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河口会议
㈠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6月26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这就是长征史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
出席两河口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张国焘。政治局委员朱德、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邓发。
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与会者都充分发表了意见，多数人的意见比较一致。会议最后一天，与会者们一致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决议最为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第一项：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决议中，中共中央提出的北出川陕甘，建立面向全国发展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这一设想，作为指导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如何行动的首要战略方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文件形式加以确定，指明了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向。
美丽的两河口
㈡两河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者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王稼祥。会议首先由博古介绍了通过无线电收听到的信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北平发动进攻，向北平永定门打了5炮，但不能断定日本帝留在义是否像过去侵占东北一样攻占北平，但迟早是要企图占领北平。所以应当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叉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红军中间。
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
会议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首次将中国革命的战略发展方向指向了中国北方，从而将中共中央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提出的“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向实现这个政治主张需要付诸实施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整个中国革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迈出了走向民族革命斗争历史大潮潮头的关键一步!从而也将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的长征引向了胜利之途。
这个决议，决定了长征的胜利，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二、为实现两河口会议决议及其补充、发展北上方针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阿坝州境内）
两河口会议确立了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后，中共中央还在阿坝州境内的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为落实贯彻，以及补充完善这个方针的重要会议。
㈠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两河口会议后，中革军委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夺取松潘，以打开“北出陕甘”的通路。但因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张国焘以“统一组织指挥”为由，蛊惑和蒙蔽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权力要求，延宕和干扰了松潘战役的进程。中共中央又于1935年7月18～22日，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的芦花官寨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1.芦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于1935年7月18日在芦花官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徐向前等人。
会议重点讨论了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张闻天首先提出人事安排的初步方案：
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的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时帮助之。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实际上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主任。
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
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
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集中这么多人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
芦花官寨——芦花会议旧址
2.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官寨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徐向前发言汇报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基本情况，陈昌浩扼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分别发言，一方面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败敌人“围剿”的成绩，对红军的扩大和巩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错误
张闻天总结说：揭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㈡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35年7月底，因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松潘战役难以为继，被迫流产。8月初，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另拟了《夏洮战役计划》，拟绕过松潘，穿越草地，进至夏河、洮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
为解决红一、四方面军为执行新的战役计划时的团结问题，1935年8月4日～6日，中共中央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沙窝寨(今血洛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
1.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于1835年8月4日～6日在沙窝召开，出席者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傅钟等人。
这次会议议程为：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㈡“组织问题”。
会议上，张国焘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要讨论检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问题，甚至进而要求改组中央政治局。张国焘还在发言中对中央的川陕甘计划表示怀疑，不承认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轻视根据地造成的，同时他还在战略方针和部署、少数民族政策、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等许多问题上，向中央提出了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要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此外，他还重提了前不久在芦花会议上讨论过的“组织问题”，要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理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份增补四方面军11人进入政治局的名单，而随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这时也才不过是9人。很明显，他这是要以“枪杆子的多少”，来改组中央政治局，一举获得政治局内的多数地位。
张国焘在会上的发言，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反驳。
经过两天的争论，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8月5日，这个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在会议上表决通过。
在“组织问题”上，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委员的11人名单，但也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样既在部分程度上对张国焘做出了让步，又拒绝了张国焘企图改组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取代博古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兼任副主任。
随后，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会后，军委纵队也一分为二，红军总部各局除二局外，其余大部分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返回了卓克基、马尔康地区，准备随左路军北上。在此前后，根据军委指示，调整了两个方面军的通信技术人员和器材，将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台统一编定序号，编为18个无线电分队(两军共17部电台，其中原属中央红军的12部);统一了电台的组织和通报制度，将四方面军的通报和译电分开，通信和机要分立，促使其无线电技侦工作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8月11日，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奉命率三局、通校、电话队一部进至卓克基，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局长王诤则留在右路军，负责组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右路军的通信联络。
沙窝会议旧址
2.沙窝政治局常委会议
会议于1935年8月19日在沙窝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等出席(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会议议题为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李维汉为副，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
就在这次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
毛泽东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赞同。
㈢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
因张国焘回至马尔康率左路军在向阿坝前进途中提出了渡黄河西进的问题，而位于毛尔盖的右路军则已经侦悉了经班佑及其以西平行路有可能大大缩短穿过草地到甘南的行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20日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毛儿盖乡索花喇嘛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立“北出陕甘”战略方针，而且进一步明确北进之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向东!
这次会议的出席者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
会议听取毛泽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指出：
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毛泽东最后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
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张闻天提出：“由泽东同志起草一决议，补充上次政治局决议(即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当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了夏洮战役后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
在目前具体的敌人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迸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
这是一个极具深远目光和伟大魄力的战略构思，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要站到民族革命斗争大潮最前沿的无畏精神和超强的政治远见!据刘伯承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后开始构思和起草决议时就曾对他说过：“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
多年后，刘伯承感慨道：
这句话很重要，我记得很深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毛儿盖会议是继两河口会议后关于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是对两河会议决议精神的补充、完善、延伸和发展!“黄河以东”战略，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各大主力长征的目的地和前进根据地。
索花寺——毛儿盖会议旧址
㈣牙弄寨政治局紧急会议
1935年8月底9月初，红军右路军穿越草地，进至今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巴西、阿西茸地区，并取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因张国焘始终不愿率左路军赶来会合，中共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与之反复蹉商和规劝，但张国焘一意孤行，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中共中央在争取无果的情况下，在牙弄寨周恩来驻地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三军和中央直属纵队连夜北进。
会议的出席者有：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
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进至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并于9月12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目前行动方针。会议的出席者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凯丰、刘少奇, 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 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
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限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并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进，实现“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
牙弄寨周恩来旧居(牙弄寨政治局紧急会议旧址一——会议上半程)
牙弄寨经堂(牙弄寨政治局紧急会议旧址二——会议下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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