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层传播、影视文化与新闻社会史。
摘 要：“冀中一日”是1941年为庆祝冀中根据地成立三周年发起的一场几十万名群众参与的写作运动。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展开严酷扫荡的大背景下,冀中根据地能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深入的群众文艺运动,这本身就构成一次文化传播“事件”。本文立足四个方面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分析以“冀中一日”为代表的群众写作运动的组织机制和社会动员功能:一是从上海的《中国的一日》到冀中根据地的《冀中一日》,作为基层传播的“一日体”在这种从城市到敌后根据地的空间转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冀中一日》的征稿依靠群团组织的网络,群众组织是基层传播的制度基础;三是《冀中一日》反映了根据地建设的新生活以及对妇女群众主体的塑造;四是《冀中一日》是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参与的传播学,以写作为媒介实现了基层宣传与文化建设等多重功能。
基层传播是探究在基层、服务于基层的传播实践,是中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历史经验,与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用文化、传播等方式完成基层社会的动员有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从城市革命向农村革命的转型中,需要用基层化的传播手段来实现对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的组织和动员,这既涉及把城市文化改造为适合农村环境的传播机制,也涉及把农村文化改造为承载新价值的媒介[1](PP1-13)。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在冀中根据地发起的“冀中一日”征文为例,呈现这种“一日体”的实践在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中,基层传播的组织机制、群众运动的方法,以及这种群众写作活动与群众主体塑造之间的关系。1941年,冀中根据地为了庆祝成立三周年,举办了“冀中一日”征文活动,“当时冀中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程子华、吕正操、黄敬等同志为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发起了一个叫做‘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号召冀中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5月27日这一天里发生的抗日斗争故事”[2](P1)。这场写作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动员了几十万名群众参与,收集上来5万多篇稿子,最终选定200多篇,共30多万字,分别以“鬼蜮魍魉”“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为主题编为四辑。当时油印的200多本小册子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基本遗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因偶然的机会将四辑全部收齐并重新刊印[3](PP83-92)。考虑到冀中根据地处于华北与日军作战的前线地带,是“敌后的敌后”,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之下能组织起如此规模的征文比赛,说明冀中根据地有着强大而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4](PP320-336)。这是一场以写作为媒介的群众性文学创作活动,其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将群众写作运动作为基层传播的中介,从四个方面呈现文化宣传与社会动员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一日体”的来源以及“冀中一日”的特殊性,这是一种以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形式完成的组织和动员,与《中国的一日》具有明显区别;第二,“冀中一日”的组织基础和群众文艺组织的网络形态;第三,呈现“冀中一日”的书写特征,作为一种群众集体写作的方式,其文本自身充满了群众写作的政治;第四,《冀中一日》是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参与的传播学,以写作为媒介实现了基层宣传与文化建设等多重功能。
一、从《中国的一日》到《冀中一日》:“一日体”在农村根据地的流变
以“一日”“一天”为主题和对象的创作形态称为“一日体”书写,是以“我的一天”为视角来展现个体化的人生和世界的故事,其形式是把每个人的“一日”汇聚成全景式的集体表达。“一日体”最早提出是在1934年8月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提议全世界的作家、记者书写1935年9月2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最终编成一本书——《世界的一日》[5](P234)。高尔基的“创意”赋予“一日体”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一日体”具有社会记录的功能,把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变成值得被书写的对象,这改变了精英书写和社会新闻的理念;其二,“一日体”是一种参与式写作、集体写作的方式,由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记者共同完成;其三,“一日体”创造了双重主体,每一个人写下这一天的故事,使得每一个人不仅是生活和工作的创造者,也是日常生活的记录者,实现了作家与被书写者的“合二为一”。