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文化县”的凯歌
六、昔阳“文化县”全国闻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昔阳文化县的建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55年4月，就有热河文化参观团一行28人来昔阳参观学习；同年10月，又有陕西省文化参观团一行28人来昔阳参观。1956年以后，山西省雁北、大同、太原等地和省外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河南、内蒙古自治区，湖南、黑龙江、广西、辽宁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不断派代表团来昔阳参观学习。
据上世纪50年代的老劳模郑奎选的孙子郑季春讲：他当时正在昔阳中学读书，凡是有组织性的团体来昔阳参观文化县的参观团，县里都要组织学生和有关人员到县汽车站组织欢迎，他在参加欢迎活动中，看到张怀英和来宾握手并在欢迎仪式上讲话，讲话内容简单诚恳，只是介绍文化县的基本发展过程，希望来宾多走走，多看看，提出宝贵意见。
来宾讲话往往是感谢昔阳县委、县人委的热情接待，要对文化县的经验认真学习，把昔阳文化工作的好作法、好经验带回去，在自己工作所在地开花结果。欢迎仪式结束后，县里就安排来宾分头进行参观。他们不仅听介绍，而且还到思乐、里安阳沟、留庄、大寒等群众文化先进村庄实地考查，来宾们通过实地参观考评，对昔阳县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于了很高的评价。
昔阳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首先，群众性的扫盲工作不仅晋中地区组织召开现场会观摩，还被列为全省扫盲先进县，而且也引起了团中央的特别注意，直至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奖励。张怀英在１９５８年的一年中就出席了三次全国性的会议。
第一次是出席党的八届二次代表会议，在会上就昔阳县的群众文化工作进行了重点发言，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听取了发言。第二次是在1958年全国的文化厅长和作家会议上张怀英介绍了经验。他接到此次开会的通知后，连夜写成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当他走到发言席上就搁下稿子，一字一句地讲了下来，在会上受到很高评价。《青春之歌》的杨沫听了张怀英的发言后，亲自找到张怀英，对张怀英说：“怀英同志，你的发言非常感人，对我启发很大。我把我的著作送给你，希望你这位大知识分子给予斧正。”张怀英说“我哪是什么知识分子，不敢斧正，一定认真拜读”。第三次是张怀英率代表团出席了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做了《我们是怎样领导农村文化工作的》的报告。报告分五个方面介绍了县委领导农村文化工作的问题：一是统一思想认识，摆正文化工作的位置；二是文艺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必须与生产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服务；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培养社会主义的文艺队伍；四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各系统的协作；五是充分发挥文化馆的作用。《文汇报》于1958年4月2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报告，并在头版以大幅标题发表了《全党动手大搞群众文艺工作——昔阳县成了一面旗帜》的报导。同时发表了《学昔阳，赶昔阳》的社论，社论说：“在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上，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第一书记张怀英同志的报告，是一个使人感到十分激动的报告。从这个报告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随着工农业大跃进，昔阳的群众文化事业也在大跃进。而且，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文化事业大跃进的结果，对昔阳农业大跃进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从而，昔阳农村里就出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和欢乐景象。”“昔阳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大力开展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首先必须党委重视，全党动手，使县、乡、社党的负责人，都成为既能领导生产，又能领导文化工作的能文能武的领导人，把文化工作列为党的议事日程，经常部置和检查，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使它成为推动生产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这种高度的评价和在全国的影响在昔阳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奋发努力的结果。会后，昔阳――这个山区小县，被授予全国第一个“文化县”。
昔阳文化县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58年9月，昔阳县文化馆长翟和贵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朝鲜考察群众文化工作，和国内外文化界人士进行文化建设交流，相互介绍经验，成为昔阳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采，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
灿烂的文化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正如《文汇报》社论所指出的：“使它成为推动生产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轰轰烈烈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动了全县的工农业生产。从1956年至1958年，昔阳县兴建了铁厂、机械厂、李夫峪煤矿等县营企业。县城通电、通水，成立了有线广播站，县城至皋落、白羊峪、丁峪兴修公路并通车，工农业总产值也逐步上升。至1958年，农、林、牧、副业总收入达到1200万元，比上年增加了200多万元。兴修了郭庄水库、县城松溪河大坝等一批水利工程，粮食产量也逐年增加。到1958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一亿斤，比上几年增加200多万斤，是当时的历史最高纪录。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昔阳文化县的建设，既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促使了大寨、白羊峪、刀把口这三面红旗的形成。特别是陈永贵在这一时期的扫盲，及大寨村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大寨这面农业战线旗帜的形成与陈永贵日后进入中央高层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为文革初期全国大乱唯有昔阳县安定团结搞生产及大寨县的建设储备了干部、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也为昔阳干部的外派及大寨精神在山西、在全国的推广培养了人才队伍。可说，如果没有张怀英组织实施的这些全县基础性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教育，大寨这面旗帜也是难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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