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
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
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话说1959年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彭德怀说：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地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7月26日，会议分组传达毛泽东在25日提出的“要对事也要对人”的4点意见。会议并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对一封信的评论》。
7月26日这一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惠、李锐都作了检讨。
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和批判的声音，不时传到对面不远的美庐2楼，吵得毛泽东整日未睡。他几次叫李银桥去会场看看，报告会场的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美庐2楼同彭德怀谈话，没想到他再次拗着脖颈顶撞毛泽东说：
“在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举座闻言失色。毛泽东看着彭德怀，良久，点点头说：
“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
他越说声音越激越高亢：
“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满足你40天，否则还欠20天的账，叫你耿耿于怀！”
众人无不激愤，开始和彭德怀算老账。他们从红军时期算起，算到延安，算到北京，一直算到了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只得违心地作了检查。
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与彭德怀谈话。有人说：
“彭德怀同志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相反，很骄傲，犯上。”
周恩来说：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当然，彭总历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能全盘否定，对问题还是要三七开。”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毛泽东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与会者们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经过一番议论，一致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彭德怀也表示同意这个结论。
此后，中央警卫局向下列各位人员的警卫负责人宣布了3条纪律：
1、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2、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3、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初步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29日，毛泽东电召林彪上庐山。林彪在北京就知道庐山上出事了。
7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写道：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将对彭德怀的批判与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联系了起来。还有的人说彭德怀是里通外国。
7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他还说：
“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7月30日凌晨，毛泽东吩咐秘书说：
“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今天上午谈谈。”
李锐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就对周小舟、周惠说：
“要做最坏的打算，攻势会越来越猛。我们议论的一些话弄出去是很危险的。”
周小舟皱着眉头“唉”了一声，说：
“早跟主席解释清楚也许会好些。”
李锐反问道：
“能解释清楚吗？”
周小舟、周惠面面相觑。李锐又交代说：
“议论的那些话，特别是23号晚上的议论，就像烧掉了一样，任何情况下不要再提啦。任何情况下！这样做免得情况说不清楚，越搞越复杂，对党，对主席，对谁都不利。”
黄克诚4人来到美庐二楼。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将大手一摆，说：
“坐吧，都坐。”
黄克诚4人依次落座。毛泽东说：
“中办发了3个文件，我写了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看赫鲁晓夫、杜勒斯，还有台湾，是怎么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他们称人民公社是落后的大规模的奴役制度。说我们狂热的将它强加在6亿5千万中国人头上。说大跃进把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以及家庭生活的基本价值，用命令的方式全部根除了。不是一国内、二国际、三周围吗？你们看看这3份材料，赫鲁晓夫的那篇是放在前面。”
毛泽东所说的3份材料，就是前边已经提到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他所说的“赫鲁晓夫 那篇”，是指《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
毛泽东话头一转，盯住黄克诚，缓缓地说：
“我不了解黄克诚同志的历史。你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人们传言，你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说：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同志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我们争论不伤感情。江西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差点杀头，彭总帮我讲了话，救了我，所以私人感情始终很好。我认为我们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毛泽东吮吮下嘴唇，吸口烟，说：
“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有人说你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
黄克诚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怎么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毛泽东说：
“现在有个说法，叫湖南集团。你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黄克诚说：
“主席，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还有传‘军事俱乐部’的，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惠插话说：
“主席，黄克诚同志这个话有代表性。不然老熟人的往来就都成为问题了。要抓多少集团，多少俱乐部？人人自危只好老死不相往来。”
周小舟也说：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
毛泽东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此类议论你们不必介意。我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同周小舟有隔阂。”
他看看周小舟，又说：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小舟呐，希望你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张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黄克诚岔开话题，谈到了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说：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
黄克诚说：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毛泽东笑笑，说：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惠借机说：
“这两天不叫人说话，只许问什么答什么，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周小舟也说：
“会议上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随意地将手一挥，说：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
“敲山震虎”的谋略，千百年以来，人们屡试不爽。毛泽东这天上午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的一番谈话，还真的震出了一个人来，他就是早上还主动与周小舟、周惠订立攻守同盟的李锐。
