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是“两路”精神的号召者和推动者，为“两路”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进程中，作出了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两路”精神形成的动因；立足西藏“国际地位极重要”的实际，毛泽东致力于经营治理好西藏的理论探索，他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发展经济、繁荣西藏、改善民生，坚持民主协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培养民族地区各方面建设人才，科学研究青藏高原以合理保护开发等主张，夯实了“两路”精神的理论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铸就了“两路”精神的红色基因；在“两路”的修筑和养护中，毛泽东号召建设者们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铸牢了“两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关键词：毛泽东；“两路”精神；卓越贡献
原文出处：单孝虹，《毛泽东对 “两路 ”精神形成的卓越贡献》，《毛泽东研究》2024年第2期。
目 次
一、修筑“两路”，奠定“两路”精神形成的实践前提
二、探索经营西藏，夯实“两路”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三、倡导弘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铸牢“两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1954年，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以下简称“两路”）的成功修筑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推动西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对巩固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鼓舞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2014年8月习近平首次凝练阐释“两路”精神的形成历史和发展过程以来，学界围绕“两路”精神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围绕“两路”精神的形成、发展、内涵、价值等多方面展开了探讨,对“两路”的成功修筑是“两路”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进行了研究，就“两路”精神对于交通强国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教育价值进行了讨论，但较少有成果专题讨论毛泽东对“两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值此“两路”建成通车70周年之际，回顾“两路”修筑及“两路”精神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关于修筑“两路”的决策以及经营好治理好西藏的理论探索是“两路”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两路”修筑进程中，毛泽东对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大力倡导为“两路”精神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动力。
一、修筑“两路”，奠定“两路”精神形成的实践前提
“两路”精神形成于川藏、青藏公路修筑和养护的进程中，没有“两路”的修筑就没有“两路”精神可言。基于对西藏“国际地位极重要”的科学研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修筑“两路”的重大决策，为“两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前提。
（一）西藏“国际地位极重要”，解决西藏问题“宜早不宜迟”
近代以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一手炮制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为我国埋下了西南边疆治理的严重隐患。元朝(1271—1368年）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西藏即使发生矛盾和冲突也都属中国内政，皆由中央政府自己解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日衰，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觊觎我国西藏的重要战略价值，不仅发动侵藏战争，而且试图“以‘独立’、‘完全自治’为名，阴谋将西藏从祖国分割出去，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庸”。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对西藏问题的插手，促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快了解放西藏的步伐。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表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西藏的坚定决心。10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攻金门、定海失利后，毛泽东认为进攻台湾条件不充分，在得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使团”出国“求援”的消息后，他认为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一方面，中苏建交，“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基于自己利益考量，也在调整对华政策，美国虽加强了与西藏的秘密联系，但却小心翼翼地“以不致授中国以反对把柄的方式维持”。面对这些有利时机，毛泽东于12月6日在出访苏联途经满洲里时，果断作出了“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的决策。1949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入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1950年1月2日，虽然毛泽东身处莫斯科，但牵挂西藏的他致电党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明确改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提出“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
（二）“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毛泽东在擘画全国解放的战略蓝图时，就把进军西藏、经营西藏提上议事日程，并实事求是地指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困难”和“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因而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自力更生、“不吃地方”的筑路战略。
毛泽东原本计划让中共中央西北局承担进军西藏任务，但彭德怀于1949年12月30日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由青海、新疆入藏有难以克服的交通困难。1950年1月2日，党中央决定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重任。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建议西南局尽早议定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修建公路、训练干部、鼓舞士气等问题，明确指示西南局“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即使面临国家经济困难，军事上还有抗美援朝的压力，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十分关注进军西藏的公路交通、物资供给等后勤保障问题。西南局作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决策。1950年8月18日，毛泽东致电西南局询问向昌都进军的几个问题。8月23日，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局的相关情况汇报后指出：“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同日，毛泽东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李涛解决进军西藏的高空运输机。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各路进藏部队于1950年8月26日修通了从成都到甘孜的公路，又由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工兵五团及机械工兵营、军大八分校学生日夜施工，修建了甘孜飞机场，解决了交通补给问题，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坚实基础。
（三）和平解放西藏后发布训令强调，修通“两路”，巩固国防
