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上海外滩
1936年9月17日的夜晚，浦东塘桥镇一爿僻静的民居里，暗淡的灯火下，两个年轻人正在下象棋，周围围了一圈年轻人，门口和巷口还有把风的。
显然下象棋，并不需要这么大阵势。
他们隶属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这是1936年2月成立的一个爱国进步群众组织，由学徒出身的律师沙千里（1938年入党）创建并领导。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员沙千里，愤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同地下党有了联系和接触。为更有力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纷纷成立，“职救”就是其中之一。
“七君子”出狱时的合影，右起：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公司、银行、商铺、邮政、海关、保险、出版和教育等各行业的爱国青年，纷纷加入进来。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团组织，上海地下党职业界党委随之成立，曾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的顾准同志，担任党团书记。
塘桥镇“职救”的这个小组负责人，大家叫他“老陈”。老陈不老，也就比大家稍大几岁，大家同为“10后”的青年。今晚的秘密会议，主题是明天“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的示威游行。
“职救”特别注意基层活动，以扩大抗日救国队伍和爱国影响，他们是历次上海抗日游行示威的骨干力量。
23岁的青年维修工山根宝，在上海英美烟公司浦东厂铜匠间工作。
英美烟于1905年建于上海的办公大楼
所谓“铜匠间”就是机修部，“铜匠”就是机修工，负责修理工厂里所用的各种机器。在那个时代，铜匠完全由男性担任，女性在烟厂，只能在烟叶部、包装部——这样工作环境差、收入低微的岗位工作。
山根宝所在的英美烟浦厂铜匠间，创办于1917年，是中国最早的烟草机械厂，拥有当时上海最先进的机器制造设备。虽然被称为“铜匠间”，实际上设备水平，大大超过了一般民族资本的专业铁工厂。以致当时在上海有种说法，称该厂铜匠间是上海铁工厂中两个半中的半个（其中一个是指江南造船厂）。
为了保持技术优势，洋人对于中国人的技术封锁，即便在厂子内部，也近乎苛刻，规定：
“中国工作人员不得绘制机器零件图纸，除非获得了厂经理办公室的特别许可。中国雇员离开工厂时，如发现带有粗描或细绘的厂内机器图纸，应立即予以开除处分。”
即便是用坏了的，淘汰的机械，也不会整台出售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他们宁愿当废铁处理，拆碎砸烂。
铜匠们，不是上海郊县的，就是江浙人，虽然收入高、工作稳定，外国资本家不敢轻易开除他们，但他们爱国不甘人后，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也有深刻认识。从大革命到民主革命时期，都是上海英美烟厂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老陈，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游行！”
不等老陈说完话，山根宝就站起来，大喊一声，强烈提出自己的要求。差点忘了这是秘密会议，仿佛已经在喧嚣的大马路上，面对群情激奋的上海市民。自从被弟弟介绍加入“职救”后，山根宝怀着满腔腔爱国热情，在历次抗日活动中都争着跑在前头。他明知参加游行示威有危险，搞不好还会被反动派抓去吃官司，丢工作、挨顿打都是轻的，但说啥都要参加斗争。
邮政工人老陈笑了，说我明天工休，可明天你不得上工啊？
“为了抗日救国，我情愿牺牲一天的工资！”
在山根宝的带动下，几个青年工人也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也要参加明天的抗日游行。
9月18日上午，一群群爱国的职工和学生，在南市小东门东南大戏院一带汇成人海，并很快集结成一支游行队伍，高举“抗日救国”的横幅和各种写满标语的大小旗帜，高呼爱国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向老西门行进。
突然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批军警冲出来，枪上膛，刀出鞘，对准游行群众的胸膛，叫嚣着必须解散队伍，停止游行。难道爱国有罪吗？东四省都丢了，华北危急，上海也在日寇的威胁之下，再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侈言抗日杀无赦，国民党统治集团执行媚日反共的政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和买办，怎么可能倾听人民的声音？
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残酷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和屠杀革命人士，大肆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才是其阶级本性使然。
这场抗日游行，毫无意外地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被反动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很多人被捕，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刑。爱国有罪，卖国有功，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哲学。
