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位最早反思改革开放的领导人
楚 扬
不察不明,不思则罔。
人类历史的前进包括科技文明，大到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小至一项科学实验成功，无一不是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对我党六十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特别是对建国后党的思想革命和建国实践的反思与总结，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
反思，不是要肯定以往的一切，亦非要否定过去的全部。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利用经验，反思是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反思是为了减少盲目性片面性更加科学化。
面对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一些较为普遍较为严峻的社会性问题，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等等决策措施，难道不是对之前“GDP至上”“金钱至上”“富人至上”等盲目片面发展观所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反思结果？
纵观历史，放眼社会，反思，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气与科学的世界观。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无疑给那些借“改革开放”之名谋私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脱离人民的“精英”们反对、阻止反思改革、无限上纲的作派划出一道闪电炸响一串惊雷——
在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 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文选》357页）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74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邓小平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 页
1989年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九二年南巡中，邓小平仍未停止反思：“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 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一九九一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江泽民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二00三年，胡锦涛主席在毛泽东诞生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二00五年，胡锦涛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更进一步要求全党：要认真检查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央领导最近强调指出：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改革的首创者和支持者》
反思文革，不等于肯定文革；反思改革，也不等于否定改革。曾几何时，这样的常识常理，却在“精英”们那里一度成为“死结”？在他们眼里， “反思文革” 就是“肯定文革”，“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反正，只要他们认为不如意的（比如“挨批判”），你的“反思”就只能“全盘否定”；只要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比如“伪改革”），你的“反思”就只能“全盘肯定”！在他们眼里，巴金、裘法祖等大家勇于“自我解剖”的风范就是“为文革招魂”；在他们眼里，“民意”不过是“阿猫阿狗”，连共产党都被他们认定为“没有登记”而“非法”！——有文章揭露，前不久的“西山会议”就是一场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闹剧！
君不见，在“专家”“精英”鼓吹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而从来不提“社会主义”不提“道德诚信”不提“政府责任”不提“公民义务”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布道下，连一些政府部门都背弃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任务，陷入“逐利”泥沼，出现行政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中纪委总结的“权力三化”)、利益主体集团化的怪圈。正如《瞭望》周刊最近一篇《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文章指出的：由部门利益驱动的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执同时并存，出现责任混乱，从而导致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报刊评论说，倒是肯定改革，又要批评和指出某些具体改革措施的失误，反思改革，总结经验教训，以便进一步深化改革，惩治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却让一些人讳疾忌医。比如，中国股市广大中小股民利益严重受损，这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纷纷成为上市公司的“独董”、“顾问”没有关系吗？又比如，国企改制，MBO，权贵们一夜暴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与某些经济学家别有用心地鼓吹卖光国有企业，“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代价论”无关吗？再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在一些公司集团受雇担任“独董”和“顾问”，又利用自己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些委员会委员、研究机构领导等身份参加制定与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和公共政策，担任所谓“高端决策参加者”，他们难道没有“公平地”将天平向自己的受雇老板倾斜吗？卢周来在《中国改革》上撰文指出：“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
“精英”们的冷酷和自负，越来越丰富的权力资源和越来越嬗递的财富资源，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而公众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和质疑他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正是他们长期违背民意、违背国情的必然结局。高某人面对揭露他们搞“伪改革”的大众呼声，竟扬言要中央领导同志出面讲话阻止反思，再搞“不争论”——只由他们一伙继续独霸话语权。岂不知，多少年前邓小平在发明“不争论”前后也说过“一个组织内长期没有反对的声音，并不是好事”“还要继续争论”的话。1987年邓小平同志回顾近十年的改革历程时还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邓小平文选》第3卷，209页）
……
总之，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反思、邓小平说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等等论断，是“精英”们最忌讳的。有谁见过他们在什么场合引用过一次？！而“白猫黑猫”“摸石头”“少数人先富”“不争论”却被他们不不厌其烦地泛化异化滥用至今，其司马昭之心——早已到了天怒人怨境地！难怪有网友建议，新的党代会不妨把过去的“改革开放”做一次总结，形成新的《历史决议》，对传销西方经济学、兜售市场万能从而使国资大量流失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大批失地假冒伪劣横行的“经济专家”“发改精英”们评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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