和平解放西藏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各族人民。毛泽东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以和平方式为好，但解放西藏“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一再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事宜。昌都战役胜利后，通过党和政府的多方努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和平解放西藏,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前程由此开启。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为保障《十七条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党中央对川藏、青藏公路的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5月25日，毛泽东签署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明确指出，“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在作出进军部署的同时，对道路修筑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作出明晰部署。毛泽东多次强调筑路与生产并重对于完成军队入藏任务的重要性。1951年9月13日，接到西南局关于1951年进藏部队任务短时间内难以完成，恐两三年才能修通的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是否可以考虑将进藏部队的任务“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1952年4月，毛泽东再次致电张经武、西藏工委及西南局，强调西藏工作须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同时非常关切军队筑路及西藏人民的生活改善情况，强调修筑公路对于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的重要性。电文指出，“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驻藏部队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坚决维护《十七条协议》，认真执行“慎重稳进”方针，以早日修通进藏公路为神圣职责。
二、探索经营西藏，夯实“两路”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西藏“国际地位极重要”的战略判断，致力于祖国的统一、西藏的繁荣和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为了经营好治理好西藏，提出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发展经济、繁荣西藏、改善民生，坚持民主协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培养民族地区各方面建设人才，科学研究青藏高原以合理保护开发等主张。正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两路”修筑和养护者们以感天动地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党中央的相关要求和号召，奋斗在雪域高原，铸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一）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
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实现富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祖国统一才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单一制”原则，“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为此，毛泽东指示要坚决与分裂西藏的一切图谋作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把解放西藏与抗美援朝列为头等大事，作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的决策。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的《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为了粉碎一切分裂西藏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军事上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另一方面做好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种种努力。由此，《十七条协议》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区行使主权。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至此西藏和平解放成为现实。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击碎了一切分裂西藏的图谋。
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充分体现了捍卫国家统一、维护国防安全的根本立场。1951年5月25日，朱德为进藏部队题写了“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的指示，并期望他们用“辛勤的劳动逐步地把高原变成沃土”。8月18日，毛泽东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时强调了筑路的目的是“帮助各兄弟民族”。在关于川藏公路修筑线路的选择上，为了关切人民的最大利益，选择“人口较稠密，经济价值大，国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南线，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在“两路”修筑和养护过程中，筑路部队及养护者都胸怀爱国心，自豪地战斗在雪域高原上。当进军西藏的任务落到原本可以在富庶的川南过安稳生活的十八军身上时，极个别同志有消极情绪。为此，张国华对部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重点讲了进军西藏对于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告诫大家如果西藏出问题，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在誓师大会上，十八军全体将士向祖国庄严宣誓，一定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牺牲在雀儿山的张福林烈士在筑路过程中，带领全班刻苦钻研爆破技术，还为全班战士制定了“爱国公约”,时时提醒大家为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在川藏、青藏公路的修筑和养护过程中，建设者和守护者们默默坚守在高原上，爱国为民的情怀是他们坚守的最大动力。
（二）坚定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十七条协议》的成功签订，充分昭示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得到广大西藏人民的拥护，它开宗明义地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写在前言中。早在1949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一起致信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时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在《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上，朱德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永远毁除民族压迫政策，而代之以国内各民族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在经营西藏、建设西藏过程中必须严格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宴会上指出，在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各民族实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明确指出：“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6月8日，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大会上，邓小平指出：“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将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决地贯彻执行协议，加紧准备并动员西南全体人民支援入藏部队，以巩固国防。严格教育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及一切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协议，遵守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严守纪律，努力帮助西藏人民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无论是勘探队员还是筑路大军都模范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各民族群众也积极支援公路建设。正是由于军民一心、民族团结，才成功修筑了川藏、青藏公路，道路的修通又进一步加深了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联系，从根本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如从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支前模范曲梅巴贞，在修筑川藏公路时带着牦牛运输队给部队运输物资。她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着康藏高原》一文中，深情讲述了对川藏公路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的真切感受：“我曾亲眼看见筑路的解放军战士和工人老大哥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爬行在雪层里和雪线上同大自然搏斗。为了祖国的建设和藏族人民的幸福，他们吃野菜、睡雪地，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康藏公路全线通车，“把西藏边疆和祖国的心脏—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把我们各族人民的心联在一条线上，使各族人民生活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里，如同象兄弟姊妹一样的团结和友爱”。
