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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38章

东方直心 · 2024-05-3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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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

  “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

  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话说1952年10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西藏致敬团代表。他的谈话要点是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引述的,抄录如下: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

  10月10日,毛泽东因收到宋庆龄的赠书,就亲笔复了一函,他写道: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3日,毛泽东发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一、据最近派人检查和各部队的报告来看,自今年5、6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为提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兹例举下述若干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极为严重的事实:如某营的演习,集合时间延长到1小时零8分钟;某师的测验,老战士中有十分之六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内晕倒数十人;炮马集中饲养,无人调教管理,致马蹄变形,马体虚肥,不能驮挽;某师通知部队煮洗子弹袋,有某连队竟疏忽大意到连子弹一起放到锅里去煮;各级干部离职学习的比例过高,华北达68%,西北某些部队还高于华北,有的师竟达90%,致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形成无人掌管的状态;换装部队虽经过3个月的战备教育,但接着半年来没有继续执行30%军事教育的方针,致学到的东西不能巩固,动作十分生疏,甚至有的炮手不会退弹,用大锤敲打;尤以不爱惜武器装备,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油漆剥落,木质裂缝和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和严重。根据上述现象,已足以说明在最近期间部队军事生活和纪律松弛现象的严重性,和由此而必须影响到战备观念的薄弱和战斗力降低的危险。

  二、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游击性的习气,缺乏严格的军事管理的要求,缺乏严肃的内部秩序的建立;不是按统一的规定来组织部队的工作日程,常常是由个别首长的一时兴趣来决定或改变这些规定;以及长期存在的对于武器和装备的保管与爱护的不注意和不认真;甚至个别的指挥人员,因为害怕严肃认真的管理可能在民主大会上受到战士的批评,或多或少地产生有意放松的现象。其次,则是由于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有的人对于“以文化教育为这一时期(至1953年5月底为止)的部队训练中心”这个方针,任意加以解释,或者说“军事必须服从文化”,或者说“文化学习为主,工作为辅”,或者笼统地提出“文化教育是当前全军的中心工作”;而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则只习惯于单打一的工作方法,而不善于照顾全面,适当地组织力量,使其他工作和中心工作很好地互相配合;甚至有的部队为了表现其成绩或急于求成,则任意延长文化教育时间,提出过高的要求,或增加许多课外的作业,超越制度范围,随心所欲,各行其事。

  三、应当及时地严格地指出,上述各种现象的产生是不正常的,无论何时都是不应该的和不许可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尚有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仍占领我们的台湾、沿海及边沿经常需要防敌袭扰,以及新装部队对技术和装备的掌握尚不能熟习等等情况下,上述各种现象对我军战斗士气的保持和战斗力的提高是有危害的

  因为“以文化教育为部队训练的中心”这个方针,尚需继续到明年5月底以前,因此,主动引起全军对于上述偏向的注意和加以坚决的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特指出下列各点,望各部队严格遵守执行:

  第一,凡属能够进行以训练为主的部队,必须保持30%的军事教育时间,20%的政治教育时间的比重,并注意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内容,防止敷衍应付现象;对于统一规定的时间配当,任何人都要视同法律,不经军委批准,不得修改;违者应受到纪律处分。其不能以训练为主,如担任剿匪、作战、警卫、看守犯人等任务的部队,则以其可能进行教育的时间,按军事30%,政治20%,文化50%的比例,组织教育,不应有所偏废。

  第二,换装部队在换装之初,必须首先进行3个月期间以军事教育为主的军事训练,力求在此期间内,熟悉各种武器装备的掌握和使用;在3个月后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时间内,仍应保持30%的军事教育时间,继续加以巩固和提高,并严格注意武器装备的保管和爱护。

  第三,离职学习文化的军事干部,各级均以不超过一半为限,其留在部队的军事干部,则应以统率部队,组织部队的军事教育,加强对部队的军事管理工作为主,不应再强调以文化学习为主,以保持部队的军事领导。

