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十三年前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当年的定性是“反革命暴动”。对此，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最高层“红头文件”予以翻案。
“改开”以后，以某省党校的“党史学者”戴向青为主的一些人发表了一些“研究”专著和文章，认为当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所以“｀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见戴向青的《论AB团和富田事变》，载《中共党史研究》西元1989第1期，戴向青、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西元1994出版）目前可见的某些政府网站和党史网站公开登载的一些相关文章也采纳了这种说法。近些年来，也有不少研究者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不赞成否定当年的定性。（比如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孙焕臻的《也评“富田事变”——兼与戴向青同志商榷》，见“红色文化网”https://www.hswh.org.cn/m/show.php?classid=36&id=6023，以及学者马社香的相关研究文章）
上述双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当年某些当事者写的“通告”、“报告”，以及一些当事者后来的回忆，其中带有当事者的立场和观念，是一面之辞，需要谨慎辨析。（有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只选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材料，比如戴向青的研究文著中明显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在现在可见的有关“富田事变”的材料中，有《彭德怀自述》提供的这样一则：
“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 AB 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xxx 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xx，拥护朱、彭、黄，……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岗，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彭德怀自述》第163—167页，人民出版社西历1981年12月出版）
据“《彭德怀自述》编辑组”的“出版说明”，《彭德怀自述》是把彭德怀“根据专案组提出的提纲或问题写的”简历材料“合并整理”而成的。“富田事变”发生时彭德怀处于“第三方”的地位，没有个人利害关系，不存在多年后虚构假信事件的动机，而假信的主要内容具备强烈的震撼性，也不存在他多年后记忆错误的可能性。假信中的“xxx”、“毛xx”是指毛泽东，“朱、彭、黄”是指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从上述《彭德怀自述》提供的材料可知，当年发动“富田事变”的一方制造“毛泽东要陷害彭德怀、朱德”的假信，并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其目的正如彭德怀所说，是要“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失察中计，重则会引起他们与毛之间内斗，导致红军打红军的恶果，轻则也会造成总前委和红军内部猜疑混乱和根据地的分裂，在当时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迫在眉睫之际，这当然是有利于敌人的。
假信的内容是与“富田事变”中公开提出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密切关联的，这表明这种挑拨离间的阴谋是“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共同商议决定的，他们也自然明白如果这阴谋成功将造成的后果。仔细分析，导致他们搞这种阴谋的情况可以列出四种：
第一种情况：他们是像戴向青所说的“始终心向着党”的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看到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肃AB团的矛头对准了自己，因而怀疑毛背叛革命，是国民党的内奸。
第二种情况：他们认为毛有宗派主义思想，借肃AB团来排斥打击与之有革命政策分歧的自己，这将损害革命事业。
第三种情况：他们具有宗派主义思想，因为与毛在工作中有比较严重的矛盾分歧，想要利用肃AB团中某些错误做法引起的不满情绪挑起事端，排斥打击毛。
第四种情况：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是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内奸，想把当时存在的对肃AB团的某些不满情绪引到毛的身上，蒙蔽、煽动一些人进行暴乱，制造革命队伍内部混乱，破坏反“围剿”斗争，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对以上四种情况，应该以常理来判断其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他们对毛的革命历史当然会有基本的了解，而竟会怀疑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者、江西根据地和红军的最主要领导者是内奸，这是违背基本常理的。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硬是怀疑了，则作为忠诚正直的革命者，因为一时气愤冲动而武力对抗、抓捕总前委派来的工作人员，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红军部队拉走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基本还是说得过去的，但写假信耍阴谋不惜使自己所在的党和军队分裂乃至内战，这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因此，这第一种情况不可能。
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相近，同样不足于使他们耍阴谋写假信制造内斗，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种情况，在他们宗派主义思想极端严重，为人品格极其卑劣，把个人利益完全置于革命利益之上的前提下，是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下的他们实际上就是反革命了。
第四种情况，以常理判断最符合耍阴谋写假信的动因，可能性最大。当然，不是说他们一定全都是内奸，有可能其中某些人是，或者某个人是。彭德怀在谈“富田事变”情况时还说“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岗”，这显然是审讯被俘的张辉瓒时了解到的，表明“富田事变”发生时敌军及时得到了情报并采取了行动。这个材料耐人寻味。
《彭德怀自述》中提到“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可以断定这是当时经过组织审查核实后的结论。那么，这个“富田事变”领导者之一的丛永中属于第四种情况的嫌疑最大，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的事实有两种可能：一，他只是单纯喜欢毛的书法；二，他早有伪造毛的书信的准备。有材料显示，丛允中“1925年入党，1927年逃命赣南被捕，1928年出狱后参加信丰区委工作……”（见“江汉新动能”微信公众号西历2021年5月16日发表的文章《学党史 | 为什么说1930年“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伪造的？》，文后标明“来源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3fJ6bGyrOMmZ44uQqUrcUw）没有材料显示他“1927年逃命赣南被捕”后在狱中的情况、怎么出狱的，也是两种可能：一，他坚守党性，因某种原因被救或混出监狱；二，他叛变了，被指派回到革命队伍中当内奸。不管怎样，他在假信阴谋中作用很重要，应当是主要谋划者之一或是主谋者。
综上所析，“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或者某几个领导人）属于第三或第四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他们（或他们中的某几个人）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他们领导的“富田事变”自然就是“反革命暴动”——这应该就是当年党组织定性的主要理由之一，恐怕也是迄今为止不把这个定性翻案的主要原因。
西元1931年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赋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整首词，洋溢着反“围剿”胜利后的欣悦和对革命充满信心的豪情。这次胜利，就是果断有力排除“富田事变”危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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