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刘吉其文其人——评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

实话实说刘吉其文其人——评刘吉《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

    
    今年3月高尚全策划和组织的“西山会议”刚一收场，刘吉遥相呼应抛出了一篇声讨刘国光及其支持者的檄文《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罪名是“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定性为“反动思潮”。帽子不可谓不大，纲上得不能再高了。刘吉没有手下留情，也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不过他无权剥夺被批判者的答辩权。
    来而不往，非礼也。本文对刘吉的文章稍加分析，并通过这篇文章认识一下刘吉其人。俗话说，文如其人。

                             从一再被蒙的经历说起

    认识刘吉，不能不从我几次被刘吉蒙的经历说起。
    刘吉从默默无闻的地方官跃升为京城高官，坐上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宝座。
    刘吉在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并无什么建树，学界对他的阅历知之甚少。有位海外朋友给我寄来一家内地出版社出版的“名人日记”丛书《刘吉日记》，还有几本评介刘吉的香港杂志。我随手翻阅了一下，顿时脑海里产生了疑惑：名人？刘吉是名人吗？论官衔，他原本不过是副厅局级干部；论学问，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根本排不上号。这样一个在学术上毫无建树的人却戴上了“名人”的桂冠。再说，按学界贯例，大凡《名人日记》多为名人身后由后人编辑出版，供世人研究名人生平之用。日记属个人隐私。身前公开隐私出版日记的先例，是十分罕见的。刘吉为什么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公开出版日记呢？海外媒体的评论作出了答案：刘吉是某位领导人的座上客，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寓所和官邸，足见是这位领导的亲信和智囊。我顿时恍然大悟，这大概就是刘吉公开出版日记的妙用。然而，据知情人说，刘吉从未参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任何决策，从未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重大文件的起草，所谓“智囊”从何说起？看来，刘吉很善于为自己造势。
    见识刘吉，我还想起了另一次经历。有天下午去西单新华书店购书，看到新书台上有本署名刘吉的小册子，书名《和总书记对话》。因为脑子里已经留下了“高层智囊”的印象，刘吉的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正值书店打烊时间，我匆忙付钱买了一本。回家打开一看，惊呼上当，哪里是什么“和总书记对话”，而是几位年青人的论文集，给刘吉的名为“新观点”，实为歪理邪说进行诠释。不过，这本小册子并不是给总书记看的。因为社会科学院的重要研究报告可以通过内部文件渠道直接上报中央。的真实意图是借用“总书记”的声誉向公众推销自己，其商业价值当然要大多了。上海滩的生意经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这一回我又被刘吉蒙了。
    恕我直言，当时我头脑里闪过了一个疑问：刘吉靠什么坐上了副院长的交椅？优良学风？渊博的知识？他能坐稳副院长的位置吗？