遗憾的是,《世界的一日》还没有编辑完成,高尔基就去世了,但这种“一日体”的文化想象和活动形式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日体”形式很快传播到中国。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的出版家邹韬奋联合茅盾、陶行知等作家发起了“中国的一日”征稿启事,号召人们写下1936年5月21日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凡是‘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于中国范围内海陆空的大小事故和现象,都可以作为本书的材料。这一日的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人物动态,无不是本书愿意包罗的材料。”[6]在3个半月的时间内,共收到3000多篇(约600万字)稿件,最终由茅盾主编汇集成《中国的一日》,全景式地再现了各个地方、各种职业所感受到的中国,可以看到当时民族危亡下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横断面”。这本行为艺术风格的书是邹韬奋、茅盾等上海知识分子的一次成功的“策展”。“‘五月二十一’几乎激动了国内国外所有识字的而且关心着祖国的运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般真实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他们来一个脑力的总动员了!”[7](P6)这次文化活动参与的主体有两个:一是邹韬奋、蔡元培、茅盾、鲁迅、陶行知等知识分子;二是投稿的作家、职员和普通大众,这是精英与大众“联袂”完成的公共事件,主题、书籍编排、意义讨论都来自上海的文化人,其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单一编排,让市民、群众这些“无名英雄”变成“”。“一日体”在文风上的特点是主体书写当天发生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或者“我”看到的事情。这是一种日记体写作,而日记也是以“一日”作为记录方式。《中国的一日》使得这种私人化的、朝向自身的叙述体变成一种公共题材。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是由众多发生在“5月21日”的小故事组成的个人叙事集合而成的中国故事。与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所建构的民族国家身份不同,“中国的一日”虽然使用的是“中国”这一整体性概念,呈现的却是普通人所代表的中国,这本身是进步文化人利用报纸、书籍等公共媒介展现“分裂的中国”的中介。
1941年,冀中根据地模仿《中国的一日》,在冀中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同样采用“一日体”的形式,先公开发布征文启事,由王林、孙犁等冀中作家参与编辑,最终编辑完成《冀中一日》。不过,从《中国的一日》到《冀中一日》,不只是空间地理上的转移,更意味着文化资源、媒体环境的巨大差异。其一,征稿方式不同。与在上海掌握媒体资源的文化人通过报纸、出版完成的《中国的一日》不同,冀中根据地处于媒体资源匮乏的根据地区域,是与城市不同的农村地区,不仅缺乏《大公报》等现代大众媒介,也缺乏支撑印刷工业的现代媒体体系,与在报纸上发表征文、读者向报纸投稿不同,《冀中一日》的征稿主要借助文联、群团组织来完成。其二,写作主体不同。《中国的一日》的来自市民阶层,《冀中一日》的以农村群众为主,是刚刚接受根据地教育的新农民。其三,话语风格不同。《中国的一日》呈现的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而《冀中一日》呈现的则是带有阶级色彩的民族话语。
此前对《冀中一日》的研究多为亲历者的回忆录,主要从群众写作、政治宣传的角度呈现这次活动的社会价值。对于《冀中一日》的研究思路有两个:一是将这次活动放在群众教育、文艺活动中考察;二是把《冀中一日》作为高超的社会动员之印证。问题在于,文艺活动为什么会成为社会动员的中介?社会动员为何要依靠文艺、文化的方式来磨炼、锤炼?如何理解这种在敌后根据地展开的群众文化工作的意义?本文从基层传播的角度解读这部文本。基层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于基层展开的文化宣传活动,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传播的空间是基层、农村、偏远地区,对象是不识字的、非现代的农民;二是基层传播是用宣传、传播等文化手段实现政治动员,是把政治与社会革命、宣传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实践方式;三是这种宣传指向一种社会改造的过程,是对新生活、新生命样态的书写。与“一日体”所体现的日常生活、个人视角下的故事不同,《冀中一日》有着清晰的政治性,表现的是敌后抗战的社会状态。从《中国的一日》到《冀中一日》,虽然都是集体的、群众的写作,但是组织形式、写作内容和写作主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显示了城市“左翼”文化与根据地群众文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形式和内容逻辑上。
二、“冀中一日”的组织形态与网状化的群众文艺组织
