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的妨碍统筹兼
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
话说1955年10月13日，毛泽东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次修正稿意见，给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8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他们“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关于第3次修正稿，他在信中写道：
“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2第3两节，合并为第2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9节；在第2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3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5节中，在谈社员成份问题的第1第2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10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10节和第11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3节的第2行、第4节的第2行和第13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8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10月15日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了由上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同一人种。”
翻译刘德有听不大懂湖南话，慌乱中把“人种”翻译成了“民族”。周恩来马上予以纠正，说：
“不是‘民族’，而是‘人种’。”
廖承志看到刘德有更加紧张起来，立即坐到毛泽东身旁，微笑着说：
“我来，我来！”
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欢有色金属而不喜欢有色人种。据我看，有色人种相当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贵重的金属，有色人种至少与白色人种同等重要。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都是第一类，不是第二类。第二类是动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
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从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说起：
“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世界上没有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互相有好处，互相有帮助，互相感谢。”
毛泽东看有些日本议员仍然有紧张情绪，就幽默地予以解释说：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张的，你们感觉怎么样？也许你们没有来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共产党这个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许脑子里面会有一些紧张。中国对你们是不是有礼貌？是不是欢迎你们？是不是对你们提出许多责难？我想，也许你们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日本议员联系到十几天来的访华情况，觉得毛泽东所说丝毫不差，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毛泽东又说：
“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日本议员很爱听毛泽东这些话，觉得毛泽东的确不像蒋介石与美国人宣传得那么青面獠牙，狰狞可怖。他们又当场直接提出释放日本战犯问题，毛泽东极其明确地回答说：
“战犯问题提得早了一点，把正常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就尽可能争取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地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的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给彭真、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彭真、邓小平同志：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8时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原定在勤政殿举行，可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太多了，勤政殿容纳不下，便不得不改到怀仁堂进行。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单位负责人。
陈云首先讲话，他主要是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刚才陈云同志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早两天跟有些朋友说过的。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趋势如何？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全国广大的人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都讲过。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命运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一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权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是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3个头，样子也很难看，总之，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的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就是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维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开始是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大家有把握，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一种工人、一种农民和一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学习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点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政策、方针。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全国有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笔者注）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准备共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700万人左右。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3千万人左右。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的估计，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气力，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或者有也很少。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同时，讲到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会有缺点的。是缺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作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使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帐：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复时期3年共18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5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份，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份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讲一讲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两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4个人中间就有我们1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罗！我们大家担负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毛泽东讲完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发言。李烛尘在发言中还说：
“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
工商联全体执委立即起立，高声欢呼。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后，再一次讲话，他说：
“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也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个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引起误会，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因为有核心就能有领导，就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插话：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这样，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的。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一个不动摇、一个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到一条路上，就不动摇了。要逐步引到那一步，先有少数先进分子不动摇，逐渐使更多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反而快。早两天跟朋友说过，就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你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5月17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6、7、8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他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9月和10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他们准备在今后5个月内（今年11月至明年3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1956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央 1955年11月1日
尔后，毛泽东就陈嘉庚的来信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陈嘉庚在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中，叙述了他9月再访延安途中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时看到的情况，提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黄帝陵庙。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此件阅后，请提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11月1日
这天晚上9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视察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及城市工商业等情况。11时50分，专列抵达天津，停车1小时。毛泽东在车上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听取了汇报。
11月2日清晨6时58分，专列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毛泽东召见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上午10时43分，专列抵达济南。毛泽东召见谭震林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到下午1时结束。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
晚11时56分，专列到达泰安。毛泽东在专列行进中，与被召上专列的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到达兖州，毛泽东结束了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2时25分，毛泽东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
凌晨6时45分，专列抵达徐州，停车1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到达符离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小时又10分钟。
11时45分，专列到蚌埠，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到滁州。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到浦口。25分钟后，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及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7时21分，专列到镇江。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上午10时45分，专列到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
中午12时47分，专列到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
下午4时25分，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抵达上海。毛泽东下车到游泳池游泳1小时候后，上了专列。
11月5日晨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吃过早饭，又谈到9点40分。
中午，毛泽东下车游泳1个小时。
下午2时45分，专列到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
下午7时，毛泽东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杭州。
从北京到杭州不过区区4000余里，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5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见了省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领导人。一时间，空中电波频传，地面上有关人员闻讯奔走，你来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为奇观也！
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连夜日。宵旰为底事，专列人如织？
且说此时的杭州，虽已临近立冬时节，却依然风景宜人。毛泽东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
北高峰在西湖附近。毛泽东在攀登途中，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学习英语。他第二次攀登北高峰，很有感触。最后一次登临，心情极佳，健步踏过数百个石级，盘绕26道弯，登上山顶。上面平旷如盘，高塔矗立，四外远眺，入目而来的是群山屏列，西子湖云光倒垂，波平如镜。整个杭州城尽收眼底，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往来汽车，蠕动如蚁。毛泽东立于山颠，随口吟道：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马上将这一首《五律·看山》记录了下来。毛泽东解释说：
“这里的‘扇子’是指扇子岭，‘佳人’就是美人峰喽。”
说罢，他又翻开了英语课本，说：
“现在，既不热也不冷，只有学习喽。”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最早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林克提出来的。林克说：“1959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诵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据陪同毛泽东的王芳回忆，《五律·看山》一诗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到杭州期间三上北高峰时打的腹稿，诗成时间则是在1955年。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八十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是在批评我们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搞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他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3次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3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涟滟、山色空濛，滔滔钱江、烟波浩渺。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社会上有人传说，一些小报过去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记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就体验不到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要取缔掉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村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尽管这种情况事先我就知道，此时我心中仍就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下休息。这种松杉不仅长得高，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主席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气晴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保万无一失，在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吭声。那首《五律·看山》的诗歌，我估计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有《党的文献》杂志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根据毛泽东的手稿，将《五律·看山》的写作时间定为1955年。此后，仍有诸方面详细考证，认定是写于1959年11月。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谈话，10月29日在怀仁堂召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11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的指示，标志着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已告一段落，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移。更有意思的是，他和陈叔通等人的谈话和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颇有深意，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这就是：“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有人说，教育和带领民族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的一大创举，这话不无道理！由上述两例便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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