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文化县”的凯歌
五、文化教育互帮互教全县扫盲
全国解放前，昔阳县绝大多数农民处于文盲状态，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在试办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张怀英也明显地看到靠文盲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首先迫在眉睫的是调到县里、区里以及各个村提拔起来的一大批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多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其次是全县的广大群众基本是文盲。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和生产就开展不起来。鉴于党中央当时已经提出了全民扫盲的号召，张怀英也把全县大扫盲，全县大脱盲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他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对全县的扫盲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他在会上坚定地说这是个硬任务，哪一级抓不好哪一级负责。他抓了一个典型，就是根据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张怀英在那次会上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由点到面，限期完成”的口号，会上又成立了扫盲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下设办公室，各区、村也相继成立了区和村的扫盲委员会。全县有465名义务教师，500多名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学习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会后县里又以小学联区委派了扫盲联合校长，加强了对扫盲工作的领导。继而又训练了342名扫盲专职教师，分赴各村任教，这样就组成了一支扫盲大军，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扫盲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在发动群众参加速成识字的过程中，根据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县里又大张旗鼓地宣传了速成识字法的具体办法和扫除文盲的具体要求标准，使广大群众相信了识字能速成的道理，从而鼓起了群众参加速成识字的运动和决心。这就使群众性的速成识字扫盲运动规模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全县凡15户以上的村庄都组织了文化学习班，全县共有冬校353座，到处都呈现出一片学习文化的新气象。个个村庄街头墙壁上都写满了速成识字运用的注音字母。到1953年4月，全县参加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达到10100人，经测验考试有2225人达到扫盲毕业的标准，领取了扫盲毕业证书。其余学员都程度不同地认下了一定数目的汉字。
从1953年春天开始，在总结冬学成绩的基础上，开始贯彻“调整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全县农民业余教育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情况，不能每个村都安排专职教师搞民校工作，因而调整了专职教师，县、区的扫盲辅导员和扫盲联合校长都确定了重点村，通过重点模索经验加以推广，从而推动全县各村将冬学转为常年民校。在转常年民校中根据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精神，按各个季节农活繁简情况灵活增减学习时间。一般是冬季每月学习25次，春季每月20次，下种时间和夏季农忙时节每月15次，秋收时期放假40天。每次学习时间为１.５至２小时。这样就使民校达到经常化，克服了“冬学冬办，春来就散”的现象，变为民校学习四季常青。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大寨、白羊峪、下思乐、小东峪等四个以社办学的民校，扫盲工作的班级教学方法已经和生产形势不相适应。为使扫盲工作与生产紧密结合，各村民校均由原来以班教学为主的教学形式改为班级、小组相结合的方法。当时的学习组织是灵活多样的，最普遍的是实行地头组、街头组和炕头组。男女社员每天上地干活都要挟上自己的文化袋子。他们干活是那样热火朝天，而休息的时候就三三五五地坐在一起，从文化袋里取出书、报、文具开始学习。昔阳村民的吃饭习惯都是在街头聚到一起吃，就利用这一民间习惯，一日三餐集中在饭场吃饭、学习。街头饭场掛上小黑板，上面写着字，人们每天在这里边吃饭、边认字。有些家务牵连不能上地劳动的妇女就组织了炕头小组，由小先生包教学习，这样就能因人因地制宜，形式灵活多样，克服了因学习影响其它工作的矛盾。
改变教学形式以后，张怀英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几个义教的建议，提出教学力量必须相应地赶上去。县领导班子通过集思广议提出要组织“十字先生，”“百字先生，”“千字先生”（即认十个字就教人十个字，认百个字就教人百个字，认千个字就教人千个字。）形成义教群，开展民教民活动。张怀英在会上还轻轻地一笑，然后鼓励大家说：“这样就成了都当先生，又都当学生。”由此，扫盲工作就持续稳步地开展下去了。
1954年，为了提高义务教育的业务水平，使教学工作赶上群众学习的需要，县委在张怀英提议下成立了“农民业余教育教学研究指导组，”分片组织传授站，以乡建立教研组。由各区扫盲干部负责领导，定期组织义务教育学习研究教学方法，一般每月教研一次，专门学习教学工作的先进经验与办社办学经验，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1955年，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扫盲工作也掀起了高潮，农民学习文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张怀英组织县委常委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在批判合作化运动中右倾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1955年纠正扫盲工作“盲目冒进”后形成的口头上“稳步前进”而实际上“停步不前”的右倾情绪，为彻底批判右倾思想，张怀英在一次会议上提议让大家在全县算扫盲工作的三笔账：
第一笔账，算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扫盲工作要求的账。当时全县有初级社506个，需要9220多个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干部，几年来扫除了5万多个文盲，有1000人能在社里担任干部，而还有好多干部还是文盲，远远不能适应合作化的要求。第二笔账，算了全县文盲要多长时间才能扫清的账。当时全县有青壮年文盲43500人，如果以每年扫除1000个文盲来算，就得三、四十年才能扫清，这怎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呢？第三笔账，算了扫盲队伍的账，全县农村中当时有中、小学毕业生1400多人，小学教师500多人，再加上在乡知识分子及历年扫盲毕业学员和转业军人等全县有将近8000人的扫盲队伍，张怀英说这是完成扫盲任务的可靠力量。
