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景山的鲁迅研究，以对文本深入浅出的解读和对史料细致精准的考证著称。除眼光敏锐、学养深厚等因素外，也与他对自家的定位密切相关。王景山反复拒绝“专业的鲁迅研究者”的称谓，而强调教师身份，这使他的鲁迅研究具有重文本、重实证和重细节的突出特点。《鲁迅书信考释》不仅是注释《鲁迅全集》的衍生成果，还以“心读”的理念和方法面对史料，使史料考释成为心灵的对话，体现出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和学者的精神追求，其意义不仅会长留于学术史，更会长留于教育史和文化史。
关键词：《鲁迅书信考释》；史料；考释；心读
王景山的鲁迅研究，一直以对文本深入浅出的解读和对史料细致精准的考证著称。前者以《鲁迅五书心读丛书》为代表，面向广大青少年读者和鲁迅作品的爱好者，意在普及，是他数十年来鲁迅作品教学与研究成果的结晶；后者则集中体现在《鲁迅书信考释》一书中，作为注释《鲁迅全集》的副产品，该书努力恢复常识，还原历史，立意仍在于普及。如果说《鲁迅五书心读丛书》侧重于鲁迅作品普及的广度，《鲁迅书信考释》则侧重于鲁迅作品普及的精准度。能够取得以上成就，除源于眼光敏锐、学养深厚等因素外，也与王景山对自家的定位密切相关。他反复拒绝“专业的鲁迅研究者”的称谓1，而强调自家的教师身份，这使王景山的鲁迅研究具有重文本、重实证和重细节的特点。尽管研究思路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鲁迅书信考释》与《鲁迅五书心读丛书》面对不同类型文本的态度却完全一致。这使《鲁迅书信考释》不仅是注释《鲁迅全集》的衍生成果，还以“心读”的理念和方法面对史料，使史料考释和文本解读同样成为一种心灵的对话，体现出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和学者的精神追求。
01
《鲁迅书信考释》初版于1982年4月，全书14.6万字，收文68篇，是参与《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过程中对某些疑难之处的考释，或对若干细节索隐发微，或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详尽梳理，长短不拘。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16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刚刚过去半年时间，《鲁迅书信考释》遂成为《鲁迅全集》注释衍生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2013年3月，该书出版了增订本，收文增加至86篇，内容扩充至23万字。增订本补充的18篇文章，如《回忆注释鲁迅致周作人信的几处校勘问题》《饭局上的话题和鲁迅的〈自嘲〉诗》《小栓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血馒头吗？》《编集史料必须尊重历史》《〈鲁迅全集〉注释随感》《鲁迅研究和我对有关史料工作的一些看法（节录）》等，仍以史料考释为要旨，但不限于书信考释，还涉及其他一些曾引起争论的问题，以及对史料工作的若干见解。由初版本到增订本，历时30余年，可见王景山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孜孜矻矻的执著态度。
王景山从事鲁迅书信考释，源于他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承担《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任务。在迄今出版的各版本《鲁迅全集》中，对鲁迅作品的逐篇注释，始于1958年版。该版《鲁迅全集》“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2。注释组成员共撰写各类注释5800余条，约54万字，为鲁迅作品的阐释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此后的注释奠定了坚实基础。针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存在的不足，由国家出版局出面，从1974年开始组织全国力量成立各注释组，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编注出版鲁迅作品的“征求意见本”，对此前的注释进行修订和补充。“各注释单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查阅旧的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和知情人。”3在此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全国性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1981年出版了16卷本《鲁迅全集》，注释总数23000余条，240万字左右，较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4除注释数量大幅增加外，1981年版《鲁迅全集》另一突出之处是书信卷的明显扩充。1958年版《鲁迅全集》共有书信两卷，其中第九卷收录《两地书》及书信79封，第十卷收录书信255封，合计334封。鲁迅书信的出版，特别是收入《鲁迅全集》的过程，历经坎坷。