冀中根据地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地处河北省中部,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日本占领华北的核心腹地。就在被日本重兵控制的区域,以吕正操为代表的东北军开辟了敌后根据地,后来与聂荣臻创办的晋察冀根据地合为一体。根据地在进行残酷的游击战争之余,还发动了广泛的文化建设。在没有城市、铁路等现代资源的背景下,文化是除了组织军事斗争之外最为重要的内容,“冀中一日”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教育活动。“一日体”作为群众写作运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形式。如1936年5月,红军长征结束之后在陕北开展了“红军长征记”征文活动,在丁玲等作家的编辑下完成了《红军长征记》。可见,群众写作运动是一种基层传播的重要形式,群众写作运动的展开依靠群团组织和文艺知识分子参与。
1941年4月20日发布的《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冀中一日〉的通知》提出:“(一)冀中党政军民共同决定编辑《冀中一日》,反映冀中全部生活情形,加强宣传工作。并已决定5月27日为《冀中一日》所要记载的日子,其意义及写稿方法,征稿办法已由《冀中一日》编委会及冀中文建会通知,并已在导报公布。(二)各级党委及全体同志应该了解《冀中一日》的编辑在党的宣传事业上的意义,各级组织应保证党政军民各部门及全体党员依照征稿办法供给稿件,按期寄交,各级文建会员负责收转。下级同志不能写稿者,可自述意思,发动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代为记录,尽可能作到全党同志能写文章者,都写稿,不能写稿者,亦能口述思想,请人记录成稿。”[8](P417)《冀中一日》征文的消息虽在《冀中导报》公布,但是依然需要通过冀中区党委和“文建会”的组织系统来完成征稿。也就是说,《冀中一日》的征稿借助的是组织化的文联、群团系统,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与覆盖广大群众的基层组织相结合的系统,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动员模式。
在编 辑《冀中一日》之前,1937年中国文艺协会模仿《苏联的一日》的集体创作模式,在《红中副刊》发起了《苏区的一日》征文活动。这一征文活动迎合了当时社会征集的《中国的一日》大型集体化创作潮流。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12月,军区政治部组建了抗敌社,开始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9年元旦,《抗敌报》刊登了“晋察冀一周征稿启事”,号召边区每一个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做什么工作,都积极投稿。这次征稿可以说是晋察冀边区群众写作运动的先声,活动一共产出稿件15万字。像《中国的一日》一样,《冀中一日》在《冀中导报》上发布公告和通知,但《冀中一日》的组织方式与《中国的一日》非常不同。《冀中一日》向社会征集稿件,除了在报纸上发表征文消息之外,更重要的是借助文联、群团组织进行传播。这与冀中根据地的文化、文艺组织的分布情况分不开。这场写作运动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模式,依靠群众组织来动员群众。这也是根据地时期信息流通和分发的基本模式,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完成信息向基层的传播。
1939年10月,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成立了冀中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接着各县文建会相继建立。到1940年冀中区共成立专区文建会4个,县文建会23个,区文建会310个,村文建会2900个,会员达4万人。各级文建会的成立进一步活跃了冀中区的文化事业,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和报刊出版发行工作的主力军。《冀中一日》获选作品的文末标注了文章的来源,大致有如下机构:一是通讯社,如藁无县通讯社、晋深极县通讯社、安国县通讯社;二是文建会,如束鹿文建组、定南县文建会、饶阳县西里满文建组;三是回建会,如安国县回建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定南县回建会、回民支队、藁无县回建会、冀中回建会、定南县村回建会、定南回建会;四是公安局,如蠡县公安局、新乐县公安局、正定县公安局、定县公安局、安新公安局、博野县公安局、晋深极公安局;五是武委会,如安国县武委会、任丘县第四区工会、蠡县南宗高小、献县八区、武强六区妇会、任邱三区工会;六是行政机关,如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骑兵团、除奸部、7分区、6分区政治部、8分区游击总队、栾城县县政府、献县县政府、束鹿县一区;七是农会、教育机构、妇联、青教会,如安国县农会、定南八区小学教员、饶阳七高教员、深南吴山庄村农会主任、蠡县第十四高学生会、定南回民教员、二分区回连会、定县妇会、十专署民政科。
与科层制度不同,群众组织不是科层化的机构,而是一种以基层党组织为基础形成的去等级化的群众自治组织,有三个特征:第一,群众组织由基层党组织领导;第二,基层群众组织的去行政化能降低现代行政成本;第三,基层群众组织与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可以把群众动员起来。群众组织是实行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的载体。其中,群众文艺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活动既是群众组织化的中介,也是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在冀中作家孙犁看来,《冀中一日》不仅是一次群众文艺活动,也是一次重要的“民主”实践,“其意义在于他们能写文章是与能作战,能运用民主原则,获得同时发挥”[9](P418)。也就是说,这种以写作为媒介展开的基层传播实践,既是一种非军事的、非政治的群众文艺活动,又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群众运动,是让群众获得一种集体感和社会感的形式。这实现了把文艺活动政治化、把政治活动文艺化的双重过程,其目的在于群众以自身的参与来确认群众网络以及社会动员的组织方式,这是去组织化的群众组织与组织化的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