这一年11月7日，思乐等14个乡的4000多个青壮年在县城新市场隆重地举行了向文化进军的群众大会。主席台上挂起了庄严的会标，张怀英与县长王贵科及县委其他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团县委，县妇联和县武装部的领导首先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县委的决定，把扫除文盲工作进行到底。下思乐的文盲代表也表示决心，要摘掉文盲的帽子。张怀英也在掌声中讲话，他搬着指头把县领导算得这三笔账告诉给大家，鼓励大家一定要把扫盲这一仗打好，并向各系统各区乡提出具体要求。接着在11月中旬，全县81个乡都先后召开了向文化进军大会，乡乡建立了扫盲协会和扫盲突击队。各村又建立了扫盲小队，共计388个，吸收各村义教、小教、中小学毕业生、在乡知识分子等800多人组成了一支扫盲大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运动开展后，为使农民识字来得快，而且识了就能用，张怀英在一次扫盲汇报会上提出，要文化部门派人协同思乐乡扫盲协会，编一套《农民记工识字课本》。这个课本的特点是紧紧掌握了“学以致用”的原则。所运用的都是本乡本村的人名、土地名、农活名、庄稼名、数码，年、月、日计算单位及一些必要的常用语言。用这一本书可使农民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学会300个左右的字，并能初步记简单的工账。这本书经县领导推广后深受全县扫盲学员的欢迎，大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扫盲工作。这个课本又经团中央推荐由《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山西青年报》等报刊上转载介绍推广到全国各地，继而又编了第二本，第三本《记工识字课本》。增加了本村、本乡以及全县、全专区、全省、全国相关的事务和语言。接着，全县各乡都模仿思乐的《记工识字》课本编了课本。
1955年冬，昔阳全县共有民校375所，入学农民50645人，占青壮年总数的92%。次年2月举行了毕业考试，有5447人达到扫盲标准。中思乐、坪上两个社的青年基本实现了扫盲。
1956年，思乐等乡又采取了十定五查的办法。即定领导、定形式、定进度、定时间、定制度、定任务、定教师、定经费开支、定教师报酬、定学习地点。查党团员学习、查计划执行、查教师学习、查学习生产结合、查教学成绩。在教学形式上又进一步开展包教活动，组织有：街邻组、灯下组、夫妻组、兄弟组、父子组等学习小组。张怀英在动员会上提出一个口号，叫“邻包邻，亲包亲，孩子识字包母亲，爱人识字教爱人，出外带书找人教，在家将字送上门”的口号。从而使扫盲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这年10月，山西省召开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县里选出各级干部9名代表，代表着思乐，大寨等7个扫盲先进单位出席会议。大会授于昔阳县为“扫盲先进县”的荣誉称号。下思乐乡扫盲协会会长又出席了全国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荣获党中央，国务院奖励。
1957年，拌随着全民整风大辩论，在农民业余教育方面主要辩清了几年来扫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扫盲工作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等问题，肯定了几年来扫盲工作的成绩，也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到这一年冬，又扫除了3565个文盲，同时对已扫盲毕业的学员又组织了巩固班。在熟读一、二、三册识字课本的基础上，又学习算术、珠算等科。有的农村开始组织业余高小班，继续提高学员们的文化知识。
从1958年到1959年，为使全县的扫盲工作得到巩固和提高，张怀英又采取措施，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要实行定合同，写决心书，配备实物卡片，送喜报，搞评比台等措施，由初级班发展到中级扫盲班和高级扫盲班。到1960年底，全县业余学校发展到403所，有高小班439个，初中班155个，学员3412人。高中班一个，学员23人，扫盲毕业人数已达到26339人。有许多农村干部不仅能读书看报，还能记账和写总结。当年12月，思乐乡党支部书记曾赴京出席了中央召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国务院的奖励。
这一年，扫盲工作又由学习汉字发展到学习汉语拼音。全县有34000余人参加了学习，有10000余人学会了汉语拼音方法，并利用汉语拼音方法为工具教文盲识字，又扫除了1643个文盲。为适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形势，县委在巴卅、刀把口等53个管理区举办了53个业余初等专业技术班，学员2500余人，在思乐、洪水等管理区举办了5个中等专业技术班，学员140余人。通过课堂讲技术，田间作业试验，使学员们懂得了农业生产科学知识，具体地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
1961年入春以后，山西省为了模清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情况，肯定成绩，发现问题，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于3月7日开始至6月23日，省教育厅、农业厅派来农民业余教育工作调查组，帮助昔阳调查扫盲情况。张怀英在和调查组座谈时又责成县政府组织具体人员在白羊峪公社南横山、后东峪、北石龕三个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经过100多天的深入了解，证明这几个生产大队的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南横山大队青壮年中识字的人已达到74%，后东峪大队青壮年中识字的人已达77%。这三个大队在全公社18个生产大队中是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的，全县类似北石龕情况的约占30%。由此，要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杜绝新的文盲产生，并要积极组织高小班，初中班，继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尤为重要。
在扫除文盲和进行农民业余教育的工作中，张怀英非常注重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使扫盲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至1960年底，全县业余学校发展到403所，有高小班439个，学员19122人，初中班155个，学员3412人，高中班一个，学员23人，扫盲毕业人数已达到26399人。
随着广大群众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的不断得高，为农业生产培养了大量的领导骨干和生产技术人才。据初步统计，有10240个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和技术员、会计、记工员都是通过业余教育的学习提高的，其中队长以上干部6600人，会计、记工员1440人，其余2200人是多才多艺的生产能手和农村活动的积极分子，随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大大地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在农村中，群众读书，看报，写诗，说唱形成了风尚。昔阳县的这一成就，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极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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