  第四,凡指定将担负入朝军事任务的部队,应在出动之前的3个月,即停止以文化教育为主,而改以军事教育为主的训练任务,以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并保证充分的战斗士气为目的。

  第五,所有部队,应在各大军区的统一规定下,在10月30日以前,以师为单位,进行一次点验,检查所有武器、装具、马匹,并进行详细登记;同时并进行一次整顿纪律的工作,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和严格保管和爱护武器、装具、马匹等为内容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纪律和损坏武器、装备的行为,应予认真的追究责任,和给予应得的处罚。

  第六,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为迎接这个训练,各大军区部队应在干部训练上有所准备。因此,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1、2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其具体办法由军委军训部另行规定之。

  第七,还必须着重提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当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集中全力,争取运动的迅速展开,这是必要的;但在运动的进行中,又应及时地了解情况,发现偏差,加以纠正,不要单凭群众的情绪和下级的要求,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兴趣,加以放纵,或不敢纠偏,因而失去领导的责任。

  第八,各大军区应该作出执行这个指示的计划,并将你们的计划和贯彻下去的情况,随时向军委报告

  主席 毛泽东 1952年10月13日

  10月14日4时,“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地区开始发起空前激烈的所谓的“金化攻势”,目标是夺取志愿军两个连守卫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再夺五圣山。

  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李漱清先生的信中写道:

  漱清先生:

  惠书收悉。承告乡亲,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尚祈谅之,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16日

  10月17日,中央批转《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大中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等问题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中央教育部党组8月23日的《六、七月份综合报告》,8月20日《关于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的报告》,8月24日《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问题的报告》,8月25日《关于实施小学五年一贯制问题的报告》转发你们。中央同意这4个报告有关大中小学和扫盲运动的方针和计划,望各地党委及宣传部仔细研究,指导和监督下级党委和政府文教部门贯彻执行。从报告中,特别是从初步拟定的教育建设五年计划要点中,可以看到今后党在领导文化教育方面的任务之繁重,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支的教育(不包括文化卫生)经费,将年达30余万亿元。这样大的计划,花这样多的钱,如果没有党的严格监督,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负责实行计划的比较健全的政府文教机构,那将是毫无保证的。因此各地党委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应与抽调经济工作干部同时,把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加强起来,使宣教部门和经济部门一样能够明了实际情况,制定精确的计划,控制计划的进度和保证计划的完成。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宣教机构是很难担负这样重大任务的,所以立即注意加强宣教部门是很重要的。

  中央 10月17日

  10月20日,刘少奇在苏联受毛泽东委托,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征求意见。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赖若愚《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赖若愚同志、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区财委及工会党组:

  一、中央批准赖若愚同志《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认为这一报告中所规定的各项政策是适当的。望各级党委督促工会工作同志及财经工作同志掌握实施之。

  二、在大企业中一律实行8小时制是正确的。但根据国营纱厂改行8小时制的经验,在实行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去实施,反对冒然从事。

  三、规定在25人以上的工厂和5人以上的商店均须实行监督,作为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目前马上普行的办法则不妥当。因为目前各地监督生产的经验,均不成熟,相反,有些城市有些厂店,由于不适当地“监督生产”,过分地打击了资本家的生产情绪,反而对生产不利。所以目前对监督生产一事,还应多做典型试验,俟取得成熟的经验后,再行逐步推广。

  四、此指示及附件登党刊

  中央 10月24日

  10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彭德怀等的“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的电报,他写道:

  彭、邓、杨、甘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3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为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央及军委 1952年10月24日

  后来在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发起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到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

  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志愿军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使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近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毁伤270余架飞机以及伤亡25000(自认190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达到夺取上甘岭地区的目的,“金化攻势”这才不得不作罢。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自此以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起过像样的攻势了。

  再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10月18日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及其关于处理“三反”遗留问题的3项意见,兹发给你们,望参照办理。

  中央 10月25日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中共中央同时批准廖鲁言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廖鲁言同志10月17日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及其关于处理“五反”遗留问题的3项意见,兹发给你们,望根据当地情况参酌实行。今后各地除判处死刑仍应报请中央批准外,只须由中央局每3个月将追缴退补罚款情形向中央报告一次。

