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
——毛泽东人民军队宗旨思想介绍
李凯城
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道。对企业管理来说，最根本的道只能是宗旨。宗旨就是企业的生存目的，也可用企业使命来表述。
建军之初，毛泽东便提出了“人民军队”、“工农武装” 等概念，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宗旨，而且在领导人民军队的长期实践中，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思想，引导广大官兵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并以此来指导和推动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多次战胜一度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最终成为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钢铁长城，建军宗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管理学特别重视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强调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是培养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国内一些企业之所以长不大，活不长，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核心价值观，或者企业家提出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真正为全体员工所接受。
关于核心价值观，各企业虽表述不同，但仔细分析，无非两部分内容：一是企业宗旨，即企业为什么而存在，由宗旨决定了企业的使命、愿景、目标等；二是主要发展思路和行为规范，即为了实现企业的宗旨，该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前者为目的，后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目的决定了手段和方法，手段和方法围绕目的，为目的服务。国外一些企业家常用“使命与价值观”来表述核心价值观的这两层含义。如杰克•韦尔奇就提出，“使命感将指引你往何处前进，而价值观所描述的则是引领你到达目的地的行动。”
企业文化理论经常使用诸如目标、目的、使命、宗旨、愿景、战略、理念、哲学等概念，来描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由于个人理解不同，这些概念用得比较乱。其实，宗旨就是企业的生存目的，也可用企业使命来表述。愿景由宗旨决定，是对企业美好未来的一种展望。愿景的具体化即企业的发展目标。目标如何实现构成企业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用精练语言加以概括，即为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理念又分层次，有关企业宗旨的理念最为根本。关于理念的形上思考就是企业哲学，或者叫企业家的哲学。如读者认可上述区分，显然，使用宗旨来表述“企业为谁而生存”更为可取。
一般来说，企业的宗旨相对稳定，而发展思路则需随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也就是《基业长青》一书的中心观点：“保存核心，刺激进步”。相比较而言，宗旨比发展思路和行为规范更稳定、更重要。
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道。各行各业、各门学科及各个学派研究到一定深度，都要讲到道，而且大都会提炼出自己的道。对企业管理来说，什么是道？笔者认为，最根本的道只能是宗旨。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显然，只有宗旨才具有如此功能。有道的即有远大志向和崇高使命感的公司，不一定都能发展壮大，但无道的公司却一定做不大，活不长。
现代管理学强调的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70多年前就有精辟论述。建军之初，红军领导人便提出了人民军队、工农武装等概念。如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秋收起义的部队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军旗上印有镰刀斧头。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宗旨，充分阐述了建军宗旨的重要性。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主张，都是紧紧围绕宗旨而展开的。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对我军宗旨做出了经典概括，并一连用了六个“在这个宗旨下面”，来阐述宗旨的重要作用：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关于组织宗旨的作用，在笔者所读过的管理学论著中，再没有比毛泽东说得更清楚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宗旨，而且在领导人民军队的长期实践中，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思想，引导广大官兵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并以此来指导和推动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多次战胜一度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最终成为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钢铁长城，建军宗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不少企业家都意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有些企业也提出了使命或宗旨。可实际上，对怎样确定企业宗旨，为什么企业一定要有明确的宗旨，许多人并无深刻的认识。所以，说归说，做归做，宗旨等核心价值观常常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并没有在企业管理中真正发挥作用。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因为，越是深层次的东西，人们对它的认识越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笔者本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刚开始接触毛泽东建军思想时，领导和老同志都强调宗旨最重要，是整个理论的核心，笔者并不以为然，总觉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一句口号罢了。直到80年代末，笔者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管理理论，特别是读过《成功之路》等书后，才开始真正认识宗旨在管理中的价值。随着对管理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随着实际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笔者对宗旨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因此，为全面把握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真正弄清宗旨对管理工作的重要价值，有必要对宗旨在我军建设中发挥过的历史作用，及其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做一展开分析。
一、宗旨在我军建设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战斗力、凝聚力的根本来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宗旨，我军才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是毛泽东军队管理获得成功最大的秘密。
1、决策指挥有了最终依据
明确而统一的宗旨是组织正确决策的大前提。
