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1943-1949年晋冀鲁豫太行区的妇女纺织技术实践,从传播机制与实践主体两方面入手,探讨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如何在技术实践中发生关联,这种技术实践又为妇女带来怎样的体验。基于对史料的考察,本文认为边区基层干部群众通过模范学习、生产展览、经济计算、民主讨论、组织劳动等技术策略突破了代代相传的技术垄断传统,构建起一种以群众(尤其是妇女)为主体的技术政治。由此,妇女纺织不仅维持了边区军民的基本生计,也为中国基层技术实践积累了有益经验,同时为妇女进入社会性技术劳动领域做出了早期探索。这一案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妇女与技术的总体性窗口——在妇女手中,土法纺织成为制造棉布与解放感的双重技术,将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交织成“新社会”的经纬。这次重访将为我们思考技术与性别、生产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提供启示。
一、引言:当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现代革命的前沿技术
东黄须基点5个行政村的展览会,设有展览室一座,纺妇一院,院内有18个人纺线,内有60岁以上的老汉老婆各4人,小儿童3名。参观的人看到这样老的老,小的小,都能纺线赚钱,莫不羡慕异常,回村后一定好好纺织。[1]
这是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黎城县几个村联合纺织展览会上的一幕。与要求观众“请勿触摸”的展览不同,该展览会中正在劳作的纺织者本身成为展览内容,观众被鼓励观看、展示、互动和学习,展览的目的是实现土法纺织技术的扩散。这则材料可能会给21世纪的当代读者带来疑惑:依靠手工劳动、手工机械(见图1)的土法棉纺织无疑属于“前现代”,是现代中国长期急于摆脱的“落后”生产方式;然而,这种前现代的劳动技术却在一段特殊时期内成为革命的“前沿”技术。1937-1949年,边区记录在册的生产建设展览会有68个,纺织生产往往是其中的重要单元;除此之外,还有8个纺织专题展览会,集中在陕甘宁和晋冀鲁豫边区[2]。那么,马克思笔下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何以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成为被大力推广的模范典型?
这个问题中的矛盾进一步引出如何判断技术“先进”与“落后”的追问。白馥兰(Francesca Bray)在其经典著作《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中引用过古典学家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讲述的一个罗马故事:有人发明了打不碎的玻璃,而皇帝明明知道只有发明者一个人了解技术秘密,却立即处死了他。芬利认为这个故事表明,即使在工业资本主义发源的欧洲,技术进步在漫长历史中也从不是重大目标,仅仅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对于“进步”与“增长”的追求才前所未有地占据历史舞台[3](P10)。这提示我们,从落后到先进的目的论叙事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历史规律。因此,恰如白馥兰所呼吁,为了驱除世界存在比较等级的幻觉,需要发现与重构那些曾经把持历史舞台的其他力量[3](P11)。由此便可发问,看似“落后”的土法纺织技术,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动机、文化与政治经济条件下,在20世纪的革命战争中被有意识、大规模地普及,其结果又是什么?同时,这个问题也提示着一个常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妇女始终是技术历史的创造者。由此也可进一步提问,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怎样的性别化技术经验,从而促成土法纺织技术走向革命前线?
为回答上述问题,在讨论边区妇女纺织的具体史实之前,需先对作为“工业革命跳台”[4](P5)的现代纺织技术发展历程作一简单回溯,以寻求解释的理论资源。
关于工业革命的一个常见叙述是认为其起源于纺织业中的一连串重要技术发明,多锭纺机珍妮机(Spinning Jenny)被指认为是其中最关键的象征物。此后,许多大型纺纱工厂在英国各地开立,现代工厂制度由此成形[5](PP81-82),一个全球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拉开帷幕。
由此,“李约瑟之问”回响至今:为什么科技革命不是发生在中国?中国的手工纺织技术很早以前就相当发达,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突破的多锭纺机及水力纺机在中国元代《农书》中就已有记载,其他棉纺织生产环节也都出现过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技术革新。然而,在较晚近的记载中,这些先进的纺织工具往往被更简易的工具所取代[5](PP81-102)[6](P199)。伊懋可(Mark Elvin)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指出,中国不少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生产部门都经历过这种停滞,后来被欧美反超,而“在纺织业中,这种先进转而衰退的模式是最明显的”[6](P194)。需要承认的是,“先进转而衰退”的说法可能只是现代人的后见之明。这种发问和回答的方式将技术发展看作一条由落后走向先进的必然道路。
然而,技术革新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技术形态如何变化受到人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技术选择的过程影响。赵冈认为,中国手工棉纺织遭遇的技术停滞——或说是逆向的技术选择——是由中国长期稳定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决定的[5](PP101-102)。超过5锭的多锭纺车和其他大型纺织工具都需要多人协作,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棉纺织生产都是在小农家庭中,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儿童)在农闲或其他工作的间隙中完成的[7](PP21-22)。即使在明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下,农户的生产活动受到了商人及商业组织支配,棉纺织业的主流依然是家庭生产[8](PP81-83)。因此,适合一人操作的工具和易于学习的技术在普通农家间占据主流[7](PP13-14),也便于主要活动空间局限在家庭领域的妇女进行操作[4](PP68-69)。也就是说,稳定的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使农民主动选择了更为“落后”的纺织工具与技术。与此相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则是大量农民失地成为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见,技术变迁并非一条由落后走向先进的目的论式线性道路,而是一个嵌入在社会技术网络中不断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恰如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提供的案例表明,对于全球“棉花帝国”的起源而言,技术知识的传播固然不可或缺,但扮演关键角色的并非技术发明,而是欧洲人跨越大洋使用暴力以及投入资本的能力和意愿[4](PP33-34)。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李约瑟问题的前提——一个发展突然中断的中国技术史——失去了效力。这个前提默认,诞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及其物质成果(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路径。李约瑟虽然将中国纳入科学技术史讨论,但是仍将中国放置在欧洲传统的现代科学语境中,“使它们从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3](P8)。
因此,关键不再是如何解答“李约瑟之问”,而在于提出新的问题。白馥兰在与李约瑟合作多年后提出了一种“批评性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可能性,她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诞生与我们西方的心智密切相关,我们很难将技术的概念和科学分开,或是去设想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轨道,其强调的标准不是机械的复杂精密、规模经济和产量的增加,而是其他。任何对这一狭窄轨道的背离都只能被解释为失败、历史停滞不前”[3](PP8-9)。简单来说,我们要问的新问题不是中国的技术发展为什么停滞不前,而是在目前以西方科技体系为主导的“标准答案”之外,那些“边缘”的经验又能提供怎样的视野。当旧问题被反转,就为被忽视的历史打开了空间,除了已有研究对“早期现代中国”(宋、明、清)技术实践的社会史考察,站在现代革命前线的土法纺织技术是否也具有在历史中提出新问题的潜力?作为土法纺织劳动者的妇女是否也可以在这个新问题中由技术讨论的边缘走到应有的核心位置?