                      建议刘吉舞弄棍棒前先学点经济学常识

    批判并不可怕。科学正是在不断批判与反批判中前进的。但批判应当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如果“理”都没有弄明白就挥舞大棒瞎批一顿，不仅批不倒论敌，相反，可以闹出笑话，暴露自己无知。这位自诩为“著名软科学专家”的刘吉，不自量力把污水泼向经济学大师刘国光，就干了这种蠢事。真可谓无知者无畏。
    我们不妨从刘吉这篇奇文中举几个例子。
    例一，关于新自由主义。
    刘吉出于抵制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的目的，断言批判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他的论据是：即使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也只是一个非主流学派，主流经济学是供应经济学、货币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见《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这个观点可谓是刘吉的“创新”。不过，刘吉犯了常识性错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它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它生不逢时，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空前严重的大危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显赫地位。新自由主义遭到冷落。直到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的泥潭，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时来运转，取而代之上升为主流经济学地位，受到美、英政府的青睐。刘吉的“非主流说”早已是过期的老皇历。其次，刘吉把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等排斥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把它们对立起来，也暴露了刘吉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知半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当代有广泛影响的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思潮、经济政策主张，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代表人物。刘吉说，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属非主流。刘吉望文生义，他不知道这些学派都是集结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不同流派，都是追随米塞斯、哈耶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货币学派的首领弗里德曼公开声称自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说“亚当•斯密关于干涉市场而妨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告诫今天被政府这种干涉的灾难性后果证实了。”再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超阶级的学说，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实行经济扩张、策动和平演变的政策工具。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华盛顿共识”，在苏联推行“休克疗法”，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根据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一直处心积虑地干预我国改革，如弗里德曼、张五常等，都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是“伪命题”呢？刘吉说，我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谁曾见过哪个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过“新自由主义”的？可是，就在刘吉任职的那个学院，有位名人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过：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启迪，尤其是接受了新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这位名人的高见，为什么刘吉视而不见呢？再举一例，今年3月高尚全主持的“西山会议”上有人公然声言“共产党非法”、胡锦涛干预政府不合法，鼓吹“军队国家化”，主张实行“台湾模式”等等，引起社会公愤。刘吉强烈谴责“反党反社会主义妖风”，但对“西山会议”却装聋作哑，他的是非何等鲜明！
    例二，关于“基尼系数”。
    刘吉为了掩盖当前我国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竭力否定基尼系数对我国的适用性。他说：“基尼系数是工业化一元结构社会贫富的一个表达，对于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加上东西山边的差距，可以说是多元结构的社会，本质上是不适用的。”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得到各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共同认可的中性经济指标，它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或阶级的属性，如GDP、GNP、通胀率、物价指数等一样，它们各自反映一国或某个地区在特定时点上经济运行状况，各有其长，也有其短，都只能从一个侧面相对地表现经济态势。经济学界因此还运用其它方法，如五等分法等弥补其局限性。但决不能因为它的局限性否定它的相对真理性，否定它的普遍适用性。正因为如此，自1912年它提出以来经济学不同流派都没有对它表示非议或责难。
    刘吉断言基尼系数只适用于工业化一元结构社会。这是刘吉的无知。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社会学家雷维索莫塔•基尼（1884—1965）在1912年提出来的。当时的意大利在欧洲远远落在英、法、德后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城乡间、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同阶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大量存在。基尼模型正是要引起人们对分配不公的关注和重视。至于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是怎样形成的，受哪些因素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隐藏在基尼系数背后，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应当另行探索。迄今为止，经济学还没有哪一个指标包罗万象、无所不能。