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中，毛泽东也曾遇到不少重大抉择。如怎样规定军队的主要任务，怎样确定敌我友，怎样看待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利益关系，怎样处理军内外的各种矛盾，等等。由于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我军唯一的宗旨，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这一宗旨真正为全军官兵所接受，这就为军队各项决策提供了最终依据，使我军能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做出正确决策。
毛泽东关于唯一宗旨的论述，很值得企业管理者重视。办企业当然要赚钱，但赚钱并不是优秀企业的最终目的。这就像军队就要打胜仗，而打胜仗并非军队的宗旨一样。
明确的宗旨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企业只有将创造顾客作为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才能减少决策中的失误。只有以顾客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企业，才能获得最强的生命力。
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决策。决策的实质是根据客观形势和自身条件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如果一个组织的宗旨及由宗旨决定的目标十分明确，且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只是在方式方法选择方面出现了分歧，一般来说，比较容易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怕就怕组织的宗旨不明确，众人追求不同，各打各的小算盘。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可实际管理中，问题常出在这里。因为组织各成员包括最高管理者，每个人都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目标常不一致，难免影响到他们决策时态度，也就是俗话说的“屁股指挥脑袋”。这是当前一些企业决策困难，决策后也难以得到多数成员认同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明确而统一的宗旨是组织正确决策的大前提，如果大前提模糊，决策时自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中，毛泽东也曾遇到不少重大抉择。如怎样规定军队的主要任务，怎样确定敌我友，怎样看待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利益关系，怎样处理军内外的各种矛盾，等等。由于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我军唯一的宗旨，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这一宗旨真正为全军官兵所接受，这就为军队各项决策提供了最终依据。对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大家都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就比较容易统一认识。历史上我军之所以能在一些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做出正确决策，之所以全军将士积极拥护这些决策，是与建军宗旨明确，全军上下信守这一宗旨分不开的。
例如，“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要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对于这一重大转变，开始时许多官兵就想不通：红军与白军相互厮杀了10年，结下血海深仇，那么多的亲人、战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现在突然要接受对手的改编，摘下被许多同志视为生命的红五星，改穿国民党军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难想象这个思想上、情感上的弯子有多大。80年代上演的话剧《陈毅出山》，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当时陈毅同志奉命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安排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由于长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不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许多同志根本不相信这真是中央的决定。一支红军游击队队长，差点儿把陈毅当作国民党派来劝降的奸细杀掉。剧中的主人公确有人物原型，他叫谭余保。后来，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官兵从军队宗旨和民族大义出发，认识到全民抗战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自觉地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在八路军129师召开的抗战出征大会上，面对不舍得换去红军服装的官兵，师长刘伯承带头摘下配戴了10年的红五星，动情地说：“我们虽然帽子换了，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再如，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吃皇粮的，其主要职能就是打仗。而毛泽东却提出，红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的，她有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又提出，解放军要成为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这一决策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军宗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野蛮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遏制和封锁，加上连年遭受水、旱、虫灾，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一度非常困难，“水小鱼大，兵多难养”的矛吨十分突出。摆在我军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或者停止发展，或者加重税赋。毛泽东认为，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因为都对人民的事业不利。于是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到1943年，一些部队不仅做到了粮食和生活用品全部自给，而且反过来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从现代社会强调社会分工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好象不合潮流。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却是坚持人民军队宗旨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一再要求“军队要忍耐”，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全局，也是从军队宗旨出发的。为了集中财力搞经济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军实际军费一直是负增长。1991年，300万人民解放军，只有300多亿军费，人均一万元，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2，连印度都比我军高出好几倍。而当年美军的人均经费是15万美元。军费短缺给军队自身建设和官兵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举个具体例子。部队改换85式新军装时，由于经费困难，每个军官只发了一套，给正常换洗带来诸多不便。记得当时台湾报纸登出一幅漫画，画了一位“共军”，穿着大裤衩，蹲在刚洗过的裤子下面，等着衣服晒干。这当然属恶意挖苦，但还真不是胡编乱造。就拿笔者本人来说，当上师职干部后，很长一段时间还穿着打补丁的军裤。由此可见军队当时的窘态。只是因为有了长期宗旨教育打下的思想基础，全军官兵才能自觉地服从大局，最终战胜了这些困难。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外军，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当然，对宗旨的“唯一”性也不宜作绝对化理解。军队作为武装集团，军人作为社会职业，肯定也有自身利益。决策时完全不考虑部队及官兵的利益，军队根本无法生存，自然也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了。强调唯一宗旨只是表明，从根本上说这支军队是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一切行动都要考虑人民的利益，一切决策都应根据人民的意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解放军视为一个为自身谋取好处的特殊利益集团。