二、研究案例:20世纪40年代边区妇女纺织
纺织是进入普通劳动妇女历史的独特入口。自清末民初中国卷入全球工业资本主义以来,作为劳动者的普通妇女开始有机会在历史资料中留下大量记录。纺织业作为中国首先向世界“开放”的经济板块,纺织女工成为研究者了解该时期中国社会与妇女的第一批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的纺织业则继续为研究者观察社会主义建设与妇女劳动提供了重要窗口。在这些丰富的成果中,中共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语境下的大规模妇女纺织(以下简称“妇纺”)尚未受到足够关注。
20世纪40年代,“妇纺”作为边区长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意义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讨论。
短期来看,“妇纺”维持了边区军民的基本生计,回应了边区物质资源紧缺的现实。20世纪40年代初,边区面临着严重灾荒、日军扫荡、国民党经济封锁多重困难叠加的严峻形势。首先,1942-1943年华北遭受严重灾荒,冀鲁豫全区受灾的耕地面积达2400余顷,约占边区财粮征收面积的52%[9]。在此背景下,政府号召组织妇女“纺织渡荒”“以纺代赈”,政府甚至发放纺织贷款,动员没有纺织基础的地区也开始组织纺织[10]。其次,1941-1942年日军先后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连续的扫荡、封锁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基础[11]。最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加强了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禁运棉花布匹,提高税率,边区的基本生活物资极度短缺[12]。因此,“妇纺”对于边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来看,“妇纺”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发展道路探索积累了早期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许多后来推广至全国的基层技术实践和制度实践雏形,如生产展览、技术研究委员会、工分制等。这种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并非偶然,“妇纺”的开展虽然以生产为目标,但与边区其他基层实践一样,不仅仅着眼于经济,还依托于建设“新社会”和“新人”的总体性愿景。董丽敏指出,“妇纺”政策并非简单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希望能找到超越小农经济状态的新的组织劳动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纺织运动实际上是对建构以“劳动生产”为核心的动员型社会的一次充满成效的探索[12]。
同时,“妇纺”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议程中妇女与技术关系的议题。王颖在讨论妇女解放的“延安模式”时指出,中共通过组织妇女纺织等实践跳出了“五四”以来强调反抗旧家庭的理论窠臼,而植根于现实提出了带有张力的一系列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妇女解放实践继续呈现出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性回答[13]。确实,在“妇纺”中,阻碍妇女学习技术的种种性别化难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进入社会性技术劳动领域的过程中仍然普遍存在,如生产劳动与再生产职责之间的矛盾、轻视妇女技术学习能力的文化偏见等,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各领域,妇女要成为技术劳动的主体都需要突破这些困境[14][15][16]。而国家有关妇女与家庭政策的变迁[17],以及家务社会化与家务现代化[18]等着眼于再生产领域的历史实践,同样可以在“妇纺”中探查到其历史逻辑。
纵观下来,“妇纺”的技术实践和组织经验常常成为边区总体“新民主主义实验区”[19]工作方法的缩影。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纺织展览会,自1943年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大会被正式确立为一项新的工作方法以后[20],各个生产领域都开展了类似的展览会,且都具备明确的技术传播议程。近年来,边区的组织和宣传经验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者从生产建设、土地改革、革命教化、婚姻家庭、文艺创作、新闻宣传等方面讨论了“诉苦”“劳模运动”“黑板报”等群众工作方法,其中,关于解放区文艺的集中讨论提出了情感政治视野,提出要从老百姓具体而微的实践经验出发,讨论革命政治与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的关系[21]。但是,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仍从知识分子出发,且聚焦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模式”。然而,聚集了外来政治文化精英的延安不能代表整个陕甘宁,遑论更广大的边区。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指出,如果没有外围边区构造的安全堡垒,延安的革命无从谈起,因此要解释中共革命的成功还需要关注中共其他根据地[22]。
以太行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对敌斗争激烈,是群众经验的富矿,也成为知识分子下乡的“前线”。正如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所说:“共产党在抗战中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政策、措施,总是先在这里(太行根据地,注)贯彻实施,取得经验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23](P7)李放春在讨论农民“翻心”问题时也指出,太行经验尤其典型[24]。同时,如果对边区与妇女研究交叉考察,与妇女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变革、文化教育等方面,关于妇女与技术的讨论还比较少见。
综上,本文将1943-1949年的晋冀鲁豫太行区妇女纺织技术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纺织运动起步于延安,但随着“妇纺”在“四三决定”以后加速开展,太行区不论是从纺织妇女数量还是组织规模来看都成为各地区中的佼佼者。太行区的纺织生产在1947年初“百日纺织运动”中达到高峰,春冬两季的纺织生产解决了全区军民全年穿衣而有余,太行区妇女的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因此迅速提高[25](PP133-141)。
本文的研究材料包括太行区各地纺织运动的统计材料、工作文件、出版物以及新闻报道,并在必要时辅以其他地区的相关材料进行补充讨论。为了具体讨论土法纺织这种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成为现代革命的前沿技术,理解其中隐含的“先进”与“落后”的辩证关系,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从两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从“学”与“教”(即技术信息的接受与传播)的角度分别描述分析土法纺织的技术传播实践;另一方面通过个案考察妇女组织纺织的具体策略。在技术传播与妇女劳动两条线索的交织推进中,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妇纺”提供了一个怎样背离“标准答案”的技术传播方案?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如何在技术实践中发生关联?这一双重技术给妇女带来了怎样的体验和改变?
三、学习纺织:打通思想与走出家庭
首先,为了描绘边区纺织技术传播的基本图景,本文将从“学”与“教”两方面进行考察,并讨论两个问题:如何使无技术的妇女能够走出家庭学习?如何让有技术的妇女愿意教?
