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春
“知识青年”是新中国的产物，新中国的第一个知青榜样徐建春同志2024年3月17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9岁。
我1967年11月16日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走进了位于中蒙边境的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我在蒙古包中生活11年，挣了11年工分，当了11年人民公社社员。这段经历，使我被贴上“知识青年”的标签，一辈子与“青年”二字为伍。
在我们1967年11月走进草原之后的一年多以后，1968年12月22日，领袖才在《人民日报》发出上山下乡的号召。（参看本号第327期《谁创造了历史？英雄？人民？》，点击文章标题可以打开）我们之所以在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却“逆行”北上，走进草原，离不开邢燕子、董家耕、侯隽这些知青榜样的影响。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上山下乡，大概率曾受到过徐建春的影响。
徐建春同志是山东莱州人，1935年出生。1951年高小毕业以后，在当时的莱州（掖县），属于稀缺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当时，她怀抱“造福乡里，建设家乡”的想法，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回乡务农，与家乡后吕村的其他4户农民组建了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她努力应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改进耕种方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2年，年仅17岁，她就担任了后吕村合作社社长。之后，又担任了西由公社社长，山东省团委书记；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退休。
回乡务农的徐建春。
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曾刊登了该报记者习平采写的长篇报道《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我在插队期间，一个重要的“爱豆（偶像）”是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同志。吕玉兰15岁就担任合社长，带领河北省临西县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她的奋斗精神，至今还激励着临西县人民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2014年10月15日，我到吕玉兰曾担任合社长的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村拜谒“吕玉兰纪念馆”。从纪念馆中知道，吕玉兰当初回乡务农的想法是“争当第二个徐建春”。吕玉兰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实现了自己“初心”。
“造福乡里，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德更好”。这是徐建春的愿望，也是吕玉兰的愿望。受到榜样的影响，这也成为我的愿望。我希望这种愿望，也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愿望。
附：第114期：谢小庆：15岁的合作社女社长
2014年9月9日，1号同志在访问我曾经学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时说：“‘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根据新华社报道）怎样“传道”？怎样成为“人师”？这是今天中国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老师都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卢梭在其教育经典《爱弥儿》一书中曾经说：“向男孩子和女孩子讲解道德，那等于是在消灭他们所受的一切良好教育的效果。象那样冷冰冰地教训一阵，其结果必然会使他们对说教的人和他们所讲的话产生反感。”（第5卷）
具有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人理解形式逻辑和语言的局限性，理解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式逻辑和语言常常表现得苍白和单薄。他们理解，许多时候，不可以“讲道理”，只可以“讲故事”。
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一讲吕玉兰的故事。
吕玉兰（1940—1993年）是河北省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55年小学毕业。当时，当地农村能够读到小学毕业的女孩子并不多，她完全可以进工厂当工人。但是，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她回到村里，组织本村的24户农民成立了村里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被选为社长。
从1955年开始，她多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1958年入党，当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会委员。她曾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70年代她曾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1980年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1985年担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1993年因病逝世，享年53岁。
15岁就成为合作社社长的吕玉兰，领导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带头干，苦干，拼命干。她的吃苦精神，感动了社员们。她带领社员们战风沙，斗盐碱，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打井修渠。她带领社员们一锨一锨平整掉十几条大沟，年年起高垫低，终于实现了4000亩耕地的园田化，建成了稳产高产的水浇田。大队年年育苗、年年栽树，终于在寸草不生的沙窝中种活了几十万棵树，将3000亩荒滩变成绿林。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解决了乡亲们的温饱问题。
1972年11月23日深夜12点，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刚刚出访归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吕玉兰是代表团团长。事后，玉兰在笔记本上详细追记了这次接见的详情。
当吕玉兰汇报到她所在东留善固村当年粮食亩产达到800斤、皮棉亩产达到100斤时，总理说：“不错，过了长江。全县也上500斤了吧？”吕回答说：“全县亩产只有260斤，其中44个大队是学大寨先进单位，粮食产量上了‘纲要’（达到亩产400斤）。”在详细询问了吕玉兰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参加劳动的情况和读书学习的情况之后，周总理说：“你到县上工作，要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谈话进行了1小时20分钟。由于已是凌晨1点多，时间已太晚，尽管总理似乎还有话没有讲完，还是结束了谈话。
第二天，24日，刚吃过早饭，邓颖超同志亲自给吕玉兰打来电话，说总理还没有跟她谈完，委托邓颖超同志继续与吕玉兰谈。上午10点钟，邓颖超派车把吕玉兰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详细地向她询问了东留善固村和临西县的基本情况，同吕玉兰一起具体研究了临西县实现东留善固化需要的时间和措施。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当天晚上，在一项外事活动中吕玉兰再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再次嘱咐吕玉兰要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当总理到各桌祝酒来到玉兰面前时，同她碰杯，说：“玉兰，3年！”
吕玉兰说：“3年。”
总理又说：“3年，要东留善固化。”
吕玉兰使劲地点了点头，泪水从双眼夺眶而出。
其后的3年，从1972年到1975年，“为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而奋斗”成为20万临西人民共同的心声。一场“学大寨”、“学东留善固”、建设新临西的热潮在临西大地上滚动。
在整个临西县实现东留善固化并不轻松。临西的自然条件非常严峻，地处黑龙港流域，多是盐碱地、沙土地、低洼地，连年遭受水旱灾害。临西是1965年才成立的新建县，建设基础非常薄弱，不仅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电力、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为了实现周总理的嘱托，为了不负周总理的殷殷期望，吕玉兰拼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将体力、脑力透支到最大的极限。
