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
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
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话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也叫作中心小组，其成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从8月9日开始到8月20日的12天内，中心小组开了8次会，会后由中央局第一书记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不垮得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
有人插话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毛泽东说：
“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某某揭露邓子恢问题。毛泽东说：
“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5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957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苏联从1921年到1928年单干了近10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1935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说：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毛泽东说：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3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16户，我们一个生产队20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员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28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10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1953、1954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3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1958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2000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3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1957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6月刮起12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1958年算半年，1959年、1960年大跃进。1960年开始搞《十二条》，1961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2000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13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邓小平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止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发言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毛泽东插话说：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8亿斤，全国都增产。”
刘少奇接着说：
“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插话说：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接着说：
“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插话说：
“恐怕还是1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20%到30%，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5年到8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么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2000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说到在经济上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插话说：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接着说：
“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泽东插话说：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60%搞集体半集体，40%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8月12日，毛泽东找来1961年庐山会议印发的中央农村工作部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在会议上重新印发，他在一大段批语中批评了邓子恢，而且还算了邓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账以及在1955年砍20万个合作社的旧账。
8月13日，罗瑞卿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到了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泽东插话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安徽太湖县钱让能在写给毛泽东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插话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说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插话说：
“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8亿到10亿斤。”
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说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毛泽东插话说：
“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30万人只留下2万8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说，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4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说：
“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调查，只调查了1个公社的1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1个队，连1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6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他还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10年。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1964年扫尾。”
后来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果然实现了全面好转，实际情况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谭震林在这次会上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则发言说：过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出现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着说：
“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逐年减少。”
毛泽东插话说：
“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2000万，减到2000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周恩来比较谨慎，他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70万吨，再看一看。李先念接着说：
“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泽东说：
“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检讨说：
“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
毛泽东说：
“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8月20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
“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笔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做结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还说：
“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陈毅作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尔后，历时1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他的讲话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准备。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开始举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会议后期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6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
预备会议一直开到9月23日才结束。
1962年9月9日8时32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指挥导弹部队某部岳振华等，一举击落台湾国民党美制U-2高空侦察机，飞机残骸坠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中校飞行员陈怀生跳伞被俘，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
周恩来给刘亚楼打去电话祝贺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下来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一时间，此事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人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价”。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活动频繁，总想弄清楚中国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
9月中旬的一天（应是16日，周日），毛泽东再次派秘书把他的堂弟毛泽荣从宾馆里接到了菊香书屋。
原来，毛泽荣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到了北京，这是他第4次进京了。（据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说，毛泽荣第4次进京是在1964年春，由他陪他，而且他回忆的进京后的情形与下面的记载也大不一样。他还说，毛泽荣还有5次进京，6次进京，读者若有兴趣，可在网上查阅——笔者注）。毛泽荣自从上次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常常请人代笔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的一些情况，有时也难免被人利用，甚至为“右派”说情。1957年，曾因“替右派翻案”，他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宴请了许多父老乡亲，唯独没有通知他。当毛泽荣闻讯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求见“主席三哥”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韶山经宁乡到长沙去了，毛泽荣唯有叹息不已。毛泽荣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几天，还未见到毛泽东。他多方打听并催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毛泽东。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地走进会客厅，对着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泽东起身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叙话。毛泽荣说：
“主席，我这次来，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毛泽东说：
“我现在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你还是到宾馆住一段时间，等我稍微得闲，请你来吃餐便饭，我们再好好谈谈吧。”
兄弟俩这次见面仅仅只有5分钟。毛泽荣回到宾馆，一直等着中南海的通知，待他第二次被接到菊香书屋的这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小夫妻俩回来了。小女儿李讷从学校里回来了，在医院养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作了介绍，并让孩子们向毛泽荣叫五叔。
江青兴致很高，亲自做了饭菜，而且是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风味。毛泽荣满以为三哥请他吃饭，可以开开洋荤。哪知道桌上摆的全是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泽东因为全国人民在过苦日子，正在带头不吃肉哩。
吃饭时，毛泽东不停地招呼毛泽荣吃菜，毛泽荣却吃不下。毛泽东吃得挺香，一边吃饭，一边和他拉家常。
“泽荣，你年纪大了，到外边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不要来京。”
毛泽东认真地说着。毛泽荣却说：
“主席，我本来也不想来打扰您，只是我家有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边又无儿无女，只有两个孙子年龄还小。所以，我才来北京找您。”
毛泽东放下饭碗，温和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你有困难，还是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听着毛泽东的话，默不作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现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说到此处，加强了语气：
“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饭后，毛泽东一家和毛泽荣合影留念。毛泽东身着呢子大衣与毛泽荣并肩站着，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李敏、李讷和孔令华。江青亲自为他们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机交给摄影师，身着呢子大衣，头戴头巾，也站在毛泽东身边，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泽荣临走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你在北京住几天就回去，好好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这几天，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泽荣此次在京，重游了京华名胜。宾馆服务周到，乡下生活哪有这般舒服，因此他流连忘返。毛泽东得知此情，便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给毛泽荣，要他回家。
毛泽东又给杨林公社写了一封信，让毛泽荣顺便带回。他在这封信中嘱咐当地政府说，今后毛泽荣来京，要经他的许可。
毛泽东给堂弟买的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蓝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铺有纯羊毛，制作精细考究。毛泽荣回到家乡后，每次穿上这件大衣，都会不无荣耀地说：
“这是我三哥送给我的。”
毛泽荣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信后，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他稿费中拿出200元，寄给毛泽荣。秘书室同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写给毛主席的信，已经主席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你家庭生活补助。此款另交邮局汇去，请查收。主席说，毛泽连夫妇不要来北京。请你转告他们。此复。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2年9月25日
再说9月18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
原来在8月下旬，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到了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最后到北京能见一见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中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谈了一些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验要点。宫川实团长恳切地要求毛泽东给日本工人题词，以鼓舞他们的斗争和学习，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他还以商量的口吻问：
“那就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日本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好不好？”
宫川实说：
“这一句话是我们来中国20多天感受最深的一点，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
9月19日，日本工人代表团果然收到了毛泽东的题词，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这幅毛体书法作品带标点符号长达近百字，分写在8张宣纸上，前5页属正文，落款占3页。整幅作品文笔雄强豁达，以劲直之笔为主，略带圆转之笔，纵势结体挺拔傲岸。
第二天，即在1962年9月20日，首都各大报都在一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日本工人朋友的新闻和照片，但对题词却没有作任何报道。在时隔6年之后的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题词，刊载了题词的手迹，并发表了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全面阐述了毛泽东题词的伟大意义。《红旗》杂志在10月14日的第4期上同样以超乎寻常的姿态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和手迹。
9月20日下午，岳振华随刘亚楼等人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击落台湾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听取汇报中多次鼓掌。岳振华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连声说：
“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阎长贵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撰写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是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一年多来的第一篇习作。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让工作人员印发给八届十中全会筹备会议人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果如何？请继续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20日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事实上，从“七千人大会”前后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党内斗争并非如此轻松。正如本传前面所述，毛泽东硬是凭借着他那无可动摇的权威，在回京后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这才扭转了局势：先是在7月8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表明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迫使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政治纲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胎死腹中。继之，他在7月18日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夺回了党的舆论阵地；7月25日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8月9日开始，通过中心小组会议争取到了中央和地方大员中的多数人支持，终于迫使刘少奇等人改了口，开始了暂时的全面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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