除《两地书》于鲁迅生前出版，后又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19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外，其余书信，由许广平陆续收集，以《鲁迅书简》为书名，先后两次出版：一为1937年6月出版的影印本，收书信69封；一为1946年10月出版的排印本，收书信855封和断片3则。1958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334封”5。可见，1958年版《鲁迅全集》所收书信，尚不及当时收集到的三分之一，而且鲁迅致外国人士的书信均未收入。然而，《鲁迅全集》编者对何谓“有意义”、何谓“一般”并未做出有效的解释，这使831封书信失收的真实原因变得晦暗不明。6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鲁迅书信集》，收书信1381封，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的书信96封，另有收信人姓名不详的2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段16则。该版《鲁迅书信集》已经涵盖了当时收集到的全部鲁迅书信，成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编校注释的底本。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校注释工作始于1976年底。由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成立《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组，分别承担1904—1933年鲁迅致中国人士的书信和1934—1936年鲁迅致中国人士的书信及全部致外国人士的书信的注释工作。1981年版《鲁迅全集》有书信三卷（第11卷与《两地书》合卷），共收录书信1445封，其中致中国人士的1333封，致外国人士的112封，另有附录12篇，是从书刊和手札中整理出的书信片段，较之《鲁迅书信集》又有明显的增补。王景山作为北京师范学院《鲁迅全集》注释组的成员，与刘国盈、李允经等同事一起从事鲁迅部分书信的注释工作，并将注释过程中积累的诸多史料和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相关的考释与论述整理为若干篇文章，最终集腋成裘，汇为《鲁迅书信考释》一书，连同30年后出版的增订本，成为王景山在鲁迅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王景山曾对《鲁迅书信考释》的写作缘起和研究思路做出以下陈述：
我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只因曾接受学校分配的任务，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一九〇四到一九三三年部分书信的注释工作，才使自己有机会查阅了一些书刊材料，有时且不得不象猜谜一样试着去解答一些看来几乎是无从下手的问题。书信往来，只须你知我知，是完全不必要考虑第三者能否理解的。因此往往为注一人、一事，困惑万分，偶有所得，自然欣喜若狂。有关材料在注释中不能具引，“猜谜”的过程，在注释中更不能详述。而有些同志却以为材料搜求不易，弃之可惜。自己也有同感，便连同千虑之一得，陆续记了一些下来。这便是本书的由来。7
可见，王景山的史料考释最初由《鲁迅全集》注释派生，但随即产生注释无法取代的独立的学术价值，即不仅得出结论，还呈现结论得出的过程。这使《鲁迅书信考释》成为一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著作，既能够“授人以鱼”——破解书信中的种种谜团，又能够“授人以渔”——呈现史料考释的思路与方法。
02
开始于“文革”后期的《鲁迅全集》注释工作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国家工程，在参与人数和投入程度上均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作为集体项目，除各注释组全体成员的努力耕耘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也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编校注释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非一人之功。该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学术意义，不限于鲁迅作品的编辑出版，更体现在学术停滞甚至濒临消亡的特殊年代，借助鲁迅作品的编校注释，使中断多年的学术积累、思考和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许可，学术研究也部分地恢复了正当性与合法性。《鲁迅全集》的编校注释由此成为重新发动学术的过程，将其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并非夸大。尽管意识形态的禁忌和压力时时存在，但来自“最高指示”的“庇佑”，使特殊年代不得触碰的一些人与事，借助鲁迅作品的注释重新进入了学术视野。可以说，在中国学术的子夜与黎明之间，《鲁迅全集》注释的全体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被遗忘多年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连同背后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获得了重生的契机，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鲁迅作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属性。