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留在寿阳和运城的足迹
二、运城“因地制宜”全区水肥并举
1975年10月，张怀英被任命为山西省最南端的运城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按惯例他应该带上一批人充实力量，怪得是张怀英到运城和寿阳的做法恰恰相反，只是带了一个秘书跟随，就跳进了运城地区的汪洋大海，去开辟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地方。
运城又叫苦城，是因地下的水苦而得名。它地处黄河岸边，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它也曾经有“南方的高温，北方的干旱”之称，从道理上讲，它是属于黄河流域。运城地区有7个县要通过黄河，灌溉应该是有条件的，可是从古到今，这7个县也断断续续地搞过引黄灌溉工程，但大都各自为战，人力财力都得不到保障，各县与各县之间也不能相互协调，矛盾重重，效益可想而知。据有关材料记载，解放后30年中，全区有21个灾年，其中大旱灾6年，涝灾7年，风灾年年都有。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每年流入黄河的泥土达1000多万立方米。全区共有耕地929万亩，水浇地只有200多万亩，剩下的700多万亩只有靠天吃饭。张怀英上任前，全区财政为赤字，国家每年给运城地区补贴几百万元，勉强使这个地区过得去。
这就是运城地区留给张怀英的家产。
张怀英走马上任，就立即着手到各地视察。看到如此这般情景，张怀英就打定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主意，决定因地制宜大抓生产。在他心里基本有了谱：一是要抓水利，搞引黄工程灌溉农田；二是要搞化肥，增产化肥使粮食翻番；三是农田科学管理，实现增产增收。
引黄在运城地区是一个罕见的名称，张怀英在运城地委中是第一次、第一个提出并设施这项工程的。他把考察的结果在常委会议上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建议搞一个全区性的引黄灌溉工程，解决全区农田缺水的问题。经过与有关专家研究，初步规划搞一个10级23站（后改为9级30站），干渠总长达570多华里，总扬程211.7米，总装机量为67400千瓦，提水流量每秒钟46.5立方米。这样就能横穿5个县34个乡465个大队，可以直接灌溉运城、永济、闻喜、临猗、夏县166万亩耕地，附属的一些工程也可以扩大到灌溉40万亩土地，工程总概算为20563万元。这个设想是运城地区谁也没有想到过的，他在会上把计划方案一提，当即在会上形成决议，决定工程上马。
这是张怀英走马上任5个月后就开始设施的第一举措。据运城方面反映，张怀英于1976年4月1日在永济县尊村举行了工程的破土动工仪式。他在会上作了鼓动人心的讲话，他说这项工程气势磅礴，难度极大，然而又是运城地区开天辟地的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振奋人心，是运城人民改天换地的希望所在，大家应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大寨的精神搞工程，争取早建成早受益。接着他又宣布，把办公室搬到引黄工地，总指挥部和6个分部都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办公。
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张怀英没有向困难低头。他在组建这个班子中担任了引黄工程总指挥，并亲自在工地进行指导和策划、参加劳动，吃住在工棚里，和机关干部一样一天两送饭。过度的工作和劳动，使张怀英的肝病又犯了。张怀英在寿阳工作期间，就因劳累过度患了急性黄疸性肝病。此时，又因劳累过渡而犯病，在重病面前，他几次拒绝身边人的劝告去医院治疗，仍然和机关的同志们在工地指挥部劳动。由于没有卧床休息和得到有效治疗，加上劳累过渡，迁延性肝炎成了他终身的病征。
1978年4月9日他和运城人民一起奋战建成的永济尊村引黄一级站、二级站合闸试水。当年就实现了44万亩水浇麦田。此后，三至九站总干渠以及部分输变电工程也相继开工，整个工程全面展开。经过全地区干部群众的大会战，整个工程到1979年，三级到五级站相继投入运行，实现了设计、施工受益的同步进行，新增水浇地200万亩，把运城人民多年的希望和梦想变成了现实。
张怀英在运城大抓引黄水利工程的同时，又在全地区13个县，县县建起了小型化肥厂，由原来的3万吨合成氨猛增到10万吨，为运城地区的粮食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77年10月，张怀英看到化肥战线的生产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就不失时机地提出：“大干1978年，全区形成10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实现年产碳铵30万吨的奋斗目标。化工局要提前做出具体实施方案，提前动手准备。”
