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前言
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讲毛泽东管理思想自当首推其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常见一些学者乐观地预测，从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看，似乎轮到中国出管理思想、管理大家的时候了。如果真有伟大的管理理论在中国出现，其一定会与毛泽东思想有某些共同之处。
近几年，向企业家学管理成为一种时尚。向企业家学习，实际上就是向成功的管理者学习。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可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历史上的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巨大成功的背后必有丰富的理论宝藏。
近几年，向军队学管理亦成为时髦口号。有人甚至提出，“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在军队”，相当一部分著名的创业者、企业家出身行武，属于从军营中升起的星。如果读者真的对军队管理产生了兴趣，那么，捷径不在《孙子兵法》，不在西点军校，更不在克劳塞维茨，而在毛泽东。学军队管理不讲毛泽东，就像学物理学不讲牛顿、爱因斯坦一样。
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值得研究和借鉴，但真做起来，谈何容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似乎成了管理学研究中的“斯芬克司之迷”。很多人感兴趣，不少人在研究，可谁也说不大清楚。
破解这个难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理论上探讨，毛泽东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否有某种超越时代，超越军队，反映管理本质和一般规律的东西；如果有，如何用现代管理科学的规范语言将其表述出来。二是要引证当代最有影响的管理理论和著名企业家的管理实践，证明其与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是相通的，证明当前企业管理实践中不少难题的解决，可以从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受到启发。
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当于构成理论“木桶”的木块。革命战争年代，这一“木桶”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管用的。可后来搞经济建设，人们大都认为毛泽东的“桶”未能盛住水。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稀里糊涂地将整个桶扔掉，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切实搞清到底是哪一块木板坏了，还是板与板间的联接出了问题。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介绍的是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一提到毛泽东，有人马上联想到“毛泽东情结”——国内如笔者这等年纪的人，大都成长于毛泽东时代，被毛泽东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至今认识和处理问题，仍摆脱不了毛泽东的影响。这种猜想不无道理，但确非本书真正的成因。笔者之所以研究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因为，管理主要是管人。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当管理者，必须探索适合中国人特点的管理模式及方法。简单地照抄、照搬国外MBA的经典教材或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中难免碰壁。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管理实例所证明，并开始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以至有人说，中国企业家100%地照搬国外模式管理，将百分之百地失败；照搬80%，则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失败。
然而，令人遗憾并费解的是，目前国内高校的管理学教学和社会上的管理培训仍多以国外教材为主，讲授跨国公司的管理理念及经验。如某著名大学EMBA战略管理课程，要求学员阅读900页“原汁原味”的英文原版教材和案例，理由是中国管理思想太落后。至于为什么落后，专家们提出三点原因：一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短，管理实践不够丰富；二是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三是经费投入不足，研究力量不够。不能说这三点理由都不成立，毫无道理，可显然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如一位哲人所说，“学术世界平庸的秘密在于它的二手性”。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是永远不可能领先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大概也属于全面开放后学术发展的一种必然。
前不久，某管理学杂志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中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中，只有0••4%的学生对MBA教学表示很满意，22•8%的学生比较满意”。调查者认为，这个结果值得所有商学院领导、教师及管理学研究者深思。跨国公司如同市场丛林中的老虎，目前国内多数企业只相当于梅花鹿，盲目地向梅花鹿传授老虎的功夫，那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既有独创性的理论，又有成功的实践。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治国方略的精华，在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多有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可以说，毛泽东集古代儒、法、道、兵等诸家管理思想之大成，明显高于诸葛亮、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更远非唐僧、王熙凤以及作家笔下的胡雪岩之类文学人物所能比。
近几年国内管理教育有一怪现象：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复古”，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执政党几十年治党、治国、治军的成功理论与实践。笔者曾在一些大学听中国管理思想课，教授们从三皇五帝说起，一直讲到“大观园”里的贾探春，甚至提出《管理——向西门庆学习》，可就是不讲共产党、毛泽东。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一些学者不仅对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十分陌生，而且个人成见很深。
翻阅近几年的图书资料，常能见到三类“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成果：一类是讲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其运用，如“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一类是讲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如用《易经》做企业发展趋势预测，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解释企业管理现象；还有一类就是部分台湾学者所讲的“中国式管理”。应该说这些研究如能深入，均有价值，值得参考。但亦应看到其不足：一则远，一则怪，一则碎。笔者认为，这些都不足以代表中国式管理的最高水平。要想真正学到中国式管理，还得去看毛泽东。
