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自述》出版于西历1994年10月，此时距黄克诚去世已经八年。该书由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署名的《后记》中写道：“黄克诚在逝世前几年中对他自己的一生经历作了详细回忆，当时他双目已近失明，因此由克诚讲述，我和孩子们忠实地记录整理。文内所述之事，都是黄克诚自己说的……”据此，《黄克诚自述》是根据家人“忠实地记录”他的口述所形成的记录稿整理而成的，虽然出版时没有（无法）经黄克诚本人审定，但应该相信它是基本反映了黄克诚的意思的。
不过，有一个小问题似乎值得说道一下：《黄克诚自述》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都是用“毛泽东”称谓，但众所周知，黄克诚生前曾因为胡乔木修改自己的讲话稿时将“毛主席”的称谓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而坚决地反对，明确说：我认为不应该修改“毛主席”的称谓，这么改我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用“毛主席”好。（参见本公众号文章《 “毛主席”称谓：黄克诚的坚持与胡乔木、孟伟哉的更改 》）因此可以肯定，黄克诚老同志在口述时不可能对毛泽东主席直呼其名“毛泽东”（更不用说连“同志”都不加！），其家人“忠实地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中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一定是“毛主席”或“主席”，是在出版时被更改了。是家人整理记录稿时改的？还是出版社编辑力主要改的？最可能的是后者。
《黄克诚自述》中对革命历史和人物的述说评判，很能体现出黄克诚老同志耿直坦率的性格。当然，耿直坦率并不代表正确无误，不代表没有认识的局限。比如其中一段有关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主席的议论：
【何笃才……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见《黄克诚自述》第100—101页，人民出版社西历1994年10月第1版。）
总结上述引文，何笃才认为毛主席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他的“组织路线”有“问题”，而这个“组织路线问题”在他看来是“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说白了，就是重用、重视听自己话的人，不重用、轻视违逆自己的人。黄克诚赞同他这个看法，并分析说：毛主席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本来“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但却被临时中央“轻而易举”地夺了权，被“排斥”在领导圈子之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犯了“组织路线偏差”的错误而“失掉了一部分人心”。
何笃才和黄克诚的看法值得商榷。
应该说，毛泽东主席当然不是那种“中庸之道”的好好先生，在探索革命道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过程中，对干部的任用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人人满意，会出现某些失误，但这谈不上“组织路线问题”，因为很简单：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之一，如果组织路线错误，就不可能创造领导三次反“围剿”胜利、把江西苏区发展成为最大革命根据地的辉煌业绩。
至于毛主席被临时中央“轻而易举地夺了权”，这恐怕不能说明他的组织路线有什么大问题，反而恰恰表明他坚守了符合革命利益的组织原则：他没有因为自己在江西苏区威望高、创立革命根据地功绩大、党内资格老，就在组织方面去对抗年轻书生们组成的临时中央；他与自己信用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完全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培植个人势力，他领导下的军队和党组织具有极强的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性，所以临时中央夺他的权才能轻而易举、毫无障碍。可见，毛主席党性强、组织路线革命化，他是真正的公者。（雷洁琼曾评价毛主席为“公者千古”）
什么是组织路线错误？长征中张国焘分裂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和政委带着一部分四方面军部队，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一起组成右路军北上，已经过了草地，这时张国焘控制左路军拖延不进，并流露出要南下的意思，毛主席找总指挥和政委做工作，他们两人都表示赞成中央的北上决议，但随后张国焘发来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总指挥和政委就改变态度表示要按张国焘的意思办，致使中央和一方面军部队只能“不辞而别”单独北上。张国焘另立“中央”，四方面军的多数高级干部是赞成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逃避将要因为另立“中央”的错误受到处分的后果，篡改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授意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到青海、甘肃去“开创新局面”，试图以此保持自己的势力作为要挟中央的筹码，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政委等领导人在明知中央意图的情况下仍然执行张国焘的暗中指令，将四方面军主力带到了黄河以西人烟稀少的荒原沙漠地区，致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历史教训表明，当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对党的组织原则认识不清，目无中央，唯张国焘的马首是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张国焘违背革命原则，在任用干部时实际上实行了培植“张家军”的军阀主义式的组织路线。
综上可知，何笃才与黄克诚老同志的“组织路线”认识有较大偏差，这使他们对革命中某些问题的观感局限性很大。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队伍中只可能出现一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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