山根宝和几名身强力壮的男工，掩护着一同参加游行的女工，还有几位受伤的男女学生，撤退后回到家，越想越不对劲。日本鬼子都逼到家门口了，眼看中国人都得当亡国奴了，共产党、红军要抗日，我们老百姓也要抗日，这有啥错？国民党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谁抗日谁就有罪，就要镇压你，往死里打，这是什么道理？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走狗？
山根本想了一夜，第二天刚下班，就去找老陈，说你得帮我破解一下，不然我得憋闷死。
老陈听完山根宝的连珠炮，还是满面笑容，不急不慌地说：
“国民党把大好江山一大片一大片送给日本鬼子，一点都不心疼，却集中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兵力，去攻打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老百姓谁要求抗日，它们就给谁扣上一顶共产党的红帽子，不是杀，就是关。它们唯恐共产党和老百姓得势，使它们不能任意搜刮民脂民膏，骑在大家头上作威作福。
国民党就是狐假虎威，如果日本鬼子能被共产党领着老百姓给打倒了，那么英美帝国主义也能被照方抓药，一样滚蛋，它们还怎么仗势欺人，它们也得一起滚蛋啊！”
对于共产党，山根宝既熟悉也陌生，他既经历过共产党在乡下宣传革命道理，也看到过上海的大马路上抓捕，甚至屠杀共产党人，偶尔还有老工人会神神秘秘地谈到共产党，却躲躲闪闪。
如今，听到他最钦佩的老陈，公开提到共产党，连忙追问：
“共产党为什么这样好？究竟是个什么组织？”
老陈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政党，他不单要让上海，更要让全中国的劳动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建设一个让大家有工作，有田耕，有饭吃，有屋住，有衣穿，有书读，有尊严的新中国，最终在地上建设共产主义的天堂。现在主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就是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最凶恶的拦路狗！”
这番话让山根宝仿佛在茫茫雾海中发现了远处的灯塔，感到发自肺腑的兴奋和力量，他问老陈：
“你是共产党吗？我想加入你们，行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山根宝和工友们终于可以公开宣传抗日了，在英美烟厂，提起山师傅，无人不知，不但技术好、人品好，而且爱国积极性最高，在他的带动下，参加读报会、歌咏会，读进步报刊，唱救亡歌曲，蔚然成风。认购救国公债，工人们虽然自己不富裕，却纷纷省下早餐钱，积极参与。连一些拿摩温和职员也托人打听，能不能也算他们一份？
“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寇侵入上海，英美烟厂的工人们和上海各界群众一样，抗日热情高涨。虽然浦东成了战场，厂里停了工，他们饿着肚子，有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却抢着去做抗日工作，做棉衣、做防毒面具，到医院为伤兵洗衣服。
可国民党却辜负了上海人民，打了三个月就一溃千里，官僚老爷丢下老百姓一路西逃。除了租界区，整个上海落入了日寇的魔爪。
战事一停，英美老板就开工了。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进厂做工，沿途经过日军岗哨，必须脱帽鞠躬，双手捧着通行证，稍微不小心，挨打是轻的，搞不好当场就可能被鬼子用刺刀给挑了。为此，工人寒冬腊月也不戴帽子，免得向鬼子脱帽，有的干脆起早摸黑多绕路，也不向鬼子鞠躬。
大家心里恨透了日本鬼子，怨透了国民党。中国就要这么亡了吗？中国人从此就要成为亡国奴了吗？抗战救亡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随着新四军成军出征，转战江南江北，上海的报纸上刊载了不少宣传新四军英勇战绩的文章和报道，山根宝嚷嚷着要参加新四军，组织上却安排他回厂继续做群众工作，鼓励工人们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团结抗战的力量。
告诉大家华北敌后有八路军，大江南北有新四军，国民党虽然一败涂地，共产党还在坚持抗战，中国决不会亡，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总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山根宝同志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党决定吸收他加入组织，介绍人就是老陈。负责邮局这条线的刘宁一同志，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组织部长，也亲自参加，担任监誓。
老陈家的阁楼上，没有党旗，也没有毛泽东同志的照片画像，大家面向西北，即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方向，山根宝同志举手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此时在上海英美烟厂，山根宝同志是唯一的共产党员，党交给他的任务，就是重建党组织，恢复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今天很多朋友受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以为地下工作主要是情报工作，其实这是个严重误区。殊不知情报工作只是地下党工作中的一项，地下党工作的最根本任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和斗争，没有群众就没有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脱离了群众，不光是不能开展工作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无法生存的大问题。