    而且，所谓“一元结构社会”在当今世界不过是虚构的西方社会的理想王国，决非现实。真正的“一元结构社会”只有到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只有那时，人类社会久已存在的三大差别才能最终消灭。环顾当今发达国家，尽管城市化已达到极高水平（美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百分之二左右），农业经济现代化已经实现，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业和农民不依赖政府财政补贴，不靠工业反哺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农业是天生的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原因在于，农业发展和工业等产业比较，受自然界规律的制约更强、更多，对自然界的信赖更大。工农业间、城乡间的差别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存在。“三农”问题不仅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农业和农民仍要靠政府财政补贴过日子。日本给每个农户年补贴2.4万美元，欧盟1.8万美元，美国给每个农场补贴一年1.4万美元（《经济参考报》2006年7月11日）。把城乡差别计入基尼系数，正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
    刘吉否认基尼系数适用于我国，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掩饰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严峻现实。据测算，我国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扩大到0.47，超过了德、英、美、印度、韩国等。20年间，基尼系数增加1倍，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见的。（《中国信息报》2006年8月29日）。这个0.47的相对数背后包藏的现状是：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最富有的人所占的份额高达50%（《中国信息报》2006年8月29日）。
    例三，关于“拉美陷阱”。
    刘吉认为，说中国改革要防止“拉美陷阱”是个伪命题，拉美一些国家今日动荡，经济停滞的原因是由于“国力不足而社会福利过高，人民文化素质不高而社会民主超前”。刘吉的这番议论毫无根据，用他自己的说话，这才是真正的“伪命题”。
    刘吉根本否认存在什么“拉美陷阱”，因为拉美各国人均GDP多在3000—7000美元之间，平均4500美元。所谓“拉美陷阱”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不怀偏见的诚实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共识。它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拉美国家被迫吞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所酿成的苦果：经济停滞、财政入不敷出、金融危机、失业居高不下、贫富分配加剧、贫困人口大增、外债沉重不堪重负。拉美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后院”。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发展，拉美国家陆续摆脱了殖民统治，经济逐步走上了稳步快速发展道路。巴西、阿根廷等国甚至进入中等发展国家的行列。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插手拉美国家内政，将“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一些国家，全面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造成灾难性后果。
    何谓“华盛顿共识”，原本是常识性问题，但对刘吉就未必了。1990年，按照美国政府意旨，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等邀集拉美国家代表参加，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达成十点“共识”。其主要内容：实施贸易全面自由化、推行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全面私有化、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控制货币投放等。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是它的理论根据。美政府假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它强加给拉美国家的政府，进而加强了美国政府对拉美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渗透和控制。《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实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蜕化为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工具。
    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主宰巴西、阿根廷等国，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走出经济、财政、金融、外贸的困境，相反地造成经济严重倒退。阿根廷经济在90年代一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2002年跌至2665美元，失业率高达23%。贫困人口的比率上升到53%，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24.4%。拉美地区贫富分化加剧。1999年，10%最贫穷的人口占社会总收入1.3%，而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的比重高达39.3%，后者是前者的40倍，2002年又上升到46.6倍。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6。拉美地区贫困人口从60年代1亿多增加到90年代2亿多，2004年达到2.22亿，占拉美人口一半。拉美国家的外债已不堪重负。1991年外债余额为2795亿美元，2004年为723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分析拉美地区经济和金融危机时，严厉地抨击经济自由主义，指出它造成“灾难性后果”。不知道刘吉根据什么资料糊弄公众，断言拉美动荡是起因于“国力不足而社会福利过高”、“人民文化素质不高而社会民主超前”。拉美人民已经被《华盛顿共识》推下了陷阱，刘吉这番谎言无疑于落井下石！刘吉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是何等鲜明呵！
     “无知者无畏”。刘吉的言行正验证了这句名言。

