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下）

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下）

房 宁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自由主义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之上，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每一种思潮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彼此间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本文通过岁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评析，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思想界沉浮分化、进退起伏的图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

四、三大社会思潮关系的评析

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三大思潮，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群体利益与愿望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既然中国的现实是它们的共同对象，这三大思潮之间就自然会有所交集，三大思潮之间既有差别分歧又有关联。

1.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要争议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这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对当今中国某些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往往来自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他们是社会上的最常见的批评者，只是他们的角度、立场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方向每每是相反的。

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新左派”呼吁监督权，要求公众可以对改革进行监督，对财富分配进行监督，对社会公平进行监督。但尚未对政治的一元化的权威性加以否定，他们更多的是强调集体领导和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

自由主义则要求改变国体、政体，结束共产党一党执政局面。一些自由派人士就曾说，“检讨过去，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1]，“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2]。“就以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几乎是一切致力于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的思想家们的共识。”[3]

对于实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新左派从根本归结为改革方向存在问题，是自由主义或曰“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和人民财产被盗窃和掠夺。而自由主义觉得这些痛苦都是应交的学费和应付的代价，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新左派”将其斥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

关于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视言论自由为生命，主张全力争取言论自由；而“新左派”则强调今天的中国抽象的言论自由是伪命题，当今中国真正缺乏言论自由的是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深受市场化剥夺的工农大众；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多地替有产者代言，压抑了无产者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自由主义者在当今中国崇尚的基本价值为：自由、财产权利、宪政民主，而“新左派”关心社会公正、平等、对劳动权利的保护。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竞争不充分，效率不高；“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竞争过度，缺乏公正。

在看待与评价两股思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和作用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更是针锋相对。自由主义批判新左派有着过分的早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激情，有着深深的晚年毛泽东情结，空想色彩浓烈，没有警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学说中的专制基因；对毛泽东的迷恋更是不应该，如果要再次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灾难。“新左派”则批评自由主义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使中国“拉美化”。

2.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竞争

    民族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是自由派所无法接受的。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以及对待以美国为象征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对立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是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富强的化身，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而民族主义者却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的，所以必须对美国说“不”。

依自由主义观点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对立面，并不着意分辨民族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似乎更积极主动地把“新左派”当作自己主要论战对手。

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拒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注重国家的政治稳定，要加强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在对待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强调“安内必先攘外”，在开放条件下和面对全球化，解决外部问题具有首要性，外部问题解决了，有利于化解内部矛盾。

民族主义这样看待国内问题，它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后发展”的基本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而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与掠夺是加剧发展中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对西方国家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辨证地对待全球化，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因此，参与全球化应该是有条件、有保留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必须完全与国际接轨，完全照着美国模式来搞才会有将来，才会有出路，而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美国或学得不好、学得不够造成的。

    在看待中国国内问题上，特别是看待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民族主义的态度虽然也具有民主诉求，但和自由派在对民主内容和功能的理解上有很大差别。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最好选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认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社会发展道路；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是高度契合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除具有专制和独裁色彩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彻底实施西方模式，反对民族主义对中国现政权支持的态度，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只能使中国共产党权力和中国现行体制得到强化。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更深刻的分歧在于对待西方文明的看法和态度上。从世界观、历史观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一些“普世主义”者或曰普遍主义者。他们具有一元论的世界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中存在有普遍模式、共同价值和终极标准，而这些重要的历史元素，都包含在当代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中。民族主义则注重文明的个性，否定普遍模式和普世价值。对于以美国代表的文明，民族主义者更是嗤之以鼻。他们视美国文化为“一次性”文化，反自然、反人性，是彻头彻尾的文明异化的标本，毫无价值和前途可言。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持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可持续性，而美国文化是不可复制的。90年代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巨变后的衰退等全球化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系列波折与负面效应，加强了民族主义解释力和说服力，而自由主义则在经济政策领域以外日益显示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疏离，明显地脱离了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关注，经常处于失语状态，其自身的激进和在小圈子里的激动与在其在公众中被冷落与淡化的趋向形成了对照。