地下党不做宣传、组织群众，并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上海地下斗争，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抗战时期贯彻“十六字方针”，站稳脚跟，稳步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有利条件下大搞人民运动，继而开辟第二条战线。整个斗争过程充分体现了党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善于抓住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退却和进攻的最佳时机，夺取最大的胜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山根宝同志一年多的努力，上海英美烟厂铜匠间又多了两名共产党员，他们组成了党支部，山根宝任书记。
自大革命失败，上海英美烟厂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至1940年初重建党支部，已经13年了。
有意思的是我党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领导的第一场工人运动，都在上海英美烟厂，时间恰遇我党“一大”同步。
从大革命的血泊中站起来，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进入抗战时期的上海地下党，再也不是当年幼稚的“菜鸟”。随着上海英美烟厂党支部等一大批白区支部的重建，上级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深入细致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群众中扎根，千方百计为群众服务，和他们结成知心朋友。
空喊口号肯定是不行的，那些依靠工人血汗养肥了的工贼，不管是黄金荣、杜月笙的门徒，还是国民党市党部派来的，抑或兼而有之，都是卖狗皮膏药的，此时不是逃得无影无踪，就是蠢蠢欲动，跟汪伪特工总部勾搭。
对这些货色，工人群众看在眼里，嗤之以鼻。
说到底，还是要让群众看到实惠，群众最大的实惠当然是收入问题。
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恶化，物价也迅速上涨，1939年一年时间上涨了一倍多，工人工资却下降了19%。但当时党在厂里的力量还很弱，工人群众的团结也较差，还不可能进行正面的罢工斗争，而且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寇，不能四面树敌。所以党支部一面通过储金会和夜校等活动，团结教育工人，帮助大家解决一些临时困难；一面也采取适当的方法，领导群众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
所谓储金会，就是每位会员每个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少部分，大家集腋成裘，谁有困难帮助谁，借以抵制高利贷者的盘剥和要挟。既方便，利息又低，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但从机械部推行到了全厂，同属英美烟草公司的杨树浦颐中三厂的工人，也有不少来浦东厂参加。
为了扩大服务，储金会还兼营合作社，卖的生活用品比外面便宜一成，您说群众能不喜欢吗？所有岗位都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义务担纲，不从中赚取一分钱，他们总是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牺牲工余休息时间，花了力气还赔贴车钱，群众能不感动吗？
因此大家拿这些同志当贴心人，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们商量，无形中就扩大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党员们在和群众的广泛接触中，通过谈生活、谈物价的方式，结合形势，对工人进行教育，把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还有夜校，这是大革命时期就有的传统，表面上是补习文化，认字、打算盘、学英语，实际上却是为了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以及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
此外还有一定的斗争方式，争取和推动领班和洋老板交涉，我们不闹事、不罢工，但工人的实际状况你们也要体谅，工资也要增加。战前一担米七、八块，现在要四、五十块，你们按月按市价发米贴，总是应该的吧？领班也同样受到物价高涨的影响，自然乐得顺水推舟，而洋老板为企业安定，也做出了让步，就使工人的最低生活有了一些保证。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党支部和相当多的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扩大了党的影响，增加了党员人数。党的干部得到了锻炼，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为以后更艰巨的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
英美老板不顾三千多工人的生存，慌忙关厂，八天的工钱等于白做了，这对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工人来说，简直是釜底抽薪。党支部决定要为工人讨薪，到四川路的总公司老晋隆洋行要说法。