《冀中一日》还依靠冀中文艺工的参与。如孙犁、王林、李英儒等都是冀中的重要作家,他们积极参与“冀中一日”活动,孙犁在编辑完《冀中一日》之后,还编写了群众写作教育的教材《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这种参与群众文艺组织的经历,也影响到了他们的文艺创作。《冀中一日》的经验反映了基层传播的特点,以写作为媒介,不只是通过报纸公布、公民参与的现代大众媒介模式,而是依靠党的文宣系统与群团文艺组织向基层传播,动员基层群众参与。这种基层传播方式的启示是:第一,写作是重要的文化媒介,尤其是在缺乏其他大众媒体的前提下,把思想写成文章,成为社会动员的大众媒介,也是用写作参与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方式;第二,写作是一种具有参与感的活动,是让群众变成主体的过程,用文化书写来塑造新的社会主体;第三,群众文艺组织是一种网络化的覆盖基层的方法,为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双重生产的主体:镶嵌到日常生活的基层传播
根据地时期的文化、社会建设不仅是为了适应游击战的军事需要,更重要的是把农民动员为抗战救亡的主体,文化、社会建设是实现这一目的最为有效的手段。由于农村根据地缺乏现代化的大众媒介,这使得写作/书写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基层传播手段。其优势主要有两个:一是成本低,只需要纸和笔;二是群众可以积极参与,与美术、音乐、话剧所需要的更加专业化的知识相比,写作门槛较低,“由干部到士兵和农民,从上夜校识字班的妇女到用四六句文言的老秀才、老绅士都有”[10](P255)。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村社会中较弱势的妇女、老人、儿童等都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以写作为媒介实现扫盲、政治思想教育等基层传播功能。很多小学生、妇女、老人积极参与《冀中一日》投稿,他们在敌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群众主体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冀中一日》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艺运动’,同时也是一种具有高度现代性的新写作。只不过,这里的现代性不是艺术独立的审美现代性,而是一种主体启蒙、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在上千年历史中一直沉默失语的广大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激扬起表达的热情,焕发出主体性的光辉。”[11]
在《中国的一日》中,很多普通人用白描和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了1936年5月21日发生的故事,这种个人的日常生活看似不具有历史和社会的“意义”,因为定义何为有意义、何为无意义,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涉及一系列社会、历史、政治的评价系统。“一日体”的意义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得的:一是肯定普通人、个体的生命价值,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赋予无名大众以正面、肯定的主体位置;二是“一日体”的形式是把众多个体的书写聚集在一起,变成一种集体的表述。在《中国的一日》中,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区域、不同身份的个体的生活变成了关于1936年5月21日中国的全景呈现。从写作方式上看,《冀中一日》看似延续了《中国的一日》的风格,但是两者却有两点重要的区别:一是写的社会阶层不同,《中国的一日》的是都市市民阶层,而《冀中一日》的是根据地农村的普通村民;二是写作的内容不同,同样都是个体视角下的故事,《中国的一日》主要反映个体化的、日常化的生活,而《冀中一日》主要反映敌后根据地开展的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是个人/“我”视角下的一种组织化的生活。这些群众参与的新的生活成为《冀中一日》表达的对象。如在徐贵珉的《我的生活》中,这种生活是一种组织化的生活,“早操的时候,唱了一会儿歌。每月学会一个救亡歌曲,这是我们七专署学习唱歌的计划。早操回来,洗脸、扫地、打开窗子、擦过桌椅、把垃圾倒了后,我们的学习组长田永同志,就来召集我们勤务员、特务员、伙夫、马夫同志们上课了”[12](P215),从唱歌到早操、再到上课的集体生活,是一名普通勤务员的“日常生活”。
1941年5月27日,“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开启,这次有组织的集体创作是文艺走向群众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用文化、文艺活动完成新的主体启蒙和主体社会化的过程。《冀中一日》根据主题分为四辑,一是“鬼蜮魍魉”,二是“铁的子弟兵”,三是“独立、自由、幸福”,四是“战斗的人民”。如果说群众网络组织支撑《冀中一日》的组稿和出版,那么从《冀中一日》的写作主体、写作风格和写作内容来看,这种群众写作运动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第一,写作主体是根据地的普通群众。虽然是集体创作,但并非大家合写一篇文章,而是每位书写者从自身出发用第一人称书写的个人化叙事。如几篇与女性有关的文章分别是边藩的《她》(来自定南县回建会)、胡玉英的《谁不尊敬她》(来自定南县第三区贾村文建会)、洁卿的《淑清》(来自定南回民教员)、良柱的《二梅和她娘》(来自藁无县回建会)、郭炯的《房东老大娘》(来自十专署民政科)、田振亚的《女工小尚子》(来自晋深极县妇会)等。这些作品涉及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妇救会、上大众识字课等新的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成为有主体性、行动力的女性。