要扩大纺织技术传播,需要面对的仍是如何打破小农家庭生产内卷化的老问题[26]。土法纺织在北方农村的一些地区素有传统,在有基本工具的情况下要学会纺织没有花样的土布不算太困难[27],但如果要提高技术就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纺织技术推广与提高的问题在于:妇女愿不愿意学?她们有没有条件走出家庭参加学习交流活动?边区刚开始动员妇女参与纺织生产时效果确实并不理想,不少妇女担忧“给公家纺”“给婆婆纺”的问题,当时的工作文件表明打通妇女思想、解决妇女与家庭的矛盾是推广纺织技术的关键[28]。
“开会”成为打通思想的突破口。与纺织相关的会议不是简单地以自上而下宣教的方式开展,作为技术推广方案的“开会”往往综合模范表彰、生产展览、技术研究、集体讨论、劳动竞赛等活动,鼓励妇女在集会交流中提高纺织兴趣、学习纺织技术。例如,1946年,晋绥边区为了开展冬春纺织运动发出指示:“开展览会和纺织座谈会,进行竞赛和研究技术及讨论纺织工作中的问题,是推动纺织,刺激纺织妇女提高生产信心和情绪的最好办法,各地可采用。”[29](P575)群英大会是这种综合方案的典型案例。1944-1945年,晋绥区、太行区、太岳区先后举办了群英大会,这些大会都同时配有战绩和生产展览会。其中,1946年秋后举办的第二届太行区群英大会尤受瞩目。这场大会发动了方圆15里的群众参与布置,设有18个单元的生产馆,被赞叹为“超过已(以)往任何一年的生产馆”[30](P13)[31]。
群英大会的展览设计围绕具体的生产实践开展,布展原则为着重实物展览、着重发展过程,并特别强调使“一种物品的展览,要作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32]。时任太行区组织部部长的赖若愚在《人民日报》上刊文提出,群英会的举办是为了推广生产经验服务,“这些经验,不仅在太行本区有很大推动作用,对全区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大生产运动部分,对推动全区今年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来说,极为宝贵”[33]。具体到纺织领域的经验推广,大会布置两个展览室,陈列纺织英雄连环画、纺织成品和纺织工具,纺织成品中花布就有来自各地区的74种花样,纺织工具则包括弹花机、纺纱机、摇纱机、整经机、织布机等,既有人力机也有电力、水力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展览中的这些工具都配有说明员进行操作,为观众进行讲解[31]。正如本文开头引用的材料所示,与当下要求观众与展品保持距离的展览不同,纺织生产的展览中,正在劳作的纺织者往往也成为展览内容的一部分,观众被鼓励互动与学习。同时,大会专门设置“纺织英雄”称号,组织获评妇女分组座谈,交流经验。最后,大会将“纺织英雄”提高技术、组织互助、解决家庭矛盾等各方面推广纺织的经验做法整理编辑,结集出版为《纺织运动与纺织英雄》。可见,“解决问题”确实是贯穿大会的重要议程。
全边区大会之外,在基层举行的纺织会议也都采取这种模范表彰、生产展览、纺织竞赛、技术研究、集体讨论共同开展的形式。比如,左权县1947年三八妇女节时计划举行大会,收集好线、好布进行展览,掀起纺织竞赛,选拔模范[34];黎城县各个基点村分别举行纺织展览会,总结成绩,交流经验,评选英雄模范[1]。除此之外,在各级政府组织的较大规模活动外,群众也会学习典型经验,结合实际情况自发组织小型会议,大多是结合庙会及骡马大会等民俗活动举办。1947年太行区春季纺织运动总结文件记载:“在工具的推广上,群众组织了大大小小群众性的展览,在总结纺织中,群众组织评选英雄模范,以及表模贺功大会等等,这些都是群众自觉的行动。”[35]这类群众自觉组织的展览会近乎日常化,传播技术信息时有针对性、直观易懂、反馈及时,对基层普通妇女的传播效果更加显著。例如,冀南的永林娘小组每5天组织一次展览会,以谷子进行奖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组的线和布就分不出高下,都一样好,后来这个小组就取消了奖惩机制,只保留共同评议环节[36]。
近年来,这种多元的“开会”工作机制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比如,黄道炫指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了对会议制度的高度期许,“会议能够有效上传下达,是追求集体主义的中共能够想到的快速下达命令、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便捷办法”[37]。也有研究者从基层政治、宣传动员等角度,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会”的多元面向与实际作用[38][39]。这些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将“开会”看作建设性的工作机制进行历史考察。但是这些论述对“开会”的理解依然框定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领域,落脚在政策传达、基层治理与宣传动员上。而在妇纺的案例中,从边区各级政府主办到群众自发的各类会议,无论规模大小,基本都是模范表彰与生产展览结合,这提示我们,“开会”不仅是旨在“上传下达”的政治实践,也同样具有传播生产技术的面向。常利兵曾在考察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提高技术”问题时指出,技术实践实际上是融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观念于一体的“总体性社会事实”[40]。这一讨论虽然基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历史事件,但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妇纺推广过程中的“总体性”技术逻辑——大会中的“纺织英雄”不仅是一个塑造政治认同的荣誉称号,实际上也是一种新技术推广的媒介[41](P316)。例如,1944年的太行区生产展览馆中,“人力纺纱机轧轧的响声,会把每一个人都吸引到它跟前,这个纺纱机有24个锭子,一个人用手一摇就铧铧的抽动24根线,无怪有名的妇女英雄孟祥英赞叹地说:‘大会开罢,一定学会使用纺纱机器才回去!’”[42]。通过这个正在运作的24锭纺纱机,大会试图直观展现新工具、新技术对纺织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再经由“妇女英雄”的叙事中介,让更多普通妇女也接收到这一技术信息,进而愿意学新技术、学得懂新技术。正如高小贤和贺萧(Gail Hershatter)依据妇女口述指出,传播劳动英雄的故事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典型故事往往携带着棉花种植技术的专业信息,这些技术信息对农民来说要比专业术语好接受得多[41](PP316-322)[43]。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像高小贤和贺萧当年对经历过集体化时期妇女所做的工作一样,通过面对面交谈去了解边区妇女的经历与体验,但是从文本中可以看到集体化时期妇女的技术实践逻辑与边区妇女的技术实践存在着延续。这种综合的技术推广方案能迅速带来看得见的传播效果,也解释了基层妇女为什么会自发自觉从“开会”的工作机制中汲取有效经验,并因地制宜地应用在生产过程中,使“开会”成为日常化的技术推广机制。
总结来说,“妇纺”中的“开会”实际上是物质生产与政治实践一体两面的纺织技术传播方案。换句话说,如果将方案主要定义为政治运动,不能忽略技术推广是运动的明确目标;如果将其看作技术推广,也必须强调革命政治是技术方案的内在逻辑。如何定义取决于讨论的需求,而理解二者如何经纬交织应该是展开讨论的前提。这提示我们,在探讨技术实践时不能将生产与政治割裂看待。在当下关于群众运动的讨论中,政治实践往往更受关注,对农村社会中常态化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则着墨不多,相对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40]。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开会”在新政权的推动下已经是农民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会议”其实正是对农民生产生活开展细致考察分析的一个入口。