（三）经营西藏，援建西藏，改善民生
经营西藏并使其繁荣发展是毛泽东一直以来的美好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西藏时多次使用“经营”二字，足可见其治理、建设、发展西藏的战略眼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在擘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蓝图时，强调在采取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努力推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放。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的任务时指出，对解决西北、西南民族地区问题，用的都是“经营”一词。《十七条协议》明确写进了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展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要把西藏建设为“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在筑路英烈张福林的遗物里，战友们发现了5包菜种和一个笔记本。张福林在从川入藏筑路时拿自己的津贴购买了菜种，他的心愿就是路修通后在高原种满蔬菜。无数像张福林一样的筑路英雄正是听从党中央号召，怀揣着建设繁荣幸福新西藏的美好愿望，克服重重困难奋战在雪域高原，修通了通往西藏的幸福之路。1955年3月，《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明确规定“拨款并派遣技术人员，帮助西藏地方进行以下各项经济和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水利、农场、学校等建设项目，还提出要“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予扩建，以加强培养训练藏族及其他民族干部的工作”。1956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对西藏的同志说，“两路”修通只是为西藏的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搞建设，要大力培养“自己民族的干部”，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两路”修通后，一代代建设者，无论是“两路”道班工人，还是兵站战士；也无论是青藏高原的“钢铁运输班”，还是“川藏线上十英雄”“雪线邮路最美信使”，都牢记毛泽东的期许和嘱托，在“两路”养护和建设西藏的进程中，奋战在自然条件艰苦的青藏高原，传承着当年筑路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爱岗敬业，忠诚爱国，拼搏奋斗，甘当路石，默默奉献，和高原群众心连心，赓续着“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使“两路”精神在雪域高原永放光芒。
（四）坚持政治协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和平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的进程中，毛泽东一贯主张充分运用协商民主的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倡导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一起致电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愿意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为了做到政治争取的最大化，毛泽东要求西南局及西藏工委做事一定要细心慎重，特别强调了要实行严格的请示汇报制度，对进军西藏的事情关心备至，连西南局报告中央的十八军进藏口号，他都亲自过目并要求邓小平仔细修改。从1951年4月29日到5月21日，经过20多天协商，最终圆满地达成了《十七条协议》。据参加和谈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达回忆：“双方代表通过亲切会谈，交换意见，平等协商，很快就许多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订，使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充分说明了协商民主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的重要作用。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在经营西藏、建设西藏以及西藏的民主改革进程中，必须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宗教政策，必须和西藏人民进行广泛的协商，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赢得西藏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对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明确指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指出：“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两路”的修筑者和养护者模范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政治协商的原则，争取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支持，建立起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团结之花永远在高原绽放。川藏公路修筑时，西藏尚未实行民主改革，筑路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习惯，在购买物资、路线选择等方面都积极同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协商，争取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同时亲切关怀和充分尊重筑路民工，给他们发放衣帽、鞋袜、茶叶、糌粑等实物，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十八军战士甘炎林、李久盛在《跨越千山万水，架设幸福金桥—修建川藏公路回顾》一文中回忆道，“不管多么疲劳，多么艰苦，从来不住民房，不住喇嘛庙，并注意保护一切文物古迹和经书佛像。……在连续三年多的进军修路途中，施工中，遇到‘神山’、经塔、玛尼堆等宗教建筑和设施时，宁使公路改道，也不轻易损坏，实在不能改道的，就同当地上层人士协商处理，按宗教习惯迁移或重建。对于藏族人民的田园和庄稼，我们尽可能的不占或少占，修路中必须占用的，事先都取得当地头人和群众的同意，然后作价赔偿。对于参加修路和运输支援的藏族民工，我们专门选派干部进行照顾，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并向他们传授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十八军战士魏克在《牦牛驮运大军上高原》一文中指出，经过两个多月的耐心工作和艰苦生活，西藏很多爱国上层人士积极筹措物资卖给人民解放军。1951年4月，昌都以藏族上层爱国人士为主成立了支援运输总会，各个宗也都分别成立了支援运输委员会，组织成千上万头牦牛担负支援运输任务。昌都地区从1951年至1954年底，用牦牛支援运输的物资达50万至60万驮，两个地区的藏族人民总共参加支援运输的牦牛达100多万头。
（五）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合理保护开发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在擘画新中国蓝图时，就已将青藏高原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就提出，在部级建制中设立“科学院”，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等，同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负责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务。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在组建西藏工作队进入西藏做宣传工作的同时，重点对青藏高原进行了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于1951年6月和1956年6月分两批组成西藏工作队，分为地质地理、农业气象、医药、语言文艺及社会科学五个组，随十八军在金沙江以西、日喀则以东，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及唐古拉山以南的地区进行了两年考察，对康藏高原的自然和社会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十八军战士冀文正在回忆新中国第一支进藏科考队的工作情况时说，“1952年，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可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西藏的未来，毅然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名义，委派以李璞为队长、包括各个学科的专家教授组成的科学考察队赴藏工作，主要任务是落实《十七条协议》的有关条款，摸清西藏的各类资源，培养第一代科技人才，以便制定规划，帮助西藏发展各项经济事业，改善藏胞的生活”。科考队的专家不仅要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还要给西藏农业技术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上课，指导农场工作人员在高原栽培蔬菜、种植粮食。1953年4月26日，在培训班毕业典礼上，政委谭冠三指出，“中央对西藏、对我们是十分关心的，那么多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被派来西藏考察和开办训练班就是证明”，并希望学员们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为发展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共同奋斗”。