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唯一宗旨的论述，很值得企业管理者重视。企业宗旨虽有不同表述，但说来说去，无非是为各利益主体服务。一般企业都突出四个利益主体，即顾客、员工、股东和所在社区，有的还强调要兼顾供应商、合等。例如，希望集团提出“与客户共享成功，与员工共求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华旗公司强调要实现大众、代理、员工、公司、供方、社会 “六赢”，等等。当然，这些是能够写在纸上的。实际上，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亦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虽然很少写出来，可往往起决定性作用。
许多企业在描述使命和价值观时，常常将各利益主体并重，再三表明自己追求的是“多赢”。这一说法看上去似乎全面，可实际上只是宣传，并不合理。因为，并列第一，也就没有了第一。大家都是“上帝”，等于杀死了“上帝”。真正遇到矛盾时，管理者往往很难兼顾，总有个谁先谁后、谁轻谁重的排序甚至取舍。所以，强调各利益主体并重，等于什么都没说。
目前，关于企业宗旨，常见两种定位：一是定位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主要以美国企业为代表；一是定位于员工利益的最大化，以日本企业为代表。前者容易导致企业急功近利，后者容易使企业失去活力。至于国内管理学界，似乎更赞同前者。如某著名大学一位教授就明确表示，他很欣赏 “收获事业带来利益收获，满足股东带来员工满足，回报社会带来企业回报”的企业哲学。理由是：“先有股东再有员工，股东若得不到满足，不是撤资，就是换人，你空有满足员工的愿望也是无可奈何。”
那么，世界著名的管理学者、成功的企业家又是怎样认识这一问题的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彼得•德鲁克就明确提出，“假如我们想要知道企业是什么，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企业的宗旨。企业的宗旨必然存在于企业之外。事实上，由于工商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所以企业的宗旨必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企业的宗旨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意思是说，法人如同自然人，活着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生存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只能产生于对社会的贡献中。德鲁克还强调：“顾客是企业的基础，并维系着企业的存亡。”“正是因为企业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社会才会将创造财富的资源交付给企业。”
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军唯一的宗旨。德鲁克提出企业的宗旨只有一个，即创造顾客。这种措词上的高度一致绝非巧合。关于这个问题，企业虽然存在着若干利益群体，可宗旨只能是创造顾客。所谓创造顾客，就是想方设法了解社会需求，然后千方百计加以满足。简单地说，就是找到顾客，为之服务。《基业长青》一书的看法一语中的：企业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的全部收益，包括员工的报酬、管理者的所得、股东的分红，以及对所在社区的贡献，不过是顾客需求得到满足后所给出的正常回报。所以，只有以顾客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企业，才能获得最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为客户创造价值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和依据。
最近出版的《公司为谁而生存》一书，通篇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该书中文版近30万字，“用战略层次的、管理层次的和道义层次的论据，有力地论证了公司从股东至上的追求目的，转移到顾客至上的追求目的的必要性。”认为，“当公司把股东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长期股东并不能最大限度地获益。”“同样，当公司追求的目的成了把员工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时，员工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受益。”进一步说，如果“组织追求的目的只是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那么它会由于其模棱两可的性质而无法打造组织的显著特色。”所以，“顾客至上的目标，既是公司获得良好效益的关键所在，又是提高公司服务对象及为公司工作的员工生活水平的关键所在”。该书的结论是：由于企业目的不明确，美国公司普遍陷入了精神危机。“对美国公司而言，变革的精髓则在于树立新的追求目的。”
其实，强调为顾客创造价值是企业的唯一诉求，并非现代管理学的新发现。过去经商有一句老话，“顾客是衣食父母”。国外也流传一句口号，“顾客就是上帝”。这两句话强调的都是顾客的绝对价值，隐含着不能以买卖人的态度对待顾客的意思。试想，谁能与上帝谈生意呢？谁能与自己的父母讨价还价呢？
近些年，国内一些企业已开始关注宗旨问题。如华为公司《基本法》就明确规定：“我们要以服务来定队伍建设的宗旨，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准绳。”华为将公司定位于设备制造商，为了集中精力于研发和制造，公司领导明确表示，华为永远不进入运营领域。
但据笔者所知，国内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仍属少数，相当多的企业尚未形成明确的宗旨。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企业追求的就是利润最大化。部分管理学家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宣扬的，也是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企业家为了多赚钱，自然就会认真地为顾客服务；因此，“为人民币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企业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润最大化”显然，这一观点与世界著名管理学者和成功企业家的最新观点截然不同。
办企业当然要赚钱，但赚钱并不是优秀企业的最终目的。这就像军队就要打胜仗，而打胜仗并非军队的宗旨一样。毛泽东当年明确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一再强调军队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同样，企业也应防止狭隘的单纯利润观点，不能为了赚钱而赚钱。如果一心想着赚钱，只是为了赚钱，企业就难以形成统一而明确的奋斗目标，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例如，一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急不可待地去搞多元化，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宗旨，因而什么赚钱多、来钱快就做什么。决策前，好象处处是馅饼，到头来却发现处处是陷阱。相反，那些宗旨明确的企业，追求的是为顾客服好务，以便更多地创造顾客，自然就不容易为送上门来的所谓“赚钱机会”所诱惑。