地区化工局长高翔听了张怀英提出的宏伟目标后，慌恐地摇着头说：“这根本不可能。过去人家搞7年，才搞到3万3千吨。现在一年就要发展到10万吨，等于一年净增6.7万吨，相当于过去的12年，这么重的任务怎么能完成？”
张怀英听了鼓励说：“搞化肥工业不能象小脚女人走路，要超常规发展，一定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不能因为难度大就畏缩不前。这项工作肯定很艰巨，但通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超常规发展不等于盲目蛮干。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在一个月内把实施方案搞出来，确保10万吨目标的实现。”
化工局依据张怀英的指示，把所有人员集中到河津县进行研究讨论，具体提出了在没有化肥生产厂的各县新建化肥厂，对原有的比较好的化肥厂进行扩建，实行一厂变两厂、一厂变三厂的计划，如临猗县化肥厂当时是全区规模最大、基础最好的一个厂，这一年的任务就是一厂变三厂。计划提出后，化工局给各厂下达了具体生产任务，要求各家根据任务，对需要增加的资金、机器设备、三材及技术人员等提出具体数字，由地区统筹解决。
在1978年的合成氨大会战中，张怀英跑遍了全区的每一个合成氨建设工地，亲自出面搞协调工作，有些问题比较多的地方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帮助县里解决问题。因为地委主要领导抓得紧，措施到位，各县的工程进展都很顺利。
到1978年底，全区已经投产的化肥厂发展到12个，另有3个化肥厂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实现了县县有化肥厂的目标，全区的合成氨主机生产能力超过了10万吨。地区化工局长高翔到省化工厅汇报全区的合成氨建设情况时，化工厅领导听说运城合成氨的生产能力提高这么快，根本不敢相信。于是，省里就派出检查验收小组来到运城实地核查。经过专家验收，运城地区合成氨的主机设备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综合生产能力达到8.3万吨。这一年，全区实际生产合成氨7万吨，在上年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多。全区的碳铵产量达到14万吨，比上年增长60%，比1976年增长206%。运城地区的化肥生产量一下由全省倒数第一跃居全省第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创造了山西省化肥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多年后，高翔在谈起这一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运城的合成氨生产之所以发展这么快，主要是地委重视，一把手亲自抓。如果没有张书记亲自动手抓化肥，这样的高速度根本实现不了。”
运城既是全省、也是全国的产粮大区，也是产棉大区，那时农村要增加生产队的现钱收入，主要的途径是种棉花等经济作物，因为棉花当时属国家统购的紧俏物资，收购价格比较高。因此，一个村的棉花种得好与坏，直接影响着社员的收入。而棉花的种植和管理是一套细活，主要靠女劳力干。为了把棉花种好，提高农民的收入，1976年，张怀英经过和他蹲点的陶村干部群众座谈，决定在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棉花的生产管理平均承包给女劳力，秋后根据产量和棉花等级进行奖励。奖品是当时很时髦的的确良布和丝袜等妇女们喜爱的物品。这个办法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正是大批“个人承包、物质刺激”的年代，这样做就有被扣上“反大寨”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的风险。但是为了提高棉花产量，按时摘收棉絮，他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棉花的管理和摘采按季节承包给了妇女或家庭。这样一来，妇女的劳动责任心大大增强，把棉田管理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秋后，全村的棉花获得大丰收，并被评为运城地区和山西省的棉花生产先进集体。这一做法通过试点，后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同样收到了很好的生产效果。从中可以看出，张怀英是一个依据农村实际生产生活出发，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实际生产者和工，在对生产的集中管理和承包管理上有他独到的见地，也可以说他是那个时期最早的“责任承包”试验者。
