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后这一历史阶段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无情地检验出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反革命真面目。
当革命高涨的时候，他们大肆反对和破坏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当反动派力图置第一国际于死地的时候，他们却猖狂地进行分裂国际的罪恶活动，配合阶级敌人来摧毁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
对于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罪恶分裂活动，国际必须给予坚决的揭露和回击。马克思在进行这一斗争时说过：“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页）。
一八七〇年七月爆发的普法战争引起了法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九月四日巴黎发生了革命，起义人民推翻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同一天，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也爆发了工人起义，建立了革命政府。善于投机的政治骗子巴枯宁急忙跑到了里昂，大搞冒险行动，妄想冒充拯救法兰西的革命首领。
他纠合其同伙于九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市政厅一个短时间，并立即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是几个小时之后，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只派了两连军队就把这场废除国家的闹剧粉碎了。
“吹牛专家”（《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巴枯宁只得灰溜溜地仓惶逃往日内瓦。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最初，一切都顺利。”“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马克思致爱·斯·比斯利》·一八七〇年十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3页）
里昂起义胜利果实的被断送，充分暴露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动谬论的荒诞无稽及其对革命的危害性和破坏作用。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英雄的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梯也尔的卖国反动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坚决支持奋不顾身的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及时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勇敢地捍卫了巴黎公社的正义事业。
而巴枯宁主义者却完全站在这次革命的对面，恶毒地诽谤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和公社英雄们的英勇斗争。比如巴枯宁本人就曾公开诬蔑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并无耻地歪曲说，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勇敢的、明显的否定”（见《巴黎公社和关于国家学说的概念》）等等。
这就彻底撕掉了巴枯宁的“社会革命”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更加证实了巴枯宁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中废除一切国家、实现各阶级平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极其反动的。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一个诽谤、诬蔑、围攻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反动狂潮。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1页）
巴枯宁阴谋集团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需要，也迫不及待地参加了这个反对第一国际的“大合唱”，趁机加紧进行分裂和破坏国际的罪恶活动。
他们丧心病狂地利用第一国际的困难处境，猖狂攻击总委员会对待巴黎公社革命的正确原则立场，恶毒造谣说什么“总委员会对公社的灭亡应负罪责，因为它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支援巴黎的运动，总委员会的亲德意志的倾向是极其触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0页），等等。
他们把自己操纵的瑞士国际汝拉支部作为反对第一国际的大本营，并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加紧网罗门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使国际由于内部的分裂处境更加艰难。他们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阴谋与资产阶级配合，里外夹击，颠覆第一国际。
面对第一国际所处的这种内外艰险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坚决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回击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猖狂进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总委员会不顾巴枯宁分子的强烈反对，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七——二十三日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谴责了巴枯宁派操纵的汝拉各支部的分裂活动，责成他们加入总委员会承认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次发动公开攻击，总委员会今后将“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0页）。
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彻底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关于完全放弃一切政治的反动谬论。恩格斯在发言中深刻地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人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我们“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因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而“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
会议挫败了巴枯宁分子的阻挠与反对，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指出：一切政治活动都应该是经济解放的手段，并且要求国际会员注意把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结合起来，决议还指出，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
尤其使巴枯宁惊慌的，是会议作了特别决议，宣布“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涅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7页）。
因为涅恰也夫在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与巴枯宁联系密切，并且在巴枯宁指使下，在俄国假冒第一国际名义，进行诈骗、谋杀等破坏革命的勾当。涅恰也夫被捕后，反动派趁机煽动反对国际的妖风，胡说涅恰也夫是根据国际的指令进行这些活动的。
伦敦秘密代表会议给予了巴枯宁集团以沉重的打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95页）
此外，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关于取消各组织宗派名称的决定也是对巴枯宁宗派活动的重大打击。因为巴枯宁分子曾经采用实证主义派、互相主义派、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派等等乱七八糟的名目来命名其宗派组织。决议规定：各国的国际支部都应命名为联合委员会并冠以所在国的国名，所有地方支部和小组都应成为国际的分支组织，并冠以所在地的名称。
巴枯宁集团在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上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把仇恨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身上。所以在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以后，他们就以反对“权威主义”为名，公开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总委员会，疯狂进行分裂活动，阴谋使国际瓦解。