相对地,由此也不难发现,日常化的会议机制不仅能推广技术促进生产,同样也可以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在边区,群众抱怨“会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37][38],纺织技术推广过程中亦是如此。日常化的生产展览虽然促进了技术传播,但也容易出现趋向激进而为妇女带来更大负担的情况。比如,有村庄提出每月展览一次成品,10天检查一次交流经验,以克服“歇一歇”的思想[44]。很难估计这种频率的展览对于生产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但可以推论的是,这必然会给妇女增加不少日常负担。同时,很多妇女模范还需要层层向上参加各级展览会、纺织竞赛以及评选表彰。例如,黎城县一些村庄的妇女不仅要进行个人与个人、组与组、村与村、合作社与合作社的挑战竞赛,而且要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举行区展览,3月24日举行全县大展览,妇女只能在白天纺织、黑夜开会,以解决纺织与翻身的矛盾[45]。
虽然“会多”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开会”对于妇女来说还意味着性别化难题带来的额外负担。为了理解妇女从事技术劳动的实际境遇,需要考虑妇女学习纺织的前提是走出家庭[13]。
一方面,家外活动分薄了妇女花在家务、育儿等再生产活动上的时间。一位纺织英雄交流经验时提到,对于带娃娃的组员来说,纺织是十分困难的,她们出门后常常出现娃娃从炕上摔下来跌破头的情况[46]。因此,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妇女走出家庭学习技术的一个关键。正如王燕对于陕甘宁边区“妇纺”的分析,对妇女来说,获得“劳动者”的身份要比男性更加困难——贫穷男性只需要抛弃“二流子”身份参与劳动即可,而妇女则面临更实际的困境,家务劳动占据了她们大部分时间,与纺织劳动存在激烈竞争关系[47]。
另一方面,即使妇女愿意扛下双重负担,纺织对于她们来说仍然意味着要面对来自家庭的麻烦。相对于农民家庭中的男性来说,妇女受到的封建束缚更深一层,在束缚农民的“四条绳索”[48]中“夫权”具有独特的性别化指向。参加集体学习与劳动,意味着妇女走出了“夫权”掌控的家庭空间,这既带来了威胁传统性别秩序的道德风险,也给家庭收入分配带来了新挑战。按照边区“妇纺”工作文件的描述,这种夫权束缚主要表现为“婆婆与男人往往是家庭的统治者,媳妇是被统治者,不当家的妇女在家庭中一般是没有地位的”[28]。在此情况下,家庭方面的阻碍在文化上体现为家人贬低妇女技术学习能力和道德水平的话语。比如,家里人担心妇女到纺织训练班后与家里不和气、家里男人学风流闹离婚,妇女在权衡之下“怕学不会、怕人笑话、又怕赔钱”等[10](P2)。在这类带有贬低甚至威胁意味的话语背后,实际上是妇女学会纺织后可能产生的个人得利与家庭得利的收入分配矛盾。太行区政府在普遍开展纺织运动后发现,不当家的媳妇在纺织一年后,自己却穿不上衣服,自然就不愿意继续提高技术。她们说“纺不纺丈二布”,也就是说不管媳妇一年能织多少布,婆婆都只给媳妇一丈二尺布;或者也有地方是给媳妇“夏天一条裤,冬天七尺布”[28]。在这种以“夫权”为基础的分配方式下,也就不难理解妇女担忧“给婆婆纺”的现实问题。
由此,纺织劳动与再生产职责相叠加成为妇女的双重负担,而“夫权”的力量则不断将妇女拽向以家庭为中心的再生产一面。因此,要让妇女愿意走出家庭学习纺织或提高技术,不仅需要一套有效的技术传播机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想办法处理妇女面临的生产与再生产、家庭与个人之间的现实矛盾。本文将在第五部分仔细考察一位纺织英雄如何面对这些矛盾,结合实际情况将政策化为实践、将典型经验落实为具体办法,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在地化技术策略。
四、打破垄断:“组织起来”,群众教育群众
在技术推广中,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往往具化为师生关系。因此,要实现纺织技术的传播,不仅需要作为学生的妇女愿意学,还需要掌握技术的老师愿意教。起初,工匠和纺织妇女间普遍存在害怕砸掉饭碗而保密不传的思想,如木匠造织机的技术不传外姓人[49][50]、妇女纺织技术不传外地人[51]。下面将讨论作为学生的妇女如何找到老师,以突破代代相传的技术垄断传统。
在妇女寻找老师的过程中,与“组织起来”相关的集体研究活动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太行二届群英大会编辑委员会出版的《纺织运动与纺织英雄》小册子中,关于“组织起来问题”的讨论占据很大篇幅,不仅介绍了“妇纺”的组织政策、组织形式与组织效果,而且展示了典型人物在处理折变工、师徒关系、家庭关系各方面矛盾时的具体办法[10]。总的来看,“妇纺”中的“组织起来”在促进生产方面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了将灯油、织机等必要生产工具和妇女集中在一起方便劳动;二是要通过集体形成互助组织,让愿意学习的妇女有人教、有人帮、遇到困难时有依靠。1947年,董必武敏锐地指出,这种技术实践是“由群众教育群众”[52]。因此可以看到,在“妇纺”中,妇女不仅是学生,也是老师。这种“群众教育群众”的传播实践,不仅是技术成果的去中心化传播,而且触及技术知识的去中心化生产。下面以纺织训练班为例,讨论这种传播实践如何运作。
纺织训练班是边区推广纺织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最早由1938年成立于宝鸡的工合西北办事处筹办。延安工合的纺织训练班主要通过海外募捐资金驱动,由延安边区政府筹办。太行区也存在这类较正式的纺织训练班,主要由政府出资筹办,请来技术工人制造生产工具[53]。
在此基础上,太行区壶关县韩庄村的纺织训练班提供了一个由妇女主导的创新案例。韩庄村是太行区四专区的纺织模范村,专区政府干部找到领导村里纺织生产的副村长牛书娥,请她举办纺织训练班以推动全区纺织工作。然而,因专区条件有限无法提供资源支持,牛书娥只能自己想办法。于是,牛书娥先通过“东家借机,西家借梭”的方式训练了30多名外村妇女,又怕这些妇女回去推动不了各村纺织工作,接着动员村里26名妇女出村教会了120多名妇女。对于牛书娥来说,纺织训练班是“舶来品”,资源短缺与推动纺织的现实矛盾却恰好激发了她的创造性以“激活”这个“舶来品”。她灵活地抛弃了在固定地点以集中学习形式开展纺织训练班的方式,将其改造为流动的、多层次的纺织教学,构建出连接本村妇女与外村妇女的纺织技术网络。同时,这些经验做法又通过新闻报道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扩散。依据当时的报道,这个故事“说明了太行区的纺织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作为主人公的牛书娥也被赋予了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做下这样一件事情的乃是一个妇女,她正代表着整个太行区的妇女怎样在和男人一样担负着建设太行区的重任。”[51]
牛书娥经验的可贵不仅在于教会了上百名妇女如何纺织,更在于展现了习得新技术的农村妇女如何超越家庭、宗族、地域的范围构建技术网络。这些妇女老师不懂理论,却真正实践着“技术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业人员或特定社会阶层对技术的垄断,尝试以群体之间互助合作的生产关系取代师徒相传、内外有别(有时还包括男女有别)的技术传统。在当时,纺织技术传播非常依赖这种“妇女老师”的流动教学,如一名被卖给雇工当老婆的妇女就是通过先自学再教学的技术历程获得了公认的“老师”身份,甚至带动村子成为了“老师村”[54]。这些妇女老师的故事,呼应着毛泽东在1943年围绕劳动互助组织呼吁的“第二个革命”,即“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55]。艾约博(Jacob Eyferth)在分析集体化时期造纸工匠时指出,传统工匠将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视为“铁饭碗”,只要他们独有制作某种类型纸张的技法,他们的生计就是安全的,而集体化使这种对技术的保密似乎再也没有必要[56](P143)。然而,边区还没有经历所有制的集体化,也就是说“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纺织技术却没有必要再“保密”。在这里,生产力进步和所有制变革似乎不是促进技术流动的必要条件,“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边区的技术传统变革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具备条件时,纺织训练班也积极追求工具革新带来的生产力进步,而革新过程依旧延续“第二个革命”的逻辑。冀南元朝五区纺织训练班妇女对纺车的改造是一个典型案例。训练班95名妇女学员在5天的训练中不仅学习加速轮纺车的使用,同时根据自己的身材和劳动习惯对纺车各部件的尺寸和原材料进行改造[57]。由此,妇女不仅只是技术学习者,也成为技术革新的主体。可以发现,边区妇女革新纺车的过程与20世纪70年代女工利用电子计算机对针织机进行自动化改造有相似之处,边区“妇女老师”创造的技术实践新形态似乎已带有一些“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的意味[58]。由此,源自“妇纺”的基层技术创新经验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早期操演。