尽管注释参与者的政治倾向和学术理念并不相同，有些还相差较大，但鲁迅及其作品的巨大召唤性和国家工程的强大整合力，加之注释这一重描述、轻阐释的相对客观的研究形式，使彼此间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差异得到较大程度的淡化。绝大多数参与者在注释过程中既求真，又求同，有所争论，也大多在学术范围以内。同时，参与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家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发现承载于《鲁迅全集》的编校注释中，一些前辈学者恢复了被“文革”中断的学术事业，一些年轻学者开启了自家的学术生涯。王景山则介乎两者之间。在此之前，他已有20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并非新人。然而，如果不曾参与《鲁迅全集》的编校注释，他对鲁迅其人其文的研究，是否会承载于史料考释之中，尚存疑问。也就是说，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读者、讲授者和研究者王景山而言，《鲁迅全集》注释工作促使他将数十年来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阅读与研究心得融入对鲁迅书信的考释之中，其中不仅有策略与方法，还包括学术理念和精神追求。
王景山曾就《鲁迅全集》注释提出以下见解：
为什么要注释《鲁迅全集》？我以为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阅读以至读懂鲁迅著作，二是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某些研究资料和研究线索。在这样的考虑下，首先应慎重决定鲁迅著作中何处应注，就必须注，何处可注可不注，就不必注。其次，注释应力求可靠、可信，经得起检验；有时可能需要大胆假设，却必须小心求证，证据不足，注释即不能成立。再次是注释的繁简、详略问题，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总之，一以能够解读原文为指归。8
上述论断不仅适用于对书信的注释，对全部《鲁迅全集》注释而言也是值得遵循的基本原则。王景山对鲁迅书信的考释即体现出以上原则。9注释作为私人文本的书信较之小说、杂文等用于公开发表的文学文本，另有难度，“因为书信往来只须你知我知，是完全不必考虑第三者能否理解的”10。例如鲁迅在给较为亲近的人的书信中，涉及同时代人物，常常使用隐语、绰号或代称，这可能使读者不明就里，造成阅读障碍。王景山通过考释，不仅一一查证出鲁迅书信中的具体所指，还揭示出使用这些称谓的可靠出典。如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中的“奡头”指夏震武；1918年1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的“老虾公”和“エバ”均指夏曾佑；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的“X”指吴鼎昌；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中的“莱比锡”指蔡元培；1919年2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的“悠悠我思”指陈百年；1919年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的“爬翁”即同年7月4日致钱玄同信所署上款“心翁”，均指钱玄同，“禽男”指林琴南；1921年8月6日致周作人信中的“ヅンダン滑倒公”指章锡琛；1921年8月30日致周作人信中的“大打特打之盲诗人”指爱罗先珂；1921年9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的“接脚公”指宋春舫；1927年7月28日致章廷谦信中的“茭白”指蒋梦麟；1927年8月2日致江绍原信中的“孟德”指傅斯年；等等。11如果说以上考释侧重于还原历史，意在解开谜团，王景山的另一些考释则致力于恢复常识，从而超越了单纯的事实层面，体现出对价值的倡导。例如鲁迅1921年9月8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参加祭孔大典，王景山在一系列的史料考释后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以上材料，可见从一九一四年秋祭到一九二四年秋祭，共二十一次“丁祭”，鲁迅参加了十一次。其余十次未参加，基本上是有原因的。参加祭孔，做执事，是当时鲁迅的职业要求，份内工作，与鲁迅的尊孔与否，全无关系。有的同志出于对鲁迅的爱护，强调当时教育部迫使鲁迅祭孔，而鲁迅则是借机了解敌人的行踪，以便在未来的战斗中击中要害，云云，其实是毫无必要的。12