7月30日这天晚上，李锐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听了主席23日的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3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就好了；说彭老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的这封信，连夜由王敬先送给了毛泽东。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粮食问题是关系6亿多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只要全党重视了粮食问题，抓紧了粮食工作，即使是灾年，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平稳。反之，如果思想麻痹了，工作放松了，即使是丰年，日子也不好过。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农业生产继续跃进，但是日子并不能一下子就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记取这条教训更加重要。为此，中央对粮食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鼓足干劲，多产粮食，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每年要多吃一些粮食；改善城乡人民的肉食、禽、蛋和用粮食做的副食品的消费，要多用一些粮食；发展牲畜要用粮食；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需要出口粮食。只有千方百计地力争粮食增产，才能保证这些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全党必须学会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地过日子。万不能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一定要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留有余地。经验证明，在光景并不富裕、国家和农民手里基本上还没有粮食储备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把不富裕的日子当穷日子过，即使是富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就会过得比较平稳，过得比较舒畅。根据粮食部的估算，现在保证各方面的基本需要，大体上有4300多亿斤原粮就可以过得去，这可以作为我们过日子的底。应当告诉农民，多储备，少食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不仅仍然可以吃饱吃好，而且粮食储备也可以逐步搞起来。农民只要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这样苦几年，就翻过身来了。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下，应当比去年更多地划出一部分牲口饲料和猪饲料，用以增加畜力，增加肉食，同时又增加肥料。除了不吃猪肉的地区以外，各地应当在今后数年之内，因地制宜，分别做到两三个人一口猪，一个人一口猪，甚至一亩田一口猪。
三、在农村中继续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在城市中继续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经验证明，这是解决我国当前粮食分配问题的好办法。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度定产为5000亿斤原粮，定购为1100亿斤贸易粮，定销为820亿斤贸易粮，从1959年起到1961年3年不变；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实际产量超过定产的部分，国家只增购40%。这对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保证国家基本需要来说，都是必要的。
四、在粮食管理办法上，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继续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的办法。根据定购1100亿斤、定销820亿斤的规定，购销余额为280亿斤。除了出口、军粮和养猪基地的饲料补助共120亿斤以外，中央只要80亿斤来补充库存，其余80亿斤归地方。去年各省、市、自治区借用了中央库存的，今年应当适当归还一部分。为了保证购销计划和差额调拨计划的实现，各省、市、自治区必须保证完成征购计划，不突破销售计划。
五、目前正是秋粮生长的决定性季节，又是夏粮征购的重要阶段。各地必须千方百计地抓紧秋粮生产，加强田间管理，克服旱涝灾害，力争今年秋粮和经济作物的大丰收。同时，必须抓紧夏粮征购，力争完成国家计划，注意不要买过头粮。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在粮食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上，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次经验证明，对任何工作，只要抓得紧，抓得实，就一定可以做好。反右倾，鼓干劲，是做好目前粮食工作的关键，也是做好全年粮食工作的关键。
附发《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征购计划》，望各地按照执行。各省、市、自治区的销售指标和购销差额，到今年粮食收成大体定局的时候再行确定。陈国栋同志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中央同意，一并发给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7月31日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通知后，走进美庐2楼客厅，见刘少奇等人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一开始就有意点明李锐给他写了信。他说：
“李锐昨天晚上写给我的信，已经送与常委看了。”
接下来，他在讲话中系统地说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的历史情况。他还说到了彭德怀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一直站在错误的方面，并举出了历史上不少的事例。
彭德怀插话说：
“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
“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说：
“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毛泽东说：
“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以团结你。”
他又说：
“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说：
“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毛泽东是很尊敬的。他不同意毛泽东说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最后，他说道：
“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说：
“还是三七开吧。”
这次会议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一直开到下午5点才结束。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还是7月31日原来的一班人。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彭真让李锐做记录。
毛泽东的讲话，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观点鲜明地批评了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都在其间插了话。有的说：
“你有大功劳，但全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
有的说：
“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
有的说：
“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
一直沉默的林彪发话了，他说：
“彭德怀同志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你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朱德等人纷纷瞩目于林彪。彭德怀正要辩解几句，林彪抢先接着说：
“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的决定。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
“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不先报告请示一下？”
他转向众人，又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彭德怀同志这个人，是有两面性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同志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的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毛泽东盯着周小舟，说：
“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哭丧着脸解释说：
“我对彭老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3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嘴角浮现出一丝嘲意，说道：