厂里近千名工人被组织起来，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工人朱泉发，冲在最前面。面对巡捕抵在胸前的手枪，朱师傅毫不畏惧，告诉同来的工人：
“大家不要怕，我们是跟外国老板来讲理的，他们到上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几十年来，从我们头上刮了千千万万块钱寄回国去。现在又想赖我们的工钱，我们坚决不答应。限期三天，必须发清工钱，否则我们再来算账！’’
党员和积极分子也在下面鼓动工人高呼口号，呼喊声把整个大楼都震动了。
过了几天，工钱发下来了。工人从这次斗争的胜利中，进一步体会到：
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没多久日本人进了厂，门口挂上了“大日本军事管制委员会浦东颐中烟厂”的牌子，从大班到各车间的总管和监工，全部换成了日本鬼子。它们整天拿着棍子巡视，任意侮辱、殴打工人。稍有反抗，就被拖进厂里的宪兵室，坐老虎凳，灌自来水，打得死去活来。
日寇的残暴，激怒了全厂所有的工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跟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斗争首先在党的力量最强的机械部展开，这里原先主要是生产卷烟机械的，鬼子一来就发现设备不错，稍微调试就能转产军品。工人们愤怒了，岂能给它们制造屠杀同胞的武器？怎么才能对付鬼子，又不波及无辜群众呢？想来想去，讨论出个“磨洋工”的斗争办法，就是在数量上尽量少做，使产品不能按期出厂，尽量制造废品，即使制好了，也让它们用不成！
斗争策略明确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个相当艰巨的工作，必须耐心细致，不能一窝蜂，幻想一蹴而就。只有群众真的觉悟起来了，知道了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和他们的切身利害关系怎样，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去做，并决心去做的时候，才可能引导群众进行胜利的斗争。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磨洋工”磨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人每天进厂顶多做两三个小时的工作，而且质量很坏。鬼子总管气坏了，加强监视，可监视了这边，那边的工人就磨起洋工来，等他回头监视到那边，这边的工人又继续开磨。鬼子找不到工人的错处，只能提出每天加班两小时，赶制军用品的要求。
党支部就发动大家找鬼子总管谈条件，额外加班要两倍工资，再每人每天发米一斤。米价一天涨几次，我们加班了，不多发钱保障吃饱，就得抽空排队轧户口米，哪还有心思给你们加班？拖了几天，群众下班就走，急用的军用品跟不上，鬼子总管被上面的大班“精神注入（往死里揍）”，也只能答应。
工人加班之后，生产还是做得非常少，十天的工作量，不如解放后半天做的。大家还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来应付鬼子的检查。你要求数量多，工人从仓库里搬出做好的零件来凑；你要求质量高，就把产品的表面做得光洁些，里面却是一团糟。
经过这样的斗争，日寇的军火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而群众的生活却得到了一些改善。工人们都称赞党领导的办法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支部周围，齐心协力跟鬼子斗争。
男工有高招，女工也有妙计。包装部的王胜弟同志是另一条线上的党员，然而1936年她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共产党员找不到党，就不为党做工作了吗？
平时王胜弟向周围的女工宣传革命道理，当她发现机械部在跟鬼子磨洋工时，就决定带领姐妹们向鬼子的旭光牌军用香烟下手，决不能让其顺顺当当送到前线，那怕延迟一天，少送一支也好。想来想去，她想到如果把包装机外壳压扁了，锡包就无法正常装烟卷，整条线就不能顺利开动。于是王胜弟搞垮了一台包装机，就瘫痪了生产，好不容易修好，生产却大受影响，陷入半停顿状态。大家在她的带动下，不约而同地跟鬼子斗争。
鬼子大班中村气坏了，虽然找不到原因，但它也鬼得狠，宣布挡车女工不许自己搬壳子，这就能难住大家啊？
开空车！马达轰隆隆，包装机嘎嘎响，却一包香烟也出不来。可是问题来了，香烟包不掉，卷烟车间送来的烟卷却越积越多，再也藏不下了，很容易被鬼子发现怎么办？有工人建议，把包装出来的好烟当坏烟处理不就行了。
破坏生产事件层出不穷，使鬼子大伤脑筋，而工人们却在这些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增强了信心。党支部看到几次斗争都获得了胜利，工人的斗争情绪日渐高涨，决定趁热打铁，进一步发动群众，为改善生活而斗争。
斗争也是门学问，既要反对不顾主观客观条件，从个人的善良主观的愿望出发，强迫群众去斗争的冒险主义；同时还要反对落后于群众，不敢及时组织和领导群众坚决进行斗争的尾巴主义。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团结最广大群众，赢得人心。
当时工人的吃饭条件很差，鬼子有食堂，吃的是火腿猪排、虾仁海参，工人吃饭只能在车间，一根萝卜干一根，温开水泡冷饭，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机械部的工人就想办法，拿烧红的铁板来热饭。原先英美老板禁止不了，干脆就当看不见，毕竟肠胃病人太多，影响生产。可日本鬼子最坏了，既不给工人提供热饭的必要条件，反而发现谁这样热饭，就把饭菜毁掉，让你饿上一整天，这大家气愤不已。