巴枯宁没有出席伦敦秘密代表会议，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诡计。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巴枯宁指使其党徒，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巴枯宁派的汝拉各支部代表大会。
汝拉地区的“同盟”组织是巴枯宁的总部，包括二十二个支部，但是实际上只有九个支部的十六名代表参加“大会”。这个分裂小会发表了所谓《桑维尔耶通告》，公开发出反对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叫嚣，给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专制”、“独裁者”等等。
过去巴枯宁自称是国际的“拥护者”，是马克思的“学生”，现在却大肆攻击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其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昭然若揭。
他们还要求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实行“支部自治”。这是巴枯宁集团公开分裂第一国际的信号和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指出：“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4-485页）
恩格斯还揭露说：巴枯宁集团“从此以后策略就改变了。命令下达了。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尔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0页）
巴枯宁阴谋集团对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恶毒攻击，是公开分裂第一国际的罪恶活动，它完全迎合了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3页）。
因为，“对欧洲警察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00页）。
所以，《桑维耳耶通告》一出笼，立即受到欧洲各国反动分子的热烈欢迎。法国资产阶级的政客甘必大极力称赞巴枯宁派的所谓“通告”；英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白衫党也为这个“通告”拍手叫好。巴枯宁充当资产阶级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已经原形毕露。
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各国革命工人的强烈反对。日内瓦国际各支部于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反对所谓桑维耳耶大会的决议，严厉谴责其罪恶的分裂活动。甚至巴枯宁派的支柱——“同盟”西班牙支部的盟员们也起来反对巴枯宁。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回击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猖狂分裂活动，于一八七二年一月至三月间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了一篇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这篇杰出的通告向国际无产阶级全面揭露了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和罪恶目的，逐条驳斥了《桑维耳耶通告》对总委员会的诬蔑和攻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总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1页）。
总委员会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决定于一八七二年九月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第一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
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到苏黎世调查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活动情况。巴枯宁对这次调查非常害怕，竟然指使其死党企图暗杀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国际俄国支部负责人之一吴亭。
调查人虽然受了重伤，然而还是完成了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指出：“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巴枯宁得到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消息后，也加紧策划，作垂死的挣扎。巴枯宁分子觉得即使采取在巴塞尔大会和拉绍德封大会上所使用过的手法，在海牙大会上也不能获得虚假的多数票，更无力控制大会的领导权，达不到篡夺领导权的目的。所以他们孤注一掷，“企图发动政变”（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3页），以挽回败局。
其办法是利用反动的意大利联合会于八月五日在里米尼召开代表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公开宣布同伦敦的总委员会分裂，并号召所属各支部于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瑞士纽沙特尔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同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
可是，他们企图搞政变的计划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巴枯宁不得不“纠正自己的失策”（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4页），又厚颜无耻地派出由吉约姆率领的十四名代表去参加海牙大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牙大会是关系到国际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所以亲自出席并且领导了这次大会。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专案审查报告。
海牙代表大会围绕着加强还是取消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巴枯宁分子吉约姆发言主张取消以总委员会为中心的一切职权。他说总委员会“不应是一个领导的中心”，而应该是一个“联络统计局”。实际上他是以反对权威主义为名而鼓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了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重要性，严厉批判了巴枯宁分子的反动谬论，并且戳穿了他们推行无政府主义的阴谋。最后，大会以四十票赞成、四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授予总委员会更广泛权力的决议。
根据这个决议，总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有权暂时开除一个支部直到一个联合会。
大会决定把伦敦秘密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决议载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一决议标志着主张放弃政治斗争、拒绝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巴枯宁宗派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失败。
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审查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活动，决定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阴谋组织的首要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第一国际，并公布“同盟”策划阴谋诡计、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文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对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最后判决。
恩格斯说：“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这一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
海牙大会证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落得可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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