当然，也有部分企业家和学者喜欢创新，希望通过实践和总结，自己概括出一套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这种志向值得鼓励，可构建理论需要平台。中国式的管理理论一定得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不把地基打牢，靠东找一块砖，西搬一片瓦，是盖不起高楼大厦的。毛泽东的管理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可以作为深入探索中国式管理思想的一个平台。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创新管理理论可以少费许多打桩之力。
第三，讲毛泽东管理思想自当首推其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因为，毛泽东的管理实践首先是对军队的管理。其一生最成功、最看重的也是军队管理。他的管理思想大都来源于此。建国后，毛泽东曾试图将管理军队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收到一定效果，后来也引发诸多非议。所以，要研究毛泽东的管理思想，理解其精神实质，认识其价值及局限，必须从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入手。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战线主要是学大庆，推广大庆油田的管理经验。最近出版的《工业学大庆始末》一书，全景似地回顾了当年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书中多次援引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的讲话，强调大庆之所以搞得好，主要是“学习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力量是军队转业官兵，总指挥为原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余秋里。当年石油部总结了大庆油田的九条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概括全篇的就是第九条，“以解放军为榜样”。《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公开赞扬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
毛泽东本人并不讳言这一点。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等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地方工业部门有人建议，要借鉴石油部经验，从上至下学习解放军时，明确表示：“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据此，毛泽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从解放军抽调政治干部到工、商、农部门；二是地方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学习几个月；三是地方选送干部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培训；四是各单位参考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前些年出版的《跟毛泽东学管理》一书，书名很有吸引力。但从所写内容看，分别介绍了毛泽东如何管政治、管经济、管军事、管文化、管党建、管外交等，几乎包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而毛泽东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独创和发展，反倒不突出了。可见，面面俱到不是好办法。要学习、借鉴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应重点看看他是如何组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
近几年，常见一些学者乐观地预测，从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看，似乎轮到中国出管理思想、管理大家的时候了。其理由是：先进的管理理论是成功管理实践的总结，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快，说明其企业管理相对比较成功，而这些成功经验恰恰是创新管理理论的源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现在该轮到中国了。笔者很愿意看到这一预测成为现实。如果真有伟大的管理理论在中国出现，其一定会与毛泽东思想有某些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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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几年，向企业家学管理成为一种时尚。研究国内外优秀企业家的论著汗牛充栋，已成为人们学习管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如研究杰克•韦尔奇、松下幸之助、李嘉诚、张瑞敏、柳传志等人的专著，少说都在几十种以上。读企业家自述、传记或看企业家的电视专访，人们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当谈及管理知识的来源时，很少有人提到管理学教科书和来自课堂的书本知识，谈得较多的还是名人、伟人传记，特别是著名企业家传记的影响。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
领导力及其培养是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院校里讲领导力，大都是结合卓越领导者的思想与实践，概括提出若干领导原则并加以论证。可实际运用时人们发现，原则易懂，用好很难，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诸多领导原则之间经常 “打架”。所以，领导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在 “度”的把握。所谓领导力，就是运用领导原则解决具体问题时把握度的能力。所以，讲领导力不宜总是横向地开列领导原则，而应纵向剖析领导力的深层结构。笔者认为，领导力可分默会知识、实际经验、理论原则、管理哲学、领导艺术五个层次，一般领导原则属于第三层次的内容。领导原则可以传授，而原则的应用却无法从书本中或课堂上学到。成功企业家大都同时具备这五个层次的素质，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向企业家学习，实际上就是向成功的管理者学习。
可话又说回来了。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值得推崇和剖析，可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历史上的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巨大成功的背后必有丰富的理论宝藏，难道不更值得人们研究和借鉴？
近几年，向军队学习亦成为时髦口号。研究军事思想在现代企业中应用的著述时有所见，光是介绍西点军校如何造就商业精英的著作就出了不下几十本。有人甚至提出，“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在军队”，“军队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实验室”；梳理企业管理100多年的历史，会发现对管理理论贡献最大的不是企业家，不是商学院，而是军队、军校；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原则和方法，都直接取自军队；最伟大、最优秀的“商学院”，不是哈佛，不是斯坦福，而是西点军校；有相当一部分著名的创业者、企业家出身行武，属于从军营中升起的星，等等。
《向解放军学习》一书披露：“二战以来，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裁有5000多名”。“截至2004年底，以营业额计，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人之多。”《蓝血企业》一书指出：“在西方，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迪斯尼公司的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联邦快递的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惠普的创始人威廉•惠利特、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希尔顿旅馆帝国的缔造者康拉德•希尔顿、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英国报业巨子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以及1886年调制出第一杯可口可乐的高约翰•潘伯顿、可口可乐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伍德鲁夫、美国杜邦的改造者及帝国奠基者、杜邦的第三任总裁享利•杜邦、IBM的拯救者小汤姆•沃森等等，他们都出身军队。”