  中央 10月25日

  据廖鲁言在报告中说:“目前全国各地对于‘五反’运动中各类工商户的处理工作,除了部分城市尚余很少数应受刑事处分的案件和个别比较复杂的专案未行处理以外,其余均已处理完毕。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万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很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占工商户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五。其中判处有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者1470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二;判处无期徒刑者20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二;已经中央批准判处死刑者14,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者5名,共19名(按杀人犯判处死刑或死刑缓刑者:东北有4名,西北有2名,共6名,不包括在内),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六。计:华东区死刑3名(上海2名、青岛1名),死刑缓刑1名(杭州);中南区死刑4名(武汉2名,广州1名,汕头1名);华北区死刑2名(天津、太原各1名),死刑缓刑1名(天津);西南区死刑1名(重庆),死刑缓刑1名(昆明);东北区死刑4名,死刑缓刑2名。以上共处死刑14名,死刑缓刑5名。此外,华东区尚有2、3人,中南区尚有1、2人,北京市尚有2、3人,需判处重刑,正由各该大区和市研究材料,尚未提出确定意见报到中央来,估计其中可能还要杀3、4名,共须杀十七、八名。”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领导人有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还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此外,还有王敬先、罗光禄和李树槐、李银桥、孙勇、马武义、张木奇几个卫士,以及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及其夫人。

  毛泽东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们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街上包子铺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这一名吃的名称,源自包子铺老板的雅号“狗不理”。

  原来,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时候,穷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简单,大多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许多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给他们起一个“狗不理”的小名。没想到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长大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个大名人。

  毛泽东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正患病,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黄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泽东,向毛泽东介绍了黄敬的病情。

  毛泽东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张有关他们伙食标准的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下:

  客人名称职务日伙食标准

  毛泽东干部       15斤小米

  随行人员干部       10斤小米

  毛泽东在天津期间,由化学家、国家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陪同,参观了天津轻工业展览,视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秦皇岛市一个玻璃器皿制造厂,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

  工作间内光线很暗,毛泽东仔细观察工人的操作,工厂领导不时在旁边介绍。只见工人双手持定一根近3米长、拇指粗细的钢管,将钢管的一端伸进融化玻璃的钳锅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样,用管头粘起一团红红的玻璃熔球,用口含着管子的另一端,将气吹进玻璃的熔球内。随着气体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渐膨胀起来。再将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转动管子造型,并用长长的火钳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皱褶的边缘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状。下一道工序,则是一些工人用砂轮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纹。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工厂领导介绍说:

  “英国皇家有名的高脚玻璃杯,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英国人花不多的钱,把我们制作的高脚杯买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线,就变成英国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泽东听后,不由得沉思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又参观了厂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览。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一行人从天津出发,南下视察黄河,李烛尘也应邀随行视察。

  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山东,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2次去山东。途中。他全神贯注地读一本小说。深夜1时许,卫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却头也不抬,仍然在看书。卫士把饭碗摆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泽东光顾盯着书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动。他左手按着厚厚的书本,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毛泽东根本没听见,继续翻着看。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

  卫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泽东说着,嘴慢慢地靠近碗边,眼睛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此时,毛泽东因几个字靠近书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边握着书,一边让书展开些。卫士看在眼里,赶紧上前帮忙。他不明白,什么书使老人家这么专注。他趁机扫了一眼,噢,原来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这部长篇小说于1948年由东北书店出版,描写的是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韩老六被处决后,他的弟弟带领土匪武装进屯,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扼杀新生政权。在共产党员赵玉林和青年农民郭全海领导下,斗垮了阴险狡猾的地主杜善人。小说以磅礴的革命气势、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及丰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江青在1949年1月给作家草明的信中说,她看了此书,被感动得流了泪。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在济南车站停留,他的计划是在车上见见山东有关领导人就继续往前走。

  此前,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要来济南,十分高兴,就和省公安厅厅长李世英及省市领导人一起,早早地来到了火车站等候。罗瑞卿向毛泽东通报后,即请众人上车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里与许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泽东说:

  “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

  许世友说:

  “主席,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山东的指战员盼你来,山东人民群众想见见你。你路过济南,应当下车看看。听说你还没来过济南,更应该看看,这里有很美的景观,有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北极阁。”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许世友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挥攻城。毛泽东听许世友说起北极阁,自然就想到了济南战役,问道:

  “北极阁,就是王耀武指挥部的那个北极阁吗?”

