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9年4月24日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指出：
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
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
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
报告，谈到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报告谈到吸收外资的问题，指出：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
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
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
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同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作口头说明。谈到路线问题时指出：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
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
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关于政策方面，他列举了十一个问题。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指出：
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
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
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
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谈到个性与党性，指出：外面有人讲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
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
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他还提倡，
党内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
当年推新税制时，毛主席的态度
50年代初期，中财委主持制定的新税制颁布执行，那些措施瞬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波动，新税制引起了物价的波动。
这一情况迅速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给周、邓、陈、薄写去了一封信，词锋甚严，字里行间都是批评。
薄一波很快就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心里也是很沉重的，当然更多地还有茫然。
当然，他也很快感受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派出了各个小组奔赴大、中城市去检查和整改，还好，很多存在的问题很快就解决好了。
毛主席也比较看中知错就改的能力，对于薄一波，他还是一直比较关心的。
在薄一波忙着去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毛主席还专门叫来过薄一波并对他说：“你要好好去读点哲学方面的书，学一些辩证法和唯物论，当然也要学点逻辑。”
那会的薄一波也在为这些事忙地焦头烂额，他其实是没时间读书的，既然毛主席都提出了，他也直接回答道：“工作繁忙，事务性的事情还有太多，没有时间去读书。”
毛主席则严肃地告诉他：“你们总是借口说工作忙，这样子说是不对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也忙，他还是把错综纷繁的俄国整出了一个头绪来，你们之所以会犯错误，关键是缺乏一个能贯穿一切的东西。”
之后，毛主席向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干部们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提出：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有责任，各有各的帐。
随后，毛主席还具体罗列了自己在这件事中的错误。
这番讲话也让薄一波深受感动，他在回忆录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位受到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毛泽东关于过渡问题的观点，同意《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中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意见。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再次认真研究了这个报告。会议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补充后，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决定把这个文件印发给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全体同志，让大家讨论。
全国财经会议集中讨论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新税制进行了批评。会议结尾阶段，周恩来准备了作会议结论的稿子。这个结论稿完整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毛泽东看后，做了一些修改，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宣读了会议结论稿。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并没有事先写好成稿，只有一个他自己写在会前他又反复研究过的手中那份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封面上的提纲。他在讲话中提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新税制。与别人批评新税制不同，毛泽东在批评之前，自己首先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使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很是感动。
明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内容
全国财经会议，统一了全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的思想。但是光在党内统一思想远远不够，需要经过全国政协，统一全国各阶层的认识。全国财经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恰好9月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
为了做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在召开这次政协常委会扩大会的前一天，毛泽东亲自出面，把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请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的说明，入情入理，使民主党派心情舒畅，打消了过去存在的一些疑虑。就在这天，毛泽东对周恩来将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作的报告稿和总结报告稿做了再次审改。
◆1954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市民高举“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标语牌通过天安门。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作的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9月11日，是这次政协常委扩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在这次会上，全国各阶层在过渡问题上统一了认识，9月24日，全国政协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当时，这个总路线表达了四个要点：
一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二是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三是逐步过渡，“水到渠成”；四是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简单总结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始于《矛盾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这么一个重要论断：
判断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邓小平后来强调解放生产力，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其实这个词毛主席早就使用过。
共同富裕更是如此！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
提出了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且有可持续性，必须要奠定坚实的基础，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防。
新中国接收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起步艰难，但在27年的时间里，仍然在初步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国防的同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水平。
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更快速度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建造好了起飞的平台。因此，到1976年，中国取得的成就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
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取得，无疑是与毛主席倡导的共同富裕分不开的。
1953年，毛主席首倡共同富裕。
他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
在毛主席看来，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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