第二,写作内容是把看到、做过的事情记录下来,把自己的故事对象化,变成可以被讲述、被阅读的对象,尤其是开会、参加战斗、参与各种群众组织等活动。这种“做什么,写什么”是用“写什么”(书写)来赋予“做什么”(行动)以意义。如果说《冀中一日》的征稿、编辑、出版依靠根据地的群团组织,那么《冀中一日》的写作内容大多涉及群团组织开展的各种群众活动,甚至《冀中一日》的征文本身也成为写作主题,这形成一种互文和自反效果。在雪涛的《他们多么羡慕我们,我们多么关怀他们》(来自晋深极县通讯社)一文中呈现了青年人参加各种群众组织来反抗侵略者:“青年和壮年都参加了战斗,妇女们有的组织了慰劳队、救护队,在战场上去做慰劳和救护工作;有的在家募捐,一时大忙起来。村子里改变了过去死沉的状态,妇救会的主任拿着一支土造的大决枪,瞄准城头上那个探头的鬼子,‘砰’的一枪,眼看着那个鬼子就滚下去了;武委会主任带领着8个子弟兵上了南城门。”[13](P19)这里提到了“慰劳队”“救护队”“妇救会”“武委会”等群众组织,也显示了在敌后根据地,群众组织成为动员群众的社会中介,从《冀中一日》中能看出这些群众组织非常活跃,使得农村这一非现代的地域变成社会化、公共化的空间。
第三,对于参与《冀中一日》的书写者来说,他们是从事双重生产的主体:一方面是种地、打仗等物质生产的主体;另一方面是从事文化艺术等精神生产的主体。如辛冷的《钢笔的故事》(来自军区政治部)写道:“我们的首长常常给我们讲:只会使枪,不会使笔的不能算是好战士;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是英雄,在学习战线上也是英雄呢!就是这么回子事情嘛!我们那个老炊事员,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为了响应上级的号召,一个月就‘消灭’了100个生字。你说,这是不是奇迹?”[14](P123)从中能看出通过识字运动、鼓励写作,八路军培养出了既能“使枪 ”又能“使笔”的战士。在《冀中一日》中,写提到很多学习、识字的主题:“无论是年幼的或是年老的,男的或是女的,学习已经跟吃饭一样的重要,精神的食粮比物质的食粮还宝贵 呢”[15](P128);“在这两个月以前,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到担架队来这两个月的光景,不光认识了我自己的名字,还学了80多个生字”[16](P129)。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结合,不仅是为了向普通群众普及文化知识,而且改变了知识的等级化,“知识就已不像从前只为少数人所占有了,知识已经还给群众了”[15](P127)。
冀中根据地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群众教育和文化建设,也不会在落后、贫瘠的农村组织起如此规模的群众写作运动。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军事、社会斗争的基础是把散兵游勇和被封建制度束缚的人民群众解放出来,变成自主的人。
四、从被书写者到书写者:女性主体的生成
妇女解放的议题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受到各界关注,而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主要出现在全国大中城市之中,农村妇女从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在1929年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迫切的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17](PP98-99)“在经济战线上(长岗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在苏维埃的组织上(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17](P134)20世纪40年代,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影响深远的妇女解放实践,妇女解放的议题也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1943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强调“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18](PP647-649)。1944年,在经济逐渐步入正轨之后,毛泽东又将文化教育问题提上日程,农村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读报、写作等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妇女解放的经验不断积累,女性的主体性也在不断生成。
关于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实践,学界已经展开丰富的研究,涉及经济生产、政治参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参与及贡献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根据地,由于大量有行动能力的男子需要外出当兵、参加战斗,当地的生产劳动则主要由女性来从事,她们会组织起生产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承担起生产重任。除了参与生产之外,她们也会组织参加战斗,开展读书、识字、写作等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塑造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女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也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妇女参与写作与社会新闻的生产,不仅意味着女性在生产和精神上的双重独立与解放,也意味着根据地的基层传播更深层次、全方位地开展。正如李海波所言:“乡村妇女投身读报和通讯等现代新闻活动,是工农通讯员运动深入开展的结果,堪称一种极具理想化色彩的新闻实践。”[19](P76)在《冀中一日》中,不乏对于根据地女性的书写,从这些描述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农村妇女在哪些方面获得了解放以及怎样获得解放。