“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周小舟低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说：
“小舟是否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神色有些不自在，挠挠已经秃顶了的头，说：
“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总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断然纠正周小舟：
“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也说：
“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重提1935年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要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见毛泽东又提起了这回事，就插了话，终于说出了24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他说：
“长征中我给中央写信要主席、朱总和恩来同志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同志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同志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7月14日的信上，他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彭德怀同志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彭德怀同志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
彭德怀解释说：
“我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敬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回来又到了湖南。”
彭德怀说：
“我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我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做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它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我既没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毛泽东说：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接下来发言的是朱德。他的发言比较温和，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他就不讲了。刘少奇在发言中批判彭德怀说：
“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积极要求实现自己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可靠，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你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
“不管会议最后给我做出什么结论，我保证做到3条：1、不会自杀。2、不会当反革命。3、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这次会议中午也没有休息，依然是吃包子充饥。
接着，在传达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林彪、周恩来作了长篇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刘少奇在简短的发言中说：
“彭德怀同志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1945年彭有篇检讨，谈到党内发生错误路线时，他要跟着走一段，但走不到底。有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他有异己性，总是有刺，有时候就发牢骚，就骂。毛主席看出他的问题，这次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讲，你这个人就是要闹分裂的，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说，这个人那么难于合作。主席讲三七开，是这样讲的：一二三次反‘围剿’是合作的；长征中反张国焘，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是合作的；解放战争时，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开有些问题外，基本合作的；整个8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有些时候是合作的。彭德怀同志有可能改造过来，他有动摇性。他这次要算大跃进的总账，不讲就不讲，一讲一大堆。因此这次对他算总账，很有必要。”
8月1日夜，毛泽东将他在7月29日批示3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稼祥同志：
此件（指赫鲁晓夫1959年7月在波兰讲话时攻击人民公社的材料——笔者注）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1日晚10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昭明文选》卷10中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
陈伯之是南朝齐梁间人，目不识丁，少时臂力过人，干点偷禾盗船的勾当，被人割掉一只耳朵。时逢乱世，曾任齐江州刺史，后降梁武帝，不久谋反失败，渡过长江投奔了北魏。4年后，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让他的记室邱希范写了一封信给陈伯之，这就是有名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接信后重新归降梁主。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邱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鳍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8月1日夜10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8月1日深夜，田家英来到180号院，卫士引着他登上2楼，他一进门看见毛泽东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放声大哭”，腿也软了，卫士劝不住。毛泽东只好离开沙发过来劝，也劝不住。田家英哭着说：
“主席，我年轻，没经验，上当受骗了。”
他一边流泪，一边检查，一边揭发。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脸色凝重，并无惊愕、震怒之类的声色，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原来，田家英曾经多次和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谈话，他的话后来被李锐称之为“危险的交心”，李锐是这样记述的：“田家英说，在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3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这一次，田家英把自己讲的话检讨了出来，把别人讲的揭发了出来；会上谈的说一遍，会下议论的也交代了出来，诸如：“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到了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有些像铁托”，“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就是180度”。
毛泽东用力将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轻轻叹口气，说：
“唉，莫哭，莫哭了。你还年轻，要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工作。”
他送走田家英，不停地踱步，横在面前的那堵墙，终于坍塌了一块墙角。
后来有人怀疑田家英和彭德怀有联系，经调查，他与彭德怀并无联系。毛泽东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
“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
这个批示保护了田家英，田家英又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对田家英说：
“照样做你的秘书吧。”
欲知庐山会议上的事态如何发展，且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写给周小舟的信中引用典故劝他“迷途知返”，这本是爱护部下的一番良苦用心，却被一些人污蔑为玩弄封建君主一类把戏。真是岂有此理！难道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而不规劝，才是应该的吗？田家英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但他知错能改，认真检讨，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吧。”难道这也是什么把戏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往往是反毛者的通病！
电子版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