在此可以借用传播学者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提出的“去中心化创新扩散”(decentralized diffusion)模型对这种“群众教育群众”的技术传播实践进行理论提炼。罗杰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访华考察后将中国技术传播机制描述为“去中心化创新扩散”,对其经典的集中型创新扩散模式进行补充[59](PP333-346)。在这里借用罗杰斯的理论资源其实有本末倒置之嫌,但这也说明边区妇女的技术实践确实成为延续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传统。正如罗杰斯所描述的,纺织技术的创新和传播更加依赖群众而非科技专家,技术在群众网络中以更加水平化(horizontal)的方式传播,并经常由群众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re-invention)。由此,纺织训练班、技术研究委员会、群众性生产展览会等共同构成了模范学习和集体研究相结合的去中心化技术传播机制。
与“妇纺”类似的历史实践近年来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易莲媛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考察,指出研究者对新中国“群众科学”传统的“重新发现”,源于他们看到了一条比建制化、专业化的科学技术更能明显地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政治面向的道路,也即“技术政治”的道路[60]。这条道路不仅要求技术成果的去中心化传播,更要求技术知识的去中心化生产,它将单向的“启蒙”转变为强调基层群众技术再生产、再传播的多向知识流动。比如,张慧瑜在考察基层传播时指出,边区基层干部将从西方引进的黑板改造为黑板报,改变了黑板作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启蒙功能,使其变成服务宣传的群众自办媒介[61]。
至此,我们发现罗杰斯基于短暂考察[62]所作出的理论补充在面对边区纺织技术传播时显得解释力不足。尽管罗杰斯将他观察到的中国技术传播实践描述为与美国形态不同的去中心化模式[59](PP333-346),但可能由于他只能对大寨等典型地区的干部群众进行有限的走访调查,可以比对的文本也仅有《人民日报》,他的分析更着重于群众学习应用典型经验的过程,如模范学习(models)、到场会议(on-spot conference)、因地制宜改造(re-invention)等技术扩散环节[59](PP333-346)[62]。罗杰斯未能明确指出,在“因地制宜”的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可能会成为新的技术学习资源,进而构成一个自我更新的技术扩散网络。比如,本文提到的妇女开展览会、纺织训练班都是在向典型学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经验,又经过地方干部或通讯员的中介,被政府公文或新闻报道吸纳成为新的典型经验。因此,罗杰斯的解读略显静态,似乎仍隐含着自上而下的启蒙视角,将技术知识的传播描述为从模范到群众的单向流动,忽略了群众如何在学习之后继续参与技术革新,形成新的技术知识积累,进行再生产、再传播的多向知识流动。在“妇纺”技术方案的理想蓝图中,正是这种动态网络机制,将自上而下的动员工作和自下而上的群众实践串联起来,坚持从群众实践中提取经验为制度设计提供理论资源,再通过制度设计在更大范围推广群众经验,这种持续的双向流动不断对传播机制进行纠偏校准,保持其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这种从技术传播到技术生产的全面本土改造是一种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相融合的技术方案[63](P4),直到今天仍是一脉活的传统(如将关键核心技术称为“卡脖子”技术的话语策略)。“妇纺”是这种技术方案的早期尝试,但是其中理想化融合的落实其实极为依赖妇女的在地化精细技术策略,要使技术传播机制双向流动与自我更新的“蓝图”转化为有效的具体办法,难度始终很大,相关问题将在下文结合妇女实践细节进一步探讨。
五、成为英雄:棉布与解放感的双重织造
在技术传播机制基本构建起来的基础上,如何“提高技术”成为纺织增产的下一个重要议题。在边区,物质资源的短缺设置了生产力天花板,要促进纺织生产只能依靠劳动者勤奋练习熟能生巧。因此,刺激妇女纺织积极性以促使她们提高技术、改造工具成为“妇纺”的重要工作[10](P15)。接下来,本文将从技术传播机制转入实践细节,考察妇女如何在与边区文化及政治经济条件的协商中生成可以落地的技术策略——就如同使用放大镜对织物的经纬组织进行详细考察,以了解各种花样的布匹如何在经纬的变换中被织就。为此,下文从太行区三专区武乡县(20)今属山西省长治市。北向(响)黄村妇女王桃梅从“破鞋”转变为“纺织英雄”的个案入手,从经济计算与互助组织两方面展开分析,讨论土法纺织如何在妇女手中成为物质生产和解放感生产的双重技术,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又有怎样的体验。
(一)“若要富就织布”:围绕“算账”的技术方案
桃梅本身的纺织技术很高,教会了13个妇女学成了纺织全把式。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她们计算了一下,原资金棉花40斤(每人一斤花),除白穿外,还赚花750斤,现存有白布400余尺,柳条布100多尺。在副业方面,养鸡42只,猪12口(六大六小),牛两头,驴一头,还买了五亩三分地。在工厂的42个人,今年给家里出了负担。[64]
太行第二届群英大会“纺织英雄”王桃梅的成绩通过一连串琐碎数字展示出来,这是当时介绍“纺织英雄”的常见写法[64][65][66][67](PP112-124)。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列数字”“做算术”的表达方式本身值得讨论。一份1947年的文件显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算账”运动是推进纺织运动的一个重要办法[28]。经济计算贯穿于纺织运动各环节,形式包括家庭分红、师徒分红、订工、折变工等。同时,政府在推广纺织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数据统计,并据此制订了相应的生产计划[68]。
这提示我们,群众运动中,在受到研究者长期关注的政治斗争与情感动员之外,还存在更复杂的面向——至少在“妇纺”中,精细的利益计算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各地在打通思想的实践中创造出了“若要富就织布”“纺织买骡子”“翻了身不生产就不能过好时光”的宣传口号[28]。
王桃梅之所以进行事无巨细的计算,就是为了让纺织工厂内外的妇女都理解,纺织可以得利。计算过程在全区宣传材料中被印刷出来不仅是为了宣传纺织成绩,同时也是为了推广“算账”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隐含着一个思想前提:干部必须认识到农村妇女并不站在理性的对立面。太行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1947年印发文件,要求干部“绝不能把思想动员看成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上的任务,只要善于集中群众的经验,用计算的方法,启发群众,一指点群众就懂得,群众很容易走向自觉。今年普遍用算发家账,从穿衣上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引起纺织自觉”[35]。事实上,这个要求是对群众经验的总结与反馈,敷衍纺织的妇女恰恰就是因为能算得清账,对风险有理性评估,才拒绝投入精力去提高技术,如有妇女说“政府追得这样紧,一定要交公的”“干部一直追着叫咱纺织,反正不纺也不行,咱就给人家纺吧”[69]。边区政府希望基层干部认识到,妇女不仅有能力算清账,而且主要靠“算账”的结果去行动。因此,重要的是通过“算账”使妇女认识到纺织能得利、有保障。
经济计算方法也是促进纺织妇女“组织起来”的必要技术。纺织运动是以“组织起来”为宗旨开展的,1946年10月,太行区8个县组织起来的纺织妇女占纺织妇女总数的71.4%,其中最高的县超过90%。组织形式上,按照集体化程度依次有灯油互助组、以织机为中心的纺织互助组和小型工厂三种。在后两种组织中出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相应就有了互助政策、等价交换、折工变工、按活定分、使用工票等要求精细计算的制度[10],这些制度实践中既有对农民经验传统的借用,也有针对纺织劳动的调整。