再如，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时常会遇到自身利益与顾客权益出现矛盾的情况。如果管理者一心想着自己多赚钱，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难免做出损害顾客利益的事情来，如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虚假宣传、霸王条款，等等。虽然一时可能占到些便宜，可损害了顾客，最终必然损害到企业及其管理者自己。相反，那些以创造顾客为宗旨的企业，遇到矛盾时，宁愿自己少赚些钱甚至吃点亏，也要处处维护顾客的利益。所以他们才能真正赢得顾客的心，将事业越做越大。
又如，如何处理与同行、与合作伙伴、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关系问题，也是企业家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如果企业家刻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便很容易做出以邻为壑、不讲信誉、污染环境、危害社会等错误决策。从一时情况看，企业确实赢利不少，但从长远看，却彻底败坏了企业的形象，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总之，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决策。明确的宗旨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企业只有将创造顾客作为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才能减少决策中的失误。
2、奋斗牺牲有了力量源泉
能够激发军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人民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
正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问题，所以我军广大官兵战时才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平时才能无私奉献，自觉牺牲。
关于如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西方管理学通常给出三种办法：一是物质刺激，二是情感笼络，三是兴趣诱导。其理论依据就是管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激励手段和方法、用好了确能收到效果。但其效用是有限的，搞不好还会有副作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源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完全不同，一般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认为人的需求结构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人可以教育，而且必须加以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特别是德育所要改变的，正是人的需求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管理学不仅越来越强调精神的价值，而且开始将信仰与管理直接挂钩。如果说人的其他各种需要，都可算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普通燃料”，那么信仰则明显属于“核燃料”。
在毛泽东管理思想的鼎盛时期，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远不如现在，可工作热情却异常饱满，社会上多数人对生活的满足感也远胜于今，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管理者所要做的，就是明确组织的宗旨，然后将员工个人的价值与组织的宗旨挂起钩来，引导员工在履行组织宗旨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意义。
军人是奉献的职业。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军人做出奉献牺牲。因此，要想缔造和领导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就必须为军人的奉献牺牲找出充足理由。
能够激发军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所谓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宗教是常见的信仰之一。除宗教外，其他一些具有某种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并由此形成各种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人民就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战争年代，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来自这一信仰。人们之所以将毛泽东的管理称为基于信仰的管理，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宗旨在调动官兵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有许多精辟阐述。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这是红军作战勇敢，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朱老总也曾语重心长地对部队官兵说：“我们打仗究竟为谁，过去许多同志不知道，我们有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是帮蒋介石打仗，我们是帮毛主席打仗，说国民党军队帮蒋介石打仗，这是对的，可是说我们帮毛主席打仗，那就错了。同志们要知道，正相反，我们是为你们，毛主席和我都是为你们，为士兵服务，士兵又为人民打仗，为自己翻身打仗的。” 正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问题，所以我军广大官兵战时才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平时才能无私奉献，自觉牺牲。
真实的战争往往是异常残酷的，远不像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么浪漫。军人每一次走上战场，都有再也回不来的可能。在生死考验面前，一切物质奖励都会减效直至失效。过去有一句老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话虽这么说，可细想一下，如果命都没了，重赏有何意义？所以，古往今来，凡善于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都高度重视对官兵的精神激励。曾国藩就说过，“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也许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近些年一些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常有部队发起冲锋前，指挥员让人抬出银元，用以组织敢死队的镜头，如《血战台儿庄》、《亮剑》等。应该说，这里面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实际上，临上战场时官兵们考虑最多的，并不是仗打下来能分多少钱，而是如何交待后事。在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战斗打响前，党员们纷纷上交最后一次党费，非党员也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党组织，表示万一自己“光荣”了，希望能被追认入党，这些钱算作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不难想象，由这些视死如归、做了最坏打算的官兵所组成的部队，与那些完全靠金钱维系的部队，其战斗力会有多大的差别。