山根宝同志跟党员们商量，党支部能否从机械车间开始，为整个厂里的工人争取热饭的权利？这是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群众要求向敌人进行斗争，党就应该立即领导群众行动起来。党员中午分头在群众中发动，决定下午一致停车，不做生产，让领班找鬼子交涉。
鬼子很强硬，说啥也不行，党支部晚上开了个碰头会，明天摸摸群众意见，看大家同意不同意继续斗争下去，如果都赞同，就闹到总公司。
闹到总公司，这次山根宝和陈洪亮两位共产党员当然不让，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带着其他三位工人师傅，作为请愿代表，直接跟鬼子大班谈判。
这家伙妄想上来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威胁道：“谁让你们来的，你们叫什么名字，先把名字等记下来，再跟我谈！”
山根宝同志早就预料到了，镇定地一笑：“我们全车间三百多工人今天都来了，如果你要名字，那我们就下去把全部名字都抄给你。”
党支部是坚定的战斗堡垒，工人群众高度认可和拥护，大家是一条心的，还怕你的威胁不成？鬼子大班果然软了，机械部是厂里最核心的部门，总不能把工人都开了，搞不好引发整个厂子的工潮就要命了。
一看鬼子的脸上阴转晴，陈洪亮同志赶紧跟上一句：
“太君啊，我们这是为你着想，工人吃了冷饭，都得了病，还怎么干活？厂里的生产还要不要？蝗军的各种军用品都耽误，谁脱不了干系？”
鬼子大班不免有些胆寒，毕竟生产的最大责任在它，只得勉强答应。随后就在机械部搞了个蒸饭间，消息传到其他车间，不用党员、积极分子发动，工人们就纷纷援例向鬼子提要求。最后迫于压力，所有的车间都搞起来蒸饭间，从此全厂工人都吃上了热乎饭，减去了生活上一项很大痛苦，大家能不感谢共产党，能不说共产党好吗？
在这些斗争中，共产党员都奋勇地站在群众的前列，得到了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党支部还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批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参加了组织，扩大了党的队伍，同时也提高了工人觉悟和团结程度。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大家紧密团结在党支部周围，为迎接光明，而继续斗争。
这就是一个地下党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史，其实不管是地下，还是地上，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人民群众就有干头、有盼头。
尾 声
解放后，上海英美烟厂被人民政府接收，成为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上海卷烟厂”，原浦东厂机械部独立建厂为“上海烟草工业机械厂（今上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烟草机械厂。
1966年6月，经思想动员和组织安排，上海烟机厂厂长山根宝带领199名职工携家属、62台机加工设备、5300多件工夹具和产品技术文件来到河南，建设许昌烟草工业机械修配厂。使原来只能生产简单农机具的地方小企业，一跃成为上海之外，全国第二家烟草机械制造厂。
上海工人支援河南，同河南工人打成一片，刷新了无数个行业第一的纪录。
还想说几句：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诞生的地方，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上海工人阶级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回顾上海革命斗争的历史，我们的党有条基本经验，这就是永远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只有同群众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说句更直白也更实际的话，就是把屁股坐在群众的板凳上，才能赢得民心，掌握群众，这是地下党，也是走出地下，都要随时面对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作为神经末梢，能否把党的政治路线实现到底，光喊喊口号，下一堆文件，是万万不行的，这种“自嗨”，历史上不是没有深刻教训的，1930年前后热闹一时的“飞行集会”就是代表。
相反，只有动于九地之下，才能动于九天之上，这就是扎根基层，扎根群众，扎根人心。当年的地下党，其实大多数人做的工作，并不是搞情报，情报工作只是地下党工作中的一项，绝非全部，多数地下党员，哪怕是上海这样大都市里的地下党员，他们主要在做的是基层群众工作，即发动群众的的工作。
大家不要被现在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给骗了，地下党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动人民群众，巩固组织才能进行斗争，没有群众就没有地下党的生存和发展。
脱离了群众，不光是不能开展工作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无法生存的大问题。地下党不做宣传、组织群众，并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地下党就丧失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谨以此文，献给为上海解放付出重大牺牲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也献给75年来，曾经为了守护这种人民城市，默默奉献的普通共产党员，你们同样伟大，同样不该被历史所遗忘！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