在主体方面,冀中根据地的妇女写作实践中涌现出不同身份的两类女性主体。其中一类是妇女干部和知识分子,她们凭借自己较为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意识,积极参与到识字班、妇救会等组织力量以及生产劳动中,一方面通过传授知识、做群众思想工作等方式,以自身力量推动农村妇女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在生产劳动以及与其他主体接触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改造。比如妇救会主任田振亚,她积极组织农村妇女学习识字,参与工厂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她也被妇女们的生产和抗战热情所感染,进一步坚定了同敌人斗争的决心。除此之外,《冀中一日》中还涉及许多先进的妇女知识分子和干部代表。另一类女性主体是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之前,冀中根据地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风气闭塞、文化落后,妇女深受封建思想的压迫和束缚。在妇女干部走家串户的劝说以及根据地政府创立的多种形式的妇女培训班的影响下,广大农村妇女逐渐在思想上挣脱了封建礼教枷锁的束缚,婚姻和人身自由、反压迫、男女平等等观念逐渐被接受。这些观念的改变促使她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做出巨大贡献,也在生产、文化等多方面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妇救会会员李孔在《缝单衣》中写道:“他们为了抗日,为了保护我们人民,不论天气多热,总在和鬼子拼命。我们应替他们缝军衣,免得他们受热。”[20](P398)这些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之余识字写稿,成长为一种不同于旧社会的“新型妇女”。在彼此靠近和融合的过程中,这两类妇女无疑实现了一种“双向改造”,她们互相映射、互相影响,构建了根据地时期群众写作与妇女改造的独特生态和面貌。
在内容方面,这些关于女性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女性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书写。例如,边藩的《她》(来自定南县回建会)就从第一视角讲述了女性参与斗争的激烈情景,在敌人的胁迫和恐吓下,“小吴满身是血,躺在炕上,牙咬着,显示着她宁死不辱的坚贞”[21](P37),体现了女性在战争中面临的境遇与勇于斗争的品格。胡玉英的《谁不尊敬她》(来自定南县第三区贾村文建会)则以第一人称刻画了来自一家的三代女性,分别是义无反顾将儿子送去参军的纺棉花的老大娘、被日寇残暴杀害的儿妇,以及七岁的小孙女淑英——一个最能干的儿童团队长,从中可以看出斗争精神在代际的传承。洁卿的《淑清》(来自定南回民教员)讲述了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田振亚的《女工小尚子》(来自晋深极县妇会)则详细记录了妇女在工厂获得的解放。这些内容一方面揭示了战争对女性造成的创伤以及她们生活轨迹的改变,解释了她们反抗的根源和动力;另一方面体现了这种群众书写方式为妇女带来的解放,提供给她们一种情感的出口,让她们的遭遇、经历得以被看到。这些女性自发进行的写作具有一种强烈的共情力和感染力,而由女性自身进行书写的方式赋予她们能动的主体性力量,她们不再仅仅作为被书写的对象,更是作为书写者呈现出自身对环境的认知与理解,这也在无形之中体现了群众书写作为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的重要意义。另一类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书写女性,这些写作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展现女性在生产、动员、斗争中多方面的作用。比如景波的《八个模范妇女队员》(来自定南县X区武委会)中提到:“尤其是这村的妇女自卫队,自诞生以来,在和敌人大大小小的各种斗争——破路、扰敌、侦探、破坏电线中,都起了模范作用。”[22](P240)薛沛的《画眉张》一文涉及“识字班”“妇救会”“婚姻自由”等关键词,体现了妇女摆脱旧社会压迫的愿望以及对自由和解放、获得精神和肉体双重独立的渴望。赵沉服的《一个女工》讲述了女性如何走出家庭,摆脱封建礼俗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热情投入工厂,参与政治、文化课的学习。“近代工厂女工的出现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女工由出现到发展到形成一定规模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23],工厂这一社会空间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女性开始成为生产线上的劳动力,更意味着她们意识到自己可以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建设之中。建光的《婆婆会》提到了县妇会调节家庭矛盾、帮助妇女解决识字学习方面阻碍的情节。岐山的《回民妇女的劳动日》描述了妇女积极参与生产计划讨论,参与农业生产、评选劳动英雄的情形。除此之外,铁彦的《新妇女》(来自献县八区)、杨林的《小翠也自由了》(来自定县妇会)、良柱的《二梅和她娘》(来自藁无县回建会)、郭炯的《房东老大娘》(来自十专署民政科)等文章也揭示了根据地女性摆脱弱势地位、逐渐成为生产与建设的主人的经历。