世界上没有战无不胜的军队。当一支部队陷入绝境，官兵已没有任何生还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有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作为精神支撑。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很难做到“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而我军历史上这样的战例却很多。如抗日战争中，我新四军某部四连奉命在淮阴北面的刘老庄阻击日军。在数千敌军的围攻下，全连浴血奋战一昼夜，毙敌170余人，最后弹尽粮绝， 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再如，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描写了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松骨峰战斗。当时，为阻击美军撤退，完成合围任务，我志愿军某部也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正是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构成了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军队在这方面这就差得多，往往只是感到没有获胜可能了，便会缴枪投降。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缅甸战场，开始阶段英军与日军势均力敌，基本上打成平手。正当日军精疲力竭，准备作困兽之斗时，突然传来英军主动投降的消息，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如果说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是军人的职业特点，古今中外的军队概莫能外，那么，做出巨大牺牲后不图回报，显然就不是所有军队都能做到了。而我军广大官兵由于接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如魏巍笔下在松骨峰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李玉安，其实并没有死。重伤痊愈后，他复员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一干就是几十年，始终过着贫穷的生活。可他却从没有对人讲起自己就是作家笔下的英雄，更没有为此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老部队发现并宣扬。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李玉安一样无私无畏、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解放军才有了骄人的战绩和崇高的声望。
军人的牺牲岂止在战场。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无数军人在为国尽忠，奉献牺牲。我军一些边防部队，长年驻守在高山海岛，条件艰苦，生活单调，面临着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些哨位严重缺氧，官兵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吸足一口氧气。有的战士独自一个人看守靶岛，一呆就是几年。可基层官兵的物质待遇，却一直低得可怜。社会上一些对我军情况不了解的人，常常很不理解：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么傻的兵！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其实，根本原因就在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建军宗旨。支撑基层官兵的正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奉献牺牲精神，所以他们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用官兵的话说，“如果不是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就是有一座金山放在那里，我也不会去拿！”
就像军队官兵始终面临“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样，企业同样存在着员工“为谁工作，为谁挣钱”的问题。当过领导的朋友都清楚，管理工作中最难的就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只要员工有了工作积极性，自己想把事情做好，管理者的任务就完成了大半。至于该干什么，怎么去干，会不会干等，相对来说要好解决得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调动员工积极性是管理的第一要务。
关于如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西方管理学通常给出三种办法：一是物质刺激，二是情感笼络，三是兴趣诱导。其理论依据就是管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认为只要满足了这些需要，就可以激发人的行为动机。所以，管理者要想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必须针对不同层次需要设计出一套激励系统。具体说就是，针对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实行物质刺激；针对被尊重、爱和归属的需要，实行感情笼络；针对自我实现的需要，实行兴趣诱导。应该说，马斯洛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激励手段和方法、用好了确能收到效果。但必须指出，这些激励措施的效用是有限的，而且搞不好还会有副作用。
首先，分析物质刺激的效果。现在多数企业都将提高待遇作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这招比较好用，也容易立竿见影。因而许多企业家考虑调动员工积极性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管理学界对此也十分认同，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证。有学者甚至提出，在现实生活中能激励部属为老板卖命的唯有金钱，其他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谁信谁倒霉。
应该承认，现实生活中只认钱，只肯为钱而工作的大有人在。在中国目前社会条件下，物质刺激仍然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但必须看到，物质刺激的作用是逐渐弱化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物质刺激作为管理手段，其边际效用会递减。例如，当一个员工月收入只有1000元时，给他发200元奖金，他会兴高采烈，干劲倍增。当员工月收入为10000元时，发个2000元红包，估计不会有太多兴奋。如果月收入达100000元，该发多大的红包才能让员工振奋起来呢？恐怕不用心理学家研究，读者凭常识也能做出推断。所以，要想保持激励效果，就必须不断增加刺激强度。现实中一些管理者感到奖金没少发，可似乎不起作用，原因就在这里。可不断加重奖励，给多少才是头呢？企业又怎能承受得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强刺激需要严监督、强控制来平衡，如果将员工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金钱，很容易导致管理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像古代战争中，一些将帅为激励士卒，战后常用斩获敌人的首级来计功。这一招固然起作用，可一些官兵并未因此而勇敢起来，反倒靠杀老百姓来冒功。
现代管理中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如“安然事件”。本来公司董事会制订出重奖政策，是为了鼓励领导层努力工作，取得好的经营业绩。没想到一些高管感到靠正常努力，很难实现董事会规定的经营目标。可他们又不想失去重奖，于是便做假账，编造经营业绩，最终导致了公司的破产。再如中国足球。按说男足运动员的收入已经很高了，不仅大大超过其他运动项目，甚至不比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足球运动员低多少，可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假球”？原因就在于：“卖球”要比进球容易得多。重赏之下真有勇夫——受金钱的诱惑，许多运动员不是勇于赢球，而是“勇于”输球。
