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
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
话说1954年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泽东的秘书通知说：
“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文运昌和文梅清两位老人，请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书还告诉他说，要把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一起请去。
前文已经讲过，文运昌年届七旬，体弱多病，难以单独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儿媳萧凤林复信之故，加之天气渐冷，致使他二次赴京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泽东的许可，于是，3人结伴同行，于10月底到达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将近一个月来，他们依旧是游览名胜，参观首都这几年的建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文运昌、文梅清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异常兴奋，连声说：“好，好。”文静纯也满口答应了。
中南海来了两辆轿车，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静纯依次上了轿车，同去的还有章淼洪和两个女儿。
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的家乡客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邹普勋，堂弟毛泽连，老朋友谭熙春，堂叔祖毛锡臣。在京的钱希钧、毛远耀、胡觉民等人也应邀作陪。
毛远耀是在1953年由衡阳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
毛泽连、毛锡臣、邹普勋、谭熙春4人是在9月份来到北京的，他们抵京后，住在西郊宾馆。
丰泽园里车来车往，人声喧哗，好不热闹。毛泽东用韶山口音对大家说：
“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他询问了家乡土改和生产情况。毛锡臣和毛泽连说：
“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泽东说：
“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泽东说：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最好是从南方迁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
“他们不会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乡搞习惯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
“那就听他们自己的，我不勉强。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养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
“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还田。”
“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毛泽东摇摇头，又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猪牛粪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些办法，多开荒，多积肥。田多肥足，粮食也就可以增产了。”
毛锡臣说：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籽、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
毛泽东又想起了过去熟悉的韶山那几个头面人物，他问毛锡臣：
“毛吉臣还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锡臣回答说：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搞回来了。其余3个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绅士毛棠圃。毛锡臣说：
“毛棠圃死了。”
毛泽东问到劣绅毛明德。毛锡臣说：
“也死了。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
“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厉害，会讲，跟他们搞到一起。”
邹普勋插话说：
“我姐姐毛邹氏到北京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她儿子毛泽全家，很想来见见主席，只是怕打扰主席的工作。”
毛邹氏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女儿，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帮助过毛泽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把儿子毛泽全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邹普勋这么一说，连忙道：
“不要紧，我马上派人去接她来。”
毛泽东命叶子龙驱车前往后勤部大院，接毛泽全一家人。毛泽全和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个女儿，先后上了车。车子经新华门驶向中南海。叶子龙笑着对毛泽全说：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乡下来了好几位亲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星期六，也都回来了。”
叶子龙走进会客厅，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泽全同志全家来了。”
毛泽东问道：
“他母亲来了吗？”
叶子龙说：
“同车来了。”
“婶母来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朝屋外走去。卫士长李银桥见毛泽东起了身，也跟着向外面走去。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里，已听见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
“婶母您好！”
毛泽东迎上前去，朝着毛邹氏亲切地叫着。老太太颤巍巍地移动着缠裹的小脚，仔细端详着毛泽东，也激动得喊了一声：
“润之！”
毛泽东拉着毛邹氏的手，亲热地说：
“婶婶！您老人家身体好吗？”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说。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3个月了。”
毛泽东转身对毛泽全、徐寄萍说：
“婶婶到北京这么久了，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
毛泽全连忙解释说：
“主席工作忙，我们怕打扰您……”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邹氏说：
“不要紧。你叫泽全打个电话给我，我抽个时间见见你，不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着，双手搀着老太太走上屋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嘱咐说：
“慢点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脚，她倚着毛泽东，慢慢地移动着小脚，也喃喃地说：
“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屋里。屋里先到的一众客人毛锡臣、王季范等，与毛泽全和他的母亲都相互打着招呼，笑语盈盈，好一场乡亲大聚会。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及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也都回来了。李敏非常活泼热情，她的两条长辫子垂在两耳后边，笑眯眯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讷则不爱说话，她只是羞涩而矜持地站在一边。
吃饭时，客厅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宾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们一桌。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毛泽东给客人们敬了酒，又劝大家多吃菜。饭菜虽然比较丰盛，却也还是二米饭和一般的家乡菜。
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癫子”，喝起酒来讲话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泽东心目中，十六哥是一个“不大老实的人”。所以，毛泽东也不多劝他喝酒。
叶子龙从一大盘红烧肘子里挑了一块肉，放到毛泽东饭碗里，毛泽东很快吃了；叶子龙又从青年人和孩子们的餐桌上，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毛泽东，毛泽东吃得特别香。
饭后，毛泽东又和文家表兄谈起在外婆家读书的事，还背诵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对联。文运昌把带来的几本线装书拿给毛泽东看，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徐寄萍拿过一本一看，只见书中每一页都用毛笔写满了蝇头小楷。毛泽东见到自己几十年前读过的书，如今还保存完好，很是高兴，他对文运昌说：
“十六哥，你还真会保存文物啊！你可当收藏家啰。”
“泽全，”毛泽东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婶母，让她老人家过一段好日子。”
他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我一直穿到广州。”
毛泽全听了，心头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没见江青，就问道：
“主席，怎么不见江青同志？”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她是候鸟，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运昌提出请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写一个条子，为他在湖南安排一个参事之类的工作。毛泽东一听，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了，他说：
“建国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是，一年不能来的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稿费支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许多麻烦。生活确实困难的，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毛泽东又指着毛泽全、钱希钧、毛远耀等人说：
“他们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组织闯出来的，我是从不干预。”
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说，就再不做声了。
“还有，”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旗号，找湖南当地政府的麻烦。这点请你们原谅，也请你们回去跟其他的亲友说清楚。”
此时，毛泽连、谭熙春、邹普勋、毛锡臣等因来京日久，打算回湖南去，毛泽东就说：