“组织起来”的声音来自“公家”,但在具体实践中正如毛泽东所说,“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70]。王桃梅的工作方法正是基于自身经历挖掘而来。长期以来,“破鞋”身份使王桃梅在村子里被完全孤立,连娘家人和亲生女儿都不认她。新政权成立后,她的边缘社会身份以“腐化妇女”之名延续,她被开除出妇救会籍,也被闹过斗争,日常开什么会也不让她参加[64],乡村伦理的孤立延续转变为革命政治的孤立。根据太行二届群英大会整理的典型材料,王桃梅下决心转变的开端就是找了5个和她一样的“腐化妇女”,大家凑在一起说心里话,抱头痛哭了一场。王桃梅提出,今后要在生产劳动上转变,当个好人,于是6人结成了纺织小组,每人出一斤棉花当本钱。从1944年10月开始,不到两个月,她们每个人都盈利不少。过年时,小组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白布门帘、一套新衣服,全村人看到后都很惊奇,才知道她们学好了。由此,村上不断鼓励表扬,她们的劲儿更大了,进步得也更快了[64]。可以发现,在典型材料的描述中,王桃梅的转变存在两个面向:首先是当个“好人”就要“生产劳动”;其次是生产劳动可以带来盈利以及新衣服、新门帘这样的经济回报,而这些物质成果又进一步成为“学好了”的社会象征。这提示我们,在讨论边区纺织的经济计算时不应忘记其始终与革命政治议程是一体的。由此,王桃梅在一年间就将6个人的纺织小组发展为42人的小型工厂。随着纺织组织的扩大,生产活动从单一纺织扩展为以纺织为主的综合生产,经济计算的方法也需要更加复杂和完善。比如,为了实现“谁有本事就干什么”,分配制度从“各自买花做本钱”发展到“一切生活都订分”,同时使用工票进行记录[64]。
有趣的是,“算账”不只是纺织组织内部分工的工作方法,也是处理妇女家庭阻力的一种技术策略。妇女要学会纺织或提高技术需要进入社会空间,要提高妇女纺织的积极性也需要保证妇女能够独立于家庭获得一定的个人利益。如前文所述,以“婆婆”为具象代表的“夫权”是阻碍妇女走出家庭学习纺织的主要力量。而边区在1942年后基于战争现实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环境,调整了关于妇女与家庭关系的政策,鼓励妇女结合家庭与集体整合[13]。也就是说,妇女既要走出家庭,又不能脱离家庭。在此语境下,家庭分红成为一个重要的办法。太行区当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分红试验,如家庭、媳妇二八分红;婆婆帮媳妇干杂活,换取媳妇帮婆婆纺织换季衣物等[28]。王桃梅的办法则更体现出基于女性生命体验的性别智慧。她发现妇女得红利后一般不给家里,引起了婆婆、丈夫的不满,于是组织大家讨论并决定,妇女从工厂分得红利后,先集体买油盐煤,再按照各人家里的需要分配给家庭[64]。这种以家庭消费必需品分红的办法既避免了家庭过多分享妇女个人收入,也以妇女的名义为家庭提供了维持生计的物质需要。这种协商策略不仅松动了小农家庭束缚妇女的“绳索”,使妇女有可能学习技术、参与集体劳动,而且使妇女获得了相当直观的“养家者”身份。
这种从革命理想出发、落脚于现实需求的实践进一步体现在对订分、工票等朴素的按劳分配实践的改造上。这些分配办法来源于农民生产生活的经验传统[36],边区劳动互助组织的创新在于将集体讨论纳入劳动过程。集体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成为一次技术权力的再分配。土布纺织主要分为纺、织两个工种,纺线相对难度更低、收入更少,需要劳动力更多。按照当时的手工纺织技术,需要3人纺纱才能供应一架织布机的消费原料[7](P25)。在农村的旧做法中,折变工的原则“多半是巧工剥笨工,也是有阶级性的,穷人吃亏”,因为“会织的多半是中农以上的,求人织的多是贫农”[36]。太行区在进行检查时,妇女反映纺织互助提不起劲的主要原因就是从前的纺、织变工方法不公道[71]。比如,武乡的马村是有纺织基础的村庄,不会织布的雇贫妇女在检查会上一致反映,纺纱3天才能换织布一天的工,这办法吃大亏,互助提不起劲[72]。面对类似情况,沙河的一个村子经过细致地研究讨论,议决提出入股互助办法与合理的等价、分红制度[71]。可见,集体讨论的过程不仅打破了技术垄断,而且能够因地制宜地发展出更公道的分配方案,妇女也就不仅获得了技术主体的身份,也能从其成果中得利。因此,集体讨论成为纺织互助组织秩序的基石:“规矩都是她们自己订出来,所以大家都很尊重。”[36]
在这里我们看到,妇纺中的经济计算办法继承了一部分乡村传统,但也改造了乡村伦理中的阶级秩序与性别秩序。这正是“妇纺”技术方案中革命政治的建设性作用,中共的革命政治本身不仅是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而同样是技能、知识、技术权力的再分配[56](P2),后者在边区“新社会”的愿景中首先得到更新,至今仍可为现实提供启示。
(二)“把社会上遗弃了的人组织起来”:边缘群体的集体互助与情感体验
面对技术权力再分配的现象,可以发现经济计算的逻辑已经不足以解释王桃梅的实践。王桃梅组织纺织的原则是“把社会上遗弃了的人组织起来”:从6人小组到42人工厂的发展过程中,桃梅先团结“腐化妇女”这样在伦理体系中被遗弃的妇女,并逐渐吸收了更多妇女以及“老弱病残”这样在社会生产上被遗弃的人,两个盲老婆在工厂里专门纺花;两个老汉劳力差,下地不行,就在工厂里弹花;一个罗锅老汉专给工厂喂猪[64]。在这里,“算账”的工具理性缺乏解释力。如果王桃梅和其他纺织妇女仅仅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那么当政府在集体化时期以后不再鼓励妇女以纺织获取个人利益,就会导向“剩余价值生产与提取”[73]。但是,这一判断忽略了技能和知识的再分配不仅体现为劳动过程的集体化,也指向一个总体性“新社会”的愿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理解王桃梅的纺织组织为什么可以从一个妇女组织进一步拓展为与其他边缘群体团结互助的团体。由此,王桃梅构建起来的不仅是一个工作组织,更是一个总体性的生活世界。
首先,王桃梅要解决的是妇女集体纺织与家庭再生产职责之间的矛盾。一个案例是,一位太行区纺织英雄在集体化时期为了帮助妇女空出时间学习植棉技术,组织起托儿互助组,又成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54][74]。这位妇女的技术生命历程直观地表明,再生产方面的减负是妇女成为技术主体的关键前提。由此不难理解,王桃梅的纺织工厂结合实际情况提供了简单的托儿服务,正在坐月子和有3岁以下孩子的妇女担任托儿所保姆的角色,她们照看孩子,搜集碎布片做鞋,工资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算作纺织组股份,和其他成员一起分红。王桃梅参加群英大会表彰时,《会刊》介绍道:“这种简单托儿所的雏型,受到极大的拥护。”[46]
接下来,王桃梅的纺织集体进一步纳入了残疾人、老人等男性中的边缘群体,承担起“使老弱残废能够生活”的职能。在王桃梅看来,这些被遗弃的人并不天然劣于其他劳动力,这种视角植根于王桃梅的亲身经历。当人人都说“懒老婆”“死也转变不好”时,王桃梅想:“以前人人说我不会学好,我自己也不知道生产劳动能转变我。自从自己参加了纺织,我不就学好了吗?那这种人为啥学不好呢?”[64]王桃梅的话语也许是写“放入”她口中的,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她的选择与行动。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王桃梅为什么在新政权成立后开始纺织?她在社会变革之际敏锐地察觉到,新政权许诺的社会愿景虽然延续了某些乡村伦理,但也存在对传统道德标准的对抗。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语境中,劳动成为一种基本道德[16],这为农村社会边缘群体带来了“翻身”的机会。由此,王桃梅凭借新政权鼓励的纺织劳动,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破鞋”到“纺织英雄”的身份转变。正如王颖分析中所言,边区面对现实将革命理想纳入乡村生产和家庭生活,重建了乡村的社会关系和革命主体的道德规范[13]。王桃梅正是在这种经过现实调和的革命理想逻辑下编织出“新人”的革命身份。
必须承认,今天能看到的王桃梅相关文本基本是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典型材料,其中当然存在创作成分,但是王桃梅的经历成为报告文学、曲艺作品、典型材料的文本化过程,本身就是纺织技术与组织管理经验推广的一个环节:基层干部和文艺工以基于现实的文艺创作,试图以群众可以理解的形式去总结推广革命理想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具体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以王桃梅为原型创作报告文学《新人》的作家曾克从延安来到武乡时,和王桃梅一样也是独自带着孩子开展工作[75]。她将王桃梅塑造为“新人”的写作实践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改造,这一方面是文艺整风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两位坚持劳动生产的单身母亲之间的共鸣。出身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作家与太行山区的纺织妇女,经由一架土织机被共同织入边区新社会的经纬。在这个意义上,王桃梅的纺织实践不仅联结起农村社会边缘群体,也展现出超越地域、阶层、职业背景团结妇女的潜力——她们主动地利用身为女性特有的生命经验进行自我改造,走向个体命运与群体命运的同构。
