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
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话说1953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内容如下：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作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合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80%至90%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7%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2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5%到10%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20%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办个体经济之事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70%至80%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的蔬菜供应，主要是要搞计划供应。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买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1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3月26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11月5日，中央第3次农业合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与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发胖，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乘坐专列由丹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一路上，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均到车站迎送。
11月12日12时，金日成的专列驶出天津站，于下午3时整驶入北京站。在站台上欢迎金日成的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客人。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亲切握手。
11月13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对3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还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11月22日，周恩来、金日成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一律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将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了字。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
11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胡志明，他写道：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法国总理——笔者注）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毛泽东问李四光：
“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究竟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外国人说，中国贫油。如果天然石油不行的话，就要早一些下决心搞人工石油。”
李四光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乐观和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天然石油的前景大有可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内，在东北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包括渤海），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在江汉平原；在北部湾；在西边巴晋和硕，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降物’。它们虽然都是中新生代的陆相地层，但从沉积的情况看，都有生油、储油的条件。我不同意‘中国贫油论’。现在，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我们应该打开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大的含油地区。”
毛泽东听李四光这么一说，高兴地笑了，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事建设的重大问题。
会议决定继续第3次精简部队，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领导体制，同时还将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后又组建福州军区，发展为13大军区），将军区体制由4级改为3级（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到1954年6月，全军已精减47.2万余人，到年底基本完成计划。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关于修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两项决议的通知”，对刘少奇的提法提出纠正，通知中说：
中央在经过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审议以后，认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党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中写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原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结果在提纲写出后几易其稿，他还是不太满意，看了第7稿才比较满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补，并把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写道：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关于过渡时期的开始时间，毛泽东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说明文字：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有两年至3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
毛泽东还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提法提出了批评，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又在提纲中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句话后面，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的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最后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月13日，毛泽东给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静文同志：
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12月13日
徐悲鸿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国第2次文代会上突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静文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泽东的奔马。画面是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着头，如疾风闪电般地向前飞奔。徐悲鸿在画面的右侧，用苍劲的字题写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廖静文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泽东。
田家英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走出毛泽东的住室，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找在那里读书的廖静文。毛泽东又把他叫了回去，嘱咐他说：
“要告诉廖静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时，为了说明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是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他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
“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12月15日，苏联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苏联政府是在12月2日任命尤金接替库兹涅佐夫为驻华大使的。
尤金在致词中说：我将不惜自己的一切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
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中国一贯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向全国公布。
12月19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便将报告退还给了彭德怀。
