开劳模会总结生产成绩时就举办“农业生产展览馆”。在展览馆内部以图表、数据、实物、模型等方式展现劳动成果，生动形象地教育了参观群众。同时，通过县城的展览还推动了城关附近群众教育的工作。馆内附设图书室并不断得到增添，至1961年底，共有图书24000余册，各机关干部、学生、群众经常来馆借阅。同时还经常与附近村庄的图书馆联系，将馆内图书轮换到各村，供给广大群众阅读。
文化馆承担着组织与辅导全县文化工作的重任。在县委的领导下，文化馆根据群众的习惯，结合各个时期革命口号与生产忙闲情况，统一安排了全县的庙会时间。在这些庙会与各集镇进行物资交流时，文化馆均要主动派人去组织文化活动。馆内还经常闹个宣传棚进行拉洋片、说快板、演短小文艺节目，或进行小型流动展览、放映幻灯等活动，大大活跃了庙会的气氛，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
大台看了小台看，
宣传棚赛过小戏院，
找荫凉，趁息滩，
又讲政策又座谈。
广场摆出新农具，
实地讲解和表演。
漫画模型到处展，
街头变成展览馆。
晚上又把幻灯看，
受到教育真不浅。
坚持群众自编自演，文化馆集中指导，就使昔阳的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坚持不泄。而且宣传内容和各项工作很有针对性。1961年为了支援农业第一线，全县文化事业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各公社文化馆及文工团全部撤销，县文化馆在辅导方法上采取以社定点，分区辅导的方法。县委在发挥文化馆作用的同时，还成立了文联、文工团、广播站等机构，对指导全县的文艺创作和提高艺术质量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机构的设立，对指导全县文化工作，宣传文化信息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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