杰克•韦尔奇在自传中也谈到，通用电器公司“发现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源泉，这就是美国庞大的初级军官（JMO）群体。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已经在军队里度过了4 到5年的时间。他们工作努力，聪明机敏，而且感情浓烈。他们都有领导经验，并且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们曾经在世界上最为艰苦的地方服过役。”为此，韦尔奇决定：每年招聘200名退役的美国初级军官到GE来工作；公司中层领导的培训与军事学院上校们的课程合并。
如果读者少许被这些说法打动，真的对军队管理产生了兴趣，那么，捷径不在《孙子兵法》，不在西点军校，更不在克劳塞维茨，而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不仅在军事理论上多有建树，而且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和骄人的战功。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起义失败后残留的不足千人的队伍，培育成无坚不摧、雄视天下的百万大军，只用21年时间就打下江山，并且在武器装备水平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能令号称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这种丰功伟业，绝无仅有。毛泽东是世界军事史特别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座高峰，至今无人能够企及。学军队管理不学毛泽东，就像学物理学不讲牛顿、爱因斯坦一样。
近些年，学术界时常在企业是否应该学习军队管理经验问题上出现争论。部分学者提出，“要真正研究适合中国人的管理方法，就应该去把解放军研究透，按照军事科学的套路将解放军的管理之道好好总结”，如“关注细节、绝对服从、崇拜英雄、重视训练”等。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意见，在他们的笔下，军事化管理是个贬义词，是与管理方法简单粗暴，不尊重员工人格等消极现象划等号的。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可在内行看来，争论双方对军事化管理特别是对解放军的管理并不真正了解，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军队管理确需解决一些不同于企业管理的特殊矛盾。可究竟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古今中外的军队并不一样。就拿让官兵服从命令听指挥来说，就有多种办法和选择，并非一定得简单粗暴。解放军的管理之所以值得一学，就是因为她与古今中外军队的管理都不相同，远非“关注细节、绝对服从、崇拜英雄、重视训练”所能概括。而解放军最有特色的管理之道大都来源于毛泽东。
“向解放军学习”与“向企业家学习”两个口号的同时提出，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这两个口号的交汇点，就在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
有意思的是，近些年不少睿智的企业家和清醒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式管理思想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满街都是管理学书籍，满街都是破产的企业”，“满眼都是印着EMBA名片的企业家，满眼都是管得一塌糊涂的企业”。他们认为，这全是盲目引进西方管理思想造成的恶果，麦肯锡文化是比麦当劳文化更深刻、因而也更危险的一种“文化侵略”。为此，他们大声疾呼，要“寻找中国企业管理的‘毛泽东思想’”。意思是说，应该像当年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那样，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新路。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积极的。问题是，何必再去“寻找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就摆在那里，而且其价值已经被治党、治军、治国成功实践所证明。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对比中，深入研究毛泽东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并结合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新的实际，研究如何将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值得研究和借鉴，但真做起来，谈何容易。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企业家宣称在管理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如三株、巨人、飞龙等。可话音未落，企业便陷入困境，连带毛泽东也跟着倍受奚落。
《大败局》一书揭示：沈阳飞龙集团的“姜伟跟他同时代的企业家一样，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曾用毛泽东的‘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运动战理论来解释他的这一广告轰炸战术”。巨人集团的“史玉柱走上了一条多线作战、俱荣俱损的大冒进之路。他亲自挂帅，成立三大战役总指挥部，下设华东、华中、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和海外八大方面军，其中30多家独立分公司改变为军、师，各级总经理都改为‘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三株集团的“吴炳新描述道：‘市场前线总指挥委员会相当于国家军委，各省机构的市场前沿指挥部，相当于前敌委。以军事化管理模式运筹商战，意味着军事化的行动，而军事化的最大特点就是绝对服从命令。’”
时常有媒体报道说，从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如华为、联想、海尔等公司的经验中，都可以发现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痕迹。专家们指认，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企业家和同龄人一样，有无法摆脱的“毛泽东情结”。似褒似贬，含意无穷。可当媒体报道说，一些后毛泽东时代出生的企业家，如张在东、陈天桥等，也对毛泽东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提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办企业的指导思想时，一些人愕然了，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换个形象的说法，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似乎成了管理学研究中的“斯芬克司之迷”。很多人感兴趣，不少人在研究，可谁也说不大清楚。
对此现象，相当一部分学者嗤之以鼻。他们一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就皱眉头，有人甚至将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称为20世纪的“三大魔头”，更别提去研究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了。