强刺激必须靠强控制来平衡。可如果监控措施过于严格，又容易影响基层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而这两点恰恰又是知识经济条件下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强刺激需要强控制，强控制又影响经营时效，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节。
再进一步说，企业一味靠提高待遇来调动积极性有如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高待遇势必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而员工待遇往往是刚性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管什么理由，企业降低员工待遇都将导致士气萎靡，队伍瓦解。在行业景气、企业迅速发展时，高成本运营也许尚能维持，一旦遇上经济波动或发展受挫，企业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降低员工待遇，等死；而降低，明显是找死。笔者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在企业形势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再三强调“华为的冬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高的薪酬不仅对企业是沉重的负担，对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发展也未必好事。曾任华为公司副总裁的李玉琢就表示，很担心华为的年轻人一旦离职能否找到新的岗位，能否适应不那么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样来的，他们认为无论到哪里拿高薪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说“离开华为后，我几乎不敢用华为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用不起；当我到每个城市出差，见到的一些华为人都深陷享乐、悠闲（打高尔夫成风、成瘾）之中，我不禁深为华为的未来担心，我相信古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的深刻。”
正因如此，所以近年来国外管理学特别强调奖励政策的正确运用。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社会，美国人也最讲实际。可恰恰美国的管理学界，近些年出现了正确评价金钱作用的呼声：“你不能用金钱收买你的孩子做作业，也不能用金钱贿赂你的夫人做家务，更不能用金钱激励你的员工为你工作。”
高工资、高待遇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有没有其他物质刺激手段呢？从实际情况看，管理者常出三招：一是晋升职务，二是员工持股，三是股票期权。应该承认，这三招用好了都会有些效果，可也有各自的局限性。
职务晋升一般仅对少数优异员工起作用，因为一个员工的升迁往往意味着对一批员工关上了晋升的大门。所以，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特别强调在组织内部“不要过度强调升迁”。否则，多数员工早晚都会成为失败者。通常情况下，只有在组织迅速发展时，方可将职务晋升作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因为只有这时才会出现大量高层职务等待后来者。显然，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朝阳企业一旦发展速度降下来，马上就会出现人心浮动，斗志下降的现象。联想公司前总裁柳传志之所以要大谈事业心与上进心的区别，要求员工将上进心提升为事业心，不要只关注个人职务的提升，应多关心联想事业的发展，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当然，不是每个企业家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据报道，有的企业家提倡在管理中引入国际象棋规则，允诺小“卒”只要攻到底线，便都可以封“后”，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人多官位少的矛盾了。这种说法颇有诱惑力，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且不说小“卒”攻到底线有多不易，即使真能称“后”，都称了“后”，这“后”还有啥威力？棋又该如何下？
员工持股有利于主人翁意识的形成。但对于大企业来说，每个员工真正持有的股份非常有限，远不足以起到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作用。对“一股就灵”观点，无论经济学家还是管理学家，都一直持有异议。德鲁克就说过：“以为员工只不过因为拥有公司10股、25股或100股的股份，就会改变对利润的态度，也未免太天真了”。至于企业家，头脑自然更清醒。如卓达集团的总裁杨卓舒就认为：“给员工股份不管用。第一，给员工的股份参与不参与流通，是个问题。不流通股份就不增值，就实现不了现金价值，员工就会有怨言；如果流通，很多员工会贪图眼前利益，拿到钱以后随时离开，那么公司就白给他们股份了。很多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第二，当钱以股份的形式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员工不但没有积极性，反而产生巨大的惰性，在中国那种有着充分责任心、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是少数，不要脱离中国的社会背景来考虑公司治理结构，许多人有了30万、50万，房子有了，稳当了，就不思进取了──因此，我卓达坚决不搞股份制，如果非要搞，也不是现在的搞法。”
股票期权通常适用于少数业务骨干，其着眼点是将骨干员工的长远利益与公司的发展捆在一起。且不说股票期权的前提是公司上市，并非每个企业都有条件进行操作。即便是能搞，毕竟也是“远水”，是否真能解决员工的“近渴”，也还难说。另外，对一些骨干员工来说，反正股票期权也是额外所得，自己并没有真正投入资金，实在得不到就算了。所以，靠“金饭碗”不行，加上“金手铐”也未必有效。华为公司前总裁李玉琢在其新著中就写道：“华为实行内部员工持股，按理应使很多员工可以视华为公司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爱惜有加，更少打工意识，更多归属感、成就感和主人翁意识。遗憾的是，在数千人的公司里，甚至手握大把股票的员工，也并没有觉得华为是自己的，或是自己成功的象征，强烈希望它越办越好。”
总之，物质刺激有效但作用有限，调动员工积极性不能只讲物质刺激。还是德鲁克说得好：“我们无法用金钱买到责任感。金钱上的奖赏和诱因当然很重要，但大半只会带来反效果。对奖金不满会变成负面的工作诱因，削弱员工对绩效的责任感。”
从更深意义上讲，如果只讲物质刺激，那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了，也就是把员工当作动物来看待。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教管理学的老师就是这么看待人性的。如某著名大学一位EMBA班的班主任在推介其课程时，就大讲特讲所谓的“喂鱼理论”，将员工比作马戏团中的海豚，从饲养员训练海豚时如何使用小鱼作诱饵，来介绍他所谓的激励理论：平时不能喂得太饱，否则鱼饵的作用就不明显了；对跳得高的海豚喂大鱼，跳不高时喂小鱼；对不同口味的海豚，喂不同种类的鱼，等等。且不说这套把戏实在没什么新意，但凡搞企业的谁能不懂这一套。往深里说，这是对员工人格的一种污辱，也是对企业家的一种误导。
其次，分析情感笼络的效果。人都是有情感的，特别是中国人，主张“为朋友两肋插刀”，赞赏“士为知己者死”。老板讲究情义，以情感人，关爱员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收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也必须看到，情感笼络并非总是灵验的：
一是情感很容易成为保健因素。初始阶段，激励效果明显，可时间长了，员工会认为老板对自己好是理所当然，是为哄着下面多干活，因而激励作用会越来越弱。思想基础好一点的员工尚能将心比心，讲职业道德，差一些的反而会利用老板的好心来谋求个人利益。现实生活中，一些老板常常想不通：我对下面这么好，员工们为什么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其实，道理就在这里。
二是老板与员工关系过于密切了，也容易带来副作用。如部属一旦出现工作失误，处理起来就会心生顾虑，担心“情感投资”前功尽弃。又如老板的情感受多种因素影响，很难做到对所有员工“一碗水端平”，容易使员工产生亲疏之别，以致激励了个别人，得罪了一大批。所以，管理者应该对员工有情有义，但不宜以情感作为激励手段，更不要去玩情感。玩情感就好比玩火，搞不好会烧着自己的。
