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政治”是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行为和活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30年间，称之为“运动”“政治运动”的工作、事件，一般是指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且声势较大的群众性社会活动。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取得了辉煌成就，又经历了曲折发展。其中，就包括党和国家在工作指导思想上一度出现过一些偏差甚至失误，而这些偏差与失误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所搞的一些“运动”“政治运动”之中。本来，正确总结在探索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这是继续前行的应有之义，纠正其偏差及失误也是毫无疑问的。
但问题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又出现了一些不问青红皂白地对过去的一切“运动”“政治运动”加以“清算”的状况，也使得本来就没有褒贬之分的“运动”“政治运动”词汇蒙上了不应有的阴影。一些正常活动或工作也被人为地加上“运动”后缀，特别是“政治”与“运动”叠加，似乎扣上这顶“帽子”就可以“全盘否定”之。其中“知青上山下乡”被说成是一场“政治运动”，就是较突出的一例。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谈一点浅见。
首先，从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它不是“文革”运动的产物。
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计划地开展于60年代初期，前所未有高潮于60年代末期，政策调整于70年代前期，工作结束于80年代初期。很显然，持续27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其中有10年时间贯穿于“文革”期间。不能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贯穿于“文革”期间10年，或因为“文革”期间到农村、边疆的知青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就认为它是“文革”运动的“产物”，进而得出“文革”被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应否定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分，就是要把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内容，与“文革”运动的本质内容区别开来。“文革”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继续革命”就是革“走资派”的命，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知青上山下乡，从本质上讲，就是动员和组织广大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祖国最需要的农村、边疆去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发挥作用。这是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国内外实际状况出发，为缓解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屯垦戍边而制定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积极而又现实的选择。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运动的本质内容是不同的，知青上山下乡不是后来某些人定义的“政治运动”。
其次，从“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背景来看，它不是“斗、批、改”运动的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是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形成的，也不可否认它是在“文革”的“斗、批、改”期间达到前所未有高潮的。但是，此时的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斗、批、改”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客观事实。党史资料证实，“斗、批、改”的概念，是1966年8月中共中央《十六条》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就是“斗”“走资派”、“批”资本主义、“改”教育文艺体制等。而将其规定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则是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正式提出的，这个概念和任务都没有将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其中。在这期间，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就“斗、批、改”问题提出了几条主要工作，其中也没有提及知青上山下乡。
这里，又有一个重要区分，就是要把“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与“斗、批、改”期间区别开来。在“文革”的“斗、批、改”期间，党和国家所进行的一些工作，其中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可以说并非是“斗、批、改”运动本身的内容。何况，知青上山下乡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已有计划地全面开展，它不是“文革”运动的产物，也不是“斗、批、改”运动的产物。如果硬要将知青上山下乡与“斗、批、改”运动拉拽在一起，进而推出这期间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必须否定”的判断，这是背离历史真实的。而有的权威著作也有意无意地将知青上山下乡列到“斗、批、改”运动中去进行论及，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第三，从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内涵来看，它是一项涉及面宽、工作众多、影响深远的宏大战略工程。
仅就基本内涵来看，知青上山下乡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既包括知青这一主体，又包括与这一主体直接关联的家庭、学校、社会等；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培养、管理、保护等各个方面，又包括这些方面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调整、完善等各个环节；既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及其工作部门与之相关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又涉及包括街道、生产队等城乡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社队的大量具体工作；既涉及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为知青在安置、教育、管理等方面所付出的心血与关爱，又涉及广大知青在农村接受教育、经受锻炼、艰苦奋斗、大有作为的业绩与奉献。很显然，知青上山下乡实质上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决不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阶段出现了某些失误或插曲，就能轻易概括为是整个阶段甚至全局的问题。
这里，也有一个重要区分，就是要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文革”期间受到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区别开来。确实，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不可否认，在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由于统筹协调不够、各方面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安置大批城镇知青到农村，从一开始就隐藏着诸多新问题。如在知青动员工作中，一些地方一度出现过“一锅端”的状况，某些基层单位在动员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过激”作法，这对一些知青和家长的心灵带来了阴影。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些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或领导不得力，或政策不配套等，有的是受到当时历史背景影响而造成的。1973年4月，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以后，全国范围的这些问题得到了逐步缓解和矫正。
承认这些状况的出现，就是承认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文革”期间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受到过当时历史背景及思潮影响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与“文革”一样的“政治运动”，或者认为是“文革”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何况，仅就知青动员工作来讲，作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强调的是要靠“说服”的政策和方式，把城里的知青“动员”到农村去。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里，也绝没有“强迫”的含义与用意。现在，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当时某些基层单位在动员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肆意拔高为这是从上到下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到农村去是受“迫害”，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了。
第四，从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文献来看，它从来没有被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来进行部署。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称之为“运动”“政治运动”的全国、地方的重要工作、重大活动，几乎没有哪一项不是“红头”文件所明确界定的。自1962年国家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在党和国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文献中，至今尚未发现在知青上山下乡后面冠以“运动”“政治运动”的表述。就是在“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正式文献中，在论及其意义时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政治意义时，也没有言及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更多地提及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
这里，仍有一个重要区分，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与相关部门尚未成型的草稿或内部文稿区别开来，包括一些公开发表的报刊文章。一般来说，草稿是内容和文字表述都较粗糙的初始文稿，其层次低于讨论稿、征求意见稿等形式，与正式文件相比更有根本区别。如原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10月间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草稿）》一文，文中一方面指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有“文革”10年“当成政治运动去搞”的说法。[2]这可能是查到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政治运动”最为靠近的一段“官方”草稿文字。
这里，先不说这个“草稿”是“最早”的初稿，还是“几经修改后”的草稿，仅就所示就可明知，这是一份内部拟写的“草稿”，尚不是原国务院知青办的正式文件，更没有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正式决策或决定；起草的时间为1981年10月间，此时正在学习领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其提及“当成政治运动去搞”的文字表述，既可看出其紧跟形势、适应氛围的状况，又可得知其与《决议》精神不合拍的情况。因为《决议》中没有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定性评价，更没有提及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肯定了包括知青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文革”期间的优秀表现，肯定了毛泽东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至今仍有重要意义”。[3]
可以肯定的是，党和国家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制定主体，从来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运动”来部署，也从来没有在一个正式文献中作出这种正式定性。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政治运动”来表述，仅仅出现在后来有的学者的个人论文著述及有些人的习惯口语中，或在当时报刊文章有将其作为后缀的状况。而出现这些情况，就似乎要强加在党和国家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和战略部署上，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被历史认可的。
如果单从“政治运动”的本来意义上去谈个人见解，去认识知青上山下乡，这本无碍历史真实，也无需去作澄清。而正是由于现在有的人千方百计用“政治运动”来“定位”知青上山下乡，甚而在“政治运动”前加“毁灭人性”等来“定性”知青上山下乡，其所指已经不仅是要“彻底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了，而是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因此也才有了笔者拙撰本文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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