原来在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10月份制定出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提出，要在1955年1月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看了计划没有立即表态，他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于是，张震便将他们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1、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便于集中使用；2、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的保证供应，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以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语是：
“此意见可注意。”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关于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问题，各地在学习总路线时有很多讨论，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片面地引用中央同志的话，说其他阶级（主要指民主人士）在联合专政中只等于零（忘记了又不等于零的一个方面）。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
一、从实际上说，现在的政权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并没有妨碍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领导的，并没有妨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须将对党内省市以上高级干部在谈到此问题时加以说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样对很多人普遍讲的办法加以区别，我们应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话。
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书中都已明确说明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明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的领导地位是适合的，不加修改并无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则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如已宣布过的应予停止，并说明理由。
中央 1953年12月19日
1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华东军区关于攻打金门作战费用的预算，尔后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
此前，总参在10月15日批复华东军区：攻打金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联合作战演习”。陈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12月21日，彭德怀在将预算送毛泽东审阅前，也提出了意见：“攻金门问题耗费巨大，和陈毅同志商定，暂不进行，待勘察后再准备”；“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定。”
毛泽东在这份预算上写的批语是：
“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5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日甚一日，这才下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来在1953年9、10月间，4月份才由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在第2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进行了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饶漱石其人，身材短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眼睛小而明亮，留有上髭。此人话语不多，且言不尽意，常常是欲言又止，作人做事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
此时的饶漱石，一面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一面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以“反安倒刘”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
为此，毛泽东在一天晚上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人找来饶漱石谈话，他说：
“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
饶漱石顿时像遭了雷劈霜打似的，目光散乱，神情呆滞，不知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周恩来赶紧提醒他说：
“主席问话，你为什么不回答？”
饶漱石将身子移动一下，结结巴巴地说：
“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毛泽东并未生气，喝了一口茶，说：
“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明白吗？”
饶漱石额上渗出了汗，站起来回答道：
“报告主席，本人浅陋，确实不明白您的话的深意。”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
“坐下，有话坐下来说嘛。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你这个中央组织部长原来不读书啊。‘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出自《红楼梦》第二回，是骂贾雨村的。贾雨村靠贾府之力，谋补上金陵应天府这一肥缺，他却贪赃枉法，被革了职，属于儒林败类。至于‘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那是唐代孟郊的诗句，再浅显不过了。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少说。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先订下的方针开会，而妄自作主，政出旁边，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刘少奇在内，有错误就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像是鞭子抽打在饶漱石身上。他感到不寒而栗。周恩来口气略显温和地对饶漱石说：
“主席这样苦口婆心教导你，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认个错？你作为中组部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带头闹事，整整一个多月，大会闹了小会闹，更想把安子文、少奇同志或许还加上我一起拉下马……你也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导当成耳边风，坚持你们闹分裂的那一套，不认错，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组织措施来处理！”
饶漱石听了周恩来这番软硬兼施的话，头脑冷静下来了，感到这是他向毛泽东当面陈诉的最好机会，便硬着头皮说：
“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是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这几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着对抗、包庇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的。”
毛泽东再次敲了敲桌子说：
“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在背后大做手脚，以为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你们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允许！”
饶漱石见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只得低头认错：
“主席，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评。”
毛泽东环视了与会者一眼，说：
“饶漱石愿意认错，我们无比欢迎。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赶紧说：
“主席，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是我先在会上提出来的，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这时候的高岗也仍然把毛泽东的警告当做耳旁风，到处找人谈话，曾经找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搞掉刘少奇。
高岗到陈云处去探病，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他说：
“毛主席现在正在考虑中央是否设总书记或副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陈云说：
“近来身体不好，主要任务是养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高岗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主张设立总书记，还是设副主席为好。副主席也不要总是刘、周，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说：
“这样不妥，副主席应该由政治局讨论，由全体中央委员投票选举。”
高岗又找邓小平谈话，他说：
“毛主席说党内要分一二线，他准备退到二线，你说谁到一线接班为好？”
“那还用说，不就是他们几位吗？”
邓小平指着挂在墙上的几幅画像说。此时党内规定，正式场合只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高岗指着刘少奇的画像说：
“他不行，他不成熟，拱倒他，我们来。”
邓小平说：
“你这种想法不对，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事后，陈云和邓小平都找到毛泽东，将高岗的这些活动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
此一时期，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他的会客室里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大讲刘少奇讲话稿中的那些毛泽东批评过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以及多次批评刘少奇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以后，高岗认为时机已到，特别是在毛泽东休养期间，党中央的工作按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对，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毛泽东虽然多次当面或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错误，但是，他还是要保护刘少奇的。