“十六哥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文运昌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
“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啊！”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运昌只好答应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毛泽东在客人们离京时，给谭熙春、毛锡臣这些第一次来京的人，分别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裤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来京，以前已经添置了衣物，这次就免了。邹普勋告诉毛泽全、徐寄萍说：
“这次来京的乡亲，主席为他们添置的衣物规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运昌听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虽然生性节俭，且有不少稿费收入，但开支大，经济并不宽裕，今后可不能过多地来北京打扰他了。
1954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吴努是在11月30日应周恩来之邀，首次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及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一见吴努就关切地说：
“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拘谨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谢谢。”毛泽东说：“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
他针对一些周边邻国因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地问吴努：
“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吴努小心翼翼地说：“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坦荡和自责使吴努很受感动，他那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顿时一扫而光，于是也敞开了心扉，说道：
“很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
“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吴努所说的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是李弥部的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大肆破坏、袭扰、贩毒、抢掠。毛泽东见吴努主动提及此事，便摆了摆手说：
“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说：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么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重要。”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他还说：
“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
“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吴努说：
“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毛泽东还谈到了亚非会议，他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说，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
“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12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就中宣部报送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谈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决定联合召开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历来《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联席扩大会议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
尔后，周扬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在周扬12月2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作好编制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委各部党组：
自中央11月10日指示各省市编制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以来，各地都在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为使这个工作作得更好一些，特提出如下意见，请各省市委研究执行。
一、各省市委在编制当地的五年计划时，不但应当注意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发下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而且应当认真地研究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具体情况，以便结合国家计划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建议各省委在12月10日作出当地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并上报中央以后，于12月15日左右召开一次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县计划科长和农业科长的会议，专门讨论各该省市的五年计划纲要。省委应该经过这次会议，亲自调查各地的情况，了解各地的经济资源，发现各地的生产潜力，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对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再做一次修改和补充，使计划能够更充分的放在比较可靠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二、除了个别省份（例如辽宁）工业比重很大，省委应把工作重点摆在工业方面外，一般省委都应该明确地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农（牧）业方面。对于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应当细致研究，找出办法，力求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国家掌握的粮食和技术作物等主要产品应当列入地方计划，同时关系当地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各种出口物资也应当尽可能地列入地方计划；对于国家的统一的要求应当充分照顾，对于当地的具体的要求也应当切实照顾。
三、各省管理的各种类型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工业应当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具体需要的问题。中央认为，不论在地方工业的生产方面，或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与农业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方针。各地在编制地方工业计划、安排地方工业生产和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时，应当根据全国平衡和当地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一方面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否保证当地的工业生产以足够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工业生产能否满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两方面的各种要求。但应当注意，关于新式农具的生产，国家已作统一的安排，不要与中央的计划相抵触。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计划，亦应当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并逐步使之适应上述方针的要求。
四、在编制商业计划时，对于公私比重，必须贯彻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应当进得太快。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关于这个问题，各省市委必须有迅速地部署，把步子放慢，对于被排挤的私商小贩，应当给予适当的安排。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实行城乡分工后，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不便利于人民买卖货物的严重情况和某些阻塞商品流通的现象，因此，如何使商品的周转环节合理化以利发展城乡的物资交流，并改变目前城乡联系中某些阻塞的现象，请你们仔细加以研究，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商业管理计划的改进意见。
中央 1954年12月3日
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决议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一通知时还加了一句：
“在写文章作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3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自此以后，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恩来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地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恩来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恩来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欲知毛泽东的外交方针如何贯彻，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日和12月11日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谈话，值得研究。在这一时期，关于外交方面，他考虑的重点问题就是确立和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他还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类议论是毛泽东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五项原则”外交方针的成功实施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努力，这才团结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得了一个几十年的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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