最后，分析兴趣诱导的效果。利用员工自我实现的需求，靠增加工作的挑战性激发员工的兴趣，也能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与单纯依靠物质刺激比，这一招无疑是个进步。现在许多高科技企业就是这么做的。所谓“为员工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你有多大的本事，我就给你搭多大的舞台”，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激励口号。但需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有挑战性，都能引起员工的兴趣。企业中总会有大量事务性工作或简单操作性劳动，需要招聘一些普通员工。他们在公司里虽然很不起眼，对企业赢利也没有明显贡献，可离开了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转。对这些工作，要让现在的年轻人发自内心地产生兴趣，是很难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只有宗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宗旨可以将平凡琐碎的工作，与一个远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看到平凡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雷锋同志提出“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螺丝钉不起眼，本身没有多大价值，可它却是整部机器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如果企业有明确的宗旨，每个员工都能真正认同这一宗旨，甘愿为之奋斗，甘愿做企业这部大机器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以致在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那该是多么强大的能量！那不正是张瑞敏所追求的，“什么叫不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叫不简单；什么叫不容易，把容易的事情做100遍就是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不断有人批评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说什么“提倡螺丝钉精神是引导年轻人自甘平庸”，“为什么要提倡年轻人当螺丝钉，当发动机和齿轮不更好吗？”持这种论调的人，一定没做过管理工作，甚至可能没接触过机器。应该给他一大堆发动机和齿轮，让他拼出一部机器来试试。
前一时期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工人意味着什么”。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极不正常、极不合理的现象，即盲目地推崇成功、吹捧精英。以致各种各样的知识精英、管理精英、权力精英、娱乐精英占据着媒体、银幕和舞台，人们翘首仰望着权力榜、财富榜、名望榜，一心指望成为其中的一员，而寻常生活则不受尊重，平凡的人生似乎没有价值。这种舆论导向已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剥夺，是对一个人最彻底的否定。只要平凡不能得到价值上的认同，芸芸众生的生活意义便无从建立。”
靠兴趣诱导调动员工积极性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员工的兴趣会不断变化。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受社会时尚影响很大，兴趣经常发生转移。能够对本职工作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全身心投入的，实在为数不多。有些人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懒得去撞。对于这部分青年，兴趣诱导的激励效果会十分有限。
正是因为看到了上述三类激励方法的局限，所以近些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开始关注调动积极性的其他精神因素，如价值、意义和信仰等。例如，彼得•德鲁克就提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需将自己经营成一个可以吸引员工停留、贡献的机构，而光是满足员工的贪欲，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追求卓越》的彼得斯认为：人需要活得有意义，而意义与马斯洛的五种需要不同，不可能来自人本身，而只能来自社会；著名管理学家约翰•科特也强调，领导者激励员工有四要素，包括向相关人员明确组织长远目标的价值，让他们积极参与进来，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他们的成功给以公开的认可和奖励；而《第五项修炼》的彼得•圣吉则主张，企业修炼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共同愿景，共同愿景可以有效地调动员工积极性，等等。
以上这些论述虽然角度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教育员工树立起一种精神追求，然后将业务工作与这种精神追求联系起来，进而从根本上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基业长青》中讲的教派般的企业文化，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像信众对待自己的信仰一样，来对待公司的事业。
实际上，国内一些优秀企业也是这样做的。如联想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员工的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海尔的提法是“个人生涯计划与海尔事业规划的统一”。用张瑞敏的话说就是，企业由个人组成，没有个人能力和积极性的发挥，组织就不会有活力，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在制订各项管理措施时，公司必须充分考虑员工个人现实的价值追求。但组织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共同价值是个体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不强调共同价值，组织就无法存在。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增进而缺乏合作价值观的企业，在文化意义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在经济上也缺乏效率。
国内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对个人价值与组织目标关系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误区。在毛泽东时代，讲到集体与个人关系时，经常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站出来反驳，说这一提法违反常识，应该是“小河无水大河干”。从自然常识上讲，确实是小河有水且多，大河才能满。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小河之水只有在大河中，以致流入大海中，才能获得永存。华为人提出的“牺牲小我，溶入大我”，是实际管理者的必然选择，也是对自由主义的有力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管理学不仅越来越强调精神的价值，而且开始将信仰与管理直接挂钩。最近国内公开翻译出版的两本管理学著作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本是《爱上星期一》，为美国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燃气设备制造商，他在书中介绍了自己如何将信仰与管理相结合，用《圣经》指导企业经营，解决管理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最终获得信仰与事业双丰收的经历。另一本是《当和尚遇到钻石》，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大学毕业后到西藏喇嘛庙出家，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获得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后来他返回市俗社会，开始做钻石生意，将《金刚经》的原理用于企业经营，很快便获得成功。在历来主张政教分离的西方社会，为什么近些年竟出现这类倡导将管理与信仰直接挂钩的著作？信仰与管理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信仰其实也是人的一种需求，而且是最深刻、最本质的需求，是人的需求与动物需求的主要区别之一。因为只有人才能清醒地意识到，在个体有限的生命外，存在着一个近于无限的宇宙，进而产生将个体生命与某种具有无限性质和绝对价值的东西联系起来，从后者获得人生意义的内在要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需要信仰，信仰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幸福和满足，带来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如果说人的其他各种需要，都可算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普通燃料”，那么信仰则明显属于“核燃料”。