  许世友说:

  “是的。”

  毛泽东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笑着说:

  “许司令这样留我,我就盛情难却了。好吧,许世友同志,明天我们看北极阁、大明湖。”

  于是,许世友就扶着毛泽东下了专列,换乘汽车到了省交际处招待所。毛泽东简单吃过晚饭,就让许世友去给他借地方志。许世友很快就给毛泽东拿来了好几本书。

  10月27日,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车,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谈笑风生,他说:

  “你们知道山东、济南的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吗?”

  许世友虽然熟悉山东和济南的地理位置及现状,但他对其历史却是一窍不通,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见没有人回答,就说:

  “山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县,也就是在今天的滕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山东的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滕、齐、鲁等国。但主要是齐鲁,这就是山东也叫齐鲁的原因。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齐鲁因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的则是山东六国。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在金代开始的。山东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和众多的名人志士,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他们为山东争光添彩,也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毛泽东侃侃而谈,许世友听得直眨眼。他是一员猛将,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这些历史知道的并不多,毛泽东所讲的这些历史,在他听来,很是新鲜。趁着毛泽东吸烟的功夫,他问道:

  “那济南又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济南也是个古老的地方。为什么叫济南?原来古代这里有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王屋山,从山东半岛入海,名叫济水。古时候济水、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中国4大江河。后来,济水上游发生变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然称为济水。清朝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夺河床入海,以后并称为黄河,济水的名称也就没有了。现在济南北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济水的旧河床。因为济南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所以从汉朝起就叫济南。汉代的济南国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天济南市东郊龙山镇东北。西汉时,济南一度改为郡,后来又复国。曹操曾任济南相。到晋朝,济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转到历城,就是现在济南市内的旧城区。现在的济南市区从此才正式成为郡所在地,经扩大修整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而原来的平陵城逐渐衰颓。东晋时,济南郡隶属青州。隋文帝时,济南改为齐州,不久又改回来。唐朝济南属于济南道。宋朝把政区分为路,济南属京东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府,对城市建设有过卓越贡献。明朝初年在山东设省,省会在济南府历城县。尔后济南一直是省会城市。”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北方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来过济南,而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则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济南自古就有‘诗城’和名士多的美誉。”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补充道:

  “要说济南名称的来历,其实在称济南之前就有别的名称了,它就是历下,由历山而得名。历山就是千佛山,在秦时,这里叫历下邑。济南郡由东平陵搬到历城后,历下就成为济南的一部分了。历下就是济南老区,很多著名景观,如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重要的文化区。”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趵突泉。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园内,主人用煮沸的泉水,招待他们。之后,主人又安排导游引导他们一边参观,一边为他们讲解。导游介绍说:

  “《老残游记》中说,济南‘家家有泉,户户垂杨’,确实如此。根据泉水出露的集中情况,出露处的地形,流出的特点和汇流的状况,可分为4大泉群,即趵突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

  导游指着马跑泉说:

  “传说这个泉,与宋朝济南名将关胜有关。在金兵攻打济南时,知府刘豫准备投降,其部将关胜则主张出战。关胜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他的马看到主人死亡,仰天长啸,前蹄刨地,于是刨出一湾清泉,就是这马跑泉。”

  毛泽东来到号称“第一泉”的碑刻“泺源堂”前,仔细看了那几个雄劲的大字,问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这泉水古代叫什么吗?”