更多的人对学习毛泽东持一种怀疑态度。且不说军队管理与企业管理本身的差异，即便是军队管理该学，也未必非得学毛泽东。因为，时代毕竟是不同了，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再伟大，也是战争年代革命军队管理经验的结晶；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毛泽东的那一套基于信仰的管理在企业中还能找到用武之地吗？
2004年12月26日，笔者参加了一场“毛泽东思想与企业经营高峰论坛”。会上，当河北某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介绍了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后，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所有问题归结到一点，即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还有多少人仍然信仰毛泽东？
政治成见问题，说来话长，多谈无益。
关于军队管理与企业管理有无共同性，从理论上说不成问题。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有一段精辟论述：“不同组织中的管理也互有差异”，“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各组织所使用的名词。也就是说，差异主要是在应用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即便在任务和挑战上也没有显著的差异。”“各种组织里，九成左右的问题是共通的，不同的只有一成。这一成的问题中企业和非企业之间的差异，与不同企业（譬如跨国银行与玩具制造商）之间的差异相差无几。”
笔者认为，对信仰问题的质疑倒是一针见血，抓得准，有深度。的确，毛泽东对军队的管理是一种基于政治信仰的管理。在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的政治信仰普遍淡化的新形势下，这种诞生于战争年代，适用于军人群体，特别是基于某一特定政治信仰的管理，不论历史上多么成功，多么辉煌，其应用前景和实际价值仍免不了受到学术界和企业家们的质疑。
显然，破解这个难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理论上探讨，毛泽东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否有某种超越时代，超越军队，反映管理本质和一般规律的东西；如果有，如何用现代管理科学的规范语言将其表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中心范式进行创造性地转换，由以阶级、革命为中心，转换到以市场、效益为中心上来。
范式是科学哲学提出的一个名词。主要指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处于中心、作为基础的若干概念。库恩等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都建立在中心范式的基础上，因而理论的发展必然伴随中心范式的转换。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就是建立在阶级、革命等中心概念的基础上的。不但一些基本理念与经典管理学不同，就连一些用语也有鲜明特点。如讲军队建设的目标，总是将革命化摆在第一位；讲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出发点是阶级友爱，等等。正因如此，一些年轻朋友听别人介绍，对毛泽东管理思想产生兴趣后，常不知该从何学起。偶尔翻翻毛泽东的著作，由于范式及语言的隔膜，往往也不得要领。这些都影响了他们深入学习毛泽东管理思想的热情。
不了解时代背景，不会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进行解读，是当前企业家读毛泽东著作时的两个主要困惑。相对来说，前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专家注释和辅导材料加以解决。而后者则是理论问题，需要对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中心范式进行创造性转换。而这正是回答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是否有价值，是否该学习的关键所在。
二是要引证当代最有影响的管理理论和著名企业家的管理实践，证明其与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是相通的，证明当前企业管理实践中不少难题的解决，可以从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受到启发。换句话说，讲毛泽东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不能只讲到华西、南街，要讲联想、海尔，甚至要讲到德鲁克、韦尔奇。这样才真正有说服力。
谈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恐怕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一类典型——河南省上颖县南街村。“南街现象”确实十分奇特：对外适应形势，发展市场经济，包括实行雇佣劳动、承包管理、投资经营等，对内则保留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管理模式，甚至坚持天天早上放《东方红》等革命歌曲。对“南街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发展前景，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称赞其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人则视作“‘左’的阴魂不散”。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学南街需要一定的条件，在目前社会经济环境下，大面积地推广南街经验不太现实。因此，要让更多的企业家对毛泽东管理思想产生兴趣，需要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最信服的事例来加以论证。
提倡学习毛泽东，需要解决的另一个疑惑是：虽然毛泽东领导军队很成功，可建国后管理经济却并不成功。他老人家自己都没用好的管理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吗？
显然，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要想解答这个疑惑，不仅要正确评估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充分阐述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而且还必须深入分析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研究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失误的具体原因。借用管理学中常说的“木桶理论”来表述：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当于构成理论“木桶”的木块。革命战争年代，这一“木桶”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管用的。可后来搞经济建设，人们大都认为毛泽东的“桶”未能盛住水。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稀里糊涂地将整个桶扔掉，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切实搞清到底是哪一块木板坏了，还是板与板间的联接出了问题。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这些板子还能不能用，怎样才能将尚有价值的材料重新组装成一个新的“木桶”。
总之，一要提炼，二要证明。在此基础上，还要深入剖析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理论价值、历史局限和应用前景。这些都是大课题，有相当难度。要求研究者既要读懂毛泽东，熟悉解放军的历史、传统和管理模式，又要具备现代管理学知识，了解企业管理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近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摆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即为初步成果。应该说，许多看法尚不成熟，愿与读者朋友们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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