3.民族主义与“新左派”的异同

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着微妙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广义上，二者都可划归左翼思潮范围，其主要差别在于对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先后顺序及侧重点不同。

民族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政权没有新左派那样悲观，民族主义思潮对增加现政权的正当性、舆论上的合法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基调是国家主义的，主张维护党和国家权威。而“新左派”则对党和政府相当失望。

在对待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方面，“新左派”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民族主义则抱持“安内必先攘外”的思路。“新左派”似乎将包括国际上中国受到美国打压等诸多问题，归结为党和国家没有实行一条正确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对外绥靖主义，对内投降主义，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先端正执政党的路线和明确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而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诸多问题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认识，中国只有一致对外，抵制强权，扩展生存空间，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进而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

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诉诸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新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如何分化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立场自觉地站在劳动阶级和弱势群体一边。民族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形成和保障，换言之，民族主义的立场更倾向于所谓国家利益，事实上更多地站在政府立场，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及政府的最大分歧往往在外交政策方面，而非意识形态整体发分歧。简而言之，“新左派”更强调阶级、利益集团的差别，更倾向于为部分社会群体代言，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社会团结、和谐、和解，希望全社会用一个声音讲话，具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五、三大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及现实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进一步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收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制。”[4]这种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状况的描述也十分适合中国自身的情况。

　　1、自由主义的沉浮

　　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时间长，近年来势头虽有减弱，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潮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在中国出现以来，其思想内容与形态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存在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心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80年代，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所谓“移情”效应。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希望和理想，填补了中国社会遭遇巨大挫折后留下的心理空白。除此之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需要的社会形态条件，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出现。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基础，但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主义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80年代中国的思想潮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于，它和上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节拍，这就是转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找出路。反思自我和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甚至还可以说，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为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设定议题。社会思潮的引领者，首先是思想议题的设置者，同时又是社会问题的主要阐述者，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中国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

　　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际遇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从有利的方面看，80年代所缺乏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应当具备的社会形态条件出现并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由于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形态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至少在覆盖城市的“计划体制”内部是一种“同质”社会，官民一体，“国家”与“社会”基本是同一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依据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即自由主义所说的所谓“公民社会”的存在，这是自由主义生存的真正的社会历史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及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的现实诉求。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以及权力—权利问题的产生，中国的自由主义终于结束了80年代以来的那种“漂浮”状态，在社会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对应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由主义将有理由、有根据在未来中国长期存在并产生自己的影响。从过去的情况看，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培植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方面发挥了作用，今后自由主义思想还将在这些领域中产生影响。

　　但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也遇到了麻烦，中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变化趋势。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流向的变动、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中国与西方关系，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以中美关系来说，中美之间结束了战略合作关系，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战略变动的综合结果，对未来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也将极其深远。对于中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简而言之，这种变局意味着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发生了变化。而时代精神、时代主题，正是影响社会思潮起伏变化的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是在与西方的竞争与冲突中，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是今日中国社会之主题，未来数十年这一问题并将越发突出。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外围国家，欲于当今险峻的国际世界格局中异军突起，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民族的权力与利益将大大优先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将长期面对的逻辑困境。

　　基于这样的原因，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势头。如果和80年代做一个对比，这种变化趋势就显得更加清晰了。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西方观察家们一直喜欢把中国的政治家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并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改革派身上。但近年来这种西方的观察家们似乎不再有兴趣做这样的分类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在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决不搞西方民主政治，决不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观察家已经很难在中国政治高层找到可以寄托希望的所谓自由开明的改革派人物了。而原来受到自由主义很大影响的普通党政官员则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认同现行路线，这种氛围似乎使得作为另类思想的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变小了。在除经济官员以外的中国党政官员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向。