    从妄图根本摧毁马克思主义的狂妄野心到为美国统治集团谄媚献策的斑斑劣迹

    刘吉竭力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开放”的卫士。但是，看看他近些年发表的文章，他披在自己身上的这张“虎皮”所掩盖的原本是妄图根本摧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狂人。和香港那位扬言“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一颗钉子”的张五常比较，刘吉毫不逊色，而且刘吉的欺骗性更大，影响更恶劣。刘吉和张五常唱的是同一曲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大合唱。
    请看刘吉的自白：
    刘吉认为，“资本主义目前正如日中天。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年所揭露资本主义种种矛盾，原不过是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某些不完善而已，只要资本主义不是走下坡路，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展露，人类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它必然灭亡的规律。这样，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全部客观事实的基础就成问题了，马克思主义岂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吗？”（《刘吉文集》第462页）。刘吉公然向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提出挑战：“资本主义究竟到何时才能死亡？能不能死亡？该不该死亡？”“当代共产党人必须回答这个挑战”。（《刘吉文集》，第409页）。
    刘吉没等人们回答，自己就明确地给出了答案：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越来越繁荣，资本主义目前正如日中天；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举不出一个像当年《帝国主义论》中所列举的垄断资本实例。由于反垄断法的确立和实行，垄断已被新的竞争代替。垄断企业组织20世纪以后逐渐销声匿迹。既然没有垄断资本，何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理论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
    这就是刘吉在“理论创新”幌子下杜撰出来的“资本主义如日中天新论”。不过，这一回他又暴露了自己理论上浅薄和对历史无知。垄断资本的构成、组织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垄断寡头也会有死有生。但是，垄断资本并不会因此消亡。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中列举的垄断资本并未绝种。美国福特家族至今还牢牢控制福特公司4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经济参考报》2006年8月29日）。人们怎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现在地球上以后，为了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在20世纪曾经两次把人类推进互相撕杀的战场。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先后策划、发动、支持、直接或间接围剿、围堵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战争有四次：美国出钱、出武器，蒋介石出人的3年内战；朝鲜战争；越南和印支战争。它还派军舰游弋台湾海峡，阻挠我国统一大业。现在它仍在一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每年军费比所有国家的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消耗了宝贵资源，仅侵伊战争已耗资3790亿美元。以“伊拉克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莫须有罪名发动对伊战争，3000美国人和20万多伊拉克人成为美争夺中东石油和霸主地位的牺牲品。人们还记得，战后60—70年代西方国家长期陷入滞胀不能自拔，走出滞胀困境后又遭遇周期性衰退或危机。战后到世纪末世界性危机就爆发6次之多。90年代美国所谓“新经济”高增长最终以纳斯达克崩盘和硅谷萧条而终结。美国如今有1200万户家庭吃不饱。（路透社2006年11月15报导）。美国统治集团还贯于嫁祸于人、落井下石。90年代拉美国家被“华盛顿共识”拖进陷阱，“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不是西方物质文明和富裕生活，而是国家解体和长达15年之久的经济衰退。80年代末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传遍东南亚、东亚，进而又传至拉丁美洲、俄罗斯。在危机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黑手。这就是刘吉给人们编造的“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神话。
    刘吉编造这个神话是何居心呢？还是看看他自己的答案：既然资本主义活得很好，还会继续繁荣，资本主义就不能死亡、不该死亡，“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苦苦探求社会主义新路，先把资本主义‘拿来主义’好了，岂不可以更快地国强民富吗？”（《刘吉文集》第411页）。
    刘吉一方面竭力鼓吹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为美国统治集团控制中国谄媚献策。1997年5月27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讲演，公然向美国政府乞讨，建议美国在中国推行新马歇尔计划，说什么“中美友好的一个可能选择，……是类似当年给欧洲的马歇尔计划，21世纪开始向中国提供1000亿美元或更多的援助计划。”他呼吁“谁是今日美国的马歇尔？”（《战略与管理》1997年5月）。所谓《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以经济援助为名，行控制扩张之实，防止欧洲落入苏联势力范围或与美国分庭抗礼。从《计划》实行结果来看，美国的战略图谋确实达到了。刘吉一面在国内鼓吹不必苦苦探求社会主义新路，直接把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拿过来，一面又到美国乞讨美援，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的内奸嘴脸。

                  一个处处与中共唱反调的冒牌“中共高层智囊”