  一位地方领导人说:

  “叫泺水。”

  毛泽东说:

  “对。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泺,是个水名,这是2600多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又看了漱玉泉。漱玉泉位于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堂南侧,属“趵突泉泉群”。相传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曾于此掬水梳妆,填词吟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辑有她的传世词作,就是以此泉命名为《漱玉词》的。毛泽东称赞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

  毛泽东一行人离开漱玉泉,驱车到了济南四里山黄祖炎烈士的墓地。

  本传前边已经讲过,黄祖炎是在1951年3月13日晚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身亡的。毛泽东为此在一个月内连续作了3次批示。

  毛泽东面色凝重,站在墓前向黄祖炎烈士默默致哀,又深深鞠了一躬。良久,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和碑上“黄祖炎”3个字,深情地说:

  “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说着,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对许世友和其他陪同人员说:

  “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中午,毛泽东返回住地,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和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聊了一会儿。此时,已是下午2点半,毛泽东说:

  “走,我们看大明湖,看北极阁,看王耀武的指挥所。”

  众人分乘轿车朝大明湖驶去。毛泽东对同车的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很重要,粟裕和你都指挥得不错。你们提出的‘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很好,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得好,思想明确,方针对头;二是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

  毛泽东说:

  “你许世友也是有功的呀!听说最后攻城门时很激烈?”

  许世友说:

  “9月23号晚,我们对内城发起总攻。内城是济南军事的核心阵地,城墙又高又厚,又设有明碉暗堡。东西两大集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内城发起突击。各部英勇作战,相继突破城墙,但守军依托坚固的城墙阵地顽抗。我9纵队第25师第73团,在团长张慕伟带领下冒着炮火越过护城河,连续爆破,曾4次登城受挫,但他们越挫越勇,终于在24日凌晨占领突破口,首先登上城头,击退国民党军敢死队多次反扑,又在突破口左侧炸开约6米宽的豁口,为友邻部队开辟了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这个团攻入城后大胆穿插分割,又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问:

  “是不是授予称号的那个团?”

  “对,我们马上上报这个团的事迹和整个战役的情况,中央军委当天即授予该团为‘济南第一团’的称号。那个团的7连,被纵队领导机关授予‘济南英雄连’的称号。”

  毛泽东问:

  “听说王耀武差一点跑了?”

  许世友一激动,摘下帽子,说:

  “我们在9月24日下午,全歼内城守军,解放了济南,却没抓到王耀武。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下令全军必须严密把守,认真查询。不久,来了报告,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化装混进难民群里,准备沿胶济铁路逃向青岛。28日早晨,王耀武在4个卫士保护下,到了长剑桥头,被我公安人员查获。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经审讯才供出了自己的大名,并请求送往华东军区。”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们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了!整个战役歼敌10万,不简单!这次战役,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经验和条件。”

  说话之间,轿车已经到了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济南市的偏东北方,它的西北岸,是明清两代城墙的遗址。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洼,众多泉水大都流向了这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域。在这一水域的旁边因建有大明寺,所以,北魏时这里就被称之为大明湖。

  毛泽东一行荡舟大明湖,登上了湖心岛,观看历下亭,匾额“历下亭”3字是清代乾隆所书。服务人员介绍说:

  “历下亭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即北魏的‘客亭’。以后历下亭数易其地,宋朝以后,亭阁已经迁到大明湖畔。到了清代康熙32年,才在此地重新修建而成。历下亭闻名天下,主要是得益于大诗人杜甫的诗句。745年,杜甫到齐州临邑看望其弟杜颖,而后他到了济南,与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相遇,二人宴饮于历下亭下。杜甫挥笔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其中的名句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后,杜甫的这句诗就成为历下亭的联语。现在的这副联语,又改成‘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了。”

  毛泽东看过历下亭,便前往斜对岸的北极阁。北极阁耸立在大明湖北岸的高台上,在整个大明湖园区内非常显眼。毛泽东来到北极阁前,笑着说:

  “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

  他又介绍说:

  “这北极阁又叫真武庙,是道家的庙宇。据说,在金元之际,济南道教兴盛,全真教的祖师丘处机就曾在济南传教。北极阁始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级石阶,内有真武帝塑像。”

  不知谁人插了一句话:

  “全真教也没有帮上王耀武的忙。”

  众人一听,忍不住哄笑起来。罗瑞卿问毛泽东:

  “主席,还看什么?是否到此为止?明天再看千佛山、金牛山?”