张怀英于1975年11月上任，三年后的1978年，全区由财政赤字变为盈利2700万元。他在任几年间，全区农业总产值、总收入，人均分配和粮棉产量的主要指标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并创历史最高纪录。原国家水利部长钱正英在视察运城引黄工程后感慨地说：“真是没有见过的高速度，是水利史上的奇迹。”引黄工程从1978年开始大面积受益，经对永济、临绮、运城三县50户农民抽查的结果表明，灌与不灌，亩均产值相差62.6元，纯收入相差39.12元。引黄工程受益最大的永济县，1979年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1979年这个县小麦亩产突破400斤，达到了当时我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标准。渔业总产值由1万元猛增到11.72万元，经济总产值达到3013.5万元，增长64%，其中化肥增长2.7倍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267元，比上年增加190元。夏县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20068万斤的历史最高记录，又连续实现粮食、棉花、农业总收入、社员人均收入等四个最高年。在降县，建起水库16座，塘坝41处，蓄水池146个，发展水浇地18.1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0%，同时解决了256个自然村，83188口人的人畜吃水问题，每年还可投入鱼苗300多万尾。自1978年以来，这个县粮食生产稳步上升，连年丰收，被人们誉为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中最大的创举。
引黄工程受益之后，张怀英又一次到永济县视察，看到滚滚的麦浪，再和麦田里干活的干部群众回顾当年搞引黄工程的劳动景象，心里不觉感慨万分，酝誏起了一首“汗水歌，”，题目是：“永济小麦达纲要有感”：
举目黄河滚滚流，
身边禾苗皆枯心。
记者写稿天无雨，
巧妇做成无米炊。
新官上任三把火，
眼底灾情不胜忧。
吏民滩头齐借箸，
引黄灌田可兴农。
粮钱俱缺难无数，
愚公从来不知愁。
纸上宏图心有数，
搬家与民同房住。
一日三餐两工地，
上下同心鬼神惊，
官气冲天贻害深，
汗水换来鱼水情。
三载站井星罗布，
一览河东半水田。
欢庆粮棉丰收日，
不侮当年创业苦。
张怀英这首诗并不押韵，担诗意不在韵。这首“汗水歌”表达了他在实施引黄工程时的全部心思，尤其他把搞引黄工程和运城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把他和运城人民的关系写的非常透彻，把他在工地办公，在工地吃饭睡觉以及克服一切困难的艰辛写得非常明白。他对“吏民滩头齐借箸”一语作了注解，说“借箸”就是张良借刘邦吃饭的筷子来比画国事。恐怕在引黄工程中，群众借张怀英吃饭的筷子来画工程图的事例也有吧！他到黄河滩调查施工时也是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是他听取了群众意见才获得了引黄工程的胜利。
张怀英在运城任职期间，坚持党性仍然是他的显著特点，和在寿阳县的执政一样，在重大问题上，从不以派性划线，学大寨依然是学精神，不死搬硬套，以提高生产为目的，赢得了运城人民的好评。他刚到运城不久，发生了一起大案，一个晚上地委大院的一辆小车被盗。张怀英就向市公安机关下达指示，要求尽快破案。可是破了一段时间又破不下去了，为什么？市公安局向他汇报说：盗车团伙是军地干部子弟有20余人，头子嫌疑人是市法院一个领导的儿子。这个法院领导在张怀英的心目中太熟悉了，不仅观点和自已相投，而且工作政绩也很突出，是自已信得过的人。公安局长以为对于这种情况，张怀英会叫他暂时停止处理的，结果张怀英不打折扣地说，还是要往下查，不能因为沾亲带故就让坏人放纵下去，破案之后张怀英亲自做了这个法院领导及驻运城地区部队相关首长的工作，嘱咐他们要严于管教子女，不要给社会造成坏的影响。
这一举动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打击很大，对各类犯罪分子形成很大的震慑作用，全区的社会治安很快有了好转。
盗车团伙被打掉后，有些干部刚开始对张怀英意见很大，说他不讲情面。然而时过不久，全国范围内的严打斗争开始了。运城地区由于动手早，挽救工作提前了一步，避免了大面积的犯罪，使大批干部子弟免除了严打的牵连。严打过后，人们纷纷议论说张怀英有远见，不然的话，“盗车团”中的这些干部子弟这次都在劫难逃，肯定要被重判，受到牵连的人不知会有多少。
至今，运城地区人民群众提起起张怀英，大多说他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好官。他走到哪里，就把实事办到哪里，也把人们的希望带到了哪里。他在运城工作时，工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出现“从未见到的高速度”并受到人们的拥护，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胸怀与心怀天下的境界，否则何来如此的拥护和速度，这就是那个时代共产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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