毛泽东非常关注青藏高原的水源地保护利用问题。他曾分别同黄河与长江两个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及林一山进行多次谈话。林一山认为，毛泽东重视南水北调，“主要目的是开发北方，开发西部。对于向西部引水和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西部边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毛主席在1949年就考虑到了。我听说，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说：我们除了考虑国家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外，还要亲自掌握像南水北调、大三峡和铁路通拉萨这样几个重大问题。西部问题很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团结的问题。民族团结是投多大资、花多大钱都买不到的”。
三、倡导弘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铸牢“两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不仅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要缔造者，而且在“两路”修筑和养护过程中多次号召筑路部队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为“两路”精神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原动力，铸牢了“两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因内核是“两路”精神的源泉
“两路”精神传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视死如归的胆魄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是伟大建党精神，还是长征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和军队以革命加拼命的豪迈，勇于斗争，知难而上，以苦为乐，不怕牺牲，充分体现了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长征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以及挑战人类生命极限的爬雪山、过草地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红军将士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和勇气，以“枯叶当烟草、打精神牙祭”的乐观，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正如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的同志就是好同志，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二是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支撑。“两路”精神所展现的川藏、青藏公路筑路者及养护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气概，其背后最强大的动力来自坚定的革命理想，是对“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的誓言的坚守，是对修通公路、建设好青藏高原的坚定信念的支撑。三是开拓创新、自我革命的胆魄和担当。川藏、青藏公路筑路者及养护者“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最强大动力，来自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的担当与开拓精神。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锲而不舍”是“两路”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品格传承。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会师、从红色瑞金到革命圣地延安、从西柏坡走向新中国，在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自力更生的风骨及锲而不舍的坚持，经受住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种种考验，这也正是川藏、青藏公路筑路者及养护者能“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秘诀。五是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基因底色。“两路”精神传承革命精神的基因内核，展示了爱国为民的崇高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革命精神的倡导，鼓舞建设者们铸就“两路”精神
重视革命精神对革命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早在红军创立初期，毛泽东、朱德等红军主要领导人就重视用理想信念、革命精神激励官兵。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朱德在为进藏部队写的寄语中，要求部队官兵“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鼓励官兵“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纪律优良的传统”。1952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康藏公路开工之际，为筑路部队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刘伯承把进军西藏比作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用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激励进藏部队攻克种种难关。无论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是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过程中，进藏部队都非常重视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用革命精神鼓舞士气，攻克了高寒缺氧、冻土流沙、雪崩塌方等被认为不可能克服的困难。进藏部队主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曾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在《十八军进藏纪实》一文中，对革命精神对于进藏部队的激励作用进行了总结。他写道：“依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示，此时青藏公路已动工修建。康藏公路突破了关山阻隔，已越过了甘孜，正为劈开雀儿山而日夜搏斗。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曾经嘲笑我们：想把公路修上世界屋脊是不可能的，是‘幻想’。但是，公路胜利前进了，筑路指战员和全体民工在飞鸟难越的雪线上忍受着种种艰苦，发扬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开辟了康藏人民的幸福大道。部队提出了‘叫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的豪壮口号，高度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不怕艰苦的光荣传统。”谭冠三也在《进藏八年》一文中，总结了革命精神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对进藏部队的鼓舞作用。他写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鼓舞下，开展了工程民主技术创造运动。在长期、连续、紧张的施工中，高度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豪迈的精神，日以继夜地与大自然搏斗，战胜了严寒，征服了绝壁、山洪、冰川，使公路伸向拉萨，伸向祖国边疆。”
“两路”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弘扬传承“两路”精神。习近平关于“两路”精神的重要论述，不仅推动了学界对“两路”精神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两路”精神的传播与弘扬，为“两路”沿线地区把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注入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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