　　也许更让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忧虑的是，即使是在青年学生中思想的流向也在转变。2003年底，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针对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抽样调查，范围涉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20所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5]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属于社会“精英”层次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现行制度和发展道路基本持肯定和相当乐观态度，国家民族意识继续保持了90年代以来的上升势头。调查报告显示，在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时，31.3%的被访者选择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45.8%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小调整”，两者相加为77.1%。12.1%的被访者认为“若干年后要做根本调整”。在回答对未来预期的问题时，66.9%的被访者认为未来“肯定能”“过上更好生活”，26.8%的被访者认为“或许能”，两者相加高达93.7%。上述两组问题及答复的交叉显示青年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度。对于某些经典的自由主义理念，如“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相加仅为16.1%，而表示“很不赞同”为25.5%，“不太赞同”的32.9%，两者相加为58.4%。[6]

　　如此的分析论证，并非是说自由主义已经势微。面对今日之中国，自由主义依然有其强势话语，如政治批评依然是自由主义的利器，自由主义将中国社会严重存在的腐败、官僚主义现象甚至分配不公统统归于政治上的集权，并以此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即使在今天，自由主义的批评性话语和否定性思维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党政官员当中，仍有相当的魅力。这样的声音，更获得了期盼更大自由的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广泛共鸣。

　　2、民族主义的空间与制约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同样与90年代中国社会主题的转换密不可分，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叉融合，日益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90年代初期，生发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多少交集，仅是作为一种有利于论证政权合理性的社会思潮而得到默许。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则相当生疏而产生异样感，对于民族主义所依据的理念和主张的政策倾向就更加疏远。对比一下90年代初、中期有关民族主义思想与官方版本的政策宣示，二者的差距显而易见。对全球化的批评及其相关的思想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依据，自90年代初，中国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思想家、理论家开始大力阐释其有关全球化的观念，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全球化会加剧全球分裂，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呼吁中国对全球化保持警惕和趋利避害。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消极评价和批评态度大相径庭的是，官方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对全球化十分积极和全面肯定。这曾令当时中国的全球化批评者们十分尴尬。然而，1997年后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为契机，中国官方对待全球化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到1999年“五八事件”[7]后，中国官方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2000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会就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在正式国际场合就全球化问题所做的惟一一次专题阐述政府立场的发言。江泽民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二十年前仅20有余。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威胁。”[8]以此为标志，民间思潮在关乎民族主义信念根基的重要观念上与官方立场基本契合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重要修改，重新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尽管媒体和知识界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这一修改，但对党的性质进行如此重新定义意味深长。这一变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社会深刻而广泛社会结构变动条件下，面对未来新的历史任务，对自身及其历史使命的新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获得合法性、正当性的新的认识和调整，这必将长远地影响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而中国共产党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更加强调自己作为全民族政治代表的合法身份，与民间的流动着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在理念上对全球化条件国际关系、利益格局和政治诉求的解说形成了默契。

　　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思潮所持有思想观念更加接近的时候，民族主义真正的乐园还是在普罗大众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之中。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以近300万册的销量，成为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之一，这本身已经说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民众中受关注的程度。这本书曾被众多的批评家斥为肤浅草率之作，就连此书的们也不否认他们的非专业水准，但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公众对民族主义的关注和对这方面论著的需求。进入新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并没有降温，2003年底进行针对知识精英层的《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继续显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在回答用以折射民族意识国际关系问题时，2003年情况和可以提供比较的1995年有关调查的结果基本类似，日本、美国等国依然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的前两位，只是二者次序有所颠倒，日本被列为首位。法国和俄罗斯分列最有好感国家和对中国最友好国家之首。另一组反映调查对象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的指标也很值得关注，在对待“台独”问题上，主张在台湾宣布独立情况下“用武力捍卫统一”的占压倒性多数，达84%，与此相关，认为中国军事力量“不够强大，需要加强”的也高达83%。同时，希望未来中国“成为军事强国”的达49.6%，希望“成为区域军事强国”的占20.6%，二者相加为70.2%。[9]