在这些内容中,识字班、妇救会、自卫队等社会组织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显影。以识字班为例,在冀中,1937年冬到1938年春已普遍建立了妇女识字班,大部分青壮年妇女都参加了学习[24]。“念了识字班后,许多青壮年妇女考入高小或当初小教员。”[25]大批青中年妇女参加社教,以致“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妇,母亲和女儿,嫂嫂和小姑都涌进了学校。互相竞赛、争取‘学习英雄’‘学习战士’的佳话到处传着”[26]。当然,这些组织的功能并非完全分割,而是形成了有效互动。比如,妇女自卫队在正规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之外,还会采取多种灵活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27]。“通过设置写有‘保卫冀中’‘保卫家乡’‘不买敌人东西’等标语的岗位识字牌,也可以督促每个过路的人经常学习,并且可以配合各种识字班大量进行扫除文盲工作”[28](P127),这也为妇女独立写作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女性在这些活动中的积极参与,体现了她们在精神层面追求自由与解放,努力实现身心的双重独立。这些活动所宣传的内容和观念,不仅使民众对中共的近期工作目标有了即时了解,而且使他们对中共长远目标具有也许并不真切却十分清晰的概念,从而产生了确定的一致感[4](P17)。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冀中一日》的写作实践也构成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
五、以“写作”为媒介:《冀中一日》的社会功能
《冀中一日》的出现与冀中根据地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地的特点不是固守、占领某一个空间,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随时转移[29]。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以城市和工人暴动为特征的苏联革命经验无法在中国复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武装割据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这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空间从大城市转向国民党、军阀力量薄弱的偏远乡村,也意味着革命的主体从城市工人转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托根据地,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强大敌人进行正面对抗、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强势与弱势的转化,把敌人的强势变成弱势,把自己的弱势变成强势。实现这种转换的方法,就是游击战和群众路线。灵活的游击战能不能成功,依赖红军是否获得当地群众的支持,而群众是否支持又与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效果有关。游击战的目的并不是占领、固守某个根据地,所谓“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游击战又可以随时随地建立根据地,也就是把不可能的空间变成游击战的空间。可以说,游击战、根据地是一种面对强大敌人时采取的斗争策略。
借助群众组织的传播网络可以动员几十万名群众参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写作本身并非只是完成一种文字工作,而是以写作为过程、通过写作实现一种社会化和民主化的体验。孙犁在1942年完成的《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文章中指出,群众文艺运动有四个作用。其一,“《冀中一日》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艺运动,影响至巨。从此提高了人民对文学的认识,对写作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者至大。许多有才能之写亦由此发现”。其二,“《冀中一日》不能以美学去衡量,不能选择出多少杰作。其意义并不在此;其意义在于以前从不知笔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其意义在于他们能写文章是与能作战,能运用民主原则,获得同时发挥”。其三,“《冀中一日》对上层文学工作来一个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使上层文学工更去深入体验生活,扩大生活圈子重新较量自己。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其四,“《冀中一日》之另一意义,在使冀中干部人民,从文学上再认识现实生活及工作。认识各地,各种工作、生活的现象。一种发扬,一种楷模,一种检讨。使冀中以外人士,从这实际工笔下,看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9](P418)。可见,“一日体”作为一种基层传播的典型媒介,一方面引领公众通过写作参与介入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构建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同,使个体命运与时代命运发生关联。另外,“一日体”超越了以都市报纸出版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和城市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界限,依靠文宣系统与群团文艺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基层传播活动,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力量。这种基层传播形式犹如一张细密的织网,借助群众组织的严密架构,将信息精准而广泛地传递到基层每一个角落。这是一种通过群众网络组织完成进行基层化的传播模式,展现了传播参与社会实践的强大效能。