近些年管理学讲激励理论，大都要讲需求—动机学说，讲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在许多学者眼中，这套理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可笔者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只是一种假设，不仅根本无法证实，而且很容易被证伪。对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提出过质疑，就连马斯洛本人后来也试图修正自己的观点，提醒人们不要过于机械地理解各层次需要的顺序。问题还不止是人的需要该如何排序，而在于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着重大缺陷。西方管理学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常常将人的需求视为固定不变的天性，认为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发现并顺应这一天性，想方设法加以满足，以此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最为典型，其理论基础就是英国近代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三点“群氓假设”：人都是一心谋求个人利益；人追求的主要是物质上的满足；人受理性支配。泰勒那一套“大棒加胡萝卜”的管理办法，完全建立在李嘉图的“群氓假设”上。以梅约为代表的行为科学比泰勒进了一步，开始承认除物质需求外，人还有精神需求；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文化人；不仅受思想支配，而且受情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行为科学提出了一些新的激励办法。虽然对人类需求的认识比原来丰富了，但从思想方法上看，行为科学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努力发现人的需求，然后想方设法加以满足。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即“真正的目标管理应该是寻求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结合点，而一旦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员工就被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
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看法却根本不同，一般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认为人的需求结构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儒家内部虽然有“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但二者的结论却趋于一致，即人可以教育，而且必须加以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特别是德育所要改变的，正是人的需求结构。儒家十分推崇并竭力培养的所谓君子，其实就是将“克己复礼”内化为自身需要的人。法家虽然主张依靠赏罚来达到管理的目的，但也表示要“以吏为师”，并不否认教育的价值。在传统文化看来，人是生存环境和所受教育的产物。只要加强思想教育，改变或控制环境，就可以改变以致重塑人的需求结构，从而达到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比较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显然，中国人的看法更合理，更可取，并且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相吻合。按照东方管理思想，管理者不能只是被动地发现并满足人们的现有需求，而应通过加强教育和控制环境，来影响人，改变人，进而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又进一步改造了客观世界，实现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使人不断地摆脱动物性的羁绊，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西方管理学也开始强调确立崇高目标的重要。《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一书的劳伦斯•米勒就提出，美国的公司向来被认为是一个不讲人情的唯物主义机构，它们没有赢得一般大众的热爱。这是因为它们既不激励人类去追求崇高的目标，又不激励个人为了自己而对公司忠诚和献身。美国公司的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需要崇高的、能激发想象力的、并使普通人也能忠诚和献身的价值观来平衡。因为，追求意义是最根本的人性。人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找意义。公司应该提供这种机会。一个组织若被视为正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并且前后一贯地遵循，人们就会相信他代表组织所做的努力具有个人的意义。
《成功之路》的也认为，“领导人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阐明企业的价值观体系并给它注入生命力。”但是，“要创立并灌输一种价值观体系，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要靠“领导人躬亲实践他想要培植的那些价值观，堂而皇之地、诚恳踏实地、持之以恒地献身于这些价值观，并应辅之以非比一般的坚忍去加强这些价值观。”在这样的组织中，不仅员工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也得到了充分满足，他们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很了不起”，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一种自己已跻身于最优秀之列的感觉，一种制造出了某种为大家所普遍器重的高质量的东西的感觉。”
东方的管理思想更合理、更可取，但是否有些理想化？通过改变人的需求结构来达到管理目的的思路，到底可行不可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在毛泽东管理思想的鼎盛时期，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远不如现在，可工作热情却异常饱满，社会上多数人对生活的满足感也远胜于今，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总之，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根本点在于实现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相一致。一致通常分四个层次：一是利益上的，二是情感上的，三是兴趣上的，四是信仰等精神追求方面的。其中，最有价值、代表现代管理发展方向的显然是第四层次。宗旨就是组织的使命和目标。管理者所要做的，就是明确组织的宗旨，然后将员工个人的价值与组织的宗旨挂起钩来，引导员工在履行组织宗旨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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