如果更进一步观察,会发现王桃梅的纺织集体在承担社会互助功能的基础上,还触及情感经验的生产,这个纺织集体被冠以“快乐的大家庭”称号[64]。要理解这一称号何以可能,首先需要简单介绍这个“快乐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在王桃梅的纺织工厂中,妇女分组,共同做饭、上工、开会。同时,12名青年妇女形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请小学教员来教一次。王桃梅得了红旗,就请小学教员将工厂所有成员姓名都写在红旗上;被奖了两只母鸡,就先孵几窝小鸡再分给工厂每人一只,集体喂着。每隔一段时间,工厂就会餐一次,“娱乐一下”[64]。正是这种综合了生产生活、文艺教育的集体生活使“快乐”可能成为劳动的基调。对于当时的妇女来说,工作的“好”与“坏”往往与是否需要集体劳作相关。贫苦妇女在参与集体劳动前也需要参与农耕等繁重的家外劳动,但劳作过程往往是极度孤立的,同龄妇女之间也不敢互相交流[76]。不难理解,伴随着“新人”身份认同的集体劳动当然会为贫苦妇女带来更积极的劳动体验,也即解放感。正如郭于华依据对陕北妇女的访谈指出,妇女在集体化时期劳动量更大、感觉更累,但出人意料的是她们的精神生活前所未有地充实和丰富,甚至振奋和欢娱[77]。
以唱歌为例,可以看到这种解放感具体如何生产与表现。王桃梅纺织集体里的成员生产结束后就到自己收拾的大课堂里学习,村里的老师教她们认字、唱歌、打算盘[65]。伴随着集体纺织和识字的“学唱歌”是一个普遍现象,档案材料中记载了许多当时妇女为纺织所创作的歌曲小调[67](PP309-311)。在边纺织边歌唱的劳动过程中,妇女建立起既竞争又合作的姐妹情谊,进入超越个体家庭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网络中。妇女在这种集体劳动中自觉体验到一种“啥也不怕”的解放感:“从前我年青的时候,二十几岁,就不敢找几个年青的在一起说说笑笑,如果婆婆见了,就说不要脸,谁敢呀!看这时候年青的妇女有多好哇,又说又笑,真解放了,多好。”[36]在此之前,贫苦妇女虽也在公共领域劳动,身体的在场却被隐蔽。她们的劳动成果在被家庭成员和社会共享的同时,劳动价值却不被承认。而太行山区妇女的歌声则预示着妇女在社会领域中的主体位置正逐渐变得可见。当时武乡几位唱歌最出名的妇女被人们称为“四娥”“三大名将”[67](P292)。由此,伴随着歌唱的纺织构成了一种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融合的双重技术,持续参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
简要总结,王桃梅的技术方案展示了前文描述的纺织技术传播机制在理想情况下的有机循环:在实践中证实有效的群众做法被提炼为典型,成为一种可推广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又以典型故事为载体,通过模范宣讲、书面材料、文艺作品、通俗小调等媒介传播,以群众可理解、可学习的形式进入群众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和群众相结合的集体讨论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因地制宜的改造中激发出更多创新创造。这套方案扎根于个人经历与地方实际,将经济计算、互助组织、情感动员结合起来,不仅编织出维持边区军民生计的棉布棉衣,也创造出社会有机体的新纤维,从技术与性别的视角展现了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是如何在边区技术实践中具体结合起来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受限于大部分材料的正面宣传性质,王桃梅的案例基本上描述了推进“妇纺”的理想蓝图与妇女在其中的理想形象。换句话说,“王桃梅”们的成功,并不代表妇纺技术传播蓝图能普遍持续地落入现实。如果将研究材料进行逆向阅读,不难发现妇纺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前文所描述的理想蓝图在现实中的落实是相当困难的。
无论是在工作文件还是在媒介文本中,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案例基本都是王桃梅这样的典型案例,案例中的妇女虽然遭遇了各种现实困难,但也都一一克服,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同。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阅读这些“克服困难”的材料就会发现,她们作为个案的成功恰恰也隐含着整个技术传播机制容易走向“失灵”的风险。使“王桃梅”们成功的是她们在面对各自不同困境的情况下生成的极为精细的技术方案。这些方案之间虽然存在共性,但差异也是明显的。比如,关乎技术权力再分配的折变工方法公平与否的问题,仅太行区各地纺织基础差别就很大:当地是否有植棉基础、会纺会织的妇女分别有多少、纺车织机有多少、有没有人会制造和修理纺织工具……几乎每一个纺织英雄都是在与组织成员的集体讨论中制定折变工与分红的细则,各个互助合作组织不仅制度不同,制度实施的计算方法也都各不相同[10]。这种高度依赖民主讨论与组织管理的精细技术策略是“妇纺”技术传播机制活力的来源,也携带着潜在风险。一旦这种极为灵活的因地制宜与群众经验的再生产、再传播没有充分落实,或者落实得不恰当,那么革命政治和物质生产“一体两面”的技术传播机制就会失衡,激进的政治议程在占据上风后会成为滋养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土壤。当时,这一矛盾趋势在《人民日报》关于“纺织互助是不是真自愿”“生产中的形式主义”的讨论中已有显现[72][78]。文章除了对等价办法无法协调不同技术水平妇女收入这一具体问题的讨论,本身也表明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暴露出蓝图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前文提到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冲突、夫权对妇女的束缚等性别化难题也都存在于这一裂隙间,集中反映为妇女是否“真自愿”的问题。边区政府也意识到,如果没有“真自愿”,妇女纺织互助“仍是形式活跃,不能持久”[78]。因此,妇纺技术传播机制的落实实际上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工作,只有在基层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为顶层设计畅通提供可持续资源的基础上,这种技术传播机制才能履行政治议程的功能,催生解放性的能量。
如果将目光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后,就不难发现那些在边区典型案例中得到妥善处理的困难,在后来也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家务、育儿、贬低妇女的技术偏见、技术劳动的等级差异、变动不居的政策导向,始终是妇女技术生命中不得不面对的困难。但是,无论如何,纺织妇女的案例激发了普通妇女可以普遍进入社会性技术劳动领域的想象力。因此,尽管典型案例仍存在代表性的问题,这些历史经验依旧可以提供启发,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使王桃梅这样的个案具有普遍意义,维持技术方案接近地方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活力;进一步,如何生成和保有妇女可以成为技术劳动者、技术革新者与技术组织领导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条件。这当然不仅是技术政治与妇女劳动的问题,也是群众政治的问题,相关议题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有待争鸣。
六、结论与讨论