    刘吉可谓名利场上炒作的高手。尽管他从未自称“中共高层智囊”，但他却在自己头顶上制造了这个耀眼的光环，处处以某人为靠山自居。他在社科院身居副院长的高位，但在社科院历年参与中共重要文件起草的名录里却找不到刘吉的大名，在社科院上报供中央决策参阅的文件里从没有见过刘吉的大作。所谓“中共高层智囊”从何谈起？
    但是，如果要找找他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与党唱反调的言论，却俯拾皆是。这里，我们不妨择其要者，列举一二。
    ——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二大开幕词》）
    但是，刘吉竭力诋毁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全部客观事实的基础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的三个理论回应》）。他主张“我们何必苦苦探求社会主义新路，先把资本主义‘拿来主义’好了，岂不可以更快地国强民富吗？”（《关于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的三个理论回应》）。
    ——关于我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和方向
    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南巡讲话》）“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刘吉却认为，何必苦苦探索社会主义新路，把资本主义‘拿来主义’就能实现国强民富。他的论据归纳起来有三：一是在资本主义母体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成长、越来越多，公众公司具有无可争辩的公有制性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所得税、遗产税等使资本主义逼进了社会主义。二是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先进生产方式，人类终于为世界持久和平和世界大同找到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类世代理想终于升起了新的曙光。三是改革以来新生的私人企业主、私营企业和其它所有制形态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是先进生产力。（参阅《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私有企业》等）。揭开刘吉的“改革派”面具，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地道的资本主义信徒、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真实面孔。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性质
    正确地评论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改革前建设的成就，是关系到改革的性质和前途的重大问题。鉴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在改革之初党中央就作出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顶住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压力。这是统一全党认识的指导性文件，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具有约束力。
    但是，刘吉作为一位社会科学领域高官，他对历史问题一向随心所欲，顽固地坚持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对新中国改革前的成就全盘否定。他不只一次地公然断言：改革前实行的是“假社会主义”、“变了形的社会主义”。刘吉批评刘国光等“自作主张放言，是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全面的系统的与党中央唱反调的言论。
    对于建国后历史，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纪念建党85周年的大会上明确地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党成立以来做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是对历史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亿万人民和为之献身的先烈的尊重。
    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按照刘吉的“假社会主义”判断，“假的”怎能“自我完善”呢？刘吉主张的是改革应当把“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实行“拿来主义”！
    ——关于要不要和如何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问题。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改革的成果应当惠及全体人民，首先应让工农大众脱贫致富，决不能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人先富。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在解决平均主义问题的同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在改革之初，邓小平一方面鼓励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克服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告诫我们：“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进入新时期，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出分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严重性，指出必须限期切实加以解决：“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下）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清醒地看到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调整了发展和改革的思路，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已经在实施贯彻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但是，刘吉一伙却竭力加以干扰，与党中央对着干。首先，他根本否认存在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他认为现在中国日子过得很好，国泰民安；下岗工人的生活比“大跃进”后和“文革”时强多了；贫富悬殊问题完全是“左派”学者煽动起来的。其次，他认为现在急于解决贫富差距，是重犯“解放以来多次犯错误的‘左’倾幼稚病，其结果只会把经济搞乱，打断改革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关心“弱势群体”，“但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再其次，在刘吉眼中，造成“弱势群体”的原因是这些“弱”者自身素质太低，他们是落后生产力群体。正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先进生产力，他们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成为“弱势”。
    刘吉的这番议论彻底暴露了这位以“改革派”、“智囊”自居者的险恶用心。他把自己置身于工农大众的对立面。站到了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者一边。他不敢也不愿面对严酷的现实：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2900万，低收入贫困人口5600万，城市低保人口2247万，人均日消费1美元（联合国标准）的人数1.61亿，占总人口12.5%，农村失地的“三无”（无地、无职业、无社保）农民2000多万。（见《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全国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中占的份额为45%，其中最富有的1%人群占全社会收入竟高达35%，而最低收入的10%人群只占1.44%。（文汇报，2006年11月29日）。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约1.2亿人，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工资在800元以下，其中，月工资500元以下的占20%，近40%的农民生病不能去医院就诊。（《经济参考报》2006年10月30日），农村60岁以上老人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1.5%，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达61.36%。（《经济参考报》2006年11月6日）。25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GDP从3624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全国就业人口7.6亿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73亿人，医保1.37亿人，失业保险1亿人左右。（《经济参考报》2006年11月28日）。城乡居民的消费已下降到不足40%，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2%。刘吉动不动就给人们“忆苦思甜”（忆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的苦，思今日之甜），但是他不讲25年来我国GDP增长了6倍的事实，不讲25年我国工农大众对此所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代价。“忆苦思甜”这大概就是这位“高参”奉献给“中共高层”的智慧！
    “中共高层智囊”的桂冠也许是媒体给刘吉戴上的，但多年来他心安理得，写文章作报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权威自居。但一旦把他的高论与党的《决议》、《决定》等加以对照，他的庐山真面貌就显露出来了。
    在本文结束时，我们以言相赠刘吉：
  “不要一辈子的文章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批评别人，拿出真本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它相应方面的改革新突破作贡献，提供各种供党中央选择的建设性的建议。”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吉！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