努力实现东留善固化的3年，也是大干水利建设的3年。为了抗旱，从1972年开始，县里先后动工兴建和修筑了临馆渠、卫西干渠、跃进渠、西尖干渠、下堡寺渠、东四支渠等水渠，做到了全县渠渠相连、村村能灌。同时打成各种机井5000多眼，其中深井400多眼。渠、井配套，全县57万亩耕地全部变成了水浇地。为了防涝，建设了汪江大型排灌站，灌站流量每秒15立方米，排涝面积100平方公里。为了使站、渠配套，及时排涝，先后兴挖、清淤和接长各种干、支、斗、农渠447条，全长1640公里，动土石方788万立方米，使全县受涝面积大为减少。
1974年建成的跃进渠不仅使临西的10多万亩旱地浇上了水，同时也使邻近的威县、清河、南宫3个县都受益。这一工程在建成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发挥着作用。
农民出身的吕玉兰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解决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化肥，吕玉兰克服种种困难在临西建起了氮肥厂和磷肥厂。临西县档案馆保存的案卷显示，从1973年1月到1977年4月，临西县委常委先后研究化肥问题多达50余次。
经过3年的苦干，临西县的面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粮食、棉花产量快速增加，林地面积快速扩大，人均收入出现明显增长。与此同时，工业、交通运输、邮电、电力、城乡建设、政法、文教卫生等事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新建的临西化肥厂、县第二机械厂、县石油库、县汽车站、下堡寺变电站等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以及数十座扬水站，遍布全县。崭新的县影剧院、县新华书店、县光荣院、县文化馆、县职业技术中学等文化设施在新县城拔地而起；重新整修和铺设的邯（郸）临（清）公路、清（河）临（西）公路等干线公路，伸向远方。
吕玉兰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嘱托，为临西的建设呕心沥血。临西人民也没有忘记吕玉兰。我浏览网上2016年以来临西人民纪念和学习吕玉兰的文章，深受感动，也多少出乎我的意料。至今，吕玉兰艰苦奋斗建设家乡的精神，仍然在激励和鼓舞着临西人民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74年10月3日晚上，34岁的吕玉兰结婚了。当时，她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婚礼就在省委办公楼的会议室举行，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吕玉兰的一些同事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水果糖和吕玉兰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不到一小时。洞房就是吕玉兰省委办公楼中带套间的办公室，双方没有购置任何家具，也没有购置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吕玉兰的新婚也收到了非常贵重的“礼物”，那就是周总理夫妇的祝福。
吕玉兰1970年担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担任省委副书记，1977年担任省委书记，从1970年到1980年，她在河北省委工作了10年。同时，她也一直兼任东留善固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在领导着东留善固村的建设工作。有时她白天在省里开会，吃过晚饭，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赶回村里，研究村里的工作。
直到1976年，她仍保留着农村户口，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工分加补贴之外，仅仅领取省委机关每月40元的职务补贴。女儿出生后没有钱请保姆，自己带了2个月后，从老家请来小姑，江山的妹妹，帮助自己带孩子。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从老家接来孩子的姥姥帮助带孩子。家里买不起电视，有重要的节目只能到邻居家里“蹭看”。当时石家庄电视机厂刚试产彩电，给她送来一台免费“试看”，她坚决将这台彩电送还给电视机厂。
为了节省菜钱，吕玉兰在自家门口开了一块菜地，除了种菜，还养鸡。那几年，基本没买过过鸡蛋，都是吃自家鸡下的蛋，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为止。
1981年，吕玉兰出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分管多种经营。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著名的高产县，也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平均亩产已经达到800斤，一些先进的大队亩产已经达到1000斤，但是，全县每年要上交粮食征购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为了保征购，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致使种植结构单一，增产不增收。经过吕玉兰的多方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农民获得休养生息和开展多种经营的机会。
为了开展多种经营，吕玉兰带领正定领导干部到苏南学习多种经营的经验，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83年正定县的农业产值和人均分配都比上年翻了一番。
1981年9月。吕玉兰赴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准备在会上反映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考虑到她刚刚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爱人江山劝她少谈问题。她对江山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1981年9月8日刊出的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共反映了12位常委的意见，第一条就是吕玉兰的意见，她讲了当时农村出现的6个方面的“毛病”：“ 一、损公肥私。有的人卖棉花掺水，卖粮食掺砂子。二、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浪费严重，没有上千元钱过不去。三、迷信活动猖狂，烧香拜佛、问卜占卦的越来越多。四、偷鸡摸狗、偷盗抢劫的多了。五、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开会不参加、学习不努力，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六、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
30多年后重读吕玉兰的言说，既佩服她的实事求是精神，佩服她犀利准确的眼光，更佩服她对农民命运负责的一片赤诚。
2014年10月15日，我从北京自己开车专程到临西县拜谒了吕玉兰纪念馆，完成了自己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偶像吕玉兰致敬的夙愿。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对吕玉兰这样实干苦干的劳动者，我永远顶礼膜拜。在这个曾备受屈辱民族的繁荣中，凝聚着吕玉兰等英雄的汗水和血水。”
吕玉兰去世后，1号同志撰写了长达3000字的《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文中写道：
——早在60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兰同志15岁参加革命工作，既任过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当过省委书记，阅历和经验都很丰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学去深造。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很重，我和一些同志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大学专科课程，以坚强的意志、刻苦的学习精神，取得良好的成绩。
——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凤范，时时记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间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但谁有了什么烦心事，她就亲切地安慰劝解；谁有了什么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她的心目中，群众的事，就是她的事；群众的难事，就是她的大事。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
——“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吕玉兰纪念馆中的讲解员：
（谢小庆拍摄于20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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