过几天，毛泽东就要去杭州了。他在临行前，开了一次会议，高岗、罗瑞卿都在场。毛泽东交代说：
“我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
毛泽东又说：
“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我们大家要注意。”
当天晚上，高岗打电话给罗瑞卿说，要到罗瑞卿家里看望他，罗瑞卿说：
“你不要来，有事我去你那里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奉命来到了高岗的家里，高岗说：
“要好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
高岗反复强调，要注意主席的健康，不要马虎。高岗还说：
“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罗瑞卿说：
“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
罗瑞卿告辞后，马上将高岗的话报告了毛泽东。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端了出来。他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搞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偕同江青离开北京，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中的3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陪同他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叶子龙。
此时，姚淑贤刚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担任医务工作。毛泽东和卫士们聊天时，漫不经心地伸出两腿，裤管有些短，长筒线袜上有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姚淑贤看着非常惊讶。
晚上，卫士封耀松让姚淑贤给毛泽东补一件睡衣。姚淑贤看看睡衣，臂肘处已经磨得很薄了，还有一个洞。专列上没有布，只有医用纱布，怎么好用纱布补呢？姚淑贤说：
“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封耀松却说：
“用纱布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长久了，你就明白了。”
姚淑贤只好用纱布给毛泽东补好了睡衣。没想到一直到1965年，姚淑贤在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还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姚淑贤在专列上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餐车服务员把辣椒摆在她面前，毛泽东比划着手势说：
“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那边。”
他吃着辣椒比吃水果糖还有味，笑着说：
“敢吃这种辣子，世界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吃罢米饭，毛泽东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筷子没有夹碎酱豆腐，却把那半块一起夹了起来。他稍一犹豫，就全塞进了嘴里。姚淑贤看着说：
“哎呀，多咸呀！”
毛泽东边嚼边笑着说：
“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
姚淑贤说：
“快吐了吧。”
毛泽东嚼着酱豆腐，说：
“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0大寿，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但他不愿给地方上添麻烦，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天。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还是坚持要为他过寿，正在秘密地准备着晚宴。
晚上7点许，饭菜端上了桌，6个热菜：木耳炒肉、牛肉炖萝卜、苦瓜炒肉、油菜、米粉肉、鱼；4个凉菜：雪里蕻、小辣椒，豆豉、咸鱼；主食是长寿面、花卷。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大家的意思，望了江青一眼，严肃地说：
“中央已有决定，不能祝寿。你们为什么还要为我祝寿啊？”
李银桥忙说：
“主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分，还是可以的。”
“银桥，又是你出的点子吧？”
“主席，这次你可说错了，这是大家想到的，我们集体决定的，共同来办的。”
“哎呀，是集体决定的事，那我就不好办了！好吧，我服从，那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吧。”
李银桥见毛泽东同意了，忙招呼了一声，卫士、机要、医务等各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高高兴兴地跑了过来，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孙勇说：
“主席，祝您生日快乐！”
“主席生日快乐！”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祝贺着。毛泽东站起身，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谢谢同志们！拿酒。”
李银桥拿来葡萄酒，在每个人面前的高脚杯里都倒上了酒。李家骥也跑到值班室里拿来了用面做的6个蒸熟的大寿桃，一字儿摆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端起酒杯，说：
“谢谢大家，祝你们健康成长！干杯！”
他和工作人员们一一碰杯，干杯。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以手示意大家吃菜。他两边的工作人员你一筷我一筷地给他夹菜，毛泽东连忙说：
“好，好了，我自己来。”
酒过三巡，该吃长寿面了，毛泽东接过一碗，吃了两口，说道：
“吃长寿面能长寿吗？祝寿能使人长寿吗？我看不能。如果能的话，那就天天吃长寿面天天祝寿就行了。这样能调节气氛才是真的。”
专列到了上海，毛泽东向前来迎接他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人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即将奉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的张鼎丞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2月27日，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齐白石的90大寿。毛泽东尚在去杭州的途中，他委派工作人员送上了4件贺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山参和一架鹿茸。工作人员还说：
“毛主席祝老人家福寿康宁！”
齐白石激动地说：
“毛主席今天给我送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
这一天，全国政协和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举行了祝寿大会，周恩来也到会祝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代表文化部，授给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后来，齐白石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毛泽东的盛情，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旭日老松白鹤图》，一幅是《祝融朝日图》，献给了毛泽东。旭日象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光明与温暖；老松白鹤是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祝融朝日是指红太阳出在湖南。齐白石还应曼顾的嘱托，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
12月27日晚，毛泽东到达杭州。浙江地方领导人谭启龙、李丰平和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早早来到火车站接着。毛泽东换乘小轿车驶进西子湖畔的刘庄大门，开到1号楼前。
刘庄坐落在杭州西湖西岸丁家山的半山腰，又名“水竹居”。早在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了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这个庄园。刘庄面对六桥，北仰双峰，囊括湖山胜境。刘庄的庭院景观全是民族风格，而且是依着《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的。建国后，刘庄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绿色琉璃瓦面，金黄色琉璃瓦翘角；楼房周围有回廊亭阁相护卫，更呈现出楼台隐现、回廊曲折、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毛泽东虽然是在建国后第一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来到刘庄，但他下了车还是十分高兴地对卫士们说：
“到家了。”
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以后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请看本传第七卷：九天揽月。
东方翁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野战军继续横扫国民党军残余；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禁娼戒毒的果断措施。接着，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继之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果真是五洋捉鳖也。禁娼戒毒，娼妓、烟鬼瞬间绝迹；土地改革，农民无不欢欣鼓舞；镇压反革命，数十万敌特束手就擒；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伪军等组成的“联合国军”俯首讲和；“三反”、“五反”，大小贪官和“五毒”奸商纷纷落马。可以说，毛公领导的每一次运动无不是轰轰烈烈，旗开得胜。短短4年间，九州处处海晏河清，盗贼亡种；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且有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思公，奋发向上，营私为耻；真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以其思想、智慧和凝聚力，能使数万万人民在思想上大一统，劲儿往一处使，步子往一条道上奔，有大作为之如此者，舍毛公其谁也！读史至此，岂不令人拍案叫绝！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