在一味强调“政治正确”的年代，王景山却有意避免拔高鲁迅的形象，不希望给鲁迅增添莫须有的“革命家”和“战斗者”的光环，这不仅出于史料研究者的学养，还可以见其胆识。史料研究者常常追求价值的中立性，这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自家的问题意识所决定，既属必然，又是必须。特别是在价值失范的特殊年代，追求史料与阐释的价值中立性，不虚美、不隐恶，本身即是一种纠偏。事实上，王景山的史料考释，呈现的多为平淡无奇的常识。但在惧怕常识、违反常识，甚至放逐常识的特殊年代，恢复常识、还原历史无疑具有极其珍贵的精神史意义。通过恢复常识、还原历史，王景山和《鲁迅全集》的全体注释者将鲁迅及其作品重新问题化，使之再一次成为可以共享的常识。《鲁迅全集》注释衍生的学术成果多为史料研究，这由注释的研究策略和方法所决定，但也承载着研究者的学术信念和精神。在一个只讲对错（所谓对错的标准常常变动不居，令人进退失据）的特殊年代，王景山及其同道关注和强调的却是真伪。史料研究者追求的境界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事实上这一追求不限于具体结论的确凿精准，还呼唤着一种学术伦理和研究者的学术品行。史料考释是一种研究方法，但这一方法却可以具有人格性。王景山的史料考释即如此。面对书信及其相关史料，王景山同样采取面对鲁迅文学文本的方法——心读。这是一种可以照见研究者本心的方法。通过心读辨别史料的真伪（是否），避免陷入对错（是非）的迷障，从而产生通达睿智的见解，在粗粝的年代保持性情的温润。由此可见，以《鲁迅书信考释》为代表的史料成果，与其说是提供答案，毋宁说是呈现需要思考与阐释的问题，背后的支撑力量不仅有学养，还有良知。
03
从年龄和代际看，王景山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接受大学教育（有些则没有接受或没有完整地接受大学教育），所学专业不一，由于时代的需求和个人的选择汇聚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中。在王瑶、李何林、唐弢等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进一步开疆拓土。两代学者形成合力，通过教学与研究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品格。第二代学者学术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可能存在差异，但对学科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体现在对教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科建设的热情投入之中。在学科初创期，第二代学者往往重视教学甚于研究。在他们看来，教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学科初创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关键作用，通过教学不仅可以实现学术的传承，还可以实现信念和精神的传递。任教于师范院校的学者对此更为重视，甚至将教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核心地位。在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长期任教的王景山即秉承这一理念，将教师身份和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事业视若生命，将教书育人作为毕生的志业，教授师范生则注重“授人以渔”胜过“授人以鱼”，坚持“述而不作”或“述而少作”（不包括讲义和教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学术研究大多为教学所引领，《鲁迅五书心读丛书》就是数十年沉潜教学、耕耘讲台的成果。《鲁迅书信考释》及其增订本虽然另有缘起，但研究策略和写作思路与前者颇为接近。
尽管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王景山最为看重的却是自家的教师身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三卷本《王景山文集》，收录与教学相关的文章的《粉笔生涯》居首，收录鲁迅研究成果的《心读鲁迅》反而置于其后，从中可见一斑。在他看来，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漫长的求学生涯，在虹山师范学校（昆明）、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短暂的任教经历，对其后来从事教师工作均构成助力，尤其是在几所师范学校的教学生涯，更使他念念不忘。13可见，王景山对“专业的鲁迅研究者”称谓的拒绝，除自谦外，也源于自家的身份定位。教师、特别是师范院校教师的身份，使王景山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体现出重文本、重实证、重细节的突出特点。在史料研究的过程中同样如此。王景山将史料也视作文本，一方面遵守史料考释的基本原则，锐意穷搜，竭泽而渔，实现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另一方面则以心读的方式面对史料，尊重研究对象，也尊重个人的感受，拒绝先在的成见的干扰，坚持独立思考，在严谨的同时，又能做到通达。《鲁迅书信考释》增订本中补充的18篇文章即体现出以上特点。
《“革命的前驱者”到底指谁？》是一篇驳论文章，旨在辨析鲁迅《〈自选集〉自序》一文中“革命的前驱者”的实际所指。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李大钊的崇敬，将其视为文学革命时期鲁迅遵奉的“前驱者”之一。王景山从对“革命”内涵的辨析入手，指出鲁迅所谓“革命”并非“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指文学革命，而且李大钊参加《新青年》编委会，并未早于鲁迅，也并未积极参加文学革命运动，因此不应在“前驱者”之列，并指出：“我们不能把今天对李大钊的评价，认为就是《新青年》时期鲁迅对李的看法。”14该文不盲从于政治正确的权威标准，而是正本清源，对“前驱者”之所指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释，有效地还原了史实，辨明了真伪。