《冀中一日》这一案例体现出“一日体”的多重价值。第一,它凸显了写作作为重要文化媒介的意义。尤其是在其他大众媒体资源匮乏的时代背景下,写作既是社会动员的大众媒介,也是参与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方式。第二,写作是一种具有参与感的活动,也是让受众变成主体的过程,书写可以用来塑造新的社会主体,促进其集体认同。第三,体制化的群众文艺组织以一种网络覆盖的方式为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如群艺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农村俱乐部等,这为群众文艺提供了硬件保障;第四,“一日体”形式的写作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具有社会实践的深刻意义和社会治理的功能,它以群众参与的方式推动了人民作为主体的想象。
通过参与《冀中一日》的写作实践,农村妇女得以进一步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构建起自身的主体性。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妇女为主体,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动员妇女参与写作,不仅提升了妇女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更激发了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多元化的动员手段,成功构建了妇女解放的群众基础,使妇女在生产、战斗、文化等各个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而妇女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村妇女在互动中实现了双向改造,共同形塑了根据地时期独特的妇女解放生态。无论是知识妇女的专业写作还是农村妇女的业余写作,冀中根据地的妇女写作实践都再次印证,妇女解放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妇女从被书写者到书写者的转变,不仅是共产党成功进行妇女动员的生动写照,更是女性主体性觉醒与构建的深刻体现。这一过程一方面见证了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参与和显著贡献,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女性通过自我书写与表达,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性转变。
此后,1942年、1943年、1944年冀中根据地都发起了类似的写作活动。1945年5月,作家王林在冀中根据地组织过“伟大的两年间”写作运动,以此纪念冀中根据地经历的“五一大扫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建议冀中根据地开展“抗战八年写作运动”。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作战。在渡江战役之前,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在部队内部发出号召,鼓励普通战士在渡江战役后撰文记录这一历史时刻,后来渡江战役的亲历者踊跃投稿,总投稿数超过500篇,总字数超过100万字,编委们从中精选了120篇稿件,整理出版了《渡江一日》。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大众参与的征文、征稿等以写作为媒介的形式成为群众文艺活动的常态。比较有名的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举办的《志愿军一日》(1954)、“中国人民解放军30周年征文”《星火燎原》大型丛书(1956-197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组织的《新中国的一日》(1989)等活动。2010年腾讯“谷雨”平台开设“中国人的一天”栏目,成为数字自媒体时代“一日体”写作的新形态。
如果说掌握写作/书写能力意味着进入以文字为媒介的抽象符号系统、成为现代化和文明化的主体,那么群众写作是把群众培养成现代化、理性化和社会化主体的重要媒介。“一日体”通过大众/集体写“一日”这一“同质化的时间”所发生的故事,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展示,是一种把个人叙事汇成“集体记忆”的方式,也是以写作为媒介建构社会/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这种以写作为媒介的群众写作运动具有多重社会职能,既承担着对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进行文化扫盲、启蒙的任务,又承担着促进个体通过写作完成政治教育、思想改造的职能,同时也是一个将群众从被动的受众变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的过程。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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