最后,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当土法纺织成为现代革命前沿技术,“边缘”的经验能提供怎样的视野?作为技术主体的妇女又在其中创造了怎样的技术经验?在追问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技术与性别、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的复杂历史线索相互交织,使“妇纺”这段微观历史指向一般的现代性命题,对“妇纺”的重访或许可以看作对白馥兰呼吁的“批评性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回应——土法纺织恰恰是对基于现代科学、工业革命、西方心智的狭窄技术轨道的“背离”,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典型表现[3](PP8-9)。而当“落后”的土法纺织技术在妇女手中成为现代革命的“前沿”技术,就提供了一个从总体性角度反思技术发展可能性的窗口。一方面,在技术传播机制的构建上,纺织展览起到了帮助妇女打通思想、现场学习技术的作用,让妇女愿意学;而纺织训练班等集体教学活动则为妇女提供了技术学习的日常渠道,让妇女有人教。由此,“妇纺”突破了基于阶级秩序与性别秩序的技术垄断传统,构建起一种以群众(尤其是妇女)为主体的技术传播与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在技术传播机制构建起来的基础上,妇女结合经济计算策略与社会互助原则组织集体纺织,应对集体劳动与再生产、家庭关系等方面的矛盾,在为边区军民解决基本穿衣需求的同时,也为妇女自身创造出作为技术主体正当地进入社会空间、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由此,从技术传播与妇女劳动两方面,可以看到土法纺织作为一种典型的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如何在边区特定的新民主主义历史语境中经由妇女之手成为物质生产和解放感生产的双重技术,进而走上20世纪中国革命的前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落后”的经验能为今天的技术与性别想象提供怎样的视野。
虽然本文讨论的技术传播机制在边区尚是一张有待续写的蓝图,却启动了普通妇女进入社会性技术劳动的想象力。作为技术主体的妇女通过纺织生成了一套融合物质生产与革命政治的技术方案,其诉求既是生产战争需要和维持家庭生计的物质产品,也是通过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的变革而织造妇女的解放感。这提醒我们,“新社会”愿景中的妇女解放路径,不仅体现在宣传动员、文化教育、婚姻变革等方面,也体现在物质生产与技术劳动之中。
这个视角可以让我们跳脱出“中共是否实现了它对妇女解放的承诺的问题”[79],走出从冷战语境中生长出来的意识形态论争,转而以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视角尝试重新挖掘被历史争论所遮掩的妇女主体经验。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对妇女经验开展了更全面深入的考察,走出了中国妇女“工具论”的片面论述以及官方革命史的叙事惯性,形成了启发性的知识积累。如果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妇纺”技术传播的经验,可以发现它是理想化的,同样也是矛盾的——其中既存在革命政治中的妇女解放理想,也存在与农村传统伦理与性别秩序的“妥协”;既展现了去中心化的群众技术实践,也难以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趋向;既描画了技术传播与妇女劳动交织的理想蓝图,也在历史的真实运动中匆匆落幕。面对现实的复杂性,本文也努力避免简化论述而走向意识形态论争的窠臼,最后仅试图从妇女生命经验的角度简要讨论物质劳动或技术劳动中“解放感”生产的问题。
对于解放感生产的重要性,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提出了“情感工作”机制加以阐释。在她看来,“情感提升”(emotion raising)即情感能量的成功调动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至关重要[80]。然而,路杨在讨论解放区文艺的情感政治时指出,如果承认“情”在历史结构中具有能动性,就应当正视不同主体的情感实践是如何具体进入革命的内部,与革命相互发明,甚至参与塑造了革命的日常形式与感觉结构[21]。由此,将情感工作视为自上而下的“提升”,则不免忽略了“被提升”的群众的自主性。本文的案例分析表明,将妇女通过积极的技术策略和身体实践而获得的“解放感”仅看作“被提升”的结果并不公平。在这个问题上,一些研究者聚焦后来集体化初期的妇女生命经验,提供了更加辩证的讨论,比如贺萧指出,“(20世纪)5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构筑出一种新妇女如何诞生的叙述:她们不是在国家的政令中诞生,而是在干部们的、妇女们自己的、她们本地社群的,以及地方乃至全国的读者和听者大众的劳动中诞生”[41](P338)。在访谈中,贺萧注意到,对于老年妇女来说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记忆格外栩栩如生,她们不仅参加了识字班、演出队以及生产组等组织,而且习得了一套解释自己活动和决策的语言,可以向自己和亲戚邻居来解释自己参与公共活动的正当性[41](P138)。同样是进入社会空间,“正当性”的叙述取代了解放前贫苦农村妇女不得不“抛头露面”下地劳动的道德贬低叙事。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在讨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科学实验时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妇女植棉专家为了方便前往其他生产队培养更多的女性,会将外出教学称为“嫁娶”,甚至准备了“嫁妆”,包括锄头、棉花种子和政治学习材料等[63](PP122-123)。借用满足性别期待的语言,妇女成功创造了跨越村落的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这种借用不是“妥协”,而是妇女基于现实处境而创造出的积极行动策略。如果用这类“妥协”迹象去否认妇女自己织造出的解放感的真实性未免会脱离历史语境而有失偏颇。
由此,土法纺织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的技术,同时也成为一种生产妇女“解放感”的身体技术,并在此意义上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性别指向的革命前沿技术。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以身体技术与情感技术召唤革命主体的中国经验,进而将日常生活与情动纳入革命动员的视野。本文对土法纺织技术的考察则进一步提示,情感技术并不局限于文学、歌曲、舞蹈等文艺活动,生产技术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身体与情感实践,这种双重性也将技术主体从文艺工拓展到更大范围的劳动者,使革命动员获得了更丰富的解释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感”的生产不只是单一的情感工作,而是技术政治的重要一环——这种情感不仅是个体的解放,而且始终是社会性的,也就是在妇女之间以及妇女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结中实现的。“妇纺”当然只是这种技术政治的一个案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普通农民尤其是被双重边缘化(doubly marginalized)的农村妇女,通过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各领域技能在社会的重新分配中获得了解放感。然而,妇女的口述显示,对“让人觉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的时光”的热切记忆,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达到高潮,并在后续的叙述中逐渐消失[41](P149)。这提示我们,始终存在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当剧烈的社会重构逐渐转向稳定,为边缘群体提供突破的空间开始收缩,如何继续想象和实践“解放感”的技术?这仍是需要充分讨论的重要话题。
本文无意论证相比工业纺织而言手工纺织是更优项,而是希望强调技术发展是植根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选择过程,是一个具有性别面向的“技术政治”问题。恰如白馥兰的提醒,要“更现实主义地去考量技术选择的意义,而非简化为纯粹实用角度的考察,我们必须将技术嵌入其社会语境去看它们服务于什么议程”[3](P18)。实际上,“妇纺”的历史非常短暂,1949年春季平津解放后就落下帷幕[81]。然而,妇女并未退场,她们在中国现代纺织业的舞台中央开始了故事的下半场[41][43]。这也提示我们,关于妇女、纺织与技术,还有许多故事等待被重新发现。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