《饭局上的话题和鲁迅的〈自嘲〉诗》《“夜游的恶鸟”辨析》《“半个秀才”就是半个秀才》《小栓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血馒头吗？》《六一公公非少年》和《范爱农能喊鲁迅“鲁迅”吗？》诸文，分别涉及鲁迅的旧体诗《自嘲》、散文诗《秋夜》、小说《孔乙己》《药》《社戏》和散文《范爱农》，都是在不同年代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名篇，属于师范专业教学的精讲篇目。可见，以上诸文的写作与王景山对鲁迅作品的讲授密切相关，其中后四篇最初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杂志。这些考释文章并不追求对鲁迅作品的深度阐释，而是从一些看似细小却存在争议的问题入手，强调对作品的准确理解。以《“半个秀才”就是半个秀才》为例，孔乙己被“短衣帮”嘲笑为“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科考体系中的佾生就是民间俗称的“半个秀才”，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就是连佾生都未当上的意思。王景山通过史料考释指出，佾生不是从童生到秀才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级，因此谈不到是秀才的一半，所谓“半个秀才”不过是“短衣帮”对孔乙己的戏谑。“半个秀才”是实指还是戏谑，对理解小说并无影响。王景山的考释，意在使研究者回归常识：“我以为‘半个秀才’就是半个秀才，本来明白易懂，如求之过深，反会节外生枝。”15其余诸文也大多从常识、常理和常情出发，貌似纠缠于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实际上使一些繁琐复杂的理解与阐释变得简洁清晰。
史料考释，特别是一些猜谜式的索隐发微，能够彰显研究者的硬实力，但也可能流于繁冗琐屑，还容易钻入思维的牛角尖，使研究者重负难堪。王景山的史料考释则不然。除《“木瓜之役”考》和《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这两篇资料翔实、阐释深入的长文外，《鲁迅书信考释》中的其余诸篇均为精炼的短制，能在寥寥数百字的考释中明辨真伪，同时又能将文章写得平易自然，明白晓畅，如此举重若轻，既凭借功力，又源于心境，而后者尤为重要。王景山的诸多史料考释文章，可能不见容于学院派的评价体系。他无意于在学术史上建立名山事业，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宣传鲁迅精神和普及鲁迅作品的工作。”16王景山以超然、通达的态度从事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在时有精彩发现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心境。对鲁迅作品发自内心的崇敬，对教学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使他以心读的理念和方法面对鲁迅，面对教学，也面对史料，从而将趣味与活力赋予枯燥琐碎的史料考释。表面上看，史料研究选择让史料说话，研究者往往居于幕后，不利于其学术个性的彰显，事实上却能使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得到较好的保护。可以说，《鲁迅书信考释》呈现出王景山学术生命的从容与舒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夸大王景山个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更无意夸大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他的学术个性，更多地体现在杂文创作之中。王景山只是《鲁迅全集》注释的众多参与者之一。这项工程开始于一个并不追求，甚至有意回避和压抑学术个性的年代，集体攻关的形式也不利于研究者个性的发挥。本文力图实现的是使王景山及其《鲁迅书信考释》所代表的学术成果在信念和精神上的意义更为有迹可循。
王景山的鲁迅书信考释表明，史料同样可以心读，史料研究同样可以是心灵的对话。借助心读，研究者王景山和研究对象鲁迅实现了生命的契合，研究者王景山和教师王景山也实现了生命的契合。以《鲁迅书信考释》为代表的史料研究成果，可谓立于严谨，归于通达，其意义不仅会长留于学术史，更会长留于教育史和文化史。
[本文系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项目成果]
1 王景山在《鲁迅书信考释》后记中说：“我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中说：“我的确算不上什么鲁迅研究者。”“我一向不承认我是鲁迅研究者，我只是一个爱读鲁迅，读得比较熟，因而也深受其影响的人。”（王景山：《王景山文集（二）心读鲁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在《〈鲁迅五书心读丛书〉后记》中说：“我不是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文集（二）心读鲁迅》，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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