  毛泽东突然说:

  “我们去看泺口大坝。”

  罗瑞卿闻言不由一愣,事先没有这个计划,怎么做保卫工作?于是他就劝毛泽东不要去,无奈毛泽东坚持要去。他只好对司机说:

  “走,去泺口大坝。”

  车队向泺口大坝驶去。毛泽东问许世友:

  “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

  许世友说:

  “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

  毛泽东说:

  “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市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黄河。”

  许世友说:

  “对,主席的记忆真好。”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兴致勃勃地登上大坝,看看泺水入河口,问道:

  “你们知道黄河在山东段的情况吗?”

  一位负责水利的干部汇报说:

  “历城北部沿黄河地区,是一段狭长的地带。其东西长104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有耕地面积25万亩,包括以泺口为重点的吴家堡、西沙、药山、鹊山、华山等15个小乡的十几万群众生活在这里。从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底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十几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流传反映黄患的一首歌谣:‘春天一片霜,夏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

  毛泽东说:

  “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

  略停片刻,他又问:

  “济水源出何地?”

  那位负责人说:

  “据汉书《地理志》、《水经》记载,济水自河南荥阳以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北入巨野泽,又自泽北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以下至泺口,就归入了现在的黄河河道。”

  毛泽东问:

  “泺口从古以来就常常淤断么?”

  那位负责人回答说:

  “对,是这样的。从古以来至济南解放前,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情形。甚至还发生过决口以后,连续七八年甚至二十多年堵不住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在此修了大坝。”

  毛泽东赞赏地说:

  “这大坝修得好嘛!”

  毛泽东面向泺口,凝视着奔腾下泄的黄河水,陷入了深思。许世友见他神色凝重,便问道:

  “主席,您在想什么?”

  毛泽东说:

  “我在想,过去二十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给山东人民造成这么大的黄患,为什么二十多年没有堵住这个决口?是因为那时社会制度不好。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应该变害为利。黄河水泛滥会给人民造成危害,但我们治理黄河后,又能使黄河为人民造福。以后,我们要想出引黄河水的办法,把那首民谣中所说的‘一片霜、明光光、不结荚、不爬秧’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成稻田种水稻。我们可以引黄河水浇地,建设一些水浇田,这样,济南郊区的农民,不光是种玉米、种地瓜,也可以种水稻。这样,山东农民就可以多打粮食,少吃玉米、地瓜,也能吃上大米。现在就要考虑疏通小清河,搞排水工程,这样可以使黄河水变害为利。”

  许世友兴奋地说:

  “好极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对陪同人员说:

  “历城泺口,自古以来的黄河道,屡次淤断,屡次修复,自从你们修了这堵大坝后,那种在历史上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恶性循环不见了。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如果用引黄河水的办法,将泺口这一带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为稻田就更好了。”

  他又嘱咐道:

  “黄河水坝千万不能出事,出事就是大事,就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害。”

  此时,天已黄昏,毛泽东步下大坝,回到住处,和那位负责水利的领导人共进晚餐,二人一边吃一边谈。他仔细询问了黄河济南段的防洪情况,今后还要搞哪些工程?这些工程在夏季雨水大时,能不能顶用?能不能防止黄河水泛滥?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视察何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济南的人文环境,许世友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只要看一看地方志,是不难了解的。毛泽东让许世友借济南的地方志,就是为了备课。他作为导师,也是需要不断地充电,不断地补充、丰富、扩大知识面。他不厌其烦地讲述济南的人文知识,并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有意识地启发这些地方官应该搞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济南是这样,到其它地方也是这样。他始终认为:作为一方“诸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对自己管辖的地方不了解,是治理不好这个地方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倡导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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