　　当民族主义思潮在民间及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民族主义也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批评抵制和来自官方的制约。知识界中自由派人士日益感到来自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力，开始反击、批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某些代表性人物。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主要是集中于关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指责方面。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的指责更倾向批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表现，民族主义被指责“反美”、“反全球化”，妨碍中国的开放和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进程。而“狭隘民族主义”则更多地是指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及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全人类利益，也同样有害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交往，不利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做出贡献。

　　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以及官方政策的关系则呈现出微妙关系。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作为“外围”民族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十分有利于中国坚持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民族意识高涨，一般地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加强社会团结和促进积极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高度肯定和评价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报告中，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10]

　　但在另一面，在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内维护中美关系的现状，保持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交往，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即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判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策略，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和为贵”外交政策则经常受到民族主义的批评，中国的外交表现也经常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互联网上成为被诟病嘲弄的对象。而持有传统保守风格的中国外交部门，也常常抱怨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中国的外贸部门的官员也抨击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说。在这方面，事实恰恰与西方政府和舆论经常发出的对中国官方纵容民族主义的指责相反，中国政府实际上是非常小心对待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并尽量对其加以控制。在日益融入国家意识形态和与官方政策发生碰撞之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有几分尴尬。

　　3、“新左派”的优势与弱点

　　由于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加速的社会分化，“新左派”是目前中国成长性最好的社会思潮。“新左派”思潮的锐利在于其对市场经济关系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严厉批判。任何社会中，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的比较优势都在于批评性。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属于肯定性思维，具有辩护性特征。这就不免要与人的思维主体性特征——否定性相抵触。而社会思潮一般都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这就正好与人的否定性思维方式相吻合，而易于在公众中获得响应和流行。“新左派”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的尖锐批评者，其矛盾指向市场经济中的不公正，指向“社会转型”的冷酷性。尽管自由主义从来都在批评，一直在将各种问题归结于旧体制、旧传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公众对市场经济及新社会问题感受体验的加深，似乎“新左派”的批评更合乎情理、更接近事实。“新左派”的分析、批判和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共鸣与回应。比如，在“新左派”一再强调的重新认识和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上，即使大学生中的“精英”层面的思想认识也正在向“新左派”的观点靠拢。在前面提及的调查中，那些青年“精英”们在长期以来具有衡量价值取向的指标意义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似乎更倾向于社会公平。面对“如果在提高个人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之间发生矛盾，您认为应该如何”的问题时，74.6%的被访者赞同“加强社会保障，牺牲一部分个人收入”，而相反的回答仅占10.7%。[11] 这与80、90年代的价值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精英”的态度尚且如此，就更加表明了风向的转变。

　　“新左派”不仅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与自由主义争夺听众，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自十六大以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并迅速地反应在社会政策领域。十六大以来的新趋向，使“新左派”与主流意识形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接近。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主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以“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四个统筹”为标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一次政策层面的调整，也是对长期以来的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一次的总结和调整。以注重社会均衡思想指导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平分配，强调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性，正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和设想。而这与“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至少在表面上是非常协调的。

　　任何社会思潮的发展都有其局限性，“新左派”也不例外。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相比，“新左派”思想还显得有些稚嫩。“新左派”的主要论战对手自由主义有西方数百年的学理背景，有西方思想界现实的学术支持，有西方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经验，在理论的完整性和实践操作方面，“新左派”尚难于和自由主义争锋。另一方面，“新左派”思潮主要存在于城市知识分子中，加之“新左派”的理论家大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少人留学海外多年，对中国实际情况乃至话语习惯尚有隔膜，使之一时还难于提出更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主张和政策建议。不少代表“新左派”思想的理论著述因政治环境的压力而表现得相当学术化，止步于观念领域的演绎推进，而令一般读者艰涩难懂、望而却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左派”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社会依然处于迅速的发展变动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三大思潮也将随之进退起伏。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矛盾与争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将反馈和影响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思潮是一面镜子，通过对